医疗纠纷居高不下，怎样解决纠纷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首先应当说，医疗纠纷的复杂性是有其原因的。一起医疗事故的发生，通常不单纯只是医生技术水平上的问题，往往还有服务态度、临床思维方法、知识广度、经验积累和当时的客观条件等因素。虽然近年来，各种先进的诊断仪器和新药大量应用于临床实践，但是医疗事故的发生并未因此而减少。
据调查，当前医疗事故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专业技术不精，操作不当，导致错诊、误诊、误治；
医院管理不善，个别医护人员粗心大意、责任心不强，严重违反操作规程，造成对患者不应有的医疗事故；
某些药品及医疗器械质量无保证，导致患者病情加重，致残甚至死亡或在输血、输液时感染上病菌；
医生对病情发展不了解，对病情观察不细致、不准确，对疾病本质判断错误，对疾病或并发症不了解、未发现或未认识，也未及时处理和预防。
出现医疗事故纠纷后，在鉴定和处理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
现行有关医疗事故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而且与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相抵触。最高人民法院在法行函（1998）63号《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中明确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这表明，鉴定结论只是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而不是诉讼证据。但是在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则规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是医疗事故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只有它的鉴定结论才能作为认定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
与此同时，医疗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目前《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和司法机关的司法之间，存在很多真空地带，彼此不衔接现象严重，造成司法机关在审理的诸多环节中无所适从。
客观地说，任何一家医院都可能会发生医疗事故。问题在于，出了事故怎样进行善后处理。除了一些简单明了的医疗事故大家都容易理解之外，大部分医疗事故都需要经过专门的鉴定部门来明断是非。《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事故由卫生行政部门自己处理，这种“关起门来论是非、自家人断自家官司”、“老子判儿子”的做法，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患者不答应的。
医疗事故的处理，最终往往都会涉及到经济赔偿。对于侵害生命健康权的赔偿范围，《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医疗事故的赔偿，也应该照此执行。而目前卫生部门在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时，是按照1987年颁发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来执行的，根据事故的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规定最高限额）。各地都有一些在80年代末制定的最高标准限制，例如浙江4000元，广东、广西和西藏均为3000元。“一条人命不如一台电脑值钱”，当然是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2000年1月17日，卫生部在南京召开全国性的研讨会，修改制定《医疗纠纷处理办法》来替代已经过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声明医疗纠纷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息传出，立即招致人们的强力反响：卫生部无权对医疗纠纷作法律解释！
在旧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已经过时、新的办法还没有出来以前，专家指出，在患者看病尤其是看大病、动手术以前，实行医疗公证不失是一个好办法。
其实，我国第一例手术公证已经出现。1999年3月4日，武钢二医院为周梅根实施了我国第一例公诸报端的公证手术。
87岁的周梅根股骨颈骨折，需要做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但是术前检查发现，其并发有许多严重内科疾病，经过医生讨论认为麻醉风险极大。面对这种情况，医院对手术有许多顾虑。而病人却十分痛苦，曾3次自杀。为了解除医生的后顾之忧，更好地给父亲治病，老人的子女想到了法律公证，并和医生一起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经过周密的准备，医院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事后记者就手术进行公证有没有必要，对有关人士进行采访。结果表明，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都认为手术公证通过法律手段能够公正、公平地解决相关事宜。当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公证费用由谁来承担、公证的程序以及什么样的手术应该进行公证等。但是不管怎么说，通过公证，医院、医生、患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采用法律的手段来加以保证，这有利于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