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他后来在自己给编的年谱中，所谓的1895年5月2日，自己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上书的事纯处扯淡。事实上，1895年，中国历史上的确有公车上书，1895年5月2日这一天，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纷纷上书，多达十五起。还有官员上书，为国家献计献策。唯独没有康有为领导的什么“公车上书”。
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后来的变法主张。在中得进士后，他并没有留下来做官，而是继续不断上书，并出版《中外纪闻》，组织了强学会，每隔十天举行一次机会，讲演世界形势，探求中国自强之道，宣传维新变法。在这一时期，后来的六君子纷纷成为康有为的忠实听众，康有为的维新实力已经初具规模。
维新运动兴起后，朝廷中的顽固派严厉打击之，康有为在北京不得安身，只好南下到上海、南京、两广等地组织学会，出版报刊，为变法维新奔走呼号。在他的号召下，一些维新志士纷纷响应。两年后，康有为回到北京，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这无疑等于抽了清政府一耳光，保国本是朝廷的事，现在沦落到让读书人来保了。
如何保国，康有为当然有一定的主张，但有一个主张很让当时人吃惊。就是，他想把中国人移到巴西去。他说：中国人满久矣，美国、澳洲现皆正禁我殖民，且两处都乱离迫至。遍考大地之内，可以殖民地区，只有巴西纬度与我国最为接近，地域数千里，亚马逊河横贯其中，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倘我就此移民巴西，则可以建一个新中国。
等于说，中国现在实在保不住，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弄一批人到巴西，只要“保住了种”，待强大后再从头来过。
这也正是他找到李鸿章的最直接原因，据说，李鸿章当时听着康有为在那里说这个移民计划，听着听着就有点困，最后摆了摆了手说，“想法不错，此事如能办妥，自然不妨去做。只是要使这么多的中国人一下子都迁到巴西去，总也要得巴西国来使求我才合乎程式呀！”
康有为知道，这位大学士脑袋里都是糨糊，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在今天看来，康有为的这个移民计划和移民火星同样的荒唐绝顶。但李鸿章又不好拂了康有为的面子，因为康有为在读这份计划时，简直如同宗教徒祷告教主显灵时的狂热。
另外，李鸿章哪里有心情搞移民，他已经被德国人和俄国人给搞得脑袋大一圈了。1898年，德国人把军舰开到了山东，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借口就是有两个他们国家的传教士死在了山东。你们他妈的活该不是，在你们国家传教多好，非要跑到不信教的中国来传，中国农民连孔子都不信，会信你那名字一长串的主？
但是，借口的背后如果有军队，借口就会成立。德国一占胶州湾，沙俄眼急了。他也把舰队派进了中国北方的唯一军港旅顺。
这两个强盗拿着枪，站在甲板上，要中国来谈判。此时，清廷负责外交的全权大臣就是李鸿章。但他又不能做什么，要在海上打仗，军舰在几年前全被日本人一窝端了。他所能做的只能低声下气。
1898年3月，也就是康有为入京的2个月之后，李鸿章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的交涉谈判已进入了拍板阶段。德国人说，想要自己撤兵可以，但要把胶澳湾出租给他99年，没有租金。还有就是中国仅有的铁路之一的胶济铁路和路旁30里内的矿山开采权。
正当李鸿章要在这个苛刻条件上签字想要万事大吉时，在旅顺的俄国人不干了。因为他们听到消息，法国人得了很多好处，并且这种好处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
于是，俄国人立即向中国驻俄专使许景澄发出最后通牒，强调他提出的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必须在14天内得到答复。
那个时候，列强都跟警犬一样时刻听着中国这个嫌疑犯，一有风吹草动，他们肯定最先知道消息。数日之后，英国人就来了，率领远东舰队强行占领了威海卫，限中国两天之内答应其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几乎是同时，倭寇恼了，他们认为清政府太懦弱了，向清廷提出“严正”的照会，声明清廷不得再将福建及沿海岛屿租给别人，因为他怕伤到他的利益。
美国人离中国太远，知道消息后，却行动最快。美国人讲民主是出了名的。他们说，自己不准备再跟中国要什么，但是人人平等，别人有的，他也得有。也就是说，所有列强的在华利益都必须一律对美开放，这就是“利益均沾”。
中国政府只能答应，不然，还能怎么样。如同一只要死的绵羊，别人用刀叉要腿要尾巴，绵羊还敢怎样，也不能怎样。
但读书人不了解政府的苦衷，尤其是北京城内的读书人，人心震怒。
康有为又上书都察院，请求维新变法。这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皇帝光绪看到了，他一看到康有为的上书，仿佛是打了兴奋剂，立即派人去找康有为，要见他。
但是按照规定，康有为只是进士，没有资格见皇帝。
有人就想出了一个主意，说还是先让他到总理衙门，让众人见上一见，问上一问，倘若真能对答如流，再见也不迟。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的正月初三，康有为走进了总理衙门。
来当康有为考官的有：总理衙门大臣大学士李鸿章、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清廷的一流决策人员大都来了。
康有为见到诸位，真想说几句幸会。康有为明显地嗅出了皇上对于变法维新的兴趣和国事的希望。他想这一时已经想了多年，今天终于美梦成真，见到这些人，就等于见到靠狗才敢出门的财主。只要这些狗肯对自己摇尾巴，或者是不对自己龇牙咧嘴，那见到财主——皇帝——的时候就不远了。
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让狗摇尾巴。
康有为先是论述了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论文过后，就是答辩了。
最先问的是荣禄，他是老佛爷的人，一个坚定不移地想把中国推进万丈深渊的人。正是因此，他才成为当时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康有为论述的时候，他就心不在焉，喝着茶，不知道在想什么。康有为一说完，他立即以坚定的口吻说道：“祖宗之法不可变！”
然后，就去看房顶。
康有为也立即反驳：“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领土的，今天祖宗的领土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
荣禄卡了一下，但还是说了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变！”
“那么，”康有为略带着笑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总理衙门，可是祖宗之法没有规定的。怎么现在有了呢。法律因时制宜，祖宗之法不得不变。”
荣禄被彻底卡住了。
廖寿恒似乎是想解决此时的尴尬，问道：“那么在你看来，改变成法应当从何入手？”康有为随即答道：“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然则能将六部尽撤，则例尽弃吗？”李鸿章终于发了话。
康有为看着他，说道：“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不再是以前‘大一统’的局面了。现在所用的法律和官制，已经完全过了时效，中国之所以危亡，正是由于这些旧法律、官制所造成的，现在的官制，全应该撤掉，即使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李鸿章没有再问话，因为他觉得康有为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不像“移民”之事那么荒谬。
翁同龢一直在点头，见没有人问了，才慢慢地问道：如果要实行新政，那么经费从何而来？
康有为回答：“日本行过银行纸币，法国行过印花税，印度行过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
似乎是怕这位老人听不明白，康有为逐条地为翁同龢陈述了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会社、海军、陆军、等各项新政之法。
最后，康有为给这些人推荐了一本书：“近来下官编有《日本变政考》是关于日本维新的，我都在书里谈到了，日本人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我们不妨照猫画虎，此书可供各位采鉴。”
这次答辩后，光绪皇帝从各官员递上来的报告中毅然下定决心，坚决变法图强！
这年的6月11日，光绪帝颁发“定国是诏”。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皇，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必不两存。用特明旨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弊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5天后，康有为被光绪皇帝秘密召见。两人从早上8点一直谈到10点多，康有为才出皇宫。从此，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前途也就和这个职卑位微的中国士大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不过如你所知道的，由于光绪皇帝的种种变法使得老佛爷很是担心权力丧失，所以，其失败就是必然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光绪皇帝所用的人都是读书人，而当时，用读书人去做本应该是武夫做的事当然适得其反。
我们今天看康有为，大家都一致认定他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可这种惊天动地，只局限于他的思想。若要魄力，康有为，以及他手下的那些人，根本就不可能在当时帝后矛盾非常深的环境下生存。
当老佛爷觉得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是自己的人掌握的权力被一天天挪走时，她当然要着急。这个权力欲要比性欲强出许多的老女人在这年的8月底把亲信荣禄从天津召来北京，老佛爷倾诉光绪皇帝翅膀硬了，而那些维新小子们又蹬鼻子上脸，日子没法过了。
荣禄替主子分忧，说，真要是这样，可以等到9月天津阅兵的机会，把皇帝废了。
老佛爷是否认可了荣禄的意见，不得而知。但自此之后，京城内外都开始流传老佛爷要废皇帝的消息。
9月12日，光绪开设懋勤殿的提议遭到太后当场否决后，维新人士知道，传言可能要成为现实了。
该年的9月15日，光绪皇帝眼皮直跳，他立即给维新人物谭嗣同草诏一封，并交由杨锐带出，诏书是这样的：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不可能坐以待毙，他立即准备先下手为强。从12日到21日老佛爷发动政变，康有为先是找到拥有7000人并始终搞不清楚他到底站在哪一边的袁世凯，希望他能站在自己这一边，把老佛爷势力一窝端。并且给他吃安心丸，说：已经布置好了一切，定下日子，毕永年会带一百人进颐和园把慈禧太后干掉。不过，让康有为愤怒的是，袁世凯后来告了密，甚至连维新分子毕永年也提前逃跑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道诏书后来被康有为篡改了，修改成：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两道诏书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康有为伪造的密诏最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康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给他本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他“设法相救”。
康有为一生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想“以兵围颐和园”，为了遮盖这个谎言，他可谓苦心积虑。谭嗣同被捉后，于狱中的墙上写了一首诗，原文是：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有聪明人可能看出来了，这不是谭嗣同写的。可是，这的确就是谭嗣同写的，而我们今天见到的《狱中题壁诗》则是梁启超篡改过的：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们再比较一下，两首诗的不同，谭嗣同的原诗中已经出现了当时大家想要兵变的话：公罪。并且说，无论这种想法正确与否，留给后人去评论。而经康有为这么一改，谭嗣同就成了一个冤人了。
康有为真是做了一件好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英雄，居然骗了我们那么多年。其实，他又何尝是真的为谭嗣同着想，他是担心后人知道有自己曾有过“以兵围颐和园”的丑事。
这不就等于造反吗？
一个维新变法，让康有为搞成了如梦如幻的历史疑案，后人评价他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似乎很有道理，中国后来大批书生造假，可能就从他开始的。
1898年9月21日，老佛爷下旨捉维新分子，康有为没有去死的心，只好逃跑。事实上，他这个时候如果能和谭嗣同一样故意被捉，历史对他的评价恐怕永远是正面的。即使有人翻出他那些造假事件，也不会太深责他。因为他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丑事了。
以四海为家
康有为在国外共呆了16年，有人用“流亡”二字来概括他这16年，但其实并不恰当。康有为在国外的16年，生活很好，思想依旧，并且传统士大夫的好色本性被他体现得淋漓尽致。
1898年10月27日，康有为乘英国客轮“重庆”号逃抵日本。清朝驻日公使李盛铎在得知康有为来到日本后，立即致电清政府。慈禧太后旋即命令李盛铎派密探秘密跟踪康有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但是，交代给李盛铎的任务并不容易，因为康有为一直被日本人保护着。日本人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因为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招兵买马，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政府。
日本人想借此机会促成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合作，孙中山对康有为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多次与康有为商谈合作事宜，并希望康有为放弃保皇改良主张，实行“革命的办法”来拯救中国。这位一直拿革命说事的孙先生和一直拿保皇改良的康阁下始终不能谈到一起去。
孙中山并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他永远都不会懂得康有为为什么会死守着那个已经没有用的光绪皇帝而不放。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做皇帝的想要得到读书人的信，简直太容易了。只要教会他们四个字：礼义廉耻。以礼待之，读书人就会感动得眼泪鼻涕同时出洞，并且在心上刻下“知遇之恩”四个字。要为君分忧，不然就是不义；要忠于君主，不然就是没有廉耻。
可以想见，在中国做皇帝，简直比一个正常人呼吸都容易。
读书人都认死理，一旦他认为这四个字被人侮辱或者是侵犯了，他当然就要起来反抗。
一次，孙中山与几个革命党到康有为的住处去拜访。康有为和平时一样，睁了睁眼，对孙中山说：“因我有衣带诏在身，恕我不能起身迎接先生。失礼！”
“衣带诏”就是他伪造的那份光绪诏书。
孙中山不理会他，坐下后，其中一个每时每刻都想革别人的命的革命党对康有为的行为很不满，大声地对他说：“满清已经无可救药，您也应改弦易辙了。”
康有为把眼睛闭上，不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