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觉得很可笑，但对康有为这种执着的精神却很钦佩。
在后来的几年里，康有为用各种办法鼓吹复辟，但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后来就淹没在民国的人山人海中了。
在这段时期，康有为在秉承自己信念的同时，对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非常不满。在这位士大夫看来，国民党就是靠暴力取得的政权，而这正是一部分如他一样的知识分子所不愿意见到的。中国古代有叔齐、伯夷站在周武王的马前让他不要伐纣王就是典型代表。其实这两位对纣王的所为也是不屑，可他们认为，没有必要用暴力去解决。
当时，军阀吴佩孚对孙中山非常不满，准备消灭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康有为得知后，立即跑去找吴大帅，吴大帅也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个人来为自己装点门面，两人一拍即和。康有为之所以要来攀这个军阀，是因为在他眼中，吴佩孚在当时是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人，尤为重要的是，吴佩孚常常吹嘘出来的复古思想也使康有为相信，只要给吴佩孚戴上一顶高帽，一定能引诱其达到复辟的目的。这也是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最后一次努力了。
但最终，吴大帅还是辜负了康有为。
康有为对国民党的仇恨，其实根源就在于国民党是革命，而他是保皇。直到1925年，康有为才在多次努力复辟失败的情况下，对国民党的仇恨化解了一点。
当时，一个叫李可良的人在青岛与他相识，很快成为朋友。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对军阀统治抱有仇恨。康有为经常会带女儿到李可良处喝茶聊天。有一天，李可良无心地说了一句话：“其实我是国民党员。”
康有为一听，惊讶得从座位上猛站起来，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当他认为李可良不是在开玩笑后，无力地坐到了沙发上。
过了很久，康有为才慢慢地说道：“你们是好朋友，这就足够了。”
这回，轮到李可良惊讶了。不过，在后来的交往中，李可良的确感受了康有为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有时候，他还会想方设法掩护李可良的秘密工作。
这件事或许不能完全说明康有为对国民党的仇恨完全化解了，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没有再如从前那样把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虽然不是仇人，但绝对不可能成为朋友，更不可能的是，康有为不会改变他的保皇主张，只不过不如从前那样如痴如醉了。
在屡屡失败后，康有为真的平静了很多。知道李可良是国民党这一年，已经是1925年，再有两年，康有为就要去见孔子了。以一颗平静的心，去见曾经被他当成武器的那位读书人的教主。
“圣人”的“小人”事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盛产“圣人”的国度。文圣、武圣、诗圣、书圣、画圣、棋圣、茶圣、食圣……在各自的行业里各领风骚。康有为就是这里的“文圣”当初，张大帅进北京时，时人称他们两位为文武二圣人。
据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说，师傅的“圣人”之名是小时候曾跟人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志于圣贤之学”。不过康有为倒认了真，每次开口说话，前两个字必是圣人二字。乡里人大笑，戏号之曰“圣人为”。
这样看来，“圣人”二字是康有为儿时的口头禅，“康圣人”是“乡里俗子”为康有为取的绰号。
但是，在其《大同书》中，我们就能看出，他的心态已然超出了一个学者或改革家该持的心态，让人感觉出，他是想把自己当成圣人。他要固执地设计一幅比上古还要宏伟的社会蓝图。这种心态，使他终不能成为圣人，而只是一个普通人。
可是，他却把“圣人”两个字挂在嘴边，并且要求别人这样称呼他啊。有人曾评价他说：康有为是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的人。
这种评价我们暂且可以不管，因为单就康有为年轻时将矛头对准八股和旧的官僚体制这一“开风气之先”的事，就无人可比。一位叫汪荣祖的士大夫评价康圣人说：“故当忧患之世，往往但求独善其身，鲜能敛袂而起，冒险犯难，以救国救民自任。至于要能在思想上突破传统，开创新境，更属凤毛麟角。”而作为一介书生的康有为却敢“鼓动风潮，激扬一世，声名匹敌帝王将相，可称异数，洵不多见。”
仅从这段评价来看，康有为自称为圣人，也说得过去。
但是，这位“圣人”还真有说不过去的地方，那就是在个人品德上。他的个人品德完全把“圣人”这个牌子砸碎了。
1923年，当时的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请康有为到西安游览讲学，闲暇时间，康有为到卧龙寺游览，游览过程中，他发现了四大柜子的《南宋碛砂大藏经》。康有为对经卷版本可是行家里手，于是，他找到寺内住持僧景慧。但圣人不说真话，而是欺骗这位老实和尚说，寺里的这部经卷已经生了蠹虫，而且残缺。我是好人，自然有好心。我想用《正续藏经》两部抵押，我把坏了的带走去修补整理，修补完毕再拿回来。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可以立下字据。“圣人”立字据让老实和尚很羞愧，康圣人就在他的羞愧中把四大柜子的《南宋碛砂大藏经》全都带走了。
老实和尚是傻子，但陕西有不是傻子的。当康圣人正准备将经书运出陕西时，在陕西非常有名气的“易俗社”的创始人李桐轩领着两个儿子李约之、李仪祉纠集了许多进步人士跑到报馆，将这件事披露了出来，并且到处散发传单，通电全省。
他们用的标题里居然有“盗经”二字。这让康圣人大为恼火，因为说中了他的真实意图。
据说，康圣人还被当地法庭送传票。官方倒好对付，可民间势力很难对付。一大批读书人摩拳擦掌地等候在他必经的东门外，准备在他离开时使用一点武力，让他看看陕西人的拳头和棒子。
康圣人见不是头，只好把经书归还，可惜经他这么一折腾，经书遗失了几本，没有丢的又都损坏了。
这是康圣人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所以，他决定尽快离开西安。他后来说，那地方民风野蛮，西北之地，去不得。
大概正是他对西安人的诋毁，在他回到上海不久，就有一家报纸刊登出一幅漫画：在一个写有“卧龙”两个字的庙门前，两个人挟着经卷在前面奔跑，一个和尚在后面紧追，漫画的标题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不知道康圣人看到这副漫画没有，但有人撰写的一副嵌有康有为姓名的对联他的确是看到了。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国家将亡必有”（语出《礼·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下联：老而不死是为”（出自《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横批是“王道无小康”。康圣人被这副对联气得要死要活，更加对西安人没有好印象了。
孔已己曾说过，偷书能算偷吗？康圣人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不像孔已己那样死板，他将这种偷的境界向外扩散。张大千讲过一件事，又是关于康圣人的。据说，书坛名家清道人（李梅庵）花了四百块钱购得宋朝陈抟（希夷）写的一副对子：“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
有一天，康圣人来拜访，突然就看到了这副对联。他说，借我欣赏一下。清道人很爽快地让他拿走了。要知道，清道人是个穷人，他买下这副对联，可是咬着牙买下来的。
可康圣人欣赏完后，就不归还了。直到清道人去世，康圣人也没有归还。后来张大千的老师曾熙（农髯）站出来为清道人报不平。他写信给沈子培（寐叟）说：“梅庵活着时是个穷人，死了后，他的家属更难了。更生（康有为字更生）是怎么回事，太对不起老友了，他如果不把陈希夷的对子还给清道人家属，就要送一千元奠敬不可，不然我就要请律师和他打官司。”
康圣人架不住有人这样攻击他，只好把钱出了，对联却留了下来。
谁知道呢，康圣人就是对别人的东西，特别是文化方面的东西非常感兴趣，但又不从正道得之。
一次，康圣人打听到“清季四大家”之一的词人郑大鹤去世了，他早就有耳闻，这位郑名士生前珍藏了不少的宋版书。一次，他探听到郑大鹤儿子不在家，就打着悼念老朋友的旗号到郑家来，一番拜祭大哭之后，他对郑大鹤的老婆说：“大鹤生前答应要送给几部书，现在他死了，我今天特来取去，拿来纪念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