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鼎芬先生临死前并没有见到一批爱国的青少年焚烧民国官员的那场大火（五四运动）。就在1919年，梁先生已卧病在床多日，有资料说，他当时连一口象样的饭都吃不上。这位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布政使一职的中国士大夫在临死前，始终不肯与已生存了八年的民国握手言和。那些足以让我们欣喜若狂的梁鼎芬诗集，全被他用遗言做了了断：“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后人推测，是他无能为力的挽回时局让他希望后人将自己遗忘。的确，从政治取向考察，他确是一个螳臂挡车的不识时务的悲剧角色，作为传统士大夫，他一直以为自己民国只是改朝换代的换汤不换药的一个王朝而已。他自己对西学也颇有研究，可他始终不认为，西方的那一套可以救中国，中国只有自救，只有大清皇帝可以救。
可如果我们从道德层面来解析梁鼎芬，他不正是一个具备了高尚人格和完美追求的士大夫吗？只不过，身在此山中，他永远都不知道，身为传统士大夫的他已经被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与新的道德终结了。
被诋毁的愤青
有一种士大夫的特点是，只若他看不惯的事情，必会去管。我们可以称这种人为愤青，梁鼎芬就是一愤青。梁先生字星海，号节庵，广东人。光绪六年，梁先生22岁，中进士，授编修。
光绪十年（1884年）5月，27岁的梁先生对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作所为很是看不贯。李鸿章倒也没做什么，中法当时正在开战，李鸿章不想见到太多的硝烟，与法国谈判，希望能和平解决两国问题。不久后，两国握手言和，中国的代价是，签定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中法简明条约》。时人认为，李鸿章在中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后居然主动求和，俨然是龟孙子行事作风，该拉出去枪毙。
但只是这样认为，没有人敢将这种想法说出来。梁鼎芬做编修做了5年，实在很沉闷，况且27岁的年纪又正值血气方刚之时，对李鸿章的这种行为自然就义愤填膺，他上疏光绪皇帝弹劾李鸿章，说，李鸿章此人不但该杀，而且杀六次都可以。并要求光绪皇帝不要立即执行，以正视听。
光绪皇帝是想做点大事让天下人知道他还是皇帝，可正是因为天下人只知道他仅仅是个皇帝，所以他做不来。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红人，而慈禧太后才是百姓心目中那个乾纲独断的皇帝。
梁鼎芬的奏疏立即被慈禧太后看到，雌威大发，一个小小的编修敢敢弹劾当时权倾朝野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这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想用性命换取名声吗。用一个成语来讲就是，沽名钓誉。
梁鼎芬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百姓看待这件事并非是梁先生希望的“此人真是勇敢”那样，百姓们认为，梁先生吃了豹子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还去虎口拔牙。纯属于活腻了。
梁先生命好，没有死。慈禧虽然大怒，但只是把他从环境优雅的办公室里拎出来，扔到到太常寺去管理乐器。这个官职相当于没品，等于说，梁先生一夜之间连降五级。相当于现在从县长降到村里管计划生育的了。
愤青的自尊是相当强的，不然就不是愤青了。梁先生既羞又怒，收拾包袱，带着家人离开京城。走之前，找人刻了一枚小印，上面书写六个字：年二十七罢官。
慈禧太后做得有些过分，其实对这样的愤青，降级真不如杀了他。
几个月后，有京城人在广东番禹旅游时，看见了梁先生。梁先生当时正背着一筐书，悠闲得很，但不知他住在何方。
后来，又有人得到消息说，梁先生在老家大声读书，大碗吃饭。
这原本是个好结局，一个传统读书人，因为不满朝中笨蛋的所为而举报，朝廷却将他惩治。而他非但不对朝廷报以仇恨之心，还安静地回归去读书。这完全符合中国传统道德对一个读书人的要求，于梁先生和知道梁先生的人都是莫大的喜讯。
可诋毁梁先生的故事随即就来了。
这个故事的另一主角叫李文田，咸丰九年（1859年）的探花。晚清北京官场，无人不识李文田。此人不但对儒家经典融会贯通，还对金元故实、西北地理了如指掌，但这些都与这个故事沾不上边。李文田所以能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因为他深通子平六壬之术，对风水星相很有研究心得。
李文田是个热心肠，所以朋友非常多。当年梁启超会试落榜，李文田在他的卷上题诗道：“送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梁启超读了感铭肺腑，终生不能忘怀。
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梁鼎芬也是李文田的好朋友，被点中翰林时春风得意，理想远大，京城官场流行算官运，梁鼎芬就请李文田为他算算官运。李文田当即给他排开八字，脸色大变，不过随即就恢复原色，对梁鼎芬说，恭喜您，您还能活五年呢。
梁鼎芬早已六神无主，魂飞魄散，急忙请教禳解之术。
李文田就掐指一算说：除非招惹一场大祸，不然，您只能有五年活头了。
梁鼎芬是个本分的读书人，能招惹来什么大祸呢。就这样，一直到第五年，他都没有找到祸去招。直到李鸿章的事出现，他觉得这是大祸，就分不顾身的去招了。
编造这故事的人意测梁鼎芬的心思时说，梁思来想去，心想总归是一死，总比坐以待毙好。
于是，梁鼎芬就做了弹劾李鸿章的事情。
诋毁梁先生的人不知是什么人，但如此诋毁梁先生，肯定有一定目的。现在已不得而知梁鼎芬是什么时候听到的这个诋毁自己的故事了，当时，梁先生很开心地活着，读书，睡觉，吃饭。直到张之洞请他出山。
国士级的幕僚
张之洞当时任两广总督，这位总督一定没有听到那个故事，不然，他不会在1886年4月以闻梁鼎芬“高其风节”、“学问渊博”的名义请其出山当惠州丰湖书院的院长，并给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赤胆忠心，直言敢谏。大清朝不兴，正是缺少此类人才也”的高评价。
1887年夏，又转任肇庆端溪书院主讲。后来，张之洞任两江总督又让梁先生主讲锺山书院。移任湖广总督后，梁鼎芬就在张之洞身边，充当他的幕僚。
张之洞后来能做出被国人注目的成就，梁鼎芬可谓功不可没。梁先生自己没有把官做明白，但教别人如何做官还是有一套的。在张之洞宦海生涯中，梁先生为其推波助澜，挡风遮雨，尽其能事，总在紧要关头，协助张之洞作出重要决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有人评价其为晚清第一幕僚，并非言过其实。
据跟随多年的张之洞亲信后来讲，张之洞每遇重大之事，必亲自到梁鼎芬房间中咨询，经常谈至夜而不散，两人对这种谈话方式似乎都习以为常了。
张之洞将梁鼎芬看作是国士。所以国士是指为国效力的士大夫，忧国忧民是他们的特点，保皇是他们的标签。当然，最主要的是，梁鼎芬有这样的能力。
欲使国家富强，需先使皇权稳固。为皇帝着想，皇帝永远是对的，只要他还在那张椅子上坐着。维新运动兴起之初，梁鼎芬对张之洞说，这些维新分子虽然不以常理出牌，但其所主张对国家是福。应该跟这些人合作。张之洞甚以为然，梁鼎芬靠着与维新运动的中坚分子康有为是同乡关系，积极引荐给张之洞。1895年8月，1895年康有为欲在上海创强学会时，张之洞也正苦于寻求救世之道。梁鼎芬便让康有为来江宁见张之洞，此时，张之洞的心情很不好，他的爱子掉进水里再也没有上来。对康有为的到来，开始还是很冷淡。不过，经过与康有为的一番谈话后，张之洞的心情逐渐好转。大概是他从康有为的言谈中看到了希望，一种让中国很快就能强大的希望。
康有为在江宁呆了20余日后，临走前，梁鼎芬让张之洞拿出5000两白银，作为强学会会费，以示声援康有为。
梁鼎芬与康有为不仅仅是同乡，二人还是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的知己。康有为与梁鼎芬的舅舅张鼎华是忘年之交，梁鼎芬对舅舅很是敬佩，舅舅时常在他面前谈到康有为的志向与才华，使梁鼎芬早年就对康有为有所了解。梁鼎芬辞官时，去见康有为，康有为曾赋诗一首：“一别三年京国秋，冬残相见慰离忧。代陈北阙有封事，醉卧西风剩酒楼。芍药翻红春欲老，杜鹃啼碧涧之幽。繁花零落故人往，惆怅当时旧辈流。”
等于说，两人的交往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之交，并非酒肉朋友。他们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心中都报有强国之梦，忠君之心。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梁鼎芬对一心欲救国的人都报以同样心态，同样的支持。1896年1月20日，顽固守旧人物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北京强学会因而被查禁。这时，上海强学会刚刚成立，北京强学会的被查禁无疑给康有为等人一个大打击。
张之洞听闻朝廷对待强学会的态度，很是惊慌，他立即电嘱停办上海强学会。但维新人士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人。维新人物黄遵宪与汪康年见学会不让办，那就退而求其次，办报纸。他们给自己的报纸取名叫《时务报》，但办报纸的经费和审批是他们很难搞定的事。有人又想到曾经支持强学会的张之洞，而想要得到张之洞的支援，必须要请梁鼎芬帮忙。黄遵宪与汪康年频频致函梁鼎芬，希望他能帮这个忙。梁鼎芬从对方的信中得知，《时务报》的宗旨大抵与强学会相同，都是以强国为目的。他又开始与张之洞谈心，最终，张之洞被打动了，《时务报》遂于1896年8月9日创刊。张之洞的救国心志得到释怀，维新人物们也得偿所愿，而这一切，全是梁鼎芬的功劳。
和张之洞一样，梁鼎芬虽然极力支持维新派，但他们都不是维新派。维新派从成立开始，就在对待本国的事物上报有偏见，这也是后来戊戌政变发生的基本动因。梁鼎芬认可维新派的强国之计，可在他看来，强国如果先有毁掉本国的一切再重新建设一个与本国完全不同的国，那就与谋反等同了。
实事求是的讲，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并受传统文化多年的熏陶与其在这种文化中的感悟，使他认为，西方有其长处，可这种长处必须要为本国的一切服务。这种思想就是当时主张洋务运动的人的典型话语。对待《时务报》，梁鼎芬试图将它纳入“中体西用”的洋务轨道，于是，他又成为张之洞干预《时务报》的中介人。
在《时务报》刊行过程中，梁鼎芬总是“严加匡正”。对与“中体西用”洋务纲领相契合者，表示欲作“楹贴”予以称赞；对越出“中体西用”轨迹的，则极力抑压。1897年11月，他的好友梁启超在《时务报》刊发《变法通议》大倡民权，他连连摇头，并写信给汪康年道：“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并责问汪“弟自云不附康，所以至是？”要求汪康年“处华夷纷杂之区……当存君国之志，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如果两个人道不同，还非要在一起共事，那摩擦必定要产生的。《时务报》后来在梁鼎芬眼中就成了“离经叛道”的人的宣传台。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要求中国必须要实行变法，康有为给梁鼎芬写信说，已经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强国再也不是梦。并且痛心指出，此时中国若不变法，改变旧的政治体制，亡国灭种立可待也。
梁鼎芬突然看不清未来，变法意味着什么，从前的皇帝不再是皇帝，他一直顶礼膜拜的高高在上的皇帝将成为过去，即使仍有皇帝这两个字存在，不过是代号而已。
传统，谁都不可更改。
他给康有为写信说，您的变法内容我见了，但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从即在此种环境下成长，强国并不是推翻一切才能建造一切的。
康有为不听，当变法运动进行到慈禧太后实在是看不下去时，实力单薄的光绪与手握大清的慈禧之间的矛盾顿时暴露。等待康有为等人的将是什么，不言自明。
梁鼎芬最先闻到了这股火药味，他对张之洞说，如今，帝后矛盾已渐加深，不出半年，必将有个胜负。您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表明自己是忠于太后而有别于康、梁的。
张之洞当时还很犹豫，梁鼎芬说，皇上不过是傀儡，康有为又无经天纬地之才，必将失败。此时我大清国，还不需要他们那一套的。
经过再三劝说，张之洞决定与曾经合作过的维新派划清界限，但划得很温柔，并没有大刀阔斧。
首先是在主张上回归本源，将自己参与过的提倡变法的《强学篇》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其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这年的10月16日，梁鼎芬、朱一新等又将书中忠君卫道部分加以检注，重编成册，而后收入《翼教丛编》，成为反对维新之代表作。又将《劝学篇》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表示反对变法之态度。这是抛弃从前，在重新开始上，张之洞创办了自己的舆论阵地——《正学报》，“以昌明正学，宏扬圣道”，表其忠君卫道立场。这个重大责任当然要梁鼎芬出马。
这位当年的翰林编修文字功夫天下一流，以笔代刀，口诛笔伐康党为“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其疏劾维新志士的文章“词气壮厉”，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两湖人士”，此时，他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
张之洞也因为他的力劝而改弦易辙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赞赏，前程无量。
身为国士，梁鼎芬对危及大清国的一切事情一切人都不放过。1900年，义和团兴起，当时被张之洞认为是栋梁之才的他的门生、维新派唐才常领导自立会成立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
张之洞当然知道，起义意味着什么。但他有自己的考虑。许多年后，我们对这位活跃在南方的封疆大吏对朝廷的态度始终怀疑，是否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忠贞不二。
有许多次，与北方中央出现不和谐音符时，他起先都在观望。如果说，这是为官之道，却不足以服人。中国自有官以来，为官之道中就有“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训诫。无论是贪官还是清官，忠于朝廷是他们义不容辞的。
在对待自立军问题上，张之洞的态度相当暧昧。唐才常曾托人劝告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唐才常的势力一日千里，未尝不是张之洞的不干涉造成的。
梁鼎芬得知消息后，大为惊慌。他很怕张之洞一时糊涂，走上反对朝廷的路，便以忠孝之道警示“祸将不测，看此举动，明系合伙同谋，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杀贼报国，肃清海宇，功有专属，责有专归，此等大事，当语仁公，首先料理。”并悚以危言，若“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为说服张之洞，梁鼎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谓在文字上无所不用其极。
最终，可能是时势使然，更多的是张之洞对梁鼎芬的言听计从，张之洞遂于1900年8月22日，在英国人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紧要关头，梁鼎芬又协助张之洞作出决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如果不是梁鼎芬的一番劝导，还真不知张之洞会做出什么傻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