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光绪生前不为慈禧太后所喜，故直至溥仪即位后才匆匆为光绪帝建陵。梁鼎芬向朝廷自荐，成了主持光绪陵工程管理事宜的官员。
在给光绪修陵期间，梁鼎芬“南北奔驰，露宿风餐，不遑安处”。他把在梁格庄光绪帝停灵的暂安殿当成自己的宿舍，住在那里，吃在那里，每天朝奠于梓宫前，风雨不改。那时，梁先生的一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但每天每个工人都会在工地上看见他艰难地行走，他问长问短，每一个修陵细节都不放过。
民国二年（1913年）冬，梁先生发了一回怒。当时，按传统礼，光绪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棺椁“奉安”，就是盖棺。在民国政府做官的许多前清人士都来易县梁格庄灵棚为前朝帝后致丧。
时任民国政府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很自觉，到了之后，就和手下们换上了清时衣冠。可有一人不知是身上有疾还是已经穿不贯刚脱下还不到两年的衣服了，他仍旧穿着民国礼服。
梁鼎芬哭累了抬起头抹泪，一眼就看到有个奇装异服的家伙在人群中。他哆嗦着站起来，冲到那人面前，质问：“你是哪国人？”
那人笑了笑：“外交总长当孙宝琦的便是，您不认识我了？”
梁鼎芬呸了一口，“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你父亲孙诒经如果知道你这样，非得从棺材里爬出来不可！”
孙宝琦尴尬地站在那，汗出来了。
梁鼎芬是什么人，你既然是狗，他就打。更何况现在孙宝琦的样子已成落水狗了，他继续打：“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要脸吗？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
孙宝琦不敢发怒，有人见事情要闹大，已把梁鼎芬拉到一边哭去了。
这场灵前闹剧最终以孙宝琦的“不要脸”结束。事后，有民国官员说梁鼎芬是一无赖，出口成脏。
但当梓宫就位，所有的殉葬物品都布置妥当后，恭送人员先后退出地宫的石门，马上准备封闭地宫时候。梁鼎芬刚才的霸气烟消云散，他安静地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人们见状都很惊慌，问他他也不回答，两只泪眼怔怔的望着光绪帝的棺椁发呆。他身旁的两个亲随紧张起来，对众人说：“梁大人曾说过皇上奉安时他要殉葬的”。主管安葬的人员慌了，那个时候这种野蛮行为早已被众人唾弃，真要发生这样的事，礼仪之邦面子何存。有人忙令梁的亲随将他背出地宫，梁坐在那里不起来，最终，大家决定把他强行背出，还派几个大汉看着他。地宫关门，梁鼎芬大哭。不过有几个大汉拦着，他始终没有办法向前一步。
回到梁各庄住所后，大家都来看他。他已不成人样，神色万分疲倦，语无伦次，有人怀疑他神经已开始错乱。关心他的人给他找神经科医生，又找中医调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调养，梁先生的精神才死而复生，但身体已每况愈下了。
也许，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继续神经错乱了，他仍旧要为光绪皇帝这个死人尽最后一点力。
光绪陵修建一年后，资金就出现了问题。按照民国政府与清帝达成的合同，“光绪帝陵寝（崇陵）如制妥修，奉安典礼仍如旧制，经费由民国政府负担”，民国政府应该承担后期费用。但由于中间出现问题，直到1913年春天，经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赵秉钧与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协商，才使中国最后这座帝王陵墓得以在该年年底竣工。
陵墓竣工后，梁鼎芬又开始耍起无赖了。
大清王朝对死了的皇帝仍旧待遇不薄，陵要修得好，陵区的绿化也要大搞特搞。雍正年间的《大清会典》中记载这套绿化规矩时，这样写道：“凡栽树旧例，寝栽种树株，定限三年。如限内枯干者，监栽官员，铺户补栽。限外枯干者，工部补栽”。“陵寝栽种树株，每二丈栽种一棵”。嘉庆十二年（1807年）“陵寝事务”也有记载：“恕妃园寝后山并无树株，着赶紧加倍栽种松柏树，俟三五年后一律茂密，再行停止栽种”。
按照这种规定，后人频频种树。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昌陵补种松树3080棵。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为昌陵补栽松树3000多棵。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为整个陵区补栽松树11370棵等。
崇陵建成后，并没有种树。梁鼎芬此时俨然成为一环卫志愿者，他向宣统皇帝提出要种树，宣统拿不出钱来，只能靠嘴巴支持。他又跑到民国政府那里，政府实在没有钱。他只好拿出自己的积蓄雇人植树，可他那点钱，想要按那套皇陵绿化制度所规定的，简直是杯水车薪。
为此，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主意。
他先是派人到北京订购了二、三百只陶瓷酒瓶运回西陵，到了冬天大雪纷飞时，他带着十几个人到崇陵宝城之上，将每个酒瓶都装满洁白的雪，然后塞好瓶口，封上红纸笺，上书“崇陵雪水”。
这些瓶子被他运回北京的住所，他写了一份公启，说明崇陵应栽树的理由。然后把北京城里的前清官员富绅的家庭住址打听清楚，之后，他就带着那份公启，领着人，用人力车载着雪水瓶，按照道路的远近和预定拜访人的先后次序，到他们家一一拜访。
被访的人一见到他，还是很高兴的。但一见到他拿着的瓶子就茫然了。梁先生自然很有礼貌，先是把瓶子交给主人，请他无论如何都要收下。然后就把此行之目的详细说一遍。并按照主人的财产劝其捐出多少钱来购买树种树秧，最后在薄子上记下对方捐资数额。
当然，有人觉得光绪已成鬼了，大清已成故事了。没有必要再拿钱给死人，死人又不会知道。所以，有人不给。
梁鼎芬耍无赖，走之前说某日我还来拜访您。日子一到，他就真来。如果此人还是不给，他又说某日我再来。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谁还受得了。无论是真心还是无奈，都拿出钱来给他。他这个时候就会向对方鞠躬，很是恭敬。
如果这些人所捐的钱与其身份职位相称，他也会含笑而别，鞠躬；可如果捐少了，他立刻搞批斗，其言语之刻薄，使人无法忍受，更使人觉得自己真就一转眼成了不忠不孝连猪狗都不如的畜牲了。结果，出了钱还招了一顿骂。这事传开后，大家都很自觉，他一来，瓶子还没有放下，立即就递上钱去了。
在梁鼎芬的“无赖”卖雪水的努力下，崇陵绿化工程所需的资金终于落实，梁鼎芬以实际行动效忠了光绪皇帝。
得到资金后，梁鼎芬即从丰台和蠡县等地买来大批松、柏、桧、杨等树苗，亲率工人们植树、浇水、捕虫，两三年间共栽树40601株，终于完成了崇陵的植树绿化。
据说，在梁鼎芬植树期间，袁世凯为报数年前受他弹劾之仇，曾派刺客来干掉他，刺客已用匕首顶其胸前，梁鼎芬却淡淡地说道：“能让死在先帝陵前，是一件快事，你快点动手，我谢谢你！”来的刺客居然被他感动，说明来历并劝他离开，梁先生不是怕死之人，或者说，他当时可能生不如死，他向刺客说：我一定要看到松树长大才走。
现在崇陵的18棵“十八罗汉松”（云杉），就是他亲手所植。长成那天，梁先生可能非常高兴，手持一把铁锨站于树旁，让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几天后，又请清廷遗老、溥仪的师傅与“智囊”陈宝琛给自己的照片写点东西。陈宝琛知道梁先生想要什么，就备赞其忠臣之举：“补天回日手何如？冠带临风自把锄。不见松青心不死，固应藏魄傍山庐。”
与死人的契约
当给死人做完事情后，梁鼎芬又开始为活人做事。
他到上海，发起孔教会，希望在文化上能挽救中国传统。但无济于事，此时人心已不古。1916年，梁鼎芬再回北京，做了废帝溥仪的师傅。他潜心为年仅十多岁的“皇帝”写“起居注”，说溥仪是“英主”。1917年，张勋复辟，此时，梁先生已卧病多日，但还是强打精神，以清室代表的身份前往总统府，让当时的民国总统黎元洪“奉还大政”。不过还没有等大政奉还，张大帅就被黎元洪带兵赶出北京。
梁鼎芬无奈了，整个想要为大清翻身的士大夫们都无奈了。
民国八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的前一个月，梁先生拖着一条花白的发辫告别人世。
去世之前，不知他还能否想起六年前的一个下午，那天天气很好。他在仆人的搀扶下到梁各庄后山麓下的田地里散步。他看着一块地，慢慢地坐下来，沉思许久，就令随从询问此地是公产还是私产。当随从打听明白是私产后，他托人将这块地买下，并向公方和他的家属声明，他死后必须将他埋葬在这里。
他的家属和公方根据他的遗愿，在他死后，真的就把他埋葬在那里，离那不远，就是崇陵，那里是一位皇帝，一位被他倾注了许多希望又屡屡失望的皇帝。他最终完成了与死人光绪的契约：永远忠诚！溥仪得知这事后，很是感动，赠其谥号“文忠”。
梁鼎芬先生临死前并没有见到一批爱国的青少年焚烧民国官员的那场大火（五四运动）。就在1919年，梁先生已卧病在床多日，有资料说，他当时连一口象样的饭都吃不上。这位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布政使一职的中国士大夫在临死前，始终不肯与已生存了八年的民国握手言和。那些足以让我们欣喜若狂的梁鼎芬诗集，全被他用遗言做了了断：“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
后人推测，是他无能为力的挽回时局让他希望后人将自己遗忘。的确，从政治取向考察，他确是一个螳臂挡车的不识时务的悲剧角色，作为传统士大夫，他一直以为自己民国只是改朝换代的换汤不换药的一个王朝而已。他自己对西学也颇有研究，可他始终不认为，西方的那一套可以救中国，中国只有自救，只有大清皇帝可以救。
可如果我们从道德层面来解析梁鼎芬，他不正是一个具备了高尚人格和完美追求的士大夫吗？只不过，身在此山中，他永远都不知道，身为传统士大夫的他已经被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与新的道德终结了。
梁先生虽然让家人烧掉他自己的思想，但他留下了别人的思想。宣统二年（1910年），他将祖辈相传的藏书楼“葵霜阁”命名为“梁祠图书馆”，并对外开放，他亲定《梁祠图书馆章程》，内有观书、抄书、借书、读书、捐书五约。劝人多抄书，多借书；又主张办馆为公和捐书公藏。他去世前，遵嘱家人将自己的藏书600余柜全部捐予图书馆，这就是广东省图书馆建立以来第一批来自私人的图书捐赠。
他能留下这些就已足够，士大夫的身份虽然被终结，但有些东西是永远都会留在世间上的。“梁鼎芬”这三个字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