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回到王国维处后，两人决定去紫禁城旁的御沟内自尽，经众人劝阻才没有跳进去。再次回到王家后，罗振玉突然看不见任何东西，急忙请来医生救治，医生看后认为是心气暴伤所致。
第二天，罗振玉能看见东西了，又跑去跟鹿钟麟谈判，希望能谈出个他认为是理想的结果来。
但是，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因为两人的想法就不一样。鹿钟麟认为，溥仪是一条辫子，留着他在紫禁城历史耻辱；罗振玉却认为，鹿钟麟和冯玉祥的做法简直是灭绝人性，不仁道。
事实上，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冯玉祥驱逐溥仪的做法都是不对的。这位冯将军完全是出于私人目的（他无法取得更多的军阀支持其在北京的掌政，才做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以转移矛盾的），不过，对于诸多军阀而言，溥仪的存在的确是他们的一块心病。因为每一个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之间都在用溥仪这个棋子在走反对他们对手的路。
罗振玉百般周旋，始终得不到最圆满的结果，就与其他几个有识之士劝溥仪出逃，逃到天津日本人的管辖范围内，依靠日本人卷土重来。
罗振玉与日本人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他在日本呆了那么多年，并不只是在搞学术，白吃饭。日本人对这位中国人一向持以赏识态度，罗振玉不仅仅是个学问家，而且在政治上的诸多观点也能让日本人满意。比如他提出让日本人照顾溥仪，重新建立一个大清，就使得日本人心花怒放。
不过，溥仪的出逃，罗振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参加“护驾”行动，这当然是让他非常难过的一件事，不过，他并不计较这一次的得失，而是把眼光放得很长远，同时，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溥仪设计好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这份计划的可操作性其实很难，他仍旧是希望溥仪能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让日本人施压给北京军阀，让溥仪重新回到北京。
但后来的事实却一再证明，溥仪既然被赶出去了就不可能回来了。各个军阀都是这样想，没有任何一个军阀还费尽气力地为一个早已经完蛋的皇帝做事。
罗振玉虽然后来跟到天津，并一直想给溥仪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但溥仪始终没有给罗振玉这个机会。个中原因当然是罗振玉的对手郑孝胥从中作梗。二人在对待溥仪这个随便可以摇晃的木头上的态度，可以看作是一己之私的党争。
其实，用溥仪的话来讲，罗郑二人在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取得日本人的支持而重新建立一个朝廷。但郑与日本人的关系非常不错，罗也不差。大概是为了争功，所以两人在溥仪面前总会做出中伤对方的举动。
罗振玉很为难，他已经很老了，但始终不知道“立功”这条路可以走多远，甚至有时候，他突然想，这条路是否能走得通。
王国维一直不这样想，因为他这样的一直就具备了苦大仇深的知识分子，并且始终在政治上是个白痴的品质外，无缘于勾心斗角的游戏。他把自己对大清的忠贞表现在了文化上。
早在在1924年秋，清华大学拟参照宋、元以来书院制度创办国学研究院，由校长曹云祥出面，因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邀请，请王国维出任院长，但王国维认为这是民国的东西，婉辞以谢。
1925年2月，胡适找到溥仪，溥仪出面下“诏”给王国维，他这才接受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聘。
这年的4月17日，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但不就院长而专任教授，亦称导师。在清华任导师期间，王国维将《说文》、《尚书》、《仪礼》等古典书籍讲授给学生们，同时又写了一本《古史新证》。虽然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但王国维始终没有将垂于脑后的清朝辫子剪去。
同年8月，王国维到天津为罗振玉庆祝六十大寿，他的贺诗从两人相交开始，直到最近的天津聚会，王国维以清晰的思路写出了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感情，以及他们一起走过的艰险途程。
该年的11月13日，溥仪的“皇后”婉容生日，众多遗老按照约定需联名之“进奉”，王国维当时询问其个人名下“共派若干”，以便照付。
由此可以看出，这位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学生不但在学术上跟自己是同路，就是在对待溥仪的态度上也属于同道中人。
不过，罗振玉恐怕永远也想不到的是，已很快就要入土的两个多年知交居然会一拍两散。而起因却又是那么的荒唐。
肮脏身后名，拜谁赐
一切事情应该从1927年6月1日那天说起，这一天，在清华研究院工作的王国维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活动，吃饭的时候，丝毫没有异样，跟大家所谈的事情都是关于学术上的。偶尔有人谈到了政治，就是当时北伐军胜利在望，北洋军阀失败指日可待了。
王国维对这些情况当然很了解，因为他和罗振玉以及一些前清遗老其实把希望都放在北洋军阀身上。或者说，退而求其次来讲，他们即使不对北洋军阀抱有希望，但绝对对北伐军很是失望。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只要北伐军胜利，那么，一向主张革命到底的北伐军就不可能给溥仪任何翻身的机会。等于说，当前的形势已经注定了，清朝永远地不会再回来了。
6月2日上午8时，王国维早早地来到学校，坐了一会后，他看着窗外，愣了许久。9时许，他忽向别人借了5元钱，然后出清华，雇车往颐和园，购票入内，慢慢地走到排云殿西鱼藻轩前，立在那里，看着水，然后是拿出一支烟，又是慢慢地吸。
烟吸完后，他把烟屁放到脚下，踩灭，然后纵身一跳，投湖而去了。
事情发生时，过往人等先是一惊，等反应过来跳进湖里将他捞起时，王国维已经停止了呼吸，停止了一切。人们从他衣袋中找到了他留给三子贞明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莹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逝世的当天，他的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就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
罗振玉看完电报后，险些没有晕倒，随即放声大哭，无法止住。当天，他就想亲身赶往北京吊丧，但是，他的家人坚决不让，“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罗振玉只好派他的儿子于6月4日赴京吊丧。
罗振玉当然不会闲着，他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了一份“遗折”，“折”中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洲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波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然后，他将王国维之死据情“上奏”溥仪，溥仪看过“遗折”后大受感动，立即与陈宝琛等师傅们商议，发出一道“上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
事实上，这道“遗折”在当时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假的了。罗振玉为什么要伪造这样一份遗折，是他几年前跟王国维关系破裂有很大关系。
罗振玉的后人在回忆他做这件事时，这样写道：“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庭嫌隙而有所动摇。所以祖父一看到王先生临终遗嘱而痛感愧对死友，在王先生一死明志，并没有‘希冀饰终恩泽’的动机，而祖父却迫不及待地代递遗折。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才痛感挚友不忘旧情，而自己反不能捐弃小嫌，万分愧对，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这份遗折虽未留稿，内容可以估计到，一定是希望溥仪毋忘在莒，近贤远佞。在祖父认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