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西方各国的成功在于“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这是很显然的事：“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
所以，中国的紧要之务之一就是要“练兵”。但是，没有军饷，练兵就是无本之源。军饷的来源只有一条途径，多快好省。那就是“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所以，归于一点，此时的中国必须要有一个理财专家。专家并非从天而降，必须要训练才能出人才，也就是育人。
从文章的角度来剖析，盛宣怀从远远的地方，慢慢拉近，最终拉到三个方面：练兵、理财与育人上。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字高手，倘若让他去写小说，定是悬疑小说的好手。
在盛宣怀看来，练兵、理财和育人是当今中国欲富强的必经之路，也是一种诀窍。无疑，盛宣怀提出的三条路的确是中国现代过程中的必经之途，称得上是对症下药。可也是从这道奏折上，我们看到了盛宣怀的一个致命弱点，而这一弱点最终把他送上不归路。
政治！
他忽略了政治，要知道，中国当时的改革必须要依托于政治，想要让这三条路走起来，必须要有政治的辅助。可当时的政治似乎无法辅助，而盛宣怀又没有提出政治改革之道。
或许，这道奏折之所以忽略了这样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原因还在盛宣怀身上。他对政治不了解，甚至于不谙政治。在他心中，一心想的恐怕只有李鸿章一个人。
我们知道，晚期的李鸿章手下有两员干将，一个就是袁世凯，另一个就是盛宣怀。
盛宣怀提这道奏折，已经是把练兵交给了袁世凯，而当时的大清人才现状决定了理财与育人必是他的任务，他可以自信地说，自己是当仁不让的。
但是，他的靠山却给了他一桶凉水，这桶凉水当然不是给他喝的，而是泼在了他身上。李鸿章对别人说道：“盛杏荪（盛宣怀字杏荪）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
这个别人不是别人，而是当时朝廷。
盛宣怀上这道奏折时正是大清国多事之秋，几个月后，中国被倭寇在海上击败，一切洋务一切理想一切信心被这次海战击得粉碎。甲午之败，根本原因且不去谈。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是自洋务运动兴办以来，许多人都充满了无法自持的信心后的一次大残败。洋务大臣李鸿章的心情可想而知，之后，更让这位安徽人心痛的是，《马关条约》签订，这一道丧权辱国的条约之所以签定，责任全归在李鸿章身上。他也只好因对战事不利负有责任而暂时失势。
李鸿章的那段话就是在失势时说的，虽然他已经失势，但他的话在帝国仍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让一直对他很敬佩的盛宣怀愤愤不已，他几乎是抱怨的口吻写道：“……事合肥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
而对李氏给出的“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的评价，盛宣怀更是以牙还牙，他将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做了一个比较：“湘乡（曾国藩）用人，唯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李鸿章）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把李鸿章贬损到这种地步，可见盛宣怀当时的愤怒之情了。
不过，人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两人的嘴架，事实上，李盛二人是无法分割开的。除非一个人离开这个人世。
也就在这个时候，盛宣怀的人生中出现了第二人，同样是洋务大臣的张之洞。
张之洞的出现，似乎是清政府为了牵制李鸿章而设的一个棋子。
1889年，张之洞被任为湖广总督，奉命在湖北兴办洋务。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湖北一穷二白。一开始，张之洞自己对于在湖北办事很是缺乏热忱。但他还是选择了湖北，第一，当时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全是李鸿章淮系的力量，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这并不是好事，所以需要扶植张之洞在湖北的力量，用来牵制淮系。第二，如果办在经济发达的沿海，清政府担心一旦战事打起来，损失过大。
正是这两点原因，使张之洞督湖北长达三十年之久。
中日海战后，中国战败。随着李鸿章的失势，许多人把矛头对准了盛宣怀。对付盛宣怀恐怕比对付李鸿章容易得多。本身盛宣怀就是一官商，官商贪污是最正常不过的事。这几乎已成常识，盛宣怀能开办那么多厂子，身上不干净是肯定的了。
而他的品德又颇让人怀疑，攻击士大夫，仅凭这一点，就能把他拉下马来。
盛宣怀不想就这样被李鸿章连累，从此消失。他把目光放得很远，终于就看到了张之洞。
张之洞也正处在一个急需要盛宣怀这样的大财主的境地。当时，中国战败，政府没钱给张之洞，张之洞从中央拿钱更加没指望，盛宣怀的经济优势就凸现了。
张之洞一点都不喜欢盛宣怀，论官职，他是杂牌，论道德品质，他的贪污问题人所共知。任何人都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干净，但任何想要做大事的人又离不开他。原因很简单，盛宣怀经办的铁路、轮船、电报，这些都是当时的基础性行业，而且是官办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赚钱的大行业。
关于这件事，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张之洞所创的湖北铁政局，经开销公项六百万两而无成效，部门切责。张正在焦急之时，盛宣怀慢慢地走来了，张之洞就拿出了两份奏折给盛宣怀看，一份是弹劾他的，另一份是保举他的。
盛宣怀看完，笑了笑说：“大人意欲何为？”张之洞回答：“汝能帷幄接办铁政局，则保汝；否则劾汝！”
盛宣怀笑着答应下来。可是说，这是盛宣怀给了张之洞一个台阶下，而他也正需要张之洞给他的梯子。两人做的交易很简单，盛宣怀帮张之洞接下汉阳铁厂的烂摊子，张之洞则帮他摆平弹劾一事，并且答应他，可向朝廷保举他担任芦汉铁路督办大臣。
芦汉铁路督办大臣可是一肥缺，至少在当时来看，它不但可以救活盛宣怀的汉阳铁厂生产的那些铁轨，还能赚到更多的钱。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以芦汉铁路督办大臣的名义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二十年所修铁路总长。
通过和张之洞的交易，盛宣怀完成了对全国路矿行业的垄断。
尽管与张之洞的合作很融洽，但盛宣怀始终没有忘记老朋友李鸿章。
1900年夏天，慈禧太后在京城突然发现了拥有法力的义和团，被西方各国欺负得人不像人的老佛爷仿佛看到了海上仙山，跟八国宣战。该年6月份，老女人下诏要求各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7月8日，鉴于京津形势危急，在盛宣怀等人的极力建议下，朝廷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当时在广东，为了不惹上当年《马关条约》的腥，他在路上旅游。21日，李鸿章到达上海，就议和事与盛宣怀密谈，时间长达两天之久。这次谈话，后来盛宣怀回忆说，“傅相在沪上告宣曰：‘和约定，我必死’。竟若前知，痛哉！”
是的！
李鸿章虽然年纪已很大，但头脑仍旧清晰，他经受不住朝野上下的第二次口诛笔伐。该年的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出逃陕西。
1901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李鸿章几乎是哭着与列国签订了《庚子和约》，同样是丧权辱国，同样出现了对他的咒骂之声。这一年，李鸿章去世。
此时的盛宣怀黯然神伤，洋务精英们试图富国强兵、中兴帝国的梦想。一切洋务成绩在经过两次战争的考验后，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不及格！
李鸿章在洋务上用尽了半生心血，换来的却是滚滚骂名！
他们不是没有尽心尽力，他们的确是为了强国之梦的实现，但最终，国没有强大，做这个梦的人却身败名裂。
盛宣怀很痛，一种说不出来的痛。
可让他后来更痛的就是在这段时期所拥有的路矿，他一生受争议最多的就是铁路，曾经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大清的覆亡和盛宣怀的退出，和铁路大有关系。
另外，让他仍旧说不出痛的是还有一个人，就是他曾经希望去练兵的袁世凯。
盛宣怀与袁世凯原本关系很好。
1901年李鸿章死后，盛宣怀立即站出来推荐袁世凯继任直督，袁世凯后来继承了这个职务，盛宣怀的话自然起到了很有力量的作用。显然，盛宣怀把袁世凯推向权力的高峰，是想利用他的军政实力的支持。但是，袁世凯是相当有野心的一个人，他不属于那种传统士大夫，就在1902年，袁世凯开始向盛宣怀进攻。
1902年10月24日，盛宣怀父亲病逝，按朝廷规矩，盛宣怀应开去本兼各差，以便安心“守制”。盛宣怀并非不孝子，但对于这次守制，仍旧心里不安。他请求政府保留他的铁路督办一职，清政府答应下来。
盛宣怀一走，清政府就开始有所动作，派人去张翼督办轮、电两局，以便“归入户部筹饷”之用。盛宣怀得知清政府派的人居然是出卖开平煤矿与英国的罪魁时，大怒，并请袁世凯帮忙：“轮、电发端于北洋，宣怀系文忠所委，并非钦派……二十余年不过坚忍办事而已。至于利息盈亏，皆股商受之。局外不知，辄以独揽利权为诟病。时局如此，亦愿藉此卸肩。”
袁世凯当然高兴的要死，他正想插足甚至是吞吃轮、电两局呢，立即给盛宣怀回电，请他放心。并于11月下旬来到上海，与盛宣怀面谈关于轮、电两局归北洋管辖的问题。
两人谈了很久，盛宣怀最后直接告诉袁世凯，“船宜商办，电宜官办。”
也就是说，电局可以让出，但船局不让。
可袁世凯回后，却不管盛宣怀有什么理由，他总是要将轮、电夺归己有的。不久后，袁世凯就派出亲信唐绍仪和梁士诒接管了铁路和电报事业。
此时，盛宣怀手里只剩下一个汉冶萍了。之所以没有被袁世凯搞掉，一是因为张之洞还活着，武汉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肯定不愿意袁世凯染指，因此死保盛宣怀。另外，盛宣怀见事不妙，采取了一些手段。这就是1907年汉冶萍公司的改制，改革为公司制度。这时候晚清的《公司法》已经出台，改制后，袁世凯就拿他没有一点办法了。
但是，盛宣怀还是输掉了很多。可以说，他虽然始终在官场和商场之间辗转，但最高官职也不过是一个手中没有实质权力的尚书，另外，他做大官并非是手段，而是目的。倘若将他与张之洞相比，那就是，张是做官为体，做事为用，而他则是做事为体，做官为用。他的官场作为是为他的实业利益服务的。所以，这样的人如同行走于猛兽之间，稍不留意就会被猛兽咬一口，而留下永远的痛。
盛宣怀一生最为人诟病，又产生了对中国最重要影响的一件事，恐怕就是东南互保事件了。
东南互保
清朝时东南各省的富裕应该是西方国家的功劳。他们打开中国大门，让中国被动的富裕起来。在帝国的北方，京城之内的主政者们，这种情况是相当糟糕的。一方面，这一富裕是被别人逼起来的，另一方面，东南占据着当时京城所必须要有的赔款钱财。这就产生东南与西北渐渐地脱离。开始时还是经济上的脱离，直到1900年，东南大员们居然胆子大到敢与京城从政治上脱离了。
事情还得从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臭名昭著的八国联军说起。
1900年，北京城里一群好汉举着“灭洋扶清”的旗帜开始了他们即将消亡的路程。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义和团运动，与其说它是一种运动，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心理变态似地破坏暴动。在他们盲目排外的背后，完全是一群没有人性没有理想的土匪流氓。
但当外国人职责慈禧不该这样不该那样的时候，他们的前途一下子变得看似光明起来。因为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从以前的半推半一跃而升为彻底地承认，并且，他们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扶清灭洋。
当这群吃不饱饭的狂热分子的旗帜席卷山东、直隶，朝廷支持义和团行动的暗示已经被官方渠道证实了的时候，中国南方官员们的反对态度却出奇地一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纷纷上疏，希望慈禧不要相信这群刁民。他们是一群祸害，绝对可以把整个大清帝国推进万劫不复的境地去。并且希望慈禧应下令立即将这些乱民剿灭，以绝后患。
慈禧似乎是想跟这些南方大员斗气，你们不让，我偏要支持。而且，我就让他们在京城先闹将起来。义和团开始对外国教堂的蠢蠢欲动，该年5月，各国公使以“保护使馆”为名，请求政府派兵进京。
远在大清帝国的长江两岸也开始了不安，这种不安首先是由英国商人感觉到的。他们先是把这种不安告诉了自己的政府，他们的政府很好，在6月17日上午，派出了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雷斯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
他把自己的不安说了出来，义和团那群家伙如果向南开进，我们的商业活动该怎么办。所以，我要派军舰到长江，保护我们在长江流域的“特殊利益”。
张之洞听了，大为惊讶。在这之前，他已经想到过这个问题。但也只是想一想而已。可当有人说出来的时候，效果就截然不同了。他愣了那么一会。
法雷斯就趁热说道：“如果长江流域发生动乱，英国政府可以提供切实的军事援助。”
张之洞笑了，什么他妈的援助我们，还不是为你们自己？
他当即回道：“如果需要援助的时候，会和英国领事协商的。但是，这里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
张之洞的回答含义已经非常明确：他本人有能力防止义和团南下，不需要英国人的“好意”。这位头脑清醒的总督大人知道，一旦有此先例，那么，各国军队就会随之蜂拥而至，大清朝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四天后，也就是6月21日，慈禧下达了《宣战诏书》。诏书先从外国人传教谈起，忽然跳跃到向每一个曾经来过中国的国家宣战，表明中国人是为了某种信仰遭受欺辱而“忠愤”难耐到了“旷代所无”的程度，不得不“人人敢死”，“执干戈以卫社稷”。
这份诏书最具天国上朝魄力的就是里面有“彼等”一词。
自从这个世界有战争以来，就有宣战书。各种文字、各种风格和各种样式的宣战书几乎都有文字可查，可世界上再不会有一封宣战书能与这份发布于1900年6月21日的《宣战诏书》相提并论。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宣战书，矛头所指的对方都十分明确：某部落、某国家或者某将领，而此《宣战诏书》表示，大清帝国的战争的所指仅仅只有两个字“彼等”。
Dv“彼等”——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的外部世界。“彼”，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中文的意思是泛指与自身相对的其他；而“等”，是帝国汉语中带有蔑视情绪的另一种泛指，指与自身相对的一切。
大清王朝在屈辱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仗着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功在纸上扬眉吐气了。
此时，盛宣怀焦急如焚，他连忙同时给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急电，建议他们“电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对于局势的判断，盛宣怀曾劝说张之洞：“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