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顾梁启超先生的一生时，我们会发现，梁启超的一生可谓是“多变”的人生：由改良而倾向革命，复又回归改良，由拥袁（世凯）而后反袁，由投段（祺瑞）而离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惜今日之我与昨天之我斗争”。而梁启超的一生又是“不变”的人生，他的爱国之情，新民之志，变革之心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生前，梁启超最欣赏的两个政治家是日本的吉田松荫和意大利的加富尔，这两人也是善变之辈。而梁启超则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在他之后，中国的大地上永远少了一位如他那样“万变不离其宗”的前行者。
在改良与革命间游走
甲午海战，清政府的失利使得整个中华民族为之哭泣，为之愤恨。在甲午海战之前，中国再与日本的战争中还没有败得这么惨过。即使是元朝的东征虽以失败而告终，可中国还是主动出击一方。甲午海战，是日本人到中国家门口来，并且轻松地把中国打败。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接受一个小岛国会击败我泱泱大国。
康有为与梁启超当时愤慨之下，准备上书。不过，这份为清廷“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提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改良主义主张的《万言书》还没有奉上朝廷，清政府迫于压力已经提前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原本就已经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的举子们此时更是有泪无处流了。梁启超事后愤而疾书一首道：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
公车上书的失败和清政府的无能，使得梁启超变法维新的主张更加坚定起来。他与康有为通过各种方法活动，希望引起清朝政府的注意。在康有为的领导下，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其宗旨是人人希冀，而又人人担心的“变法图存”。这样一种以平面传媒的形式来宣传变法的做法，无疑对整个帝国是一种大震动。
在变法维新方面，梁启超显然要略高出他师傅康有为。康有为只是闷着头在那里说，必须要变法。而梁启超却从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入手，分析其弊端，最终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此时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必行，否则，帝国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在变法的实施上，他又给出详细而又全面的方案。他在《时务报》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由这段话可以知道，维新派的维新，其实就是“变官制”，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不过，这一切主张一切思想都因为那位光绪皇帝的光杆司令身份而最终没有完全实施，戊戌政变，与其说是光绪皇帝与老佛爷之间的矛盾的爆发，倒不如说成是中国人一味保守不思改变的思想在作祟。
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梁启超和他的师傅康有为只得寻找另一条路，那就是先逃出去，然后再想办法杀回来。两人一同逃亡日本，在日本，梁启超所做的工作就是协助康有为游说日本等国政府，进行所谓“勤王”运动，以让光绪皇帝的帝位名副其实。
在我们今天看来，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这种行为表面上看，是因为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起了作用。事实上，梁、康二人本是书生，中国传统士人的仁懦和忠君思想不可能让他们想到还有第二条路可以改变中国，可以使中国强大。
他们的只是局限在只要光绪皇帝掌握大权，实行变法，就能让中国强盛。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傀儡皇帝身上，这并非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愚昧。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的确找不出另一条路来让自己强盛，只有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变法。
这也是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路，皇帝是天下之主，一旦下达命令，总比别人下达命令容易顺利得多。如果有这样一条路可以走，为什么要避易而就难呢？
就如同孙中山一样，非得要以暴力手段赶皇帝下台，然后再进行图强活动。增加了成本不算，是否可以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当在日本的孙中山等革命派知道康、梁二人来到日本后，主动伸出一双温暖的手，希望能得到这两人的协助。当康有为讨厌暴力，可孙中山非常喜欢暴力，两人自然是谈不来。孙中山的一大特点是，你不服我的主张，我篇要说服你。
他几次三翻地来找康有为，康有为被搞得很不耐烦，就让大弟子梁启超去当挡箭牌。想不到，这个挡箭牌后来居然成了刺向康有为心上的矛。
开始时，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接触都是以康有为的名义。1899年春，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梁启超与孙中山频繁接触的机会才多了起来。孙中山的口才是第一的，他的革命热情是高涨的。任何人都知道，当一种温柔的方式不能解决一件事时，往往都会有暴力解决的想法。梁启超在孙中山的大肆演讲中，认识到了一件事，所谓改革，在风雨飘摇的大清朝是不合事宜的，确切地讲，是过时之论。
不过，梁启超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弃了已经坚持了七年的改良思想，并非是说明他这个人耳根软，而是那个时代太过于激荡，在激荡的年头，想要让自己的思想改变，实在是太容易的一件事了。
梁启超的温柔与孙中山的强悍，促成了两人相见恨晚的感觉。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梁启超最终基本认同。他在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到：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唯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
有人在谈到梁启超的这种思想转变时，与他跟康有为相比。说，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梁启超不固执己见、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服从真理，“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
这种说法的确值得商榷，以“以成败论英雄”的方式来看，革命党后来的成功才使得后人认为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与时俱进、服从真理。
但孙中山的革命倘若后来没有成功呢？
况且，在当时，谁也看不出来革命派到底有什么先进性，后来的武昌起义不过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而已。尤为让人应该重视的是，康有为改革派的主张也不是不可行。我们依稀记得大明万历皇帝在位时，明帝国也是风雨飘摇，可改革派张居正却有了几年时间就将大明从悬崖边拽了回来。当时的大清帝国倘若真的权归光绪，变法成强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当时的梁启超就如同着里魔一样，与孙中山频频交往，“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
他不但自己把自己卖给革命派，还拉了改良派中的一些人，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参加革命。如果康有为不是他师傅，并且立场坚定。他很可能也给康师傅洗脑了。不过，他似乎把师傅抛在了一边，背着康有为，和孙中山共商组党之事。康有为得知后，气得险些一口气没有上来，派人告诉他，你走上邪路了。梁启超却说：“既然先生这样讲，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去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
不过，让孙中山郁闷和康有为略感欣慰的是，梁启超虽然赞同孙中山的革命共和，但却是有附加条件的，即只革慈禧的命，光绪还是“明君”，坚决不能革。
1902年，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把“革命”解释成这样：“易姓者固不是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也就是说，革命当然可以，但不能易姓，不能改朝换代。所谓“革命”只是革慈禧等顽固派等人命，清朝的命坚决不能革，光绪皇帝作为明君还是要存在的。不久后，梁启超又发表文章说，革命应提倡预备精神，应将革命放到将来去完成。
在一次与孙中山的探讨中，他提出了革命共和成功后，共和国的总统的最佳人选非光绪皇帝莫属。孙中山当然不干，但当时的革命党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人士为目标，将来的事，孙中山自己都没有把握，梁启超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而年间函札数万言。”这也同时说明康有为对梁启超没有完全死心，正是因为梁启超心中还有光绪皇帝的缘故。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梁启超此时的思想，会发现，他是站在了革命派和维新派两条船上的。在革命派的船上，有他的足迹，在维新派的船上，他还是有一条腿。但他的重心仍旧还是在革命派的船上。在这段时期，他为了响应革命派的号召，于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堂，专门培养军事骨干。1899年冬，他派人回国，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将组织的口号定义为“救国自立”。正是在这段时期，梁启超创立了让我们激动了多年的“中华民族”一词。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从学术上来讲，这是一种创新，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让中国人有了现代的民族观念，使得“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些中华民族不忍看到的词语从此消失。
在创造了这一词语后，他还派人在中国组织自立军起义，他自己自立军总指挥。提出的口号是“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请光绪复辟”，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场所谓的“勤王运动”不久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
勤王运动的失败，给了梁启超一个很大的打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闭门谢客，茫然无措，不知道该从哪里从新来过，也不知道自己坚持的革命是否是正确的。不过不久后，在孙中山等人的鼓舞下，他又重新站起来，既然武力还不到时候，那就用舆论来跟清政府宣战。在创办《新民丛报》后，他又创办《新小说报》，其宗旨就是“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认为“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
康有为听到弟子的这种论调，实在是无话可说。他不想让自己的弟子就这样义务反顾地走上邪路。1903年，康有为让梁启超去美洲考察。希望能在路上，看清楚一切，将“革命”二字从他的脑中消除。
该年2月份，梁启超在两名侨商的陪同下，从日本横滨乘远洋客轮开始其美洲旅程。这一年已经是他与康师傅呼吁维新的第十个年头，可如今他知道，此路不通。而革命这条路虽然是刚刚起步，但前途也并非光明。靠暴力来解决事，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他已经失败了一次，想到这里，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梁启超不由黯然神伤，扼腕长叹：“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一事未成已中岁，海云凝望转低迷。”
梁启超这次的考察，让他很是惊讶。一路上，他受到了侨居美国各地的中国保皇会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处讲演，必有成群结队的保皇会员前来聆听。
这让他在惊讶之余，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维新派的保皇党所提出的主张和他们信奉的这里是否真的是不合适宜了？
原本就在两条船上的梁启超，意志开始动摇。在每天支持保皇派的人山人海的人声鼎沸中，他开始将思想感情由“革命”、“破坏”倾向于保皇。事后，他回忆说：“此行见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
今天来看梁启超的北美考察，似乎是康有为的刻意为之。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演讲过程中，保皇派人士都是绝对主力。倘若说，梁启超只是因为康师傅的刻意安排而放弃了革命主张的话，那梁启超被后人攻击为了善变，墙头草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事实上，使他放弃掉革命主张的虽然有康有为的“帮助”，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尤使他放弃革命的原因还是他自己对他所考察的各国的一种理性认识。
尤其是美国，他在美国考察时，所谓的民主、自由、博爱，曾使他为之怦然心动。可是，他又不由地想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当他将美国共和制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行比较后，美国政治的贪黩与腐败就显而易见了。
更让他觉得君主立宪制优于共和制，还是中国人的表现。
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居住地，他发现那里环境肮脏、团体松散，打架斗殴是随处可见。这种情况与当地的白人社区相比，实为天上人间。更让他叹息的是，华侨会馆选举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各种各样与选举人有关的凶案发生。
梁启超深深绝望，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恐怕都会绝望。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共和制国家里，中国人都是如此“可恶”，如果真要在背负着几千年专制集权统治的中国实行共和制，那些国人的教育程度和人格素质会把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呢？
最终，他说了一句话：“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这可以看作是他断定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一个宣言。
访美归来后，梁启超听到“革命”二字就如同听到了杀父仇人，他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愤怒地提出，中国历史上革命有“七大恶”，倘若革命，中国必乱。革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会带来恐怖，暴力永远会让人民遭殃。
这种忽然这样突然那样的左派显然让梁启超受到了各方面的攻击。对于别人指责他的标新立异和墙头草，他撰文辩解说，几年前，自己确实信奉“革命”和“破坏主义”，但是经过自己对共和政体的考察和与中国国情的了解，两方没有切合点，自然就要改变。不能因为图虚名而妄谈革命，要坚决服从真理。
康有为欢迎他的回归，革命党人却鄙视他的背叛。梁启超并没有丝毫愧疚，他大度地告诉攻击他的人，做人身攻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们可以用“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来说服我，倘若我认为你们说的有道理，也符合现实，我自然会同意你们。
不过，革命派人物大都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走一条大骂梁启超的路。梁启超就以《新民丛报》与同盟会的《民报》为开始了就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问题进行激烈的论战过程。
这一论战，就是三年。梁启超的自信一直就使他认为，凭着有理有据的言语定能将这些革命分子说服，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革命分子的革命立场太坚定了。或许也正是这种无休止的论战，使得“数年以来，革命派盛行国中……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
最终，梁启超不但没有说服革命党，还使得“革命”二字深入人心。他不得不对自己三年来的说服工作产生怀疑，又是一次大打击，梁启超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将自己的信念灌输给群众了，他自己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遂主动挂起免战牌。在他回首几年来的政治活动后，他很为自己的无根与中国的命运担忧。
让他眼前为之一亮的是，1906年9月清廷颁布的预备立宪上谕。梁启超闻之大喜过望，情绪激昂。所谓预备立宪，在今人的理解中就是先期实行“开明专制”，逐渐向“君主立宪”制递进。这正是当时梁启超的政治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