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英国由于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因而爆发了全国大罢工。朝野一片恐慌，资本家们对罢工又怕又恨，要求政府给予严厉镇压。一位煤矿主给国王写信说：“这些罢工工人都是他妈的混蛋革命者。”乔治五世回信为工人辩护说：“工人们是在争取获得赖以生存的工资啊！”他给首相鲍德温写信。告诉他：“工人们所需要的是工资和工作，而不是失业。”他责成政府“尽快解决工人就业问题。”他还指同玛丽王后来到失业最严重、工矿最集中的威尔土地区。他们甚至坐上运煤的小火车去矿井了解工人的情况，到矿工们的破烂屋子里同他们一块喝茶。有人对国王的行动感到惊奇，一位至高无上的国君干嘛如此关心工人？据说，乔治五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出生的机运把我推上了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但是，我还是一位普通的人。”正是这种体察下情、同情百姓疾苦的举动，使乔治五世赢得了极大声誉。
可见，治国之要务，只有爱民。而且乔治五世以德为本，以民为本，堪称贤德之君矣。
穆罕默确保王位
1941年9月17日，在英国和前苏联的军事压力下，伊朗老国王将王位传给了他年仅2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利萨·巴列维。新国王上任后，美国和苏联加紧了对伊朗的控制。在1942年1月29日签订的苏、英、伊三国同盟条约中，规定英、苏政府有权“派海陆空军驻扎在伊朗”。伊朗政府必须“以其所有的全部资源并尽一切可能办到的方法和同盟国合作，使苏、英得以履行保卫伊朗免遭德国或其它国家的侵略的义务。”同盟条约还要求伊朗为了保证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必须暂时“献出”它独立自主的权利。同盟条约签订后，前苏联、美国更加紧了对伊朗的控制，占据其港口、铁路和机场，支持国内的反国王势力。年轻的穆罕默德·巴列维国王处境越来越难。有一日，巴列维忽然又听到一个消息：说英国、前苏联正在暗中策划，用另一个更加听话的傀儡来替换他。英苏同他加王朝最后一个王储的儿子哈米德·米尔扎亲王建立了联系，想以他取代穆罕默德·巴列维。
怎么办呢·穆罕默德·巴列维面临着一次艰难的选择，是保护王位，挽救伊朗还是就任人推翻？如何才能保住王位呢？巴列维国王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觉得伊朗国力弱小，受制于前苏联、英国，必须借助外来大国抵制英、苏。同德国结一盟无疑是早日寻死，无任何可能。美国虽在中东还无大的影响，但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正日益增大，而且它又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重要一员。因此，伊朗只有依靠美国，才不会被英苏以任何借口灭掉，他也会借此保住王位。
穆罕默德·巴列维向远在德黑兰几千英里外的美国求救。罗斯福总统出于美国未来发展战略的考虑，决定参加在伊朗的角逐。1942年9月，美国突然决定其驻中东的军队进驻伊朗，成立了美国驻波斯湾司令部。到1942年底，已有近3万名美国军事人员到达伊朗。美国势力的插入，令前苏联、英国很不高兴。但出于战争的需要，只好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地盘给美国。
巴列维国王靠自己的以夷制夷策略取得初步效果，就更加向美国靠拢，并于1943年9月9日正式向德国宣战，从而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成员，借此取得美国的好感。1943年11月28日～12且1日美苏英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首脑会谈期间，穆罕默德·巴列维充分利用苏、英、美三国在伊朗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借助美国压苏、英确保伊朗主权的完整。在12月1日发表的《德黑兰宣言》中，苏、英、美三国政府“肯定伊朗在促进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特别是对大西洋彼岸国家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运输军火提供便利条件方面所给予的援助。上述三国确认战争给伊朗造成的特殊困难，同意向伊朗政府提供各种可能的经济援助。……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政府在维护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德黑兰宣言》使巴列维国王减轻了对自己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担忧。
根据《德黑兰宣言》和德黑兰会议精神，英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应在作战行动结束后6个月内，撤离伊朗。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都表示了从伊朗撤军的愿望。但是，受伊朗战略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引诱，前苏联迟迟不作撤军的表示。1949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大国外长会议上，当讨论到盟国军队从伊朗的撤军问题时，前苏联代表拒绝就撤军期限作出决定。苏联人还不断支持伊朗北部库尔德人提出的民族自治和独立的要求。在前苏联的扶持下，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宣布成立“库尔德共和国”。在伊朗阿塞拜疆地区，在前苏联军事支持下，阿塞拜疆民主党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夺取地方政权。前往镇压的伊朗军队中途被前苏联军队阻挡。巴列维国王大有失去对伊朗北部地区控制的危险。
巴列维审视战后形势，利用两大意识形态间的激烈对抗，继续采用他的以夷制夷策略。不过这次不再是美国对英、苏，而是利用美国和英国，迫使前苏联从伊朗撤军。巴列维又一次向美国求救。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英国更加重视伊朗的地位，把它作为遏制前苏联的重要一环。对于伊朗国王的求助，美、英立即答应。1946年1月，在美国的怂恿下，伊朗正式向联合国控诉前苏联政府违背1942年苏、英、伊三国同盟条约中关于战后盟国占领军从伊朗撤退的规定，并指责前苏联占领军支持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裂活动，要求苏军如期撤军。前苏联政府威胁伊朗，若它再在联合国控告苏联，伊朗将要考虑其行为的严重后果。针对前苏联的威胁，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政府不敢向联合国提出苏军撤离问题，美国政府将自己提出。1946年3月18日，伊朗在美英支持下，又把苏联拒绝撤军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美国除支持伊朗外，还自己直接同前苏联对抗。1946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倘若俄军军队在一个星期内还不开始调回，并在6个星期内全部撤离完毕的话，美国海军就会源源不断地开进波斯湾，与此同时，美国军队就在伊朗登陆。经过一场激烈的外交争斗，1946年4月4日，伊朗在美、英的默许下同前苏联达成了撤军协议，到5月6日，前苏联军队基本上从伊朗撤回到自己境内。巴列维在前苏联撤军后，毫未兑现它在苏伊撤军协议中做的诺言：即增加阿塞拜疆人在伊朗议会中的席位。他在美、某支持下，不顾前苏联政府的强烈反对，派伊朗军队进入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大肆屠杀反对派人士，加强了他对那里的统治。
在一个弱小国家遭两个以上大国的侵略和威胁时，利用这些大国间的矛盾，用借夷制夷之计，造成敌人间的争斗和竞争，从而保存自己的主权完整或独立，不失为一种应急之策。但是这种计谋如运用不好，极易造成“前门赶虎，后门进狼”的情况。
卡洛斯以正治国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逝世，西班牙近40年的独裁统治结束。22日，波旁王朝的后裔胡安·卡洛斯王储加冕。卡洛斯以国王的名义亲自筹划、推动、组织并实施改革，在西班牙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卡洛斯国王与政界的关系是亲切、自然而融洽的。由于国王长期以来与执政者及当时尚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政界领袖们接触和交往。因而在和这些人打交道时胸有成竹，表现出了一个国家领袖所具有的难得的才干。1978年法国总理吉斯卡尔·德斯坦正式访问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在奥连特宫为他举行招待会，与会者有政治领袖、杰出的议员、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代表们，国王竟能够把所有一千多位与会者分别介绍给德斯坦，不仅能叫出他们的姓名，而且还能说出他们的身份。外宾对于比较敏感的反对派领袖一般是敬而远之，比较谨慎的，然而德斯坦却深为国王在同反对派领袖们所持的亲切、随和的态度而感到惊讶，当轮到介绍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德斯坦也只好向他伸出了手。事后他说：“我到了西班牙，才有幸生平第一次与一位共产党领袖握手。”
西班牙实行的是议会君主制，国王的权力受到各方面的削弱和控制，这就要求君主的个人品行必须高尚，因为通过它国王有可能在很小的权力下产生极大的影响。卡洛斯对现行政体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尽可能地发挥作用，他同政府首相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他常说：“只要他是首相，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哪天西班牙选出新首相，我也要尽一切可能使他成为我的挚友。”卡洛斯尤其精明的是，他不仅同现任首相亲密无间，而且同反对党领袖关系良好，因为他知道，今天的在野党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执政党，在他看来，同各大政党友好相处并在其间保持平衡是明智的。
1977年5月20日，即大选的前几天，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菲力佩·冈萨雷斯到萨尔苏埃拉宫会见国王。国王一反常态，以“您”来称呼冈萨雷斯，而平时他称别人总是用“你”。这次会谈开始后几分钟，国王对冈萨雷斯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用‘你’相称。”当然，冈萨雷斯表示接受。他们继续会谈。国王称他“你”，而他称国王“您”，并且用胡一安·卡洛斯本人所喜欢的“先生”这个称谓来代替“陛下”。他们谈到政局、即将来临的选举、未来的前景、。左派政党的合法化等问题。突然，卡洛斯国王提出了一个令冈萨雷斯辞不及防的问题：“你们党为什么非得主张共和国为国家政体不可呢？”冈萨雷斯犹豫了几秒钟，然后以一个年轻政治家所特有的机敏作了回答。他援引瑞典的例子，在那个国家，尽管社会民主党主张共和制，但是和国王在治国方面合作融洽。卡洛斯对他的回答非常满意。勿庸置疑，国王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对冈萨雷斯及其社会党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冈萨雷斯出任西班牙政府首相，他与卡洛斯国王也相处得很好。胡安·卡洛斯的这种作国王的艺术，经常受到西班牙人和外国人的称道。
表面上看，胡安·卡洛斯的这些做法似乎不算是什么谋略，而只是他的个人品行。但实际上，以德为本是治理国家的最有效的最高的手段。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以正治国”。权力毕竟不能解决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施以德政，来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引导和激励人民、治理国家，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罗斯福建立友谊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出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
1937年秋季，欧洲形势急剧恶化，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他的绥靖政策陷于破产后，于9月3日被迫邀请强烈反对慕尼黑协定的丘吉尔入阁。10月1日，罗斯福即致函祝贺丘吉尔重任海军大臣（丘吉尔曾在1911年到1915年期间担任此职）。为了与这位前程远大、声名显赫的英国国务家建立密切关系，罗斯福在信中写道：”因为你和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类似的职位，所以我要你知道，你重返海军部，我是多么愉快……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联系。你可以经常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丘吉尔接到信后，十分激动，立即回信表示感谢，并根据罗斯福来信中所谈到的情谊，署名“海军人员”，从此开始了他们的长期通讯。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后，信上的署名便改为”前海军人员”。丘吉尔曾说：“在我们两人的通信中，整个大战期间我几乎毫无例外地一直使用我喜爱的这个称号。”据丘吉尔统计：“我总共发给他950份电报，收到的回电大约有800份。”他们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天罗斯福逝世为止。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同罗斯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晤，一同相处的时间合计多达120天。两国政府首脑如此密切的接触，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人们在交往中是很重视相似性的，如果两个人背景相似，则极有可能成为好朋友。物以类聚也是这个道理。
拥抱还是握手
从1976年5月起，卡洛斯国王和王后开始对拉丁美洲进行访问。这次访问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气氛中进行的，充满了对故国、对共同的历史和共同语言的感情。国王和王后到处受到热情的、发自内心的欢迎，他们同拉丁美洲领导人的拥抱是那么的热烈，那么的真诚。然而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却是例外，他就是阿根廷的军人总统魏地拉。
由于魏地拉政府是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国王对阿根廷的访问事前就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西班牙议会外交委员会中的反对派以支持独裁政权、违反民主观念为由提出了激烈的质问。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名记者也聚集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准备作关于胡安·卡洛斯国王与魏地拉将军拥抱的摄影报道。这就使卡洛斯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如果和魏地拉拥抱，便意味着对其军人独裁政权的支持，这样他就会遭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指责和不满。在这种微妙而尴尬的局面下，卡洛斯国王既没有撤消对阿根廷的访问，也没有与魏地拉拥抱，而是如期访问阿根廷，并只与魏地抗礼节性地握了握手，然后与其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会谈，并签署了联合公报，在公报中魏地拉保证保护人权，并允诺释放几个因政治原因而被监禁的西班牙人。
西班牙的一些政党原先曾反对国王的这次访问，不过他们现在也承认，即使仅仅是为了这为数不多的几名西班牙人，这次访问也是值得的。这次访问也收到了良好的国际反响，据说美国《新闻周刊》还想要那张照片作为那期刊物的封面呢。
这一事件看起来似乎只是外交礼仪上的事，实际上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复杂的外交过程中，需要外交家具有胆大心理、灵活应变的智谋，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否则，一件细微的事情也可能使外交活动功败垂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