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与夏商周三代，所教的、所学的只有这些。其时，人们没有不同的看法，户户没有不同的习惯，能自然做到这些的称圣，能努力做这些的称贤。违背这些的，即使聪明如丹朱，也为不肖。在街巷田野之中，并从事农工商的人，均纷纷学习它，努力完善自己的德行。
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没有纷繁的见闻、烦复的记诵、靡滥的词章及对功利的追求，而只让他们去孝敬父母，敬重兄长，诚实待友，借以恢复心体中原本只有的，而这些是人性中固有的，并不是从外而借来的，又有谁不能做到？学校里所做的事，只是为了成就德行。人的才能各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治理水土和种植，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他们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各自的才能。
依据德行让他任职，并让他在这个职位上终生不再更改。作为领导，只需要让大家同心同德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注意他的才干是否称职，而不凭地位的贵贱来分重轻，不凭职业种类来分优劣。作为被任用的人，也只需同心同德，使天下的人民安居乐业，若自己的才能适宜，即便终生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丝毫不感到辛苦，从事低贱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下。此时，全天下的人高兴快乐，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其中资质较差的人，就安守从事农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奋，彼此提供生活必需品，没有好高骛远的念头。才能卓着的人，如皋、夔、稷、契等，就出仕当官，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国事宛如家事，有的经营衣食，有的互通有无，有的制造器物，大家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纷纷献计献策，以实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的愿望，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时有所怠慢，因而特别重视自己的职责。所以，稷勤勉地种庄稼，不因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耻，把契的擅长教化，看成自己的擅长教化；夔主掌音乐，不因为不懂礼而感到羞耻，把伯夷通晓礼，看成自己能通晓礼。
他们心地纯洁明亮，能够彻底实现万物一体达到仁的境界。因此，他们的胸怀宽广、志气通达，没有彼此的区分和物我的差别。例如人的身体，眼看、耳听、手拿、脚行，都是满足自身的需要，服务于自身的。眼睛不因没有耳朵的灵敏而感到可耻，但在耳朵听时，眼睛一定会辅助耳朵。脚不因没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可耻，但在手拿东西时，脚也必定向前进。由于人身无气周流充沛，血液畅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觉到，并有神奇的反应，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之所以圣人的学问至简至易，易知易从，容易学会，容易成才；正是因为它把恢复心体所共同的义理当根本问题来抓，而非只注重有关知识技能方面的事情。
自夏商周三代之后，王道衰落而霸道盛行。孔子、孟子去世后，圣学颠覆而邪说横行，教的人不肯再教圣学，学的人不肯再学圣学。行霸道的人，窃得与先王相似的东西，借助外在的知识来满足私欲，天下的人竞相模仿他们，圣人之道因此被丛生的荆棘阻塞了。人与人之间彼此效法，每天所关心的只是富强的技巧、倾诈的阴谋和攻伐的战略。只要能够欺天骗人得到一时的好处，可以获取声名利益的方法，人人都去追逐。比如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种人，简直数不胜数。时间一长，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掠夺，祸患无穷，人与禽兽夷狄几乎没有两样，霸术再也行不通了。此时，世上儒者感慨悲痛，他们搜寻从前圣王的典章制度，在焚书的灰烬中拾掇修补，其意图正是要恢复先王仁道。但是，距离圣学的时代太遥远，霸术的广泛流传已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即便是贤慧之人，也不免深受霸术的熏陶。如此，他们希望讲明修饰，以求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扬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道的势力范围。相对来说，圣学的痕迹再也极难找到了。于是，产生了训诂学，为了名誉传播它；产生了记诵学，为了显示博学去谈论它；产生了词章学，为了华丽去夸大它。如此沸沸扬扬，竞相在天下争斗打闹，不知有多少人！面对万径千蹊，人们无所适从。世上的学者，如同走进了百戏同演的剧场，处处都是嬉戏跳跃、竞奇斗巧、争妍献笑之人，观者瞻前顾后，应接不暇，致使耳聋眼昏，神情恍惚，成天在那里胡乱转悠，乐不知返。他们仿佛精神失常，竟连自己的家也不知在哪。其时，国之君也被这些主张弄得神魂颠倒，他们终生从事无益的虚文，自己到底说什么也一无所知。有时，虽有人觉得这些学问的荒谬怪诞、零乱呆滞而卓然奋起，欲有所作为，但他所能达到的，只不过是为争取富强功利的霸业罢了。
圣人的学问，越来越晦暗；功利的习气，越来越严重。其间，虽也有人推崇佛老，但佛老的观点始终不能消除人们的功利之心。虽也有人曾综合群儒的主张，但群儒的主张最终也不能破解人们的功利之见。功利的毒汗，已深深渗透到人的心底骨髓，积习成性，时至今日已达几千年之久。世人在知识上彼此炫耀、在权势上彼此倾轧、在利益上彼此争夺、在技能上彼此攀比、在声誉上彼此竞取。那些从政为官的人，主管钱粮还想兼事军事刑法；主管礼乐还想兼事官员选拔。身为郡县长官，还想提升到藩司和臬司；身为御史，又窥视着宰相这一要职。不能作那样的事，就不能担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晓那一方面的知识，就不能谋求那方面的名誉。记诵的广博，恰好滋长了他的傲慢；知识的增多，恰好让他去为非作歹；见闻的广泛，恰好使他恣意狡辩；辞意的华丽，恰好掩饰了他的虚伪做作。因此，皋、夔、稷、契不能兼作的事情，现在，刚入学的小孩子都想通晓他们的主张，穷尽他们的方法。他们树的名义招牌，都是为了什么共同促进天下的事业，但真正的意图是，以此为幌子来满足他们的私欲，实现他们的私心。
唉！凭如此的积习，凭如此的心志，而又讲如此的学术，当他们闻听圣人的教导，就把它当成累赘包袱，从而格格不入，如此看来，此举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他们认为良知并不完美，认为圣人的学问是无用之术，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了。唉！士者此生，又岂能求得圣人的学问？又岂能讲明圣人的学问？士者此生，以学为志，不也是太劳累，太拘泥、太艰难了吗？唉，真可悲啊！有幸的是，人心中的天理始终不会泯灭覆没，良知的光明，万古如一日。那么，倾听了我所讲的拔本塞源的主张，一定会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拍案而起，如决口的河水，一泻千里而势不可挡！若非豪侠之士，自觉勇敢地奋起，我又对谁寄予厚望呢？
【2】
1527年，继朱厚照之后的嘉靖皇帝在位的第六个年头，王阳明被中央政府想起，要他到广西平叛。
这六年时间里，王阳明的心学已坚如磐石。他能用心学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不过，只是不能解决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当嘉靖皇帝新上任，准备授予他更高级别的官职时，王阳明就以身体状况为由，婉拒了。嘉靖又授予他新建伯的爵位，他也几次三番上书要求收回。因为责任越大，就代表着你要付出更大的力量去支撑这种责任。他只想把最后的生命献给心学，所以在浙江老家的这六年时间里，他时刻在讲学，在提升他的心学真经。
1527年嘉靖皇帝命令他到广西剿匪时，他并没有拒绝，正如他所说的“若非豪侠之士，自觉勇敢地奋起，我又对谁寄予厚望呢？”没有人奋起，他只好自己奋起，这是心学的事功主义，也是王阳明本人知行合一的力量。
就在准备奔赴广西前线前，心学史上的光辉一幕“天泉证道”上演。
天泉证道的两个配角是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和王畿。二人在一起辩论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是王阳明在老家多年来提出的心学四句口诀，被心学门徒奉为心学真经。王畿说：“先生的四句教后二句‘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有问题。”
钱德洪就问：“什么问题？”
王畿回答：“老师说过，身、心、意、知、物是一回事，既然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那岂不是证明心亦未是无善无恶？”
钱德洪说：“心体本来是无善无恶，可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只是见耳。”
王畿认为钱德洪的解释不符合自己心意，就说，那咱们找老师问问吧。于是，二人各自把自己的理解说给王阳明听。
王阳明很高兴，说：“正要二君有此一问！二君之见正好相辅，不可相斥。小王同志你须用小钱的功夫，小钱同志须透小王的本体。”
钱德洪问原因。
王阳明回答：“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便是合得本体功夫。”
王畿也问。
王阳明回答：“你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圣人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王畿又问：“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
王阳明回答：“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这就是天泉证道，在理解四句教前，我们先了解王阳明心学的基础知识。
王阳明所谓的良知是人的本体，所谓本体是与生俱来的，你不能用语言描述它，你只需要知道，它是个空空的东西，就像老子说的道。这个东西没有善恶之分，也没有是非之分。它本身就像是一面明亮的镜子，什么都没有，但其实它什么都可以有。
王阳明曾说，身心意知物是一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心。因为你身体必须要靠心才能存在，而意动，就是心动。没有心就不可能有知。意所动处必有物（事）。
了解了这些，我们再看王阳明的四句教，就简单许多。其实，四句教可以按两种方式来理解。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和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可以跟那些上等智慧的人说。这其实是告诉上等人，你本来就有良知，它能知是非善恶，你所要做的只是好好维护它就是了。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和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讲给那些中下等智慧的人说的。因为这些人的良知都被遮蔽了，他们随意发出的一个“意”都有善恶，良知不工作，他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善恶，所以必须要让良知工作，工作的方法就是格物（去事情上正心）。
第二种方式，可以用王阳明的亲身经历来理解。
王阳明在老家浙江时，曾有位老人卖给王阳明一块土地，王阳明当时没有买。有一天，他和弟子们心情舒畅的去野外郊游。忽然一位弟子指着一块山清水秀的地方说，那里就是那位老人要卖的地。王阳明一见，非常懊悔，说，当初真应该买下来。可他这个念头才在脑海中升起，马上又起了个懊悔之心，他说，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坏念头，这就是贪欲啊。必须马上把它克去，于是，一整天时间，王阳明都用在克制这个念头上了。晚上回家，他才舒出一口气说，我终于心情舒畅许多了。
这个故事就是四句教的现场说明：当王阳明和他弟子们走在风景如画之地时，他的心什么都不想，那就是无善无恶的状态，也就是心的本体（无善无恶心之体）。可当弟子们告诉他那件事后，他马上就起了个懊悔的“意”，这就是意之动（有善有恶意之动）。意动后，王阳明的良知立即启动，警告他，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懊悔意（知善知恶是良知）？这意必然是私意，因为你想占便宜，这就是贪欲。王阳明立即遵从良知的命令，正自己的心（为善去恶是格物）。
“四句教”28个字，可以解释我们人类世界的所有事。普通人做事，都是“有善有恶意之动”在搞鬼。我们尤其要注意到那些特别容易冲动的人，他们本来没有任何想要做坏事的想法，可一遇刺激，错误的意念发动，又不肯受良知的命令改过，结果就铸下大错。
不过，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能停留在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上，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能走到第四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致良知的最本源的原因。
【3】
广西的叛乱是被政府官员逼出来的。广西西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自朱元璋时起，西部的田州，南边的思州，知府一职均由名将岑伯颜子孙世袭。朱厚照在位时，田州知府岑猛实力逐渐强大，有了傲视一方的心。当地政府官员又不失时机的对其进行敲诈，岑猛最后发现，在满足那些官员的贪欲和革他们的命之间，后者最省力。于是，他起兵造反，立即震动广西和北京。
嘉靖皇帝很快就点了一员猛将：姚镆。姚镆虽然是读书人，但没有读书人的悲天悯人，认为枪杆子能解决一切。到广西不久，他采用激烈的镇压手段，很快就镇压了岑猛，岑猛身死，他的叛乱部队一哄而散。
但姚镆平定叛乱后，却不能善后，广西仍然是血雨腥风，岑猛的两位部将卢苏和王受重新拉起造反大旗，在姚镆离开广西后，二人的革命声势比岑猛还要浩大，田州、思州（今南宁以北及武鸣县西北，和百色市及田阳、田东一带地区）立即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