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的世袭和直录先秦史官多为世袭，这种情况到汉代尚未改变，如司马谈死后，其子司马迁便继为太史令。这是因为巫史特殊的专业，要求须具备比较全面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由于当时社会文化尚不发达，巫史文化一般多系通过西周颂簋颂簋是西周晚期的盛食器，也是礼仪重器之一。它的器盖和器内都有相同的铭文，完整的记录了周王册封官员的制度及全过程。巫史家族的世代积累，其传承也只能通过父子兄弟间的世袭与传授才能实现。这就使得巫史在统治集团中成了一个比较特殊而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其时统治者普遍具有一种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即使原任的史官被罢斥，继任者一般也只能从巫史官员的系统甚至其家族内选礼乐壁雕在古代，礼乐常常被作为道德的象征，显示着一个人的品行修养。《尚书》里也说，在舜帝时代就已经有了执掌"乐"的官员。图为早期反映舜帝时代礼乐场景的壁画。拔，这就为他们不畏当政者的权威，敢于直录史事。这种直书史事，客观上起到了监督权力拥有者的作用，并作为史学的优良传统，对后世史家造成很大的影响。
董狐之笔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位史官。晋灵公年纪很仓颉相传上古黄帝时，史官仓颉根据日月星辰、乌兽足迹等自然景物创造了汉字。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史官了。轻就继位为国君，无知而骄横。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击打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威胁要杀死赵盾。赵盾无奈，只得逃出都城避难。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另立晋成公为国君，并派人把赵盾找回都城，让他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事件，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自然该由你承担。"赵盾无可奈何，长叹道："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这段史实，载于《左传·宣公二年》。孔子称赞董狐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越境乃免"的意思是说，赵盾逃出藏山藏山位于盂县城北18公里处，相传，这里是春秋时程婴藏赵盾遗腹子赵武之处，原名盂山，后更名藏山。春秋时，晋国大夫赵盾受屠岸贾陷害，全家遭满门抄斩之祸，门客程婴、公孙杵臼为救其遗孤赵武，将赵武藏匿于藏山，公孙杵臼也被抄斩。晋国国境，不再回来，就无须承担弑君之责。董狐身为史官，尊重客观事实，直书其事，是史官的责任。赵盾国柄在握，操其生杀之权，董狐并未因此而阿附，其不畏死的精神，确实令人赞叹，但若无史官实录的优良传统和赵盾的大度宽容，其结果恐怕就是另一种样子了。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直书其事而无隐，赞为"董狐之笔"。
三杀不惧的太史与南史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杼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棠姜发生矛盾，崔杼借故杀了齐庄公，立齐景公为国君，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深恐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杼这才知道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悻悻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便带上写有"崔杼弑其君"的竹简赶往宫廷，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这才返身回去。齐太史为了维护史实的尊严"身膏斧钺"和齐南史秉笔直书、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事迹，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流坑村祭祖仪式宋朝以来祠堂是族人祭祖和决议大事等活动的中心地方，也是家族团结的象征。这一民间习俗的保留，如史书般将历史的细节代代传承，犹如一部活的历史。
先秦史学诸种体裁的萌芽
司马迁之前，中国史学的主要体裁都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若从书的基本内容说，确实是这样。但若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只能说是已经出现诸种体裁的萌芽。
大禹
相传大禹治水时，开通了九大山脉的道路，疏导了九条河流，筑好了九大湖泊的堤防，使人民不再受害于水灾，天下于是大治。先秦史书体裁最重要和最成熟的，是编年体的创立。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编年体是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载史事的史书体裁。
编年体由周代史官于公元前841年前后创体，因其为中国最古老的著史体裁，故《隋书·经籍志》称之为"古史"。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而晋称《乘》，楚称《梼杌》等等。墨子言其见过"百国春秋"，可见"春秋"是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通名。后来，诸国春秋亡佚，唯经孔子编辑的鲁《春秋》独存，故春秋便成了鲁国国史的专名。
现存编年体史书，以《春秋》为最早。《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极简略。《左传》以编年为主，记事兼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又颇类乎纪事本末。
先秦的史学典籍
因为上层社会重史的风气和史官记事制度的发达，先秦时期出现了一批由史官录编的历史文献、世系谱和官方年代记。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收录的大多就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保存的重要文件和政论，《世本》中的一些记载也当出自官修。至于《左传》中提到的《郑志》，《孟子·离娄》所说的楚《栲杌》、晋《乘》、鲁《春秋》，《墨子·明鬼篇》所说的齐、燕、宋诸《春秋》，《史记·六国年表》所说的《秦记》，大抵皆属各诸侯国的年代记。《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彩绘法事僧乐砖雕宋朝丧事往往有僧人和道士的参与，这也是宗教日益世俗化的象征。图为甘肃清水宋墓出土的彩绘砖雕，表现了两位俗家弟子与一位僧人正在奏乐的场景。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
这些文献，虽因秦并六国，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而化为灰烬，但我们仍能从流传至今的少数史籍，如据鲁国史所编定的《春秋》、战国时魏国的《竹书纪年》中窥其大略。诚然，早期史官记载只是一种简单的史实记录和年代编排，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但它为后人研究古史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留存至今而被后人视为史学著作的，唯有《春秋》、《左传》等寥寥数部而已。
最早见于载籍之史官
黄帝之时，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共造文字，从此产生了文籍。唐、虞、夏、段以来，威有史宫，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至于周代，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官，益臻详备。
两汉时期的史学
两汉时期，史学较之先秦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史学著作的规模远非古代可比，而且史官的职责也开始从含混不清的状态中明确起来，逐渐成为专职。两汉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当然是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的问世。这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史记》既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战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没有战国以来"人之发现"的历史潮流，没有战国文化传统在西汉的延续，就不会有以记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记》的出现。班固在司马迁纪传体通史的基础上创纪传体断代史，并完善其体制。纪传体从此成为中国史籍中影响最大的史书体裁。
马班的史学
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司马迁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鹄之志，首创纪传体通史，三千年史事井井有条，历历在目。《汉书·司马迁传》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曾侯乙墓漆棺西周初年的分封王曾入葬时年龄约45岁，其青铜架楠木彩绘主棺重达7000公斤，为现今中国出土的古代形体最大的漆器。器身彩绘内容诡秘，多是各种形态的龙、蛇、鸟和其他兽，图像900多个，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初巫术的兴盛和流行。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代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司马迁凭着深厚的学养、广博的见闻，从多方面综合已有的旧文献，以及前代各种史书的体例，整理剪裁，消化熔铸，自创荆轲刺秦拓片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次著名的谋杀事件。在秦统一中国前一年，为拯救处于灭国边缘的燕国，燕国的勇士荆轲带着燕国的地图来到秦国，刺杀秦始皇。这一最终失败的刺杀故事被记录在《史记》的《刺客列传》中。江户时代日本文人手抄《史记》江户时代的竹原盛行学问与文艺，传播自中国的文化更是风行一时。文化人的通用语是汉文，对这些人而言，假名即为无知的代表。图为当时文人的手抄《史记》原本。了文体一致、形式整齐的纪传体例，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等五种体例的综合形式，为我国史学开一全新天地，规范了两千年正史的基本格局。后世历朝的正史，依循于此，少有变易。
《史记》五体《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弘先河。《史记》有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共130篇，525600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鎏金铜惠炉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烦冗。
东汉石刻君车画像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代史家赞《史记》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范晔、刘知几等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伯夷叔齐采薇图李唐宋代《史记》列传中第一篇就详细记录了伯夷叔齐的历史故事，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并对其事迹和清高的品德大为歌颂。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宏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他们所共同强调的，是《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汉代透雕龙凤纹玉环班氏父子创纪传体断代史《史记》问世后，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不少学者受其影响，试图继其遗业，为之续补。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班彪、班固父子。班彪为东汉初人，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尝作《史记后传》百余篇（一作数十篇），欲以表《史记》未及之汉武帝以后事。彪死，子班固继其志，编纂成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凡百篇（后人分为120卷）。班固之编史，本为私人事业，但因其所触及的是比较敏感的当代史领域，一度竞以所谓"私改作国史"罪，被捕入京兆狱。后经其弟班超辩白，其书稿经审查亦未发现对汉统治不利之处，才得到朝廷的赦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