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
《浮云》是日本作家二叶亭四迷的出世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写于明治20年代。
二叶亭四迷，生于1864年，卒于1910年，是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本名长谷川辰之助，生于明治元年。
日本明治20年代，明治初期的动乱时代已过，代表民主、自由的民权运动也失败了，天皇专制政体经过多次波动之后，终于牢固地确立起来。天皇政府接连颁布了各种律令，在国内形成了强权的统治，一切都按照政府的官僚机构的要求行事。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追随时代，甘愿成为政府的奴仆；一部分人感到压抑、苦闷，不满政府的各种律令。《浮云》就是描写新时代变化之下的“青年男女的倾向”。
小说通过一个被解职的小官吏内海文三的平凡生活和他周围人们的活动，表现了“明治青年”的不同倾向，暴露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和社会上小市民的庸俗习气。
内海文三是一个贫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父亲死后，他寄居东京叔父家里，勤奋学习，毕业后在政府谋得一个低微的职位。他为人善良、诚实，工作勤恳，安身于自己平凡的生活，只希望和自己相爱的堂妹阿势结亲，把在家乡过着孤苦生活的老母接来同住，共享天伦之乐。但他不谙世俗，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迎合上司的需求，终于被政府机构革职。失去职业之后，他首先遭到婶母阿政的责骂、非难和同事本回升的嘲讽、讥笑，继之情人阿势也转向他人。他感到痛苦和烦恼，为自己不平的际遇而愤懑。
内海文三是个小人物，他没有图谋伟业的志向，也不是卓尔不群的高傲人物。他的理想是正直做人和勤恳工作，过一种与世无争的小康生活。他懦弱无能，优柔寡断，缺乏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行为，最终被排除在社会幸福大门之外。
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一种纯正的品性，“正直”的秉性，有维护人格尊严的明确意识。他从来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去随俗沉浮，与腐朽的势力同流合污。他看不起无工作能力、只会溜须拍马的同事本田升，称他为“猫狗不如的东西”；也敢于蔑视上司，对上司的非分要求不予理睬。他的这种品性，与当时官场风气大相径庭，所以他才被政府机构排挤出来，成为世人嘲弄的对象。尽管文三的这种观念并不自觉，但却闪耀着近代个性觉醒的光芒，它是近代民主思想对陈旧的封建习俗的冲击，是一种“执著的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对辱没人性的反抗力”。
它反映了明治知识青年的民主倾向。自然，这种新时代的倾向在文三身上还很微弱，更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他不能割断与旧传统、旧观念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置身于社会的叛逆行列之中，他性格怯弱、遇事踌躇，即使失业之后，在遭到婶母的白眼、情人的背义之后，也没有勇气离开叔父家而自立。这不仅因为难于割舍与阿势的恋情，寄希望于情人的转变；也是因为在叔父不居家时，把整顿家族的责任看作是家族男儿的任务。这种封建处世的原则，成为使他不能以全新面貌立身的羁绊。作家对文三的软弱无能作了批判，但他着意之处还是通过一个平凡人物写出新的时代对民主思想的召唤。
与文三相对照，作者也刻画了另外两种倾向的青年：本田升是官场豢养出来的市侩人物，当僚友一个个被革职之时，正是他被上司看重加官晋级之日。他卑躬屈节、溜须拍马赢得上司的青睐；他甚至乘人之危，挑拨文三与情人阿势的关系，勾引阿势以满足自己的色欲。他行为卑劣、灵魂肮脏，却是明治社会的得意者。他的得意反衬了文三的失意和落魄，进一步暴露了官僚机构的黑暗。文三的堂妹阿势处处以“新女性”自居，她骄纵轻佻，追逐时尚，虚荣浮华，见异思迁，对文三的爱情缺乏真挚深沉的感情，随着文三的落魄而转向他人。她的“时髦”不过是日本近代开化的肤浅性的表现，究其底她不过是一个势利的小市民。对阿势的描写表达了作家对明治社会欧化倾向的否定。婶母阿政是旧式的小市民，嫌贫爱富，当文三在职时，视文三为“珍宝”，“爱不释手”；文三被解雇之后，又视为路人，恶语相讥，“竖目横眉”。阿政与阿势尽管面貌不同，却是一对气味一致的世俗小人。
《浮云》以社会中平凡的事件和人物，反映了明治时代的社会面貌，尤其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天皇政府官僚机构的庸俗、腐败。它不愧为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小说对人物描写个性突出，具有典型特征，富有时代色彩。作家在谈到人物创造时说过：“当然并非偶然发现一个模特儿，就觉得它很有趣；而是首先在自己的脑海里，对当时日本青年男女倾向产生某种模糊的、抽象的观念，然后考虑为了使它具体化，究竟描绘什么样的形象好呢？在这种酝酿过程中，我就会在某处见过的人，或者自己过去认识的人中，发现多少与自己的抽象观念血脉相通的人。于是便以这人为基础创造典型。”
《我的前半生忏悔》依据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突出小说中各色人物的性格，并且加以互相对照，加强人物关系的描写，深化作品的主题。作家在塑造人物上擅长人物内心的描写，把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予以细腻、真实的描绘，突出了人物性格。例如对文三一步三思的内心活动的写照，充分展示了他那种优柔寡断、好思少行的性格特征。《浮云》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部采用白话文语体的文学作品，是运用生动、鲜明、活泼、形象的口语进行创作的。它为日本近代文学的语言指引了新的方向。
《浮云》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奠基之作，但在当时，它不为文坛所接受，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反响。这大大刺痛了二叶亭的内心，他感到自己的文学才华不为人们所重视。他在《浮云》三编发表之后，愤然弃笔。这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憾事。《浮云》按照作家原意，是以阿势的堕落、文三的发狂告终。可以看出作品悲剧性的结局将能更有力的控诉明治社会的黑暗与不平。
我是猫
《我是猎》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著名作品，写作于1905~1906年之间，是漱石全部创作中最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最大的作品。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卒于1916年，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我是猫》问世时，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3O多年。在这个期间，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对内压迫剥削人民，镇压了“自由民权运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了大量赔款，搜刮了大批资财。
通过这些罪恶活动，天皇专制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地主资本家的腰包塞得越来越鼓，劳动人民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漱石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虽然没有可能看清历史的全貌和实质，但是确实感到这个社会存在种种问题。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他的这部小说主要就是针对日本社会的各种弊病而发的。
《我是猫》在艺术形式方面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一是它借用一只猫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展开故事。这只猫从出生不久到最后淹死，在苦沙弥家里生活了两年，小说所写的诙谐有趣的故事，都是它的所见所闻；二是它没有一般小说那样的故事情节。作者自己说过，这部作品既无情节，也无结构，像个海参一样无头无尾。当然，通过猫的眼睛写人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创造，没有故事情节也不一定是什么特长。但是，当时日本文坛视野狭窄，作品中的人物限于小市民，主题不出男女恋爱和人情纠葛，此外似乎没的可写。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猫》采用一种新颖的形式，描写的内容不仅超出一般的恋爱和人情，而且俯视自私自利的社会，嘲笑其中的丑恶，揭发其中的污秽，就变成了崭新的创造。
小说的场面几乎全部集中在主人公苦沙弥的家里。苦沙弥和他的同学、朋友、学生等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在苦沙弥的客厅里说笑话，讲故事，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指斥社会，批评人生，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要说情节的话，只有苦沙弥家和邻居金田家发生冲突，金田施行阴谋诡计激怒苦沙弥，苦沙弥大动干戈加以反击可以算得。到小说结尾的地方，这场风波逐渐平息下去，苦沙弥的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苦沙弥家的猫也感到无聊得很，便偷喝了啤酒，掉进水缸里淹死了。
苦沙弥是个中学英语教师。他为人老实正直，自命清高，不求荣达，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对社会上的富有者和权势者抱着强烈的憎恶，对世界上的不良现象感到深深的鄙夷。与此同时，他又是脾气暴躁的，缺乏办法的，不知如何对付环境，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大动肝火，弄得自己十分苦恼。不用说是更大的黑暗势力，仅仅一个资本家施了一些诡计，就闹得他焦头烂额。他进行的所谓斗争，无损于对方一根毫毛，只搞得自己无法忍受下去。
由此可见，苦沙弥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既有崇高的一面，又有渺小的一面；既有可爱的一面，又有可笑的一面。作者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微妙的，既有深切的同情，也有善意的讽刺。
作者对于明治社会的一切黑暗和罪恶是憎恶的，他的讽刺则是辛辣的。他的笔锋主要指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勾勒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小说没有正面描述资本家金日的“事业”，而是采取漫画式的笔法丑化他的相貌，通过他对苦沙弥耍弄的卑劣手段勾勒他的丑态，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些人的特点是精通“三缺”，即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
二是揭露官吏、侦探等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实质。小说指出，官吏凭借人民给他们的职权耀武扬威，狂妄得很；而侦探更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其实是和小偷、强盗一类的东西，奇臭无比。
三是讽刺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当局大肆鼓吹所谓大和魂。苦沙弥写了一篇短文，对它加以嘲弄，指出尽管人人大喊大叫；却没有人能够说清大和魂究竟是什么，它永远是缥缥缈缈的，好像天狗一样。
四是嘲笑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冷漠的、虚伪的关系。小说指出，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为别人而蹙眉、流泪、长叹，决非自然的态度，而是虚伪的表演，说一句公平话，也是煞费苦心的艺术。
五是指出这个社会所面临的穷途末路。小说写道，这个社会已经糟糕透顶，不可救药；人们已经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想法死掉，设法自杀。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小说对于明治社会黑暗和罪恶的揭露是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
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是通篇充满幽默和讽刺。通过猫眼观察人生，通过猫语批评人生，这本身就给人以诙谐之感；再加上大量荒诞的笑话、有趣的故事、惊人的妙语和夸张的描述之类，便构成了一幅幅意趣横生、滑稽可笑的图画。不过，虽然都是幽默和讽刺，可是由于对象不同，态度也有所差异。例如，同是写人的脸，对苦沙弥的麻子，讽刺比较轻微；而对金田夫妇的鼻子，讽刺则要辛辣得多。虽然都是幽默和讽刺，可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态度也就发生变化。如果说起初是谐谑的嘲笑，那么越到后来便越发带有悲愤和凄凉的味道了。
棉被
《棉被》是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作品，写于1907年。
田山花袋，生于1871年，卒于1930年，原名录弥，幼年时做过书店学徒，自学获得写作才能。
小说的主人公竹中时雄是个已有妻室的中年文人，他收留了一个芳龄19的乡下姑娘芳子做女弟子，教她学写小说。每当他给芳子讲俄国小说时，他就闻到一股“香水味、肉体味和女人味”，于是内心便激起了浪花。他想，只要有机会，“冲破道义的约束和习惯势力会比裂帛还要容易”，但是基于环境道德观念他没有这样做。后来芳子有了情人，他因在感情上失掉芳子而很不平静，于是写信给芳子的父亲，让他将芳子接回乡下去。芳子走后，时雄来到她睡过的房间，看到她的棉被，“性欲、悲哀、绝望”猛地向他袭来。他把脸贴在棉被上，尽情地闻着芳子的余香抽泣着。
这部小说是一篇活生生的、赤裸裸的大胆的人性的忏悔录。作品通过对竹中时雄情欲苦闷的描写，一方面揭示“性欲”、“性冲动”作为一种基本人性的不可遏制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作家在创作方法上自我忏悔、自我暴露的追求。从这个意义来讲，《棉被》是一部按照自然主义理论写成的小说，它的创作手法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从思想意义来看，《棉被》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认识价值。芳子美貌温柔，性格开放，有独立自主意识，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主婚恋的“新女性”。竹中时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他名为芳子的“保护人”，实为给她制造悲剧的罪人。他自己要享有自由，却不愿结芳子以自由。他执意把芳子从她的情人手中夺过来的举动是由于受“即使不为我占有也不能让给他人”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所驱使，这样做的结果是拆散了这对热恋中的情人，将芳子推进了痛苦的深渊。
作品通过芳子的悲剧命运揭露了明治维新后残存的封建势力和新起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同时也暴露出妇女解放问题的严重性。
为党生活的人
《为党生活的人》是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写于1932年。
小林多喜二，生于1903年，卒于1933年，是日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世界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
作品主要描写：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日本共产党人坚决开展反战斗争的英雄事迹，赞颂了他们的高尚品德。
主人公“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经过地下斗争的严峻考验和自我改造的积极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了的领导者的典型。
“我”的发展成长过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在没有到仓田工厂从事地下斗争之前，是开始成长的第1个阶段，这时，“我”“虽然也同样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但那时仍有很多‘个人’的生活”和朦胧的好名思想。这说明：还需要加强党性的锻炼，否则就无法开展党的地下斗争。
“我”拿了别人的履历书，打进仓田工厂，开展反战斗争，是发展的重要阶段。“我”在开始地下斗争的时候，能经常以老同志胡子为榜样严格地改造自己和努力地提高自己。他能依靠上级党的领导克服着不利于地下斗争的思想和习惯。
但是，在工作中还避免不了缺点和错误，例如宣传工作，有时只注意工人的经济要求，满足于对传单的好评，可是忘记了反战的宣传。经过上级党组织的帮助，注意从政治上提出问题。此后，不再出现类似的毛病。
“我”对党的革命事业怀有无限赤诚和耿耿忠心，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顽强地工作着。“我”知道：自己的照片已经在警察局里，但还是百折不挠地同敌人进行地下战斗。
“我”的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和斗争经验都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和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