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派也是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的重要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欧杰尼奥·蒙塔莱（1896~1981）、朱泽培·翁加雷蒂（1888~1970）、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1901~1968）。隐逸派诗人回避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和鲜明的艺术形象，着意抒写“生活之恶”，刻画人的内心世界的微妙情绪和瞬息间的感受。隐逸派诗歌表现了中小资产阶级被压迫的精神状态，反映了人们追求民主、维护尊严的意识。抵抗运动的风暴推动夸齐莫多等诗人脱离隐逸派，转而写作社会诗歌。隐逸派在意大利现代许多诗人的作品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同未来主义、隐逸派分庭抗礼的是邓南遮、皮兰德娄。加布里耶莱·邓南遮（1863~1938）写的一系列唯美主义小说、戏剧，表现艺术同环境的冲突，刻画利己主义者的病态心理。随着意大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邓南遮也变为军国主义吹鼓手，歌颂肩负统治使命的“超人”，鼓吹民族沙文主义，为法西斯张目。邓南遮的唯美主义作品曾风靡一时，为许多作家所效尤。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的早期创作受到真实主义的影响。他的长篇小说，特别是怪诞戏剧（《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亨利四世》，1922），以人与现实、“自我”与“假面”的冲突为主题，打破传统戏剧的规范，描写荒诞不经的环境里发生的荒诞不经的事件，表现置身于紊乱的客观现实里的人，被迫戴上种种“假面”，在虚幻中寻求真实，却由此永远失去“自我”，被现实所抛弃。皮兰德娄的怪诞剧表达了意大利从帝国主义向法西斯主义转变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时期小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立足点的颓丧和苦闷。
20世纪上半叶，两个著名文艺刊物《呼声》、《哨兵》聚合的文学家、批评家，在建立“新文化”的旗号下，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们借鉴欧洲现代派文艺，或以自我意识为作品的中心，或追求纯粹的艺术美，后来衍生出脱离现实、执著于形式的“艺术散文”派。
1945年是意大利现代历史的转折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埋葬了反动、黑暗的墨索里尼政权，迎来了第一个制宪共和国的诞生。争取社会平等与进步的民主运动在全国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新现实主义文学应运而生。
新现实主义作家把抵抗运动的激情和理想注进了文学。他们以反法西斯斗争、“南方问题”或战后初期劳动群众日常的生活为题材，予以真切的描写，力求使文学作品成为记述历史的真实和战后严峻的现实的艺术文献。他们塑造了意大利文学史上新的主人公。新现实主义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悲剧，喊出了下层人民要求生存、渴望社会平等和民主的呼声。新现实主义是对墨索里尼统治时期美化现实、歌功颂德的法西斯文学的否定，又同回避现实或曲折地反映现实的文学形成对照。它继承真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开辟了意大利文学新的蹊径。
战后许多作家的成就都在一定程度上同新现实主义相联系。瓦斯科·普拉托利尼（1913~）描写社会生活，早年的作品可以看出“艺术散文”的痕迹。《苦难情侣》（1947）、《麦泰洛》（1955）等，描写意大利工人运动艰难曲折的发展和青年一代的生活、爱情及反对法西斯的英勇斗争，是战后现实主义的杰作。30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埃利奥·维多里尼（1908~1966），把现实主义的描绘同抽象的观念结合起来，试图从道德的角度揭示法西斯政权的本质，表现“人性”同严酷现实的冲突（《人与非人》，1945；《墨西拿的妇女》，1949）。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用写非英雄人物的手法来表现抵抗运动，或借助离奇的情节来反映现代社会里人被异化的现象，都蕴含着对人和社会命运的沉思。切扎雷·帕韦泽（1908~1950）的诗歌和小说，抒发对乡土、童年的挚爱和对生活的追求，披露人在虚伪、堕落的社会里绝望的孤独，贯串着对人生归宿的痛苦的反省。
乔尔乔·巴萨尼（1916~）是一位出身犹太人家庭的作家，他的小说以抒情的笔触，描写故乡费拉拉普通人失去欢乐的生活，或叙述犹太人在战争和法西斯统治时期的苦难。西西里的有名作家朱泽培·托马齐·迪·兰佩杜萨（1896~1957）的小说《豹》（1958），通过一个贵族家庭的衰败，表现了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封建贵族阶级的没落。
意大利现代最著名的作家当推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从《冷漠的人们》（1929）到《内在生活》（1978）长达50年的创作中，比较深刻地暴露了这个阶级日益丧失理想，陷入无可挽救的思想危机，展示出西方畸形的“福利社会”里富裕的物质生活同贫困的精神生活的尖锐矛盾。莫拉维亚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某些作品又可看出抵抗运动和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莱奥纳尔多·莎沙（1921~）擅长写社会政治小说，揭露社会黑暗势力的罪行，对统治集团和各政治党派的行为予以抨击，在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艺术上别具一格的作家还有布扎蒂、莫兰泰。迪诺·布扎蒂（1906~1972）的作品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特征，通过神秘、玄妙的事件，影射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的惶惑、恐惧的本能和等待不可抗拒的灾难的痛苦。女作家埃尔萨·莫兰泰（1918~）以细腻的心理分析见长，把写实同象征的手法熔于一炉，表现暴力在人的心灵上留下的深刻烙印，饱含对人的生活经历的再思索。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写工业题材的作家。奥蒂耶罗·奥蒂耶里（1924~）曾长期在垄断企业工作，他的小说、杂文写工业发展对人的摧残。维多里奥·塞雷尼（1913~）早年是隐逸派诗人，战后在皮雷利垄断集团任职，他的诗歌诉说庞大、无情的工业齿轮对人的心灵造成的创伤。
在戏剧领域，著名编剧、导演、演员爱德华多·德·菲利浦（1900~），写了许多方言喜剧，以反映那不勒斯的社会风尚为内容，其中最成功的作品展现平民阶层的喜怒哀乐，嘲讽小市民的庸俗、自私，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予以针砭。达里奥·福（1926~）是另一位有较大影响的戏剧艺术家，他摒弃正统戏剧的规范，从“即兴喜剧”汲取营养，又借鉴欧洲现代派戏剧，创作了许多政治讽刺剧，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进行激烈的抨击。
在文艺理论领域，克罗齐和葛兰西是最有影响的人物。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是20世纪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重要代表。他从现实属于精神生活范畴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提出“直觉即艺术”的理论。他一方面视文学艺术为人的感情的反映，指出艺术创作同政治、经济活动虽互相作用但又各自独立，强调了文学艺术的特殊的属性和规律；另一方面认为感觉先于观念、行动，提倡创作同生活分离、内容同形式分裂的“纯诗歌”，否认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和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克罗齐在哲学、历史、美学、文学史、文艺批评方面的著作，对西方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具有深远的影响。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他的文艺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观和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提出创立“民族与人民的文学”的口号，对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批评的任务，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对许多古典作家和20世纪重要的文学现象作了分析和论述。葛兰西奠定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
现代俄苏文学
1917年十月革命也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划出了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作家队伍发生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约有一半在革命后迁居国外，俄罗斯文学分为两大板块：“国内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主体部分）和“国外俄罗斯文学”（侨民文学）。
从十月革命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文学团体林立，各种各样的新口号层出不穷。主要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17~1932）、“意象派”（1919~1927）、“谢拉皮翁兄弟”（1921~1926）、“左翼艺术阵线”（简称“列夫”，1922~1929）、“山隘派”（1923~1932）。“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5~1932）等，都是较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其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规模最大，其理论主张显示出极“左”文学思潮的逐渐抬头。在理论批评方面，20世纪20年代曾同时活跃着多种派别。如以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亚·康·沃隆斯基（1884~1943）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批评，以弗里契（1870~1929）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以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理论与批评等。
在创作领域，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各异的作品同时存在。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在黑与白、新与旧、光明与阴暗的强烈反差中，显示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彼得格勒的独特生活氛围。“田野诗人”谢·叶赛宁（1895~1925）的《四十日祭》（1920）一诗，提供了“逝去的俄罗斯”的鲜明形象。曼德尔什塔姆的《世纪》（1922）一诗，渗透着一种无法抹去的对历史过程的悲剧感受。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1924）把列宁看成“未来的人”的理想化身予以热情歌颂，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磅礴的气势；短诗《开会迷》（1922）讽刺苏维埃政府中那些整天淹在各种会议里的官僚主义者，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也有成就。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和法捷耶夫的《毁灭》（1925）是较早描写国内战争、正面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两部代表作品，后者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文学心理分析才能。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1927~1929）描写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中部某草原小城切文古尔“自发地”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故事，是“反乌托邦文学”的一部力作。在一大批肯定现实的小说作品中，作家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水泥》（1925）和作家潘菲罗夫（1896~1960）的《磨刀石农庄》（第一部，1928）是较有代表性的两部。其中，《水泥》以国民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建设为题材，《磨刀石农庄》则是第一部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作家和文学创作实行统一，结果使各种文学团体、思潮、运动和不同流派荡然无存。卫国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升居首位，一批优秀之作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康·西蒙诺夫（1915~1979）的长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等。战后，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等作家的批判，导致了文学回避矛盾、粉饰生活、为极“左”政策唱赞歌。代表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真正成就的是著名作家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1928~1940）和著名的作家高尔基、肖洛霍夫以及阿·托尔斯泰（1882~1945）在这个时期最终分别完成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静静的顿河》和《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等作品。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1954年，老作家爱伦堡（1891~1967）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宣告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同年12月，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家们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文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争论，打破了文坛长期以来的沉闷空气。通过对“无冲突论”的批评，强调积极干预生活，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回归。“奥维奇金派”的出现，“解冻文学”思潮的流行，“战壕真实派”的崛起，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深刻变化。
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总的趋势是多元化，各种思潮、流派和风格的作家作品争奇斗妍，并存发展。这30多年间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列·列昂诺夫（1899~1994）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1953），弗·杜金采夫（1918~）的《不是单靠面包》（1956），鲍·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人的命运》（1956~1957），亚·索尔仁尼琴（1918~）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鲍·瓦西里耶夫（1924~）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尤·邦达列夫（1924~）的长篇三部曲《岸》（1975）、《选择》（1980）和《人生舞台》（1985），特别是尤·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滨河街公寓》（1976）等“莫斯科小说”，小说家兼电影艺术家瓦·舒克申（1929~1974）的中篇电影小说《红莓》（1973），瓦·拉斯普京（1937~）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3），还有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的散文体小说《鱼王》（1975），艾特玛托夫（1928~）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0）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再度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学生活也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全方位的改变。对文学的行政干预停止了，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真正得到实现。“回归”是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最突出的现象。“回归文学”首先是指世纪之初白银时代、三代侨民作家的作品，经过若干年月的风风雨雨，终于回归到俄罗斯读者手中来。其次，“回归文学”也是指的自20~8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发表、被封存或被“搁置”的作品，从被禁状态回归到自由状态，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
除了“回归文学”之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还出现了所谓“另一种文学”（即“异样文学”）。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文学与侨民文学之间的界线被打破，两大文学的区分不复存在。90年代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多元化。同时，宗教对文学的广泛渗透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通俗文学作品也显示出量的优势和特殊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改变着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格局。
现代葡萄牙文学
19世纪末叶以来，葡萄牙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流派繁多，新的作家大量涌现。最早有受法国文学影响的象征主义派，代表人物是欧仁尼奥·德·卡斯特罗（1869~1944）和卡米洛·德·阿尔梅达·佩萨尼亚（1867~1926）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