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
——《安礼章第六》
【解读】
放纵自己，却要教育别人，这就违反事理；只有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感化别人，这才合乎事理。政策如果与事理相反，就难以施行；如果与事理相符，就容易施行。难以施行，则天下大乱；容易施行，则天下大治。
【博弈之道】
教育依靠的是语言感化，这是顺乎自然规律的道理。圣人治理天下，所遵循的规则简便易行，无所作为而已。日月依据其自身的运行规则便有了白天和黑夜，阴阳二气依据自身调和和冲斥的规则，便有了生养和毁灭万物的功能，山河依据自身居高和就低的规则，有了高下之分，这就是天地运行的简易法则。依据夷狄之外称为外，华夏之内称为内；君子可以有爵位，小人只可用来役使。善人善事应该受到颂扬，恶人恶事应该受到惩罚。依据各种地形土质的好坏和类型，决定税收的多少和贡物的类属。依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等级和层次，这就是圣人治理天下的简易法则。依据这些法则，无论修身养性、管理家庭，还是治理国家，都可以。因为事情大小虽然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
2.“利益共享”是博弈的最佳战略
古往今来，“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一直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被一代又一代的贤人君子用来修身、教子、警示世人。比如孟尝君待人的四大法则就是：轻财足以聚人、量宽足以得人、律己足以服人、身先足以率人。也就是说，舍得倾散出自己的钱财，就可以把人招集拢来；肚量大，能容忍原谅人，就可以获得人心，得到他人的拥护；严格地要求自己，就可以使他人佩服从而听从自己的指挥；做事能首先带头走在前面，那么你就可以统率他们了。
任何事情均有其相成之道，在相处方面，则是指做人的态度。财是众人所希求的，如果太重视钱财，而将利益一把抓，他人得不到利益，便会离开你。相反地，将利益与他人共享，甚至舍弃个人的利益，他人心存感激，就不会背叛你，所以说“轻财足以聚人”。刘邦与项羽对阵相持时，刘邦命韩信、彭越率军合力攻打项羽，但韩信、彭越却按兵不动，结果刘邦再遭惨败。张良分析了局势，认为韩信、彭越按兵不动的原因，是刘邦一没有给他们封地，二没有许诺胜利后共享成果。于是，他建议刘邦先把自陈地以东直至海边的地方都封给韩信，自睢阳以北、直至阿城之地都封给彭越，然后再许诺将来与他俩共分天下。刘邦按张良的意见办了，果然垓下一战全歼楚军。
自我约束是使他人心悦诚服的方法，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个平等观念，你能做的事他便能做，如果你不能约束自己，又怎能要他人约束自己？律己甚严，使他人心生敬意，自然就肯服从你了。凡事带头去做，才足以领导他人。因为多数人在困难面前犹豫不定，或者不信任，或者畏惧，如果领导者也如此，事情就难望成功。反之，能洞烛先机，解除疑惑，不畏困难地去做，那么他人便一扫疑惑，而欣然服从了。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但东汉的开国功臣却皆得善终。
刘秀以宽柔的“德政”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曾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担心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刘秀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所以，他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的政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绝不轻易杀戮将士。正因为如此，刘秀才能靠着这些将士，在群雄逐鹿中击败所有对手，最后问鼎中原。
3.“顺其自然”是博弈的最高智慧
老子说：“法令越分明，劫掠和偷窃的人反而越多。”这就是由于教育违反了事物规律的缘故。“我无所作为，只是依从规律而行，百姓自然感化而顺从。”“我对万物无所企望，百姓自然淳朴。”这就是因为遵循了事物的规律。天地运行所遵循的规则并不烦难，顺其自然而已。任何时候，顺其自然，都是对博弈者最有用的博弈信息。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乐毅在燕国的几次选择——
一阶段：燕昭王为了报齐国的入侵之仇，筑黄金台，以招纳贤士。这个时候，乐毅来投奔燕国，就是顺其自然。
二阶段：燕昭王很器重乐毅，乐毅也把燕昭王引为知己。于是，乐毅顺其自然，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率兵攻齐，结果势如破竹，攻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连齐国的国都临淄都攻了下来。
三阶段：乐毅攻打莒城和即墨时，燕昭王死，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燕惠王怕乐毅势力太大不听调遣，攻下莒城和即墨后会做齐王，然后带兵回头攻打燕国，于是就在阵前撤换了乐毅，让骑劫代替乐毅的职务。临阵换将，必无善意，这个时候，乐毅不回燕国，而远走赵国，就是顺其自然，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所以说，在发展的过程中，沿袭是顺其自然；发展到了极端走向反面的时候，变革也是顺其自然。但“自然”到底是什么？怎样做才能算是“顺”呢？让我们来看看“萧规曹随”的典故。
“萧规曹随”的故事发生在汉高祖时期。
公元前193年（汉惠帝二年）七月，丞相萧何病死。吕后、惠帝遵汉高祖遗嘱，召齐国国相曹参入朝，要他继萧何之职为丞相。曹参奉诏入朝，面谒吕后、惠帝，接了相印，入主丞相府。当时朝臣们都私下里议论，说萧何、曹参二人，与刘邦一起起家，同是沛吏出身，原本十分友好，后曹参战功甚多，封赏反而不如萧何，两人遂生隔阂。现在曹参为丞相，必然会因前嫌，对人事作大的调动。为此，相府里的各级官员，都感前途未卜，人心惶惶。谁知曹参掌管相印多日，没有一点作为，并且贴出文告，一切政务、用人都依前丞相旧章办事。官吏们这才放下心来，守职理事。
数月之后，曹参已渐渐熟知属僚，对那些好名喜事、弄文舞墨的人员，一律革除。另在各郡国文吏中，选那些年高忠厚，口才迟钝者，补上空缺。自此，关在府中，日夜饮酒，不理政事。有些和曹参关系密切的官员、宾客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奇怪，入见曹参，想问个明白。然而，只要见到曹参的，还没等到发问，便被曹参邀入席中饮酒，一杯未完，又是一杯，直到喝醉方止，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曹参的真正意思。俗话说，上行下效。参既喜饮，属吏们无不纷纷仿效。相府后面有个花园，经常有些下属聚在园旁，饮酒为乐。饮到半醉，或舞或歌，声音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曹参明知，却装聋作哑，不加理睬。有两个侍吏实在看不下去，以为曹参不知，便寻机找了个借口，请他往游后园。曹参来到园中，赏景闻声，兴致渐高，遂命侍吏摆酒园中，自饮自歌，与园旁吏声相互唱和。侍吏见此，感到莫名其妙，也不好再问。
曹参不但不去禁酒，就是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替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刚即位的汉惠帝看到曹丞相一天到晚都请人喝酒聊天，好像根本就不用心为他治理国家，很纳闷，只以为是曹相国嫌他太年轻了、看不起他，就有些着急，希望他能尽心尽力辅佐自己。曹参的儿子曹在朝廷担任中大夫，有一天，惠帝对他说：“你休假回家时，碰到机会就顺便问问你父亲，你就说：‘高祖刚死不久，现在的皇上又年轻，还没有治理朝政的经验，正要丞相多加辅佐，共同来把国事处理好。可是现在您身为丞相，却整天与人喝酒闲聊，一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政务，二不过问朝廷大事，要是这样长此下去，您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和安抚百姓呢？’你问完后，看你父亲怎么回答，回来后你告诉我一声。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让你去问他的。”曹接受了皇帝的旨意，回家后找了个机会，一边侍候他父亲，一边按照汉惠帝的旨意跟他父亲闲谈，并规劝了曹参一番。曹参听了他儿子的话后，大发脾气，骂曹说：“你小子懂什么朝政，这些事是该你说的还是该你管的呢？你还不赶快给我回宫去侍候皇上。”他一边骂一边拿起板子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
曹垂头丧气地回到宫中，把挨打的过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惠帝。惠帝听了更加莫名其妙。第二天下了朝，汉惠帝把曹参留下，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要责打曹呢？他说的那些话是我的意思，也是我让他去规劝你的。”曹参听了惠帝的话后，立即摘下帽子，跪在地下不断叩头谢罪。汉惠帝叫他起来后，又说：“你有什么想法，请照直说吧！”曹参于是就大胆地问惠帝：“请陛下好好地想想，您跟先帝相比，谁更贤明英武呢？”惠帝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提并论？”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德才跟萧何相国相比，谁强呢？”汉惠帝笑着说：“我看你好像是不如萧相国。”
“陛下说得非常正确。既然您的贤能不如先帝，我的德才又比不上萧相国，那么先帝与萧相国在统一天下以后，陆续制定了许多明确而又完备的法令，在执行中又都是卓有成效的，难道我们还能制定出超过他们的法令规章来吗？”曹参诚恳地对惠帝说，“现在陛下是继承守业，而不是在创业，因此，我们这些做大臣的，就更应该遵照先帝遗愿，谨慎从事，恪守职责。对已经制定并执行过的法令规章，就更不应该乱加改动，而只能遵照执行。我现在这样照章办事不是很好吗？”汉惠帝听了曹参的解释后说：“我明白了，你不必再说了！”
曹参当政三年，整个西汉王朝社会稳定，百业兴旺。
一般人在说起这个典故的时候，都只是肤浅地认识到“前任的办法好，就继承下来，不如前任就当好学生”，却没有认识到，那些可以被“曹随”的“萧规”，其本质上都遵循了事物的规律。“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天地运行所遵循的规则并不烦难，只不过顺其自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