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故意引顾客误入歧途，自相矛盾。这种虚假推理，即把可能的当成必然的，而忽视了别的可能性。这两个并非有意诡辩，但有意的人可用虚假推理进行诡辩。
有一天下午，老张来到一家五金修配店配钥匙。店里四五个人正在侃侃而谈。
“师傅，配钥匙。”没有人回答，于是老张又喊了两遍。总算有个女同志无精打采地出来，“配几把？”“配两把。”“明天下午来取。”“请帮忙快一点，我们单位急着要用。”“急，早干什么去了？”女同志瞪了老张一眼。老张气愤了，指着墙上的“服务公约”说：“你们的‘服务公约’上不是写着‘立等’可取吗？”谁知这位女同志却是个诡辩能手，她看了一眼老张，不紧不慢地说：“你站着等到明天下午拿，不就是立等可取吗？”
在恐惧的重压下，任何强大的力量都是不能持久的。
——[古罗马]西塞罗显而易见，上面用了两次歧义语言的诡辩。第一次，是“急，早干什么去了？”这是假定对方钥匙早就坏了，现在才拿来修，借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在商务谈判中时有发生，这真是猪八戒败阵，倒打一耙，在逻辑上属于“虚假论据”。第二次，是关于“立等可取”的诡辩，即利用汉字中同音字但不同义这种情况，偷梁换柱：“立等可取”中“立等”二字是“很快”、“一会儿”的意思，诡辩者硬是把这两个字解释成“站着等”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李同志办事到某处，住进一家旅店。李同志走进自己的住室房间，却乱七八糟，于是便到服务台要求打扫那间房子的卫生。几个服务员正在侃大山，悠闲自得，李同志说了两遍都没人理睬，只是有人朝李同志翻白眼。李同志气得直哆嗦，指着服务员胸前印着的“为人民服务”字样大声说：“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怎么连一点最起码的服务也不做呀！”一个服务员哈哈大笔起来，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为某个人服务。”
这里运用了语词外延相容关系进行诡辩。其方法割断个别人与人民的联系。使人民变成脱离个人的抽象物。如此照断，为人民服务就等于不为任何个人服务：张三、李四或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不是人民，那谁是人民呢？这则诡辩之所以使许多人一时难以驳斥被气得发疯，是因它抓住了“人民”这个总体概念或集合概念与“个别人”这个个体、非集合概念的区别，为此，人民确实不等于任何个人，如果有谁说“我就是人民”，那么他也是在诡辩。但是不能夸大人民与个人的区别并把这种区别绝对化，因为人民虽然不等于某个人，但正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为此，个体不等于整体，说他是人民，是指整体由个体组成，个人是人民的一分子。
这里就有个偷梁换柱的诡辩术。
顾客：“师傅，你把我的头烫疼了。”
理发员：“烫头、烫头嘛。怎么能不烫呢？”
用户：“你们的产品劣质价高。”
厂方：“怎么是价高？和原来的价钱一样嘛，一点也没提高。”
理发员与顾客在偷换概念。“烫头”有两个意义，通常说“烫头”是指“美发”，理发员把它偷换了。在后例中，用户说的“价高”是相对劣质来说，厂方故意相对原来价格来说，将“价高”偷换了。
有一则寓言故事，讲的是阿凡提想惩治老是不给钱的吝啬鬼“大胖子”。这一天，“大胖子”大肚翩翩而来，要求理发。阿心提说：“胡子头发要吗？”“大胖子”说：“不要！”阿凡提将胡须剃掉扔下，又问：“眉毛要吗？”“大胖子”说：“要！”于是阿凡提唰唰两刀，剃下眉毛给“大胖子”。“大胖子”一见，火冒三丈。说，“怎么也把眉毛剃了？”阿凡提说：“你不是说要吗？”“大胖子”哑口无言灰溜溜地逃走了！
这则寓言，也是利用偷梁换柱之术，将“要”概念偷换，致使对方哑口无言。
作为推销员，你也想诡辩推销吗？
顾客：“你们的鸡蛋为什么这么贵？”
推销员：“鸡蛋是人们生命的基础呀！”
顾客：“哪有那么重要呀？”
推销员“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鸡蛋不是含有蛋白质吗？”经理过来训斥推销员强词夺理。
经理：“你与顾客发生纠纷，责任在你，你应该做自我批评。”
推销员：“矛盾存在是正常现象，我和顾客发生了矛盾，有什么不正常的呢？”
这个故事是犯了“概念”错误。推销员说的“蛋白质”为中项，但第一句中的蛋白质是指作一种物质的纯蛋白质，第二句中的蛋白质指一定的蛋白质成分，一个是整体概念，一个是部分概念，本不该含糊不清；推销员以“矛盾”为中项，但在推理中，大前提中的“矛盾”是哲学概念，指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小前提中的“矛盾”指纠纷、吵架，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最具有毁灭性、最不可控制的恐惧就是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别的恐惧只是没有理由而已，而这种恐惧却是丧失了理智。
——[古罗马]塞内加亲爱的读者，你看过《西游记》中孙悟空捉拿猪八戒的故事片段吗？也许为猪八戒在唐僧面前倒打一耙的举动而阵阵喝彩吧！这里还有个类似的故事：
有位律师，他的狗吃了一家肉店的肉。肉店经理找他评理：“如果一只狗偷吃了别人的东西，那么这只狗的主人是不是要替它作出赔偿？”律师说：“那是理所应该。”肉店经理说：“你说话算数吗？”律师说：“当然算数。我是律师，我说的是有法律根据的。”肉店经理伸出一只手说：“那就请您付给我十个法郎吧，因为您的狗偷吃了我的肉块。”律师说“好，我同意，你却明明晓得，我是律师，凡是到我这里来进行法律咨询的，都要先付我十五法郎。我回答了你的提问，你应付我十五法郎，扣除我应该赔给你的十法郎，你再给我五当郎就可以了。”
这里，圆滑的律师混淆概念，故意将日常的一般询问与正式的法律咨询牵强附会。
这里，还有个无中生有的咨询处，那也是太精彩了！
在某咨询处，有一段对话。小张问：“这里是大龙咨询处吗？”大龙：“是的，请先交咨询费十元。我现在回答您的下一个问题。”小张：“您的价目表上不是写着，回答两个问题才收十元吗？”大龙：“是这样的，好，第二个问题我已经回答完了，欢迎您下次光顾。”
这里的大龙咨询处广告，无中生有的偷换概念。“回答两个问题”是指回答正式咨询的两个问题，而大龙是把它转换成回答与此毫不相干的两个问题。
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真是神奇精彩，或许你也会受到启发，你说呢？这里有个推销员，能随机应变，逢凶化吉，左右逢源。
顾客问：“这件上装是最新式的吗？”推锖员：“是的，是最新款式。”顾客问：“会退色吗？”推销员：“不会的。这件衣服在橱窗里挂个三年，颜色一点也没有退。”
在某商店里，某甲受他人之托去柜台上要求换一把伞。推销员问：“他什么时候买的？”某甲说：“昨天下午三点左右。”推销员问：“为什么要换？”某甲答：“这把伞直径小了些，遮盖面小，想买把大些的。”推销员问：“用过吗？”某甲说：“他说没有用过。”售货员说：“不，肯定用过。”某甲不解：“为什么？”推销员说：“昨天下午三点，正下着大雨，买伞的人特别多，都是急着用，买了伞，走时，不可能不用。”
实际上。买伞人买伞时还带着一把雨伞，是撑着旧伞回去的。
这里，推销员故意引顾客误入歧途，自相矛盾。这种虚假推理，即把可能的当成必然的，而忽视了别的可能性。这两个并非有意诡辩，但有意的人可用虚假推理进行诡辩。
这里还有个能言善辩的，巧对应聘者。
招聘者：“你近几年来，换了十三四个单位而且又是各种不同的行业，这是为什么？”
应聘者：“因为我全能，他们都离不开我。”
顾客：“同志，你的手又拿钱，又拿点心，讲卫生吗？”
售货员：“我是先拿点心，后拿钱的呀！”
某人卖乌龟，称乌龟可以活一百年。某甲买了一只。第二天，乌龟死了。他找卖主问：“你说可以活一百年，为什么只活一天就死了？”买乌龟者说：“我忘记告诉你了，今天它正好一百岁。”
用户：“我已经给你们打了三次电话，为什么至今还不见有人来修门铃？”修理部：“什么？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几次，按了半天的铃也不见有人来开门。我们想你们上班去了，我们就回来了。”
顾客：“这只鸡不好看，一定放很久了。”
售货员：“这责任金在你，上星期，好看的时候，我拿给你，你不买嘛！”
以上故事，都是一“强诃夺理”：用含糊的言词掩盖真相，以偏概全。用虚假来证，假痴不癫，总之，是以不成理由的“理由”进行论证。
美国谈判专家荷伯·科恩的上司同意了他要求当谈判代表的请求，并派他去日本东京跟日本人打交道。“我太高兴了，科恩兴奋地对自己说“这是我的一次好机会，我要扫清日本人，然后冲向世界。”
心中有鬼，就总被疑惧缠绕。
——[英]莎士比亚一周之后，在乘上了去东京的飞机，去参加为期十四天的谈判。科恩带了所有关于日本人的精神和心理的书籍，科恩一直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干好。”
飞机在东京着陆了，科恩第一次以小跑步走到舷梯。舷梯下有两位日本先生迎接科恩，向科恩客气地躬身施礼，科恩喜欢这个。
两位日本人帮科恩通过海关，在后陪同科恩坐上一辆大型豪华卧车。科恩舒服地倚在绵绒座背上，他们笔直地坐在两个折叠椅上。科恩大大咧咧地说“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待在一起？后面可以需要休息。”
在汽车行驶途中，其中一位主人问道：“请问，您懂这儿的语言吗？”
科恩我答道：“你是指日语吗？’”
其中那位主人说道“对，就是我们在日本说的语言。”
科恩说：“噢，不懂，但是我懂的不多，不过，我随身带了一本字典。”
另一位主人问道：“你是否关心我返回去的乘机时间？科恩我们可以安排车子送你到机场。”
科恩心里想：“多么能体谅人呀。”
科恩从口袋里掏出返程的机票给他们看，以便让他们知道什么时间开车送科恩到机场。当时科恩并不知道他们因此就知道了科恩的截止期，而科恩却不知道他们的截止期。”
他们没有立即开始谈判，而是先让科恩领略一下日本的文化和好客。科恩的游览费了一周时间，从天皇的宫殿到京都的神社，他们了甚至给科恩安排了一次坐禅课，以便学习他们的宗教。
“他们每当科恩要求谈判时，他们就说：“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每天有四个半小时他们让科恩坐在硬木板铺上的一个软垫上进晚餐和欣赏文艺。你能想到在硬木板上坐这么久是什么滋味吗？每当科恩要求谈判时他们就说：“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
到第十二天，谈判总算开始了，但又提前结束了，以便玩高尔夫球。第十三天又开始谈，又提前结束，因为要举行告别宴会，最后第一四天早上，他们恢复了认真的谈判。正当我们深入到问题的核心时，司机开车来接科恩去机场。他们全部挤进车里，继续商谈条款。正好在汽车到站刹住时，他们达成了交易协议。
荷伯·科恩谈判失利。由于日本人知道了荷伯·科恩的谈判时间，先搞公共关系活动，然后将谈判压缩到一天时间，给科恩形成很大的时间压力，他为了不负领导重托而糊糊涂涂了结此案。
谈判活动非得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谈判者的实力、利益都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由于谈判者受一定的时间限制，谈判者在谈判的始终都有一定的时间压力。显然，时间是谈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谁能掌握谈判时间主动权，谁就能胜利。
施加时间压力，是谈判心理战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把对方逼入事先设好的陷阱里，迫使对方“狗急跳墙”。由于来不及思索、反驳和讨价还价，谈判者一股脑答应对方的要求，从逻辑学的角度讲，这是接受了对方的未加证明的论题。
谈判心理战的名堂很多，除了施加时间压力、利益压力、疲劳压力、环境压力等等心理压力，这种攻击式的心理战外，还有劝导式心理战，来调控对方需要，妥协式心理战，来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等等，虚张声势，掩护目标。
三名代表日航的日本绅士，跟来自美国的一家公司经理进行谈判。美方公司经理的表现是压倒性的，他们有备而来，谈判开始后，借着图表、电脑图像和种种数字的帮助，来验证物美价廉，这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三个日本人一直鸦雀无声。最后，美方一名机敏的经理说话了。他脸上透着期望和自信，说话又把室内的光线放亮了一些。日方代表说：“好了……你们有什么想法？”
其中一名日本人回答说：“我一直含糊。”这名经理突然羞愧不安地说：“你是什么意思？你们含糊？有什么你们含糊的？”
想象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
——[英]莎士比亚另外一名日本人回答说：“全部事情。”
那位锐气受挫的美方经理，气急败坏。“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问。
第三名日本绅士恭敬淡淡，回答说：“从会议室亮起灯时开始。”
那位经理挨着墙，解开昂贵的领带结，灰心丧气地说道：“好……你要我们怎么做才是？”
三名日本人同时回答说：“可以反述一回吗？”
现在，日方反过来处在主动地位了，美方倒过来处于被动地位了，谁能够以当初那股热诚的信念重复一场两个半小时的会议？接着美方公司连连让步。
日方代表进行的是一种假痴假癫。故弄玄虚的诡辩。他们当然全部听懂了对方的话，但干脆回答说没听懂，为此以来，日方代表用虚假的论据，作论据，一下子否定了对方的全部论证、转换了全部的话题，迫使对方重新开始。然而这时对方拖垮了，而日方代表便可以乘虚而入了。
有一种生意，专门选择车站前或黄金地带进行各种产品的拍卖。有些生意人打着“日用品只有超级市场半价”的口号来吸引顾客，这就是利用巧妙语言来推销棉被或健康器械等高价产品。尽管顾客认为这是不正当的倾销办法，然而，许多顾客连连受骗。
他们在展示会上，他们的产品被一哄而抢。事实上，顾客们一开始并没有购买昂贵产品的欲望，但最后总是不知不觉地去买。这可能是一开始便拍卖超特价产品所带来的成果呢！
这种畅销，主要因为利用顾客贪小便宜的心理。在前段拍卖过程中，顾客尝到了买低价货的便宜，于是期待着更多低价货出现，自然而然地认为：今日拍卖的都是低价货。结果当高价货出现时，他们也误以为这是“低价的高价货”，就毫不含糊地买下它！推销员利用顾客这一心理实施的诡辩是一种极不完全的推理：
A产品是便宜的；
B产品是便宜的；
因此所有今日拍卖的产品都是便宜的。
如此下去，推销员便以眼前的损失换取了更大的利益，而顾客因受益而放松戒备心理。
贼喊捉贼的心理弱点恶劣地影响着房地产业者，经常以下列说词来接近客户：“在同行业中，不少恶劣商人把不良的房子推销给客户，您得多加小心。”这自然接近了买卖之间的距离，客户信心倍增，于是买下他的房子，住下后才知道这房子的毛病百出，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在某些商店的商品前竖着这样的牌子：“顾客们，请谨防假冒伪劣产品！”这实际上也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正好是假冒伪劣的产品。但顾客一看到这牌子，似乎有了保险味，谁知还是被蒙蔽。
某些非法分子，为了钻营投机，以假乱真蒙蔽钱财，甚至欺行霸市。往往不择手段，劣径百出。他们似乎毫无保留地向广大顾客宣传如何免受欺骗。这种手法很容易取得顾客的信赖。该非法分子尽力使顾客确立这样一个判断：“对方如果是骗子，便不会把本行家底丑行告诉给大家。”实际上这是一个虚假判断。奸商并不作正面的诡辩，即不作正面的虚假推理：“我揭露骗子并教给你防骗手段，因此我必然是值得信赖的。”这正中某些顾客的心理弱点即让顾客自己去进行虚假推理。
亲爱的读者，诡辩术不仅用于商务经济上，而且，也广泛用于政治、军事谈判上。不信，你看！
秦赵两国签订互助条约，平等互利，携手共进，风雨同舟。后来秦国进攻魏国，赵国却去救魏国，秦国指责赵国违约。赵国国王毫无主张地寻问公孙龙，公孙龙给出了一个主意：赵国同样可以牙还牙遣责秦国，因为根据条约，赵国想干的事秦国也应当帮助，现赵国救助魏国，秦国也应当帮助赵国救魏国。
谈判旗帜鲜明，立场正确，并且必须用无歧义的语词或语句来表达主题，否则就会被人以牙还牙，倒打一耙。秦赵两国谈判时，双方含糊：平等互利，携手共进，风雨同舟，确实包含了后来赵国加以狡辩的含义，或者说两国互助条约中没有明确排除一种可能性，即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可互助，当利益有所不同时，那么，也就再不可能互助了。这就给赵国后来的诡辩留下了以牙还牙，倒打一耙。签约双方应当明确意识到，在各自想做的事情中有些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有些是无直接共同利益而只有间接共同利益的，有些则是双方冲突争端。对于前两种情况双方都应互相帮助，对于后一情况，则只能通过磋商、谈判、双方均作出妥协和让步，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使争端减少到最小程度。
对危险的惧怕要比危险本身可怕一万倍。
——[英]笛福一位发达国家的外交官闯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贵国的死亡率肯定很高吧？那位大使灵机一动，答道：“跟你们那儿一样，每人死一次。”
有时候谈判中可以采取似是而非的答复，似乎是违反了逻辑同一律的，实际上恰恰是这位大使坚持了自身思维的确定性，体现了这位大使智慧的艺术。这位非洲国家的大使的回答表面似乎似是而非因为该外交官是问非洲整个国家人口的死亡情况。而答者则是指每个人的死亡情况。这位大使从容不迫的回答维护了本国、本民族的尊严，恰当地回击了那位外交官的傲慢和无理。这既显得幽默得体，又落落大方，又坚持了自身思维的确定性，即维护本国尊严，这正是作为一个国家外交官应尽的本分。
美国总统林肯上台，南北战争一直延续，黑奴仍未得到法律保障。林肯对此说：“我一定要根据联邦宪法，以联邦利益为重，全面开展工作，如果能保存联邦政治，那么不管是释放全部黑奴，还是只释放一半，甚至一个都不释放我都同意，我要为顾全联邦大局而努力奋斗。”
针对林肯这段话，资产阶级左派政治撤迪尼斯·史蒂文思驳斥道：“黑人奴隶反对主人而‘叛乱’与奴隶主扼杀国家的叛乱，究竟哪一种较危险呢？你们一方面让黑奴去枪杀奴隶主，另一方面却又不肯把奴隶主捆缚黑人奴隶的绳索解开，这种自相矛盾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美国总统林肯在竞选总统时，曾立下誓言要解放黑奴，并且确实在后来颁布了解放黑奴的法令，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度自相矛盾、犹豫不决的，然而，他对此把“保存联邦政治”、“维护联邦统一”这一任务置于解放黑奴这一任务之前，把前者视为目的，而后者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如此，只要目的明确，则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可以丰富多彩，那黑奴就可解放，也可不解放，也可部分解放，部分不解放，这就弥补了林肯在解放黑奴问题上自相矛盾的立场。这里，林肯的“保存联邦政治”、“维护联邦统一”与“解放黑奴”的关系作为目的与手段是不能成立的。按他的竞选精神，解放黑奴本身就是目的，本身就是联邦政治和联邦统一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就是这样。林肯悄悄地偷换了概念，以达到为了自己在黑奴解放问题上的立场而辩护。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契曾与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就“革命”含义而展开一场驳论。
法拉契说：你是怎样理解革命的？我记得希腊独裁者帕帕多波勒斯谈革命，皮诺切特和墨索里尼也谈革命。
卡扎菲说：如果革命是由群众参加，那么，它就是人民革命。革命是以群众的名义，由个别人主使的，仍然是革命。
法拉契说：1969年9月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不是革命，而是一次政变。
卡扎菲说：对，可是它转变成了革命，利比亚实际上是人民当家做主。
法拉契问：果真这样？如何解释人们可以到处看到你的照片？甚至在过去的天主教堂，也布置你穿军装的巨幅照片？有出售绘着你肖像的盘子？
卡扎菲说：我也无可奈何，这是人们的意愿。
法拉契说：你能，你干预过大量活动，因为，你欢迎这样活动，就不想制止对你的个人崇拜。为什么电视中不停地唱赞美你的歌曲？然而，你见过那些举起他们的拳头，高喊卡扎菲的群众吗？我曾经历过对墨索里尼同样的场面。
卡扎菲说……人民爱戴我……
法拉契说：既然人民爱戴你，为什么你还需要这么多武装警戒呢？进门地方有一辆炮口对准大街的装甲车，我曾三次被武装士兵警戒审查。”
卡扎菲问：请不要忘记这是兵营。
没有一种情感能像恐惧那样有效地使精神丧失一切行动与推理的能力。
——[英]伯克法拉契说：可你为什么住在兵营里呢？
卡扎菲问：为防制某些人图谋不轨。
法拉契说：那因为你害怕被杀。人民曾多次要杀死你。
在政治辩论和政治谈判中，往往用不严格的概念外延相容术实施诡辩。卡扎菲把以群众的名义，由个别人主使的政变也称之为革命，进而总结到利比亚是人民当家作做的结论。
法拉契运用归缪法指出：如果利比亚是人民当家做主，则谁也不崇拜卡扎菲。
卡扎菲进一步诡辩说：这是人民愿意的，我无可奈何。
法拉契运用反证法指出：你干预过大量活动，为什么偏偏不能干预这个活动。而且为什么人民会高举拳头反对你呢？
卡扎菲再一次狡辩：人民爱戴我。
法拉契运用二难推理指出：
如果人民爱戴你，你何必住在戒备森严的兵营里呢？
如果人民爱戴你，人民就会反对并企图杀死你吗？
你住在戒备森严的兵营里，而且人民反对并企图杀死你，可见人民并不爱戴你，从而论证，你进行的并非人民革命；而人民并未当家做主。
是的，诡辩往往能战胜一切，这里有则故事，就说明诡辩特别重要。
楚灭秦时，项羽自尊为王，封刘邦为汉王，原想让刘邦上南郑去。项羽的谋士反对说：“南郑那地方，内有重山之固；外有峻岭之险，让刘邦去，难道不是放虎归山吗？”项羽问：“有何妙计杀他吗？”范曾说：“有办法，等刘邦上朝，大王就问他：寡人封你到南郑去，是否乐意去？如果他愿意去，你就说：我早知道你愿意去，那里是养兵练将、聚草屯粮的好地方，养足锐气好争天下，是吗？这就证明你有反我之心，绑去杀了！如果他说不愿去南郑，你就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去，楚怀王有约在先，谁先入关，谁为王，你先入了关，你应为关中之王，叫你上南郑去，怪不得你不乐意呢？既然不愿意去，就是要在这里反我。既然这样，那么，立即把你杀了。这时，刘邦上殿，参见项羽，项羽说：“寡人封你到南郑去，是否乐意去？”项羽问得紧迫，刘邦听后，前后思量，虽然愿意去，但不敢表白，接着说：“大王，臣食君禄，生杀大权你掌握，臣为陛下坐骑，叫走就走，叫停就停，我愿听从您的吩咐。”项羽听了，没什么办法，只好说：“你要听我的就不要去南郑了。”刘邦说：“是，臣尊旨。”
老谋深算的范曾设置了一个双簧计，诱刘邦中计，无中生有找借口除掉，未曾想希望落空。因为两个假言前提都没有别的可能性，不能必然推出刘邦谋反的结论，所以隐含杀机。一旦刘邦中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谋反罪名，并且，欲盖迷彰，越说越麻烦。然而，刘邦不愧为政治斗争和政治谈判的老手，他巧妙地运用了模糊语句，闪烁其词对所提问张口不谈，避口不论，模糊而已，或者说用对项羽的忠心耿耿掩盖自己的真相，从而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恐惧会驱使人们走向任何一个极端；然而，一个卓越的人物所产生的恐惧却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英]萧伯纳可见，政治也隐含着统治阶级的各种杀机，它是多么的险恶。然而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通过诡辩往往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基辛格在莫斯科向随行的美国记者团介绍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四个协定签署会谈情况时：“苏联生产导弹的速度每年大约二百五十枚。”记者们马上接着说：“我们的情况呢？我们有多少潜艇导弹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有多少“民兵”导弹在配置分导式多弹头？”
基辛格说：“我并非完全了解，刚刚配置分导式多弹头的“民兵”导弹的数量。至于潜艇数目我是知道的。但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
记者说：“不是保密的。”
基辛格说：“不是保密的吗？岂不是明知故问吗？”记者无言可答了。
作为谈判者，你想回绝对方的问题吗？
这里预先提问是将圈捏弯，牵着对方的牛鼻子，误入圈套的诡辩技巧。这也是迂回对方上当的手段。比如法官问被告：“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其中预设了一个结论：你犯了罪。如果被告回答：“知道”，那么自然是承认自已犯了罪，被告回答“不知道”那么，也是承认自己犯了罪，只不过不知道具体犯了什么罪而已。无论如何钻哪个圈，那么，肯定被告犯罪了。又如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还赌博吗？”对方当然急于为自己辩解，于是顺着对方的提问说“不赌了”。但是，这一问答，事实上，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更不能文过饰非，这一间接承认自己以前赌过，尽管可能从来没有赌过。在上面例子中，基辛格巧妙地运用了预设。无疑他知道记者所问的情况，也知道这些情况是保密的，但他并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欲盖弥彰，因为这种回答有失自己身份，有损自己形象，于是他假痴假癫地反问“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其中预设了一种本来不存在的可能性：不保密。记者们为了急于让基辛格说出自己所需情况，便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保密”，这正好掉入基辛格的陷阱：既然是不保密的，那么你们岂不是名知故问吗？因此用不着我说了：反之，如果你也认为是保密的，那么我不能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总统动身前往莫斯科，途中经过维也纳时，就即将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提出了一个所谓“程序性问题，”他问：“到时，你是点点滴滴地宣布呢？还是来个雷厉风行，郑重声明吗？”基辛格回答说：“我明白了，你马克斯同你的报纸一样多么公正啊！”基辛格沉思：“他要我在大雨和点点滴滴雷厉风行与着重声明之间任选一个。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办，总是坏透了。”基辛格略停了一下说：“我们打算点点滴滴地发表成批声明。”全堂顿时哄堂大笑。
作为谈判者，必须知道以上是一种回避问题的手法。它用于谈判当事人必须明确地回答对方的提问，并且又是谈判当事人难以启齿或要保密的问题。这种手法与“答非所问”、“左顾右盼”的回避手法不一样之处在于：看起来好像在正面回答问题，实际上不过是重组合对方提问中所包含的内容，所以没有增添新总理容量，回答的内容没有超出原问题中已在成分的范围，与提问内容无差别，单单将原内容重新组合罢了。
在谈判尚未进行之前，基辛格当然无法回答记者的问题，于是他便巧妙地把这两个选言肢联在一块，构成一个自相矛盾的联言判断：点点滴滴地发表成批声明这一回答既回避了问题，又风趣、幽默，表现出一种外交家风范，否则，将陷入尴尬窘迫之中。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居心叵测地问周恩来：“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记者仍刚愎自用，又问：“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人都仰头挺胸走路，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都低头弯腰走路呢？”周恩来幽默地回答：“这非常容易嘛。你们美国正在起下坡路，只好仰着头走路，我们中国正在走上坡路，当然要低着头走路嘛。”
人要是惧怕痛苦，惧怕种种疾病，惧怕不测的事件，惧怕生命的危险和死亡。他就会什么也不忍受。
——[法]卢梭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出人意外地站起来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是否有妓女？”周总理毫不含糊地回答：“有！”在场的人都非常虚惊。周总理接着说：“在中国的台湾省。”全场霎时气势磅礴，热闹非凡。那位记者又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钱？”周总理说：“有18元8角8分。”记者们十分迷惑。周总理信心十足地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总数：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合计是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一回回答复，都激起千层浪，翻江倒海！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双方谈判务必正确遵守同一律，就同一概念、同一问题、同一标准进行问答，否则就是偷换概念、转移论题。然而，在某种场合，在某种立场上，政治家和外交家们以有意违反同一律，追求某种出其不意而对方又能够接受的效果。现在，即使是对方也不会视为你在诡辩，而会视为争中生智。也不会加以逻辑学上的反驳，却也哑口无言。以上例子里，记者问的是作为交通路线的“道路”，周恩来总理答的却是作为政治思想路线的“道路”；记者问的是人们在路上行走时的姿势，周恩来总理答的却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运动中的精神面貌。这种回答当然比照原问题回答要高明得多。记者所问的“中国”显然指大陆中国，而周总理回答所说的中国却包括台湾在内，周总理巧妙地利用记者所提问题的混淆性宣传了中国一惯的主张，否定了两个中国的说法。在后问中，记者所问“资金”是指资金总额，周总理为保守国家财政机密，偷梁换柱，把作为发行金额总量的“资金”换成作为发行面额总数的“资金”，这真是急中生智，英明果断，令人敬佩。
鲁迅于1926年上半年曾在厦门大学任教授。一天校长林文庆把教授们召集在一起开会，提出要把研究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一致抗议。林文庆气急败坏地说道：“关于这件事，不能听你们的。学校的经费由有钱人支持，只有他们才说了算！”鲁迅当即站起来，从衣袋里摸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理直气壮地说：“我有钱，我是有钱人，我也有发言权！”
林文庆说的“有钱人”特指为本校出经费、资金的官僚富绅；作为一个一般概念，“有钱人”并非指手中有银币或销票的人，而是指有万贯家产的人即富人。鲁迅如要证明“我们教授也有发言权”的主张，按正常的逻辑程序，应从别的途径入手，但他随机应变，巧妙地利用“有钱”这一概念的字面的歧义性，把它改换成“有银币、有钞票的人”，霎那间竟使林文庆无言以对。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其名著《镀金时代》发表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了一句：“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婊子养的。”见报后，引起国会议员们无比愤恨。别的没有办法，马克·吐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向议员们道歉说：“前天，我在酒席上发言，说有些国会议员是狗婊子养的。事后有人向我大动干戈，我仔细盘算，实属冒犯，而且名不符实，故特登报声明，把我的话修改如下：“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婊子养的。”
所谓道歉，就是收回原来说的话，但马克·吐温巧妙地采用了一个特称否定判断，表面上似乎否定了前面那句活，实际上不过是对原话的重新组合。在逻辑学上，这个特称肯定判断和一个特称否定判断可以同真；而在语言学上，用不同的语词或不同的句子，可以表达相同的概念，即观点。“有些议员是狗婊子养的”与“有些议员不是狗婊子养的”只是判断形式和表达形式不同。实际上是“借尸还魂”“换汤不换药”！为此，讲个小故事：
有个马戏团培训员，在训练猴子时候，为了更能培训成功，那就必须增强猴子的非条件反射，转化为条件反射。这时，马戏团培训员说：“猴子们，如果谁表演好，一个猴子吃两块糖。”猴子不高兴。后来，马戏团培训员又说，如果谁能表演好的话，一个猴子六次能吃12块糖；三个猴子六次能吃36块糖。这回猴子们乐坏了，马戏成功了。聪明的读者，或许你已经看出，马戏团培训员，前后许诺，实际上一样，都是“如果谁能表演成功的话，一个猴子吃两块糖”。后来只是原来的新组合。
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
——[法]霍尔巴赫谢甫琴柯是19世纪乌克兰特人，他反对沙皇统治，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一次沙皇召见他，大臣里所有的人都对沙皇躬身施礼，只有谢甫琴柯不拜直视沙皇。沙皇愤火问他：“你为什么不鞠躬低头？”谢甫琴柯坦然说：“不是我要见你，而是你要见我，如果我也低头弯腰，那么，你就不会看见我！”
很多概念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多义的，但倘若特殊语言环境，或故意作出特殊的解释概念，那么含义就多了。上例，“召见”本不是多义的，谢甫琴柯故意将“召见”解释成“看见”，使沙皇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