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以前，我们在莫斯科经常搬家。随着家庭经济情况的好转，我们先后住过几个不错的住宅。但是，我们时常很不走运。比如，1885年秋天，我们在雅基曼卡街租下列别杰夫家里的一套住宅。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住宅里潮湿得要命，一生起炉子，墙壁上就长霉。安东·巴甫洛维奇从那几年起就犯了咳嗽病（有时还咳血，但是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这样潮湿的住处对他的身体是有害的。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半月左右，就搬到对面的一所住宅里去，那是克利缅科夫的房子。
结果，在那里又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家楼上，是一个举行舞会、婚礼、葬后宴等活动的场所。因此，不论白天黑夜，我们都不得安宁。头顶上常常传来音乐声、跳舞人脚踏楼板的声音……哥哥在这种环境里写作，当然感到很不舒服。
这所房子有一间大厅，因此我们自己有时也举办晚会。我兄弟们的朋友和熟人常来参加晚会，还有我在女子学院的女友。每逢过圣诞节和复活节，我们家里就格外热闹。顺便提一下，复活节前夜，安东·巴甫洛维奇总喜欢结伴去逛莫斯科。通常我们先到莫斯科河的石桥上去听听钟声。那钟声从宽阔的河面上传来，听上去，不知是怎么回事，特别悦耳，特别庄严。晨祷以前，城市上空一片寂静。突然，克里姆林宫伊凡大钟楼上的第一座沉重的钟敲响了，然后是第二座、第三座……于是这个大钟楼上所有的钟都响起来。此刻，其他教堂的钟也敲响了，千百个教堂敲响起著名的莫斯科复活节钟声。
我们在桥上站一会儿，然后往家走，通常我们都顺路到一些教堂里去听听祈祷和唱诗，看看教堂里的陈设，到各处转转。莫斯科的教堂多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座教堂，遇见一位熟识的画家（现在已记不清他的姓名）。安东·巴甫洛维奇跟他打过招呼，小声问他：
“请问，这是什么教堂？”
“鬼——鬼才知道！”画家侧过身，带着一本正经的神情回答。
他的回答太出人意外，太逗趣，安东·巴甫洛维奇和我们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起来。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经常在家模仿教堂里这位画家的样子和他所说的话：“鬼才知道！”他总是模仿得活灵活现，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复活节第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有时邀请我跟他一块儿到耶稣救世主教堂去参加晚祷，因为哥哥尼古拉和画家索罗金、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曾在这座教堂大厅的敞廊画过壁画。祈祷式进行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并不祈祷，只是纹丝不动地站着，聚精会神看人们怎样给总主教穿法衣，等等，他感兴趣的只是祈祷式的程序。
1886年春天，我们去巴勃基诺住别墅，就此离开了克利缅科夫家的住宅。我们在巴勃基诺住了一个夏天，秋天来临，我们又开始考虑租住新的住宅。8月初，我抱着这样的目的回了一趟莫斯科，在看过许多住宅之后，我选定了库德林花园街上亚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尔涅耶夫医生家的一所两层小楼（现在的门牌是六号）。这套住宅，在当时（而且按我们的收入情况）来说，价钱相当贵，一年的租金是650卢布，哥哥甚至满足不了主人一次付两个月租金的要求，然而这所两层小楼各个房间的安排都很舒适，它靠近市中心，而且在莫斯科一个上等地区，我一下子就看中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花絮》杂志出版商尼·亚·列依金那里借了钱，我们就租下这套住宅。
我们搬进去，安置好，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喜欢。我们把住宅里的房间做了如下安排。楼下：一进住宅是门厅，门厅左边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书房里有两扇门，通向两个叫做望楼的房间（每个望楼向外突出，各有三个临街的窗户，因此安东·巴甫洛维奇开玩笑地称这所房子为“五斗橱”）。靠院子那边的望楼是弟弟米哈伊尔的寝室，另一间望楼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寝室。门厅右边是厨房和供女仆用的两个房间。门厅中间有楼梯，通向楼上，楼梯下面是我们家的狗科尔包的窝。楼上：两个望楼（也就是米哈伊尔和安东的寝室上面）是我的房间，旁边（也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上面）是客厅，穿过客厅又有一个带望楼的房间，望楼正对院子，向外突出。这个房间的另一个门通向餐厅，餐厅旁边是母亲叶甫盖尼雅·亚科夫列芙娜的房间。那时父亲不跟我们一起住，只是每天到我们这里来一趟。他住在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那里，他的住处也在这条街上，离我们不远。住上这样宽敞而舒适的住宅，这在我们还是第一次。
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我已经提到过，我认为1886年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生的转折点。就是从那年起，我们住进科尔涅耶夫家的房子，并且开始了一种丰富多彩的新生活。在那里，哥哥头一次写出了一批长篇幅的作品（《草原》、《幸福》，第一部剧本《伊万诺夫》，等等）。格利果罗维奇、柯罗连科、柴可夫斯基、普列谢耶夫和许多其他的文学艺术家，都到我们家这所房子里来做过客，年轻作家契诃夫引起了他们的关注。
早在1886年3月，我们还住在雅基曼卡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以“契洪捷”的笔名发表小说，意外地收到俄国著名作家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利果罗维奇的一封信。这位65岁、德高望重的作家是第一个发现契诃夫的人，他在信中说，他确信，安东·巴甫洛维奇具有“远远高出新一代文学工作者”的“真正才能”，希望他认清并严肃对待自己的才能和文学工作。这封信使哥哥非常激动。他给格利果罗维奇回信说：“您的信……像闪电那样震动了我。当时我激动得差点流下泪来，我觉得，您的信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过了几年，哥哥出类拔萃的才能崭露出来，已经成为著名作家，那时他已听到过许多对他作品的赞美之词，然而，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第一次评语，对26岁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来说，当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格利果罗维奇收到哥哥那封激动的信后，答复说：“您这封信让我更加相信您的才能，即与创造能力密切相连的敏感和热忱。”
格利果罗维奇一向对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作品评价很高。两年以后，当时在彼得堡《新时报》编辑部工作的大哥亚历山大给我写信，谈到过格利果罗维奇对待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态度。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1888年7月8日写给我的这封信，从未在任何报刊上发表过，我认为摘录其中一些段落是很有趣的：
昨天德·瓦·格利果罗维奇从尼斯回来，他热烈地亲了我一阵，就叫喊起来，说我们俄国缺少评论，对安东这样的“天才”评价很不够。国外对这种情况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心中至今感到“不安”，觉得心急如火。
虽然我提出给他寄去一本安东的《短篇小说集》，并且请他吩咐寄到哪里，可他还是自己买了一本。今天他已经去莫斯科了。不管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他都随身带着安东的作品，一边看一边用铅笔在页边上勾勾画画，他大概因此惹得同车邻座的人厌烦吧。不管怎样，国外现在是知道安东了，他写得太好了，以致格利果罗维奇在旅途中高兴得让谁也不得安宁，恐怕搅得人家要骂街了。我从来没遇见过有谁像他那样对安东及其作品推崇备至，看来，为了证明安东是天才，他准备堵住耳朵绝对不听不同意见。在编辑部里，他无缘无故地责怪“居民”，动不动就对他发脾气，好像有人欺负了安东似的。“居民”听来听去，最后得出结论：“嗯，老头子疯了。哪个鬼欺负安东了呢？他完全失去自制力了……”他也跟我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我亲爱的契诃夫，您告诉您的弟弟说，把霞光比喻成蒙上一层薄薄炭灰的火红色木炭，这样的句子，要是屠格涅夫还活着，只有他才有幸写得出来。您弟弟写出了许多许多漂亮的句子。我素来把它们勾画出来。嘿，才能，嘿，巨大的力量！只可惜，他总是写小作品……”他还没有读过《草原》（即在谈话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灯光》。一切有见识的人都希望这篇佳作刊登在杂志的夏季一期里。假若拖到冬季，事情准会惹得人们不痛快。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
有一次，德·瓦·格利果罗维奇来到莫斯科，晚上到库德林花园街我们家来做客。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楼下自己的书房里接待他。正巧那个时候，我的女友、兄弟和他们的同学聚在楼上我的房间里，笑声、喧闹声、音乐声和脚步声响成一片。我的女友达丽雅·米哈伊洛芙娜·穆欣娜-普希金娜（按安东·巴甫洛维奇给她取的外号，叫做“德丽什卡”）正给我们表演社会上各种男舞伴的姿态。
格利果罗维奇一边与哥哥谈话，一边不时斜着眼睛往上看，最后忍不住问道：
“喂，契诃夫，你们楼上在干什么？”
“是我妹妹的女朋友们来做客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回答。
“我们可以去看看她们吗？”
“当然可以！请吧。”
结果，我们正玩得高兴，突然看见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在哥哥的陪同下走进我们房间来了。他蓄着银白色连鬓胡子，系着领带，领带打着一个宽宽的花结。
“这是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格利果罗维奇，”安东·巴甫洛维奇把他介绍给我们。
起初，我们有点拘束，不敢再大声喧哗了，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又活跃起来。看来，格利果罗维奇很喜欢我们这伙年轻人。他跟我们一块儿玩游戏，开玩笑。
后来，他一直记着在我们家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在彼得堡曾对他的熟人讲过，说他在契诃夫家里看到了真正的“为所欲为”！
不久，安东·巴甫洛维奇出版了一本新的短篇小说集，总标题是《在昏暗中》，献给格利果罗维奇。安东·巴甫洛维奇以此对格利果罗维奇表示感谢，因为在他创作生涯的初期，格利果罗维奇给予了他友好的精神上的支持。顺便说一下，格利果罗维奇在收到献给他的那本小说集以后，从尼斯给哥哥写来一封十分有趣的信。这封信我在40多年前，收在《言论》集里发表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我在此摘录信中的几段：
我从《新时报》上很早就熟悉您的短篇小说，可是我又把它们重读了一遍，同时还习惯地用铅笔勾画、圈点，这些画了直线和圈点的地方，都是表示我认为毫无疑问具有奇异才能的段落。记得有一次，在卡基克斯过圣灵降临节，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城外去了，我一直在数漂亮的女人，看一共有多少；过了十分钟，我便放弃了这件有趣的事，因为年轻漂亮的女人都没有单独行走，而是成群结队散步。她们一边走，还一边看您的短篇小说。
如果您以为我这是为了说漂亮话，那您就大错特错了。我不但过去无意奉承或者恭维您，现在我们有了这种关系，那样做就更卑鄙无耻了，再说，我有什么必要在您面前昧着良心呢？
《梦想》和《阿嘉菲雅》，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写得出来，《梦想》中的三个人物和《阿嘉菲雅》中的两个人物都是寥寥几笔刻画成的，而且，也不必多费笔墨，因为那些人物已经栩栩如生，每人的外貌和性格都描写得很清楚了。每句话，每个动作，都使人感觉不到虚假，一切都真实，一切都理应如此。对自然景物和印象的描写也同样：寥寥几笔，就能使人觉得像亲眼看见一样。这种善于表达的技巧只有在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才能见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这样的描写）。讲到乐声的和谐完整，始终保持着阴沉的调子，小说《祸事》是堪称典范的。读者读着头几页还不知道下面会出什么事，却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暗自预感到就要发生不吉利的事了。小说《不幸》、《薇罗琪卡》、《在家里》、《在路上》向我讲述我早已熟知的事情，也就是说，您的眼光巧妙地抓住了以极其细腻隐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爱情这个主题。
所有这一切又迫使我向您提出请求，一个最真挚的请求，您那真正的罕见才能怂恿我提出这个请求：请您不要匆忙地仅仅写篇幅小的短篇小说，特别是不要只给报纸写。大量的读者，与其说是阅读，还不如说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五百个读者之中，未必有一个人能够在一大堆废物里识别出珍珠来。这类说教本来已经是评论界的事情，可是我们的评论现在只由布列宁来担当，而他却不干正事，喜欢写剧本，喜欢对那些微不足道的诗人发脾气，对一个署名为扎斯明诺夫的人的胡编乱造表示气愤。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起于屠格涅夫，但是他只把小说发表在《同时代人》上，当时《同时代人》对文艺评论家来说，就像歌唱界的鲁比尼一样。那时我们休戚与共的好朋友，只要有哪个人写出相当好的东西，朋友们就为他能享有盛名而奔忙。现在却不同，像您这样的人，写出10到15篇短篇小说，或者写出同样数量引起普遍兴趣、刻画普通人物的篇章，难道还不是跟没有一个样……根本问题在于作品的质量，也在于宗旨，而且主要在于宗旨。因为得出某个结论，表现某些人或某一地方的风格，阐明某种社会思想，展开一个心理或社会的主题，涉及某一社会症结等等，这样的目的和任务，是要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要是描写人物和自然景色时卖弄文笔，那么十印张纸也不够用。
……对，对，就像您说的那样，您把自己钉在桌子旁边，从容不迫、专心致志地从事写作吧。您就放开手自管写吧，我从看到您的处女作起就对您抱有信心，您会发现我是何等正确。我不知道，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还有什么东西我没读过，我读书时总是很留心，总是力图猜透作家的手法，看他是怎样把东西写出来的；我的文学鉴赏力远远超过我的写作能力。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您既可以把我看做一个文学家，同时也可以看做一个不论您的才能有多大都诚心诚意热爱您的人。感谢您把书献给我。亲切地拥抱您。德·格利果罗维奇。
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这封友好、诚挚的信，又给哥哥留下强烈的印象。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给弗拉基米尔·加拉克焦诺维奇·柯罗连科写了一封信，柯罗连科在这之前来过我们家，并与哥哥认识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信中写道：“昨天我收到格利果罗维奇老头儿的来信，我一时兴起，把这封信抄寄给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把它看做像黄金那样宝贵，并且我怕读第二遍，免得失去最初的印象……从信中您也会得出结论，向我真心诚意指示正路的，不只您一人……”
188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弗·加·柯罗连科到我们家里来了。当时，我打开大门，门外站着一个人，蓄着浓密的大胡子，我愣住了，弄不清这个来找哥哥的人是谁。直到安东·巴甫洛维奇从楼上走下来，亲热地迎接客人，叫出他的名字，这时我才知道这位来客原来是柯罗连科。柯罗连科这个名字，我们家里十分熟悉，第一，因为哥哥不止一次夸奖过他的短篇小说，第二，因为奥博连斯基写过一篇关于契诃夫和柯罗连科的大块文章，那篇文章刊登在《俄罗斯财富》杂志上（1886年12月）。
柯罗连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我们家餐厅里喝茶，畅谈文学。柯罗连科还讲述自己流放西伯利亚时的情况，讲得很有趣。他曾几次被驱逐出俄国中部地区。1881年，他因拒绝宣誓效忠新即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又被流放雅库梯亚。他在被准许返回俄国的欧洲地区以后，从1885年起，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住在下诺夫戈罗德。从我和柯罗连科的接触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好，他聪明、坦率而又非常朴实。
柯罗连科也像格利果罗维奇那样，常常劝安东·巴甫洛维奇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才华，放弃写小东西，着手大部头的创作。他们之间产生了友谊，这种友谊从来未因任何事情而黯然失色。哥哥刚与柯罗连科相识，就马上给大哥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写信说，柯罗连科是一个“有才华和最出色的人”，“据我看来，他将来会有很大成就”。安东·巴甫洛维奇也曾给柯罗连科本人写信说：“……我特别高兴和您认识……第一，我极为珍视和热爱您的才华……第二，我认为，我和您要是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活上10至15年，那么将来我与您是不可能没有共同之点的。”
他们后来确实有许多这种“共同之点”。1900年，他们一起当选为科学院荣誉文学院士。1902年，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又一起辞掉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以此抗议沙皇撤销选举阿·马·高尔基为科学院院士的决定。
弗·加·柯罗连科50岁生日那天，安东·巴甫洛维奇给他发了电报，称他为“亲爱的、敬爱的朋友，杰出的人”，并且“非常感激”他。安东·巴甫洛维奇去世时，柯罗连科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他的感情，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热爱……”
安东·巴甫洛维奇与格利果罗维奇和柯罗连科在80年代的精神交往，对哥哥转折时期的创作发展过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名字，在19世纪80年代末，不但音乐界尽人皆知，而且在俄国最广大的知识分子各阶层中也无人不晓。
在我们家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很受欢迎。安东·巴甫洛维奇熟悉和喜欢柴可夫斯基谱写的许多歌剧、抒情歌曲和乐曲。我记得有一次，他甚至试着用一个手指在大钢琴上弹出他记住的柴可夫斯基一首交响曲中的旋律！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彼得堡首先认识了彼得·伊里奇的弟弟莫杰斯特·伊里奇·柴可夫斯基，莫杰斯特·伊里奇是一位剧作家和翻译家，为许多歌剧写过歌词，其中包括彼·伊·柴可夫斯基的一些歌剧的歌词，都出自他的手笔。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杰斯特·伊里奇那里吃早饭的时候，遇到了彼得·伊里奇。哥哥从彼得·伊里奇的谈话中知道，他读过哥哥的短篇小说。
1889年秋天，安东·巴甫洛维奇打算出版自己新的短篇小说集《闷闷不乐的人们》。1889年10月12日，他致信彼得·伊里奇，请求准许将这本书献给他。他写道，“这份献礼，第一，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愉快，第二，能略略满足我每天想起您的那种深深的尊敬之情”。他在信尾补充道：“要是您允许把书献给您，而且再给我寄来一张您的照片，那么我所得到的比我配得到的还要多……”
仅仅过了一天，在10月14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柴可夫斯基亲自来到我们家，作为对哥哥那封信的答复！哥哥在楼下的书房里接待了他。彼得·伊里奇带来一张自己的小照片，上面的题词是：“赠给安·巴·契诃夫。您的热烈的崇拜者彼·柴可夫斯基。89年10月14日。”不管我们搬家到什么地方，这张照片总是放在哥哥的书房里。直到现在，它还挂在雅尔塔纪念馆安东·巴甫洛维奇书房的墙上。
他们谈话的时候，我没有在场。但是我从哥哥那里知道，彼得·伊里奇提出让哥哥为他新构思的歌剧《贝拉》写歌词，莱蒙托夫的《贝拉》的情节想必是这个歌剧的基础吧。看来我弟弟米哈伊尔当时在场，他在回忆录中讲，柴可夫斯基在谈到音部安排时对哥哥说：
“贝拉——女高音，别丘林——男中音，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男高音，卡兹比奇——男低音。
“不过，您听我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柴可夫斯基说，“不要有唱进行曲的行列，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进行曲。”
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如何看待柴可夫斯基这次来访的，可以从他第二天写给苏沃林的信做出判断：“昨天彼·柴可夫斯基到我这里来了，这让我心里美滋滋的：第一，他是个大人物，第二，我酷爱他的音乐，特别是《奥涅金》。我们打算写一个歌剧的歌词。”
柴可夫斯基在我们家吸过烟，他走时忘记把烟盒带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当天就把烟盒寄还给彼得·伊里奇，同时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和一本短篇小说集，还附上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彼得·伊里奇，您使我非常非常感动，我无限感激您。给您寄去一张照片和一本书，要是太阳属于我，我就连太阳也给您寄去。
您把烟盒忘在我这里。现在把它寄还给您。烟盒里的烟少了三支：一位大提琴家、一位长笛手和一位教育家每人吸了一支。
“大提琴家”和“长笛手”都是我们家的常客，我们的朋友玛·罗·谢玛什科和亚·伊·伊万年科，“教育家”指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他们之所以吸这三支烟，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烟，而是因为这烟是柴可夫斯基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寄给柴可夫斯基的那本书上，写下这样的题词：“赠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未来歌剧的歌词作者。”
不久，彼得·伊里奇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寄来一张音乐会入场券，拿着这张入场券，整个冬季都可以去贵族俱乐部（现在是联盟之家）圆柱大厅听交响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很有趣，那一年，都是作曲家亲自在音乐会上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我一冬天就是使用柴可夫斯基寄来的这张入场券，愉快地到圆柱大厅去欣赏美妙的音乐会。有一天，在那里我还看到了彼·伊·柴可夫斯基。他坐在舞台旁边的圆柱子后面听音乐。我的座位离他很近，我整整一个晚上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柴可夫斯基，他个人的魅力竟如此巨大。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柴可夫斯基的创作评价很高，这还可以从他写给莫杰斯特·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一封信看出来：“我愿意做一名光荣的卫兵，时刻守卫在彼得·伊里奇住所的门口，——我对他尊敬到了这种程度。若排座次，那么在俄罗斯艺术中，他如今占第二位，仅次于早已占据第一位的列夫·托尔斯泰。”
彼得·伊里奇也热烈称赞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创作，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称安东·巴甫洛维奇是“我国文学未来的柱石”。他在答复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献给他的短篇小说集时写道：“难道我不该真诚感激您献给我《闷闷不乐的人们》，并非常以此为骄傲吗！记得在您外出旅行的时候，我一直打算给您写一封长信，甚至企图说明，正是您的才能的哪些特性对我竟如此具有魅力和迷人。但是我一直不得闲，而主要的，是我力不从心。一个爱好音乐的人，要用文字来表达感情，真是太困难了，就像他对其他任何艺术现象有同样的感觉一样。”
安东·巴甫洛维奇和柴可夫斯基合作创作新歌剧的愿望并没能实现。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久就去萨哈林岛旅行，而彼得·伊里奇在1893年猝然去世。我们家对他的逝世感到极大的悲痛。
安东·巴甫洛维奇有一个很小的纪念册，裁口喷金，是苏沃林过去送给他的。现在这个纪念册陈列在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里。纪念册中有一页，写着这样的题词：
我是这样与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相识的：1882年我来到莫斯科，邀请莫斯科某作家为《花絮》撰稿。
我正和已故的巴尔明乘马车在特韦尔街上走，他指着路旁一个长头发年轻人对我说：“你看，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姓契诃夫。”
我打听到契诃夫的住址，就找上门去和他相识，邀请他给《花絮》撰稿。
尼·列依金
1891年10月28日
《花絮》是1882年在彼得堡创刊的一种幽默杂志。它的编辑是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列依金。他是一位幽默作家，早先为《火星》、《同时代人》、《彼得堡报》等报刊撰稿。他虽然出身于店员，却能使自己的小杂志站稳了脚跟：他懂得哪些人是好的撰稿人，并且想方设法拉他们写稿，准时付给作者稿酬，每期杂志总是按时出版。
他那时确实到莫斯科我们一个不太雅观的住宅来过，向哥哥约稿。安东·巴甫洛维奇答应下来，并在列依金那里发表作品将近五年。这就是哥哥创作生涯中的所谓“花絮”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与列依金本人的关系也很好。
列依金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时，几乎每次都到我们家里来。他也到我们在库德林花园街的家里来过，有时甚至在这里过夜。他身材不高，体格健壮，留着宽而浓的胡子，腿瘸，是个相当爱热闹的人，喜欢去莫斯科的酒馆喝酒作乐，并且总要带着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起去，这让我不太高兴。有一次，列依金邀请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起到彼得堡他家里去小住。1886年11月底，安东·巴甫洛维奇去彼得堡办事，把我也带去，作为对我的奖励，因为这一年我在高等女子学院毕业了，成绩不错。这样，70年前我头一次来到北方的首都。
彼得堡那长长的、笔直的宽阔街道，独特、优美的房屋建筑，秩序井然的市容，虽然一切都带着一种官僚气，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涅瓦河那样宽阔的大河。涅瓦河上美丽壮观的桥梁，从街道下面穿过的不可胜数的水渠，广场上别具一格的纪念碑，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同寻常，永志难忘。不过，在我们莫斯科，当时一切都显得更舒适，更温暖，更朴素。当然，那时候也同历来的情况一样，两个城市各自都有坚定不移的热爱者，他们对这个或者那个首都的长处能够争论得无止无休。
小剧院的著名演员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连斯基（他的真姓是维尔维齐奥季）经常到科尔涅耶夫的房子里来看我们。他说话很有风趣，是个严肃的、知识渊博的演员，在音乐会上，他能十分出色地朗诵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短篇小说。他到我们家里来，总是带着妻子丽季雅·尼古拉耶芙娜，他家里的人管她叫丽卡（因此我们后来把我的女友丽季雅·斯塔希耶芙娜·米津诺娃也叫做丽卡）。丽季雅·尼古拉耶芙娜·连斯卡雅是小剧院另一名演员和导演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苏姆巴托夫-尤仁的妻子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的亲姐姐，还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堂姐。引人注目的是，三位杰出的戏剧家，好像互相商量好似的，通过他们的妻子结成了亲戚。
连斯基夫妇是那时我们首先认识的两个朋友。在过大斋节期的时候，他们特别爱到我们家里来“赴白菜宴”。那时，根据教会的要求，大斋节期的时候剧院一律关门停演，演员们也就闲暇无事了。按照当时的传统，大斋节的第一个星期，人们通常都要斋戒，也就是要吃素食，主要的食物是酸白菜。我们的母亲，叶甫盖尼雅·亚科夫列芙娜，做的酸白菜很好吃，所以我们的朋友和熟人都愿意聚到我们家来“赴白菜宴”。
我们在女画家索菲雅·彼得罗芙娜·库弗申尼科娃家里，也常和连斯基见面，他在那里宛如家人。他也从事绘画。我们的友谊持续了数年，直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发表为止。众所周知，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哥哥在戴莫娃（库弗申尼科娃）的常客中描写了一位“胖演员”。连斯基说在小说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感到受了侮辱，后来差不多有八年不跟我们说话。1899年底，安东·巴甫洛维奇名望已经很高，有一次我在文学艺术小组俱乐部见到连斯基。他出人意料地走到我面前，当时的情况正如我后来在给哥哥的信中写的，他“长时间地抖动着我的手，请求我向你转达，他过去和现在一直爱你。你想，这哪能让我一点儿也不感动！那纯粹是一副演员的面孔。然而问题是，他是在绝交八年之后走过来的呀！”
常到库德林花园街我们家里来的，还有一位大演员——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达维多夫，安东·巴甫洛维奇与他结为好友是在科尔什剧院上演《伊万诺夫》的时候。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是第一个演伊万诺夫这个角色的演员，他后来在哥哥写的《天鹅之歌（卡尔卡斯）》剧中演斯威特洛维多夫的角色。安东·巴甫洛维奇对达维多夫的演技评价很高。例如，他在《伊万诺夫》演出前，在一封信中写道：“伊万诺夫将由达维多夫扮演，我十分满意，他看了剧本很高兴，已经热情着手排练这个剧，他对我的伊万诺夫的理解，正是我所希望的那样。昨天我在他那里一直待到夜里三点钟，他确实是个艺术大师，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达维多夫在好长一段时间里经常到我们家来。有时，他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里一直要坐到深夜，不是谈话，就是读某个剧本的某些片段。有一次，诗人亚·彼·波隆斯基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一首献给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诗《在门旁》，当时达维多夫也在场。他首先感情充沛地把这首诗朗诵给我们大家听。
第二年，弗·尼·达维多夫在科尔什剧院演完《伊万诺夫》之后，就搬到彼得堡去，开始在亚历山大剧院当演员。从那时候起，他与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很少见面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到彼得堡去的时候，两人才得相见。有一次，哥哥到那里去时，跟达维多夫、斯沃博金、苏沃林一块儿照了一张相片。这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书房里，直到现在还挂在雅尔塔纪念馆他的书房里。
在常到库德林花园街我们家里来的人中间，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弟弟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很聪明，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话说，他有文学批评家的“灵敏嗅觉”，他讲话意趣横生。顺便提一下，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请求奥斯特罗夫斯基给他写信，评论他的中篇小说《草原》。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喜欢这篇评论，他一直劝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不要将这篇评论秘而不宣，要他将此文与他的文学评论著作一起出版。
彼·尼·奥斯特罗夫斯基有时长时间地和哥哥坐在书房里谈话，这些谈话通常都涉及文学上的问题，有时也涉及政治问题。有一回，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问题争论了很久，我当时不明白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安东·巴甫洛维奇在一封信中，对彼·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性格做了有趣的描述：“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是个聪明人，是个好人；与他交谈令人愉快，可是要和他争论问题非常困难，就像和一个迷信招魂术的人争论一样困难。他在道德、政治等方面的观点，就像一团混乱的铁丝网；你什么也弄不清楚。你从这边看他，他是个唯物论者，可是你绕到另一边看他，他是个共济会员。这样的混乱只有在那些思考得多、却缺乏修养的人身上才最常见到，他们对于准确的定义不习惯，对于引导人们理解你所想和所说的事情的那些方法也不习惯。”
安东·巴甫洛维奇有时候开玩笑说，一位大作家的弟弟常到他那里去，那人也是“爱摆官架子的部长”的弟弟。事情是这样的，大戏剧家的另一个弟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彼得堡任政府财政部长。据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讲，这位部长与戏剧家哥哥有过这样一些会见：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某剧院来演戏，演出完毕，照当时的规矩，他要同演员们一起到一个饭馆里度过一夜。早晨，他回家的时候想起了弟弟，就吩咐车夫把马车赶到财政部去。于是出现这样的场面：部长弟弟正在签署文件，戏剧家哥哥坐在弟弟的桌子前边，对弟弟讲述他和演员们一起怎样纵酒作乐，如何到孤岛上去找茨冈合唱团。弟弟听着听着，说道：“萨沙，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沉默片刻，然后又开始讲下去。弟弟一直不停地签署文件，再次说道：“萨沙，你不要讲那个了，不要讲了！”
我们听着这些故事，想象在部长办公室里的情景，感到好笑。这些话后来变成我们家的流行用语，在适当的场合作为口头语使用。尤其是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信件中，经常可以碰到这些语句，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有时都不懂其中的含义。安东·巴甫洛维奇在短篇小说《决斗》（1891年）中，也使用过一句这样的话。小说里的拉耶甫斯基回答萨莫依连科时就说过：“萨沙，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
我们的房东，亚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尔涅耶夫，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当时他作为莫斯科著名教授格·安·扎哈林的助手，在教授的大学门诊所里任主治医师。亚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生在顿河地区，出身于哥萨克。在他家里住着他的一个同乡，不知是他的亲戚，还是他的房客，名叫斯捷潘·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罗夫，是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的学生。亚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性情孤僻，虽说我们和他的关系很密切，可是他几乎不到我们家里来。彼得罗夫呢，年龄和我相仿，跟我们认识以后，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与安东·巴甫洛维奇很要好，常读他的作品，比较喜欢文学。他是一个朝气勃勃、乐观愉快的人，还是一个跳舞能手，我们家的即兴“舞会”要是没有他，一次也搞不起来。
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人大学毕业后竟突然出家当了修道士！90年代初，当时我们已经不住科尔涅耶夫的房子，我们听说，斯捷潘·阿列克谢耶维奇当修道士以后，使用的名字是谢尔基神父。后来他做了修士大司祭，在俄国边远地区当主教。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去世之前，谢尔基神父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写过许多信，并且他只要到雅尔塔来，就常来我们家做客。他为什么抛弃世俗生活去当神父，人们不得而知。某些传记论文集中说，似乎是谢尔基主教的生活，为安东·巴甫洛维奇提供了写短篇小说《主教》的素材。这是不正确的。谢尔基主教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小说中的主教形象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在格里耶高等女子学院，我认识了我的同学奥尔迦·彼得罗芙娜·孔达索娃，以后我跟她成为好朋友。她后来常到库德林花园街的我们家里来。这是一个俊俏的姑娘，一个很古怪的人。她颇为多情和狂热，听到安东·巴甫洛维奇说笑话，总是一边用拳头敲桌子，一边像孩子似地笑起来。她属于“无尾人”之列，就是说，她从来不穿当时流行的那种有裙骨的连衣裙，她讥称穿那种连衣裙的人为“肥臀大尾人”。她一贯穿一件白领黑色连衣裙，腰间系一条宽皮带。她富有同情心，说话诚实，我喜欢她，也尊重她。
奥尔迦·彼得罗芙娜很有才气，但是有点缺乏自知之明，大家常开她的玩笑。她是学天文学的，并且给勃列基辛教授做过一段时间的助手，因此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管她叫做“天文学家”，她的英语很好，教过英语课。有一次她向我提出：
“玛鲁霞·巴甫洛芙娜，让我教您英语吧！”
她总是用“玛鲁霞·巴甫洛芙娜”这个名字来称呼我。
我跟她学英语，可是结果什么也没学成。而且说实在的，与其说她要教我英语，还不如说她需要一个常到我们家里来的借口。她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很有好感。
顺便说一下，当安东·巴甫罗维奇去萨哈林岛旅行的时候，她竟坐轮船沿伏尔加河送他。
孔达索娃是天才巨匠的崇拜者，她与那些著名人物，如沙里亚宾、画家科罗文等，关系都很密切。在绘画展览会开幕式上，在剧院首次上演戏剧时，总能碰见她。
安东·巴甫洛维奇写中篇小说《三年》的时候，以孔达索娃作为拉苏季娜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