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战争形势反复多变。史思明在相州打败唐军后，杀了安庆绪，回到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准备攻取河南。河南的局势再度严峻。
杜甫到达华州后不久，公元759年的夏天，关内久旱不雨，田地一片荒芜，造成了严重的灾荒，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但这时，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丝毫没有减少。杜甫从洛阳回华州途中的所见所闻，看到了一般的官吏在朝廷的授意下怎样对付人民，兵役的压迫只是所有压迫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从洛阳到华州的这一段时间的见闻，使杜甫对当前的政治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上上下下的统治者们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一切情形和他的政治理想相距太远了。他从朝廷贬谪之后的所见所闻，促发了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变化。从金光门出来时，他还对朝廷、对君主抱有希望与幻想，还有严重的恋阙之情，但现在，这种恋阙之情消失了，对肃宗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年，诗人经过多时的反省与探索，终于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他清醒了头脑，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坚定了离开朝廷离开官职的志向，走上了漂泊西南的人生旅途。
杜甫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向地方长官递交了辞呈，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官位。
杜甫决定离开官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当然是由于肃宗的腐朽无能，正义得不到伸张，在政治的逆流之中他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不能发挥出任何作用。并且屡次受到政治的迫害，几乎丧命黄泉，而且因房琯被贬，他再也无回到朝廷的可能。杜甫对肃宗的腐朽昏庸、刚愎自用不能不感到失望。
其次，这两三年来，杜甫在皇帝身边，在民间的经历，使他对于封建最高统治者有了深刻的了解，逐渐破除了他对皇帝的神话与幻想。在凤翔以及长安的朝廷生活中，使他对肃宗有了很深入的了解。由于肃宗的苟且偷安，在长安宫殿里安于享乐，致使国事飘摇。《三吏》《三别》就生动地描叙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欺凌与压榨，这些都是杜甫亲身所见所闻，不能不使他的心灵产生剧烈的震颤。诗中描述的是安史之乱两三年来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些年来杜甫所见的人民的悲惨生活，使他对最高统治者有了顿悟。
经过安史之乱后这两三年的生活，杜甫的生活阅历大为增加，他觉得再在华州做一个司功参军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他已经四十八岁的年纪，白发满头，却还只是一个小官吏。与他一生追求的“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相差太远了。他一生在政治上的奋斗是失败了，而与此同时，他早就有了像庄子那样的逍遥于物外的念头，何必要把自己拘束在这判断刑役等事情上呢？因此，杜甫与官场诀别，这其实也是杜甫个性发展的必然。杜甫热爱自由，这些年来，为了求得政治抱负，只好将自由的个性深埋心底，那种高傲的、坚韧的性格是不可改变的。到最后，当看不到政治的希望之后，他就不肯再压制自己的自由个性，于是也就变成了原来追求自由的面目。
杜甫在《秦州杂诗》中表达出了对肃宗的失望情绪。“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这是嘲讽唐肃宗自以为是圣人，刚愎自用，不听他人的任何意见，他这个少陵野老又知道什么呢？这是他受到了许多打击以后对肃宗所表现出的失望与怨恨情绪。诗歌中自称是野老，表明他的闲云野鹤之心是很明显的。
杜甫对政治的放弃，是他人生经历与思索的必然成果，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经过这些年的人生历程，杜甫的思想已经成熟起来了。他已经看到了统治者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就不再对统治者抱有任何幻想。他诗歌中那种慷慨激昂的调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沉郁风格的形成。
杜甫远离皇帝，走向人民，还是内心的那种巨人意识和强大精神起作用的结果。在皇帝身边，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从八品的左拾遗，人微言轻，皇帝对他的意见不但漠然视之，而且厌恶不已，他不能对皇帝构成任何影响。他不甘心在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里碌碌无为地工作。他内心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巨人意识与强大精神希望能够以一己之力来影响皇帝，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宰辅之臣。然而现实与他的希望反差太大了。皇帝将他贬谪，使他看到自己在皇帝精神与意志面前的无能为力。他不甘心在皇帝面前做一个渺小而卑微的臣子，他需要在政治上、人格与尊严上与君主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显然是办不到的。而恰恰相反，他在人民中寻找到了精神的知音，他的一系列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在人民中间得到了很强烈的回应。在人民那里他几乎“一呼百应”，获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人民那里能够很好地满足他的那种巨人意识的需要。
杜甫对待人生是有自己的一套理想标准的。这个理想标准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代，并在往后的岁月中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杜甫的青少年时代，由于当时物质生活的富有，大唐显示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气象，因此杜甫在这段时期内养成了豪放豁达、自由率性的性格，也形成了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巨人之志，在青少年时代就形成了他拯救乾坤的巨人式的精神理想。因此他绝不是那种为了求得一官半职而折腰的人物，也绝不是只求温饱的苟且之人。但事实上，当杜甫漫游归来，一进入那玄机莫测的宦海时，他就立即感到自己的不适应。例如他漫游齐赵后回到洛阳时，有“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之叹，便是杜甫这样一个质朴的心怀雄志的青年重新步入喧嚣的都市社会时所产生的本能的反感，也是他的自我反省，认为他两年来的生活是在那种“机巧”中挣扎，才经历两年，他就厌恶了这种生活。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独立还是依附的困惑就一直缠扰着杜甫。对于其他的文人来说，依附权贵或许是一种很好的生存方式，是实现政治理想和解决现实生计问题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杜甫却一直为此经受着身心的煎熬，一直在依附与自由独立之间挣扎。
在长安困居的十年，杜甫的这种反省、反思更加强烈。在刚踏进长安城时，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开篇就满腹牢骚地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这是对自己怀抱大志却到处碰壁的悲辛生活的反思。这不是他在攻击儒术，而是在攻击官僚贵族们的门槛之高，使得身怀儒术雄才的他不得伸展其才。还有在《醉时歌》中，因困顿而对自己所推崇的儒术的反省：“儒术如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也是同样的意思。在悲辛之极，这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这是对自己投奔权贵耽误了生计以及为从事钻营而感到可耻，这是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反思。还有“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这是对自己缺乏做父亲责任的反省。他不断反省、自责，不但自己停止了干谒，还以自己的沉痛教训为例，诚恳劝诫朋友们不要干谒，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通过在人生道路上对人格尊严等精神与行为方面不断的痛苦反思，终于在感情上疏远了权贵与皇帝，最后毅然辞去了官职，走向了人民，走上了漂泊西南的坎坷人生道路。
在中国古代的文豪中，以陶渊明为典型的许多文豪最后都走上了弃官之道。这是他们痛苦的精神反思与探索之后选择的道路。他们尽管殊途同归，但选择这条道路，却是他们阅历生活后，自由的意识觉醒和反抗意识全面爆发的必然结果。当统治者一次次残酷地打击、压制、玩弄、践踏他们，使他们精神上无所依托，事业上看不到出路，将他们几乎逼迫到灭亡的境地的时候，他们觉得与其这样，不如退出政治，了却一生的烦恼，实现自由的理想。如果只是一味屈辱地讨好，甚至于摇尾乞怜，这是对他们人格的亵渎。
杜甫与这些文豪一样，与官场分道扬镳，实现了他精神上的涅槃。这种涅槃使杜甫彻底失去了求功名的机会，使他与官僚贵族之间、与皇帝的最后那一点联系中断，是他自己主动割弃了那最后一点血脉相连的精神脐带，从此他在精神上与百姓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了。他从此脱胎换骨，真正走上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道路。
敢于反省自己的行为与精神，从而纠正已偏离了正确的人生轨迹的航向，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这种反省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意志力和精神上的痛苦，需要有艰难的探索过程。特别是反省后作出一项重大的抉择，而这个抉择关系到一生，这对一个人来说是艰难的。因此，有勇气反省，然后有勇气舍弃和重新选择，这才是真正的反省。那种虽反省而固执己见、执迷不改，并不能够算是反省，相反，却使人陷入精神痛苦的旋涡，最后只能是毁灭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