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宝，1942年出生于晋江市梅岭街道沟头社区，曾就读于晋江市实验小学、晋江市第一中学。196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广东画院职业画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1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是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王维宝曾于母校晋江一中建校50周年时，赠送一批作品给母校，因此，在晋江一中建校60周年期间，特设王维宝艺术馆，对其作品进行永久性的陈列。
1989年，著名作家伊妮、季文在一篇题为《秋天的印象》（见《王维宝中国画集》，香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散文中，这样叙写王维宝：
深邃，那是秋天钻石般的眼睛吗？/明朗，那是秋天光彩照人的容颜吗？/啊，难以捕捉的秋天之美。/谁与你有缘？/不是懒散的人，/不是幸运的人。/几多勤劳，/几多哭泣，/几多欢笑，/几多儿时的梦，/凝成秋天那深邃明朗的斑斑点点。/故乡的田园，/故乡的溪涧。/这里有壮硕的丰收，/也有萧索、落寞。/在日落辉煌的黄昏中，总见/一片闲云，/一只野鹤。/矫矫不群，/引吭高歌。/敢哭，/敢笑，/敢爱，/敢恨，/奏出秋天那雄浑的交响乐。/萧索落寞的人间，/也因此而升腾起几缕和煦的暖意。/哦，这便是王维宝笔下的秋天，/是那秋天给我的印象……
一、将儿时破碎的梦缝缀起来，不就是一个很美丽的童话吗
早在认识王维宝多年之前，他的形象就以“颓废的艺术家”、“阔气的公子”、“风流的浪荡儿”之类裹挟着滚进我的脑际。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无异于构筑了一个坚硬的外壳，阻碍着别人接近他，并进入他的内心。不过，幸好王维宝有一种惊人的坦率，无论何等样人，他会向你捧出一颗毫无掩饰的鲜活的心，使到那硬壳立时变成一缕败絮那样绵软无力，一阵掠过的清风，轻轻地将它吹走了，吹走了。于是，你听到了他的心在搏动，感觉到他的热血在流淌，看到了他也忧郁他也痛苦，他也侠义他也豪爽，他也空虚他也需要精神的慰藉，逐渐地切近了他那明敏的秋天的色调……
晋江蜿蜒地向东流淌。它冲不出黄土高原那般的沟沟壑壑，却梳理出无限秀丽的田垅和溪涧。自然，这里更没有贫瘠的高粱和高亢的信天游，有的是蜜饯，有的是木偶雕刻、刺绣、竹编等等驰名于世。就在这些田垅和溪涧的一隅，有一个叫沟头村的地方。那里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当他们将一个姓庄的男孩子领养到自己家里来时，做梦也想不到在半个世纪之后，能给王家带来如此的荣耀。姓庄的男孩子自然更不知道。他是属于那样的人，愚顽，调皮，又无所事事，所以，有着一间木器加工厂，又有着自己亲生儿子的养父，不久便将他撵出了家门。他流落异乡，曾漂泊到新加坡等地，但生活的困窘终于又将他撵回了沟头村，到养父的工厂里当一名工人。他结婚了，虽然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他仍然那样的无能、那样的无所事事，一边埋怨着世道的不公，一边把治家的重担推诿给女人们……谁又想得到，王维宝便是他的抗日战争烽火之中所生的儿子？
“父亲的无能，反而使我获得了充分的自由。”王维宝至今仍这样说，“因为他无法养活家庭，便管束不了我。”
其实，父亲是将管束孩子的责任，推诿回养育人造就人的大自然了。于是，大自然根据自己古怪的爱好，将王维宝陶冶成一个“大胆、桀骜、顽皮、狡赖、勇忍、专注、耐难”以及独立不羁的野孩子。他只知道饥饿的滋味，幸好父母给了他一副强壮的躯体，饿也饿不死；他也饱尝寒冷的苦楚，十四五岁了，还未穿过一双像样的鞋！于是，他一心只想着博取，他对金钱有一种天然的“贪婪”，做梦也想着能从哪里弄来一分一毫，去帮补家庭，使母亲的微笑不再那么苦，使母亲的黑丝白得不那么快。
他曾与众多的孩子一起，整天地坐在祖父木器厂的杉堆上，虎视眈眈地紧瞪那些买木杉的人，待他们在渡头扎好木排，便抢先扔一条杉下去，以博取客户奖赏的一分渡头钱，这也许是一条陈旧的村规，也许是一种古老的风俗，一个客户每次只赏那最初将杉抛下河去的人，王维宝自然以他的顽强、勇猛，击败了众多的野孩子。
他也曾去帮一些富裕户的煮饭婆挑水，一天挑十担，一担百来斤。一个月算下来便有三百来担，三万多斤，获得的报酬，便是那一元五角钱。
当然，他忘不了自己的爷爷辈们向他绘声绘色地讲过王姓祖先王冕的故事。这位名盛一时的古代画家，小时候是那么的穷，无钱读书，整天替父母放牛，然而他并未放弃学习，时常寻机会到私塾中听人念书，晚上又躲进寺庙里，借助供奉佛爷的微弱烛光学习、作画……这种传说的号召力深深地感奋着王维宝，终于在那么一天，他拿着刻刀，在一块木板上又刻又划，又用墨水、花生油与黑炭搅和而成的油墨，制作了那张对他生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捉麻雀》：一个小孩脸上充满兴奋而又沉着地攀爬着梯子掏鸟窝，另一个小孩仰着脸扶木梯，那表情充满着渴望，又祈求着安全。这幅充满了儿童生活气息的画作，迅速在小朋友们的手中传递着，后来，又在《福建日报》发表了。报社给他寄来了8元钱的稿酬。
钱！生存的窘迫，命运的困扰，迫使他梦寐以求地博取的不就是金钱吗？过去，需要挑5个月的水才能赚得的8元钱，现在一幅小小的画作便轻易地换回来了，他像看到了生命的坦途在望。他的眼睛放光了！
母亲舍不得花掉这8元用儿子的智慧和勤劳换来的血泪钱，交回王维宝自己去处理。刚刚步入青春期的人，谁不爱漂亮？王维宝将钱紧紧捏着，捏得手心出汗，踢踏着那双从驻军营地拾来改装的破烂大军靴，跑到百货商店，挑选了一双自己喜欢的鞋子。穿着这双新鞋，他觉得脚踏着之大地更加稳固了，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不满足的“贪婪”，像一条无情的鞭子抽打他，驱赶他创作出一幅又一幅的木刻，整天的投稿，整天的退稿，命运的五彩光环并没有常常笼罩着他，生活无情！于是，小小的王维宝开始尝到了“彷徨”的滋味。然而，父亲仍然赚着他每月的40多块钱，他已改踏自行车搭客了，可这双无能的腿，怎能踏得转一家七口人的命运之轮？柴、米、油、盐是每天摆在母亲面前的严峻的课题。所以，王维宝还未来得及细细咀“彷徨”的滋味，又一头扎入他的版画创作，以精取胜，以多取胜。他发现，投出的稿件有百分之十的命中率，便是大大的喜事了。
“从狂开始，到贪婪，到永不厌足……我那时就是这样的！”王维宝用这样惊人的坦率的口吻，总结他少年时代为生存所困而进行的美术创作活动。
沟头村邮电所的营业员，早就注意上那个满脸愁苦的中年妇女了。每月，她都拿着大叠的汇单，来这里领取30多元稿酬。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他们疑疑惑惑：此女人家里是不是出了一个作家？拿话问她。这时，她的脸上立时愁云消散，绽出自豪的笑意：我儿子是画画的！
就知道他大胆、桀骜、顽皮，知道他狂、贪婪、不厌足，难道他一个个儿时的梦，都总是被金钱异化了、扭曲了、破碎着的吗？难道他心里就没有一丝温暖的柔情，哪怕是对人间、对乡亲、对故土怀着一丝的眷念？
不！那曾啃啮过多少人心尖的浓浓的乡情，也曾狠狠地啃啮着他的心。多少年过去之后，王维宝在功成名就之际，曾这样向人披露过他儿时感情生活的另一隅：
我的家乡有着南方的村野风光，湿润的树木，潇洒的竹丛，哗哗的小桥流水，闪亮如镜的水田……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可爱。那时，我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什么掏鸟窝、捉塘虱、打水仗、捉金龟之类的玩意儿，没一样少了我的。我整天像脱缰的野马，到处乱跑，渴了，捧一掬山泉水；累了，躺一躺草地；晒了，钻进榕荫……我同小鸟交谈，同流溪赛跑，用竹当马……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成了我朝夕相处的亲密朋友。我怀念我的故乡，怀念我纯真的童年，怀念我曾陶醉其中的童话世界，更怀念我那无所事事又整天借酒消愁的父亲。他无能，他穷，他每天起早摸黑地出外打工，家里没有过夜的粮油。所以，我几乎天天都要等父亲回来才去买酒。我每天都要穿过一条小路，经过一个满是小树和山坟的小山坡到小酒店去。深秋的晚上阵阵北风吹来，叶子沙沙作响，小树林好像小生命在颤动着，这种秋凉的心情深印在我童年的心里……剪不断的情丝，斟不完的乡愁，将儿时的苦痛淡化了，将儿时破碎的梦，一个个像串珍珠般缝缀起来，成为一个个很美丽很美丽的人世沧桑的童话，如《秋瑟瑟》、《秋林》、《秋凉》、《晋江水》、《月是故乡明》等等……
二、艺海茫茫，他愿驾一叶轻舟，去追逐那秋天的壮硕
王维宝似乎没有特别向谁解释过他为什么特别地喜欢秋景，特别地喜欢去表现它，特别地喜欢去捕捉各种秋的韵味和意绪。
但是我可以这样去猜度他：大自然的四季，对秋天赋予了收获、丰收这些特殊的含义；越过春天的温暖潮湿、夏季的盛暑酷热，秋天光风霁月，清澈澄明，它那特有的色调——橘黄色，显得那样绚烂，那样深邃邈远；然而日渐坠落的叶片，又使旷野笼罩着冬天临近的忧郁，一种迷惘与惆怅，会勾起人无限的愁绪……那么人生呢？王维宝人生的旅程有如春天夏天那般充满苦涩的坎坷，虽然儿时萧萧的秋风曾在他心头留下了那么深的烙印，但他真切地希望直接切近人生的秋天，撷取那丰收的硕果，使生命人格一如秋天的橘黄色，那么绚烂、深邃邈远……
记得早在60年代初期，生命的风帆曾将王维宝载往一个幸运的浪峰上。1959年，他同时考上了厦门工艺美术学校、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和广州美术学院附中。他凭着大自然赋予他的绝对自由，选择了广州。广州，对于他这样一位桀骜不驯的野孩子来说，是一个幸运的洞天福地吗？很难说。反正他选择了她，作为开拓自己知识结构的母校，毕业后又狂傲地拒绝分配，不要户口，不要粮食关系，只身回到福建去打天下。其得其失，实在难以评说。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王维宝的生命风帆，自从驶出沟头村那浅窄的渡头后，一度进入了宽阔的坦途。他自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幅作品以后，1959年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运肥忙》，《侨乡报》、《福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了《侨乡幼儿园组画》、《深山筑路》、《女电工》、《春水》等20多幅作品。1960年创作的4米木刻长卷《闽南风光》被选赴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1961年《人民日报》发表《春晓》、《积肥》，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福建分会；1962年发表的《二月》、《田野护士》由对外文委选送日本展出；1963年创作的闽南风情《端午时节》获五省卫生美术作品奖；1964年由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和福建省文联主办庄培成、王维宝、吴茂全版画展，同年创作的《我们都是神枪手》、《夜》、《拉炮》入选全军美展；1965年创作的《霞染渔村》、《女炮班》、《天罗地网》入选全国美展并由天津美术博物馆收藏……
我敢肯定地说，时人只知道王维宝有着辉煌的现在，却不知道他曾有过苦难的过去，也有过辉煌的过去。原来，他只身回到福建打天下后，果然轰轰烈烈，佳作迭出，成为福建人民出版社创作组的组长，也是一个知名度颇高的画家。然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个没有户口、没有粮食关系的“晋江浪子”，在“文化大革命”直卷中国之际，马上成了黑人黑户，从幸运的浪峰跌入深深的低谷，荣耀的光环，变成了悲哀的挽幛……他被出版社除名了，连福建省委书记也感到惋惜，但是没有办法；恳求宣传部长允许他去干27元月薪的代课教师，也遭到了拒绝。他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流浪生涯；他重新陷入了穷困，备受生存窘迫的折磨，为了活命而追逐金钱。他曾躲在朋友家低矮的阁楼里，不顾闷热，不顾蚊叮虫咬，拼命地创作，病了，无钱医治，便向朋友借医疗证去医院冒险看病；饿了，便到朋友家里胡乱找点东西来糊口。他也曾穿街过巷走四乡，为人画炭像，博取那相当微薄的收入。讲起这段“古”来，王维宝在感叹之余，还不无得意呢。他说，乡亲们特别喜欢他画的炭像，说是“像”。原来，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画像时，挑选的照片样板，一定要那些照不好的，经过他炭笔的美化，顾客必定满意；他曾经使癌症病人的脸洋溢着生命之光，也曾使一个失去爱妻多年，又没留下照片的男人重新获得妻子的遗像，原来，此人的孩子长得特别像妈妈，王维宝将他的肖像描下来，添上乌黑的头发，便成为一个俏丽的少妇了……
这段苦痛的经历，这些不幸的际遇，王维宝说：“讲起来，我老婆听了哭，但我不觉得怎么苦。”他是说对了。他命运的“音频”太宽，过高、过低的音，他都曾鸣响过；太苦、太甜的生活，他都已经品尝过；他生命的感觉，已近乎麻木了。幸好，他有一班肯照料他的穷愁潦倒的朋友。所以，当王维宝后来从广州荣耀地“重返故里”之际，到福州一下飞机，不去找当权者，不去找富贵人，而是直奔旅游交际处询问：“福州哪一间餐厅最贵最豪华？给我订一桌十人的筵席！”然后请了所有在他落难时救济过他，现在仍然不走运的朋友相聚。
王维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受拘束，爱做极端的事。不过我想，他肯定在命运的低谷徘徊得过久，有点窒闷；挣扎得过久而不胜折磨，他终于又想起了广州，想起了他曾那么狂傲地不辞而别的地方。
就像故意要惩罚王维宝不礼貌的过去那样，广州重新对他敞开胸怀的时候，并不总是那么温暖的。他像一个最普通的人那样，受到最普通的对待，被美院附中重新分配到轻工局工作，后来又打算调他到韶关钢铁厂。谁知出版社要人，愿用一个大学毕业生来换王维宝，于是，王维宝顿时身价倍增，生命的风帆将他轻轻地从低谷托了起来。他也乘借着这股力，靠自己的大胆、桀骜、勇忍、专注，狠狠地打了一个大筋斗，于是，病不死饿不垮的王维宝，又以一个好汉的形象屹立在世人画前。
广州对他来说真是一块洞天福地。他成功了！成功来自那幅脍炙人口的《人民胜利了》。
王维宝告诉我：他以前虽然是以版画名世的，但也很喜爱山水画的创作。打倒“四人帮”之时，他读了一篇关于天安门广场集会事件的报道，当读到最后一句“人民胜利了”时，他深深地、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浑身热血沸腾，脑海中马上闪现出武打片中两个强者相斗的形象，闪现出角斗场上拳击的一场激烈角逐。终于，一个胜利，一个倒下去了。那个喘着粗气欢庆胜利的，便是人民。于是，一幅杰作便这样酝酿成熟了。我敢肯定地说《人民胜利了》掺杂着穷愁潦倒之时得到好朋友救济的体验，以及被升华了的伟大的人民胜利的自豪感。它表现人民欢庆打倒“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时刻，山在欢呼，水在欢笑，红旗如火，歌声如潮；河上的汽笛，山上的爆竹，一同欢庆人民的伟大胜利。这个作品一问世，就为全国各地报刊竞相刊登，王维宝的名字也立时风靡全国。
人民胜利了，王维宝也胜利了。然而，这只是人生秋天露出丰收的点滴金黄。在这个命运的转折点上，有的人会陶醉于最初的胜利，而窒息了人生更大的丰收。也有的人冷静沉着，选择一切最佳的出击点，去扩大收获的果实。王维宝正属于后者。他坦率地说：“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当我从日本访问回来，友人黎耀西怂恿我与林墉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一次联展时，我手头只有一张画！但我当时并不敢说自己没有画，只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一次人生命运中难得的机会！”
王维宝毅然答应了，但心里却空虚得很：离展期只有一个月了，纵然每天能够创作出一张画来，一个月才30张呀！他忽然想到了弘一法师，这个现代的高僧50岁时出家，为了潜心钻研佛学，老婆从家里写来的100多封信，他没有拆看过一封，摆脱了世俗的干扰，获得心灵的超脱和宁静。王维宝决心效法弘一，将自己关在斗室之中，一个月内既没拆看过一封来信，更未接见过一个来访者，创作了40多幅国画，交给了画展主办人。他绝对没有想到会成功，更没有想到要卖画。因为他这时仍很穷，什么附带条件都不提，只求搞成这个画展。
正像弘一法师潜心钻研佛学，终于功德圆满，得证菩提那样，王维宝的艰苦、勤奋，也得到了天道的酬答。如果让时光倒流十年，我们去重新感染林墉、王维宝画展那种成功热烈的气氛，是困难的。不过，用林墉的话来说，画家举办一次画展就像谈一次恋爱，留下的是印象，是记忆，那么，从王维宝参展的《秋》、《晨曲》、《岛国之秋》、《日本神社》、《月是故乡明》、《侨乡古道》、《野渡无人舟自横》等一串作品名字，还可以使人感觉到当年盛况的隐约的依稀。
记不起有多少人评论过《月是故乡明》了。浓浓的乡愁，淡淡的忧郁，尽在那月明中。原来，当年画家离开故乡时，曾久久地、久久地伫立在家乡的渡头上，不愿登船。后来，船终于划动了，渡头颤抖着消失在眼际。可这毕竟是他和故乡最后一别的地方啊！于是，二三十年过去，王维宝在异域他乡的一个斗室之中，蓦然回忆起这情、这景，国画艺术宝库便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日本神社》写的是访日印象。记得访日之时，频繁的外交礼节，使他的神经绷得如弦般紧。但当他静静地关在斗室作画之时，潜意识中摄入的日本那各种美丽景象突然如喷泉般涌现出来，热辣辣的，使他激动，使他兴奋得不能自禁。他像重新看到日本美丽的风景，重新在宾馆里见到那些服务员，她们总是向他深深鞠躬问好，语调非常非常低，温柔有礼。在收拾房间时像一片叶子那样轻轻地飘进来，又轻轻地飘出去。城市的环境也是静穆的，即使是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环绕的地方也保持着自然的幽静感。于是，他捕捉、把握着这个印象，将日本神社画出来，被日本人誉为“比日本人画得更像日本”。
《岛国之秋》也一样。它最初跃入我眼帘的是那几片飘落的红红的枫叶。它们为什么那样的安详，又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别致，又那样的勾魂夺魄？原来，画家在选择表现对象时，抓住了两样最具艺术特征，又对比强烈的东西：背景是现代化的高楼林立，近景是未经人工雕琢的枫树林，疏疏朗朗，淡化了背景那令人滑腻的现代繁华……这种最具灵性、最切入现代文明人灵魂痛处的动人意绪，居然那样被王维宝轻而易举地捕捉到了。可是王维宝却说：“我一开始就像驾一条小舟，在茫茫的艺海中够胆地纵横乱划。我自知很多东西我不懂，可我有精力，有勤劳。尔后我发现了一点闪耀的小星光，它好像慢慢地扩大，似乎我模模糊糊地可以见到彼岸，使我增加信心。至于我能否到达彼岸，是地狱还是天国，真是天晓得！”
三、率性任情，角逐在艺术的长跑中
“人揾钱难，钱揾人易”。这是王维宝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自从他与林墉举办第一次联展之后，香港集古斋也邀请他赴香港展览，并卖出了十幅画，首开了“文革”后广州的卖画之风，在艺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王维宝自然开始富裕了起来；一个有钱的画家，再加上一点点的花边新闻，使王维宝的名字，如电磁波般迅速传遍社会。对此，王维宝本人从未加任何评说，倒是金钱在他心中所占的首要位置，已悄悄地发生了转换。
什么第一？友谊第一。精神需求第一。王维宝的慷慨仗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画界的朋友是谙熟的。但他精神需求的各种各样，人们却未必尽知。王维宝说，世界上，乞丐自杀的很少，反而女船王要自杀，可见精神与物质是两码事。越是强者，越具创造性与想象力，他的精神生活便越丰富越复杂也越苦闷！
无疑，王维宝曾经深深地陷入过这样的苦闷中，如何排解？如何使苦闷升华为闪光的艺术？
王维宝曾经设想过或憧憬过一种浪漫不羁的方式：能与一个朋友，不论男友女友，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无目的性地、无目的地地去漫游，一边领略大自然的美色，一边说古道今，议论人生，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也叫做“偷安”。
当然，王维宝也把在自己家中“弹”人，“弹”中国画坛的众生相，作为自己的精神享受之一。
譬如他说：人人都说神仙好，但有真正的神仙让他去做，也不会做。如有些人，已具备了做人的条件，但仍然甘心做奴才。可见人有天性，他生下来时是傲骨的便是傲骨，是奴才相的，纵然做了皇帝，也还是奴才。
譬如他说：改革开放后，带来了画坛的多元化，各种层次、各种花样、各种面目的艺术纷呈异彩。然而有些人却不高兴青年艺术家冒尖，自己占尽了名利，反过来骂青年人有名利思想，这是没有艺术良心！
譬如他说：卖“行货”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应该多鼓励别人画，更鼓励别人卖。他画得多了，卖得多了，自然就会不满足，向自己提出一个更高的追求目标。如我，当初就是大量地画，大量地卖，后来感到不满足，才进了美术学院读书。想当初我送给人的画，都是装裱好以后才送人的，生怕别人不要。但是现在，就是什么堂而皇之的大机关来要画，我也得考虑一下才送，才卖……
譬如他说：不要骂人！不要骂青年！世界上最纯洁的画，便是摆在街边一元钱一张的画，那全是艺术家的血汗啊……
“弹”人，说得好轻松啊，那全是王维宝对艺坛沧桑的感慨！可是，他的所谓精神享受也是沉重的！他不断坦率地进行自我解剖，自己“弹”自己，更是沉重的！
他说，我深知自己不聪明，文学修养差，但我肯学，我有激情，心中明白的事情，口里讲不出，所以，我往往讲得有道理，但是却没有条理！他说，我深知自己的名与实不相符，但我全力地去领会，去创造；我画的画相当多，卖得多，送得也多，像一块一块的砖砌起来，积累起来。我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不为权所困，不为钱所困，我是一个洒脱的自由人……
王维宝口口声声地称自己为“自由人”，但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艺术家的“率性任情”。敢骂、敢笑、敢爱、敢恨，是他性格的基本色调。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爱人爱得出面，憎人也憎得出面！尽管他已经是广东画院的高级画师，在画坛已占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位置，他又宣布说：“名气不过像赛跑，只要一跑是要出现第一名的，但倘若再跑，又未必总是那个第一名，所以每次都要尽力跑，挣名次，不必相信‘大器晚成’而时时温良恭俭让的！”
好一个“晋江浪子”！好一个“晋江狂人”！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在艺术的长跑中，总处在先头部队的位置。紧跟着林墉、王维宝画展之后，1979年，他又参加了王维宝、徐希、范曾等十人画展，美术家出版社出版了《王维宝画集》；1980年，又参加了王维宝、林墉、陈衍宁、单柏钦、张石培画展，同年又在新加坡举办了王维宝水墨山水画展；1981年，他又参加了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河山如画”十人山水画展，其中4幅作品由中国美术馆收藏；《清泉石上流》由南京博物馆收藏。打这以后，他陆续在大陆各地，在香港、台湾，在新加坡、加拿大等地连续举办了各种个展十多次，出版有《王维宝画集》（编者注：广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王维宝山水画选》（编者注：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维宝访日写生集》、《当代美术家画库（二）·王维宝》（编者注：天津杨柳青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六到七种。他的人生，果真是丰收了，用汗水去浇灌，用勤奋来博取。
然而，人间也冷、也暖。秋天也壮硕，也萧索落寞。我始终忘记不了，人在秋中，因旷野笼罩着冬天临近的忧郁，而萌生出迷惘与惆怅，那勾起的无限愁绪。王维宝在此中体味到什么呢？他的画为什么总是有那么一种淡淡的惆怅，浓浓的乡愁？为什么越置于铺设繁华的居室、厅堂，越显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一弯冷月，几抹茅棚，我想，它如果置于大西北的荒原之中，未必能得到本地人青睐。它唯独在繁华昌盛、灯红酒绿的都市，能使人怡然清爽。不知是否繁华中有一种甜腻、有一种逐渐滋生着的现代文明的压抑，而王维宝所创造的众多清淡而又独具秋韵的意境，能将人带回到原始山居的野趣中去，成为众多现代灵魂的休憩之所？
秋天是属于王维宝的。
王维宝不负秋天所望！
1989年后，王维宝的主要艺术经历有：
1989年，在印尼泗水举办王维宝画展并出版画集。
1990年，在香港三联书店举办王维宝画展。
1991年，赴日本举办王维宝水墨画展。
1992年，为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创作《小鸟天堂》大幅画（400×180cm）。
1993年，在印尼（雅加达嗦罗）举办王维宝画展，接受嗦罗王奖牌。
1994年，在台湾举办王维宝山水画展。
1995年，为全国政协大厦创作大幅山水画。
1996年，赴马来西亚举办王维宝画展并出版《王维宝画集》；为中南海绘制山水画。
1997年，由文化部组团，与吴冠中、郝战同赴加拿大参加中国20世纪名家国画展开幕活动，同时为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作巨幅画《三峡图》。
1998年，在广东画院展厅举办王维宝画展。
1999年，为加拿大大使馆绘巨幅山水画《漓江春》；在广州嘉德拍卖公司华艺廊举办王维宝画展。
2000年，《人民胜利了》收入《百年中国画集》。
2004年，在香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王维宝中国画集》。
2008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河山画会组团赴英国展览交流。
《晋江经济报》记者陈维曦在一篇专访王维宝的文章中写道：从16岁在《福建日报》发表处女作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弱冠少年，还是心雄壮年，乃至如今的年届古稀，王维宝每天除了看书，就是绘画……其产量之丰厚，精力之旺盛，令人赞叹。于是，被业内人士和众多收藏家称为“铁打的画痴”。
广州美术学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岭南画派纪念馆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李伟铭在《也谈王维宝》（见《王维宝中国画集》，香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说：
王维宝是活跃在南中国画坛的一位享有很高知名度的画家。1958年，王氏16岁的时候，已经有作品见诸于报章杂志，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并确立了他以后艺术倾向之作，则是他完成于1976年的《人民胜利了》一画。这件作品以山水画的形式，表达了当年引人注目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标志着70年代后期现代中国画艺术中政治主题的变化，而且，就王本人来说，意味着艺术上的兴趣中心的转移——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是完全以这件作品为界线，王放弃真正熟习的人物画模式，开始转向山水画，转向他真正熟悉并且发自内心喜爱的南方乡村风景。这一努力的结果，完全改变了作者本人的形象：王维宝再也不是善于描绘“新生事物”并且在点化政治主题诗意的美感方面经常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敏感的人物画家，他被公众确认的能力，是山水画，特别是在提到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画坛的山水画流行模式的时候，尤其没有人会忘记王维宝。
这确实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变化。王维宝坦言促成这种变化的内在动机，是他考虑到他要在艺术上真正出人头地，必须在绘画的技巧上毫不犹豫地扬长避短。其实，在他过去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他所说的那种长短迹象，相反，如果按照传统的审美标准，王维宝在他现在的作品中显示的山水画功力，也不一定会获得所有挑剔的观众的认同。倒是在他“明智”的选择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真正聪明的潜质，他及时地把握了公众在经历了现代中国绘画史冗长乏味的政治说教以后对于某种自然、抒情风格的企盼心态，王维宝的江南乡村小景，及时地填补了这个心理空间。1979年出版的《王维宝画集》，成了当年中国画坛为数不多的中国画家个人作品集中几乎最具可读性的绘画读物；数间老屋，一弯浅水，三两小船……于今仍然流行不绝的当代山水画抒情小品模式，完全可以说直接源自王维宝先声夺人的创举。这种创举出自王维宝这样一位主要是以版画人物画跻身画坛的画家之手，而非积学深厚的专业山水画家之手，这一事实究竟说明了现代中国绘画史中的什么问题，我想大约无需我在这里啰唆了。
有趣的是，构成王维宝山水画的语言结构的学理依据也正在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趣味转换中得到鲜明的显现。众所周知，像王维宝这样出身于美术学院的艺术家几乎毫无例外都得到了良好的素描、色彩训练，他所确立的抒情风格除了很大部分源自于他的早年乡村生活的经验和一种诗意的敏感外，可能更重要的是，他所获得的训练，绰绰有余地为他营造作品确切的时空感提供了技术上的奥援。对那些曾经有幸接受良好的传统艺术教养的观众来说，王维宝山水画中的用笔线条可能缺乏书法意味因而在审美价值上要大打折扣。但当代真正爱读黄宾虹、读懂黄宾虹并严格地用黄氏一类的标准来要求画家作品的观众毕竟不多，相反，对大多数读者来说，王维宝确立的语言结构模式，不仅有效地排除了他们对山水画艺术的审美障碍，而且，能够在引领他们如临其境的同时，激发他们对于大自然的美感由衷的赞叹。粤中著名作家伊妮女士于1989年所写的以王维宝和他的绘画为主题的热情洋溢的诗章《秋天的印象》，也完全可以作为这一论断合适的验证。
王维宝是一位特别多产的艺术家，迄今为止已出版8部画集；出自他一人之手的流播于社会的作品究竟有多少，是一个庞大的未知数。王维宝仍然日复一日在画，作为一个在70年代末期进入艺术市场的艺术家，他的作品的市场潜力似乎还在继续发展。至少从目前的艺术态度来看，我们还没有发现王维宝有任何改弦易辙的迹象。这既说明王维宝超乎常人的勤奋和旺盛的创造欲，也说明王维宝近20年努力的结果，已塑造了一个稳定的庞大的艺术欣赏群，后者作为一种审美定势，对王维宝的创造性劳动，已经形成有效的制约力量；为了找到他自己存在的感觉，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他必须不断地复制自我。复制自我、重复自我并使这一单向反复的过程就其社会存在的意义而言始终持有活力，是王维宝经过辛勤的劳动拥有的权利，我们希望在王维宝的艺术生涯中继续出现类似70年代末期灵光一闪的奇迹，但是，目前提出这种希望是否不近情理或者是否为时太早，这只好由王维宝和他众多的作品收藏者来回答。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以一种真正负责和客观的学术态度来考察当代中国绘画史，我们至少不应该忽略王维宝工作的意义，他是当代中国处于特别重要和耐人寻味的转折期的一位在观念和技巧上具有相当的灵敏性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获得充分体现的世俗性包括他本人始终乐在其中的人生态度。事实上代表了当代中国画走出艺术的泛意识形态化时期以后独立发展的某种生存状态。不能否认，重视这种生存状态，是当代艺术史赢得严肃的学术意味的重要前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