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和活字印刷是中国的发明，对欧洲印刷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人卡特（Thmoas Francis Csrtor）在他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里作了详细考论。但石印术却是“舶来”的，它是最早的平版印刷术，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由塞尼费尔德（Aloys Senefelder）发明。
塞尼费尔德是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的捷克地方人，一七七一年生于布拉格，一七八三年随家人移居德国慕尼黑，曾攻读法律，后又从事音乐和戏剧创作。他写出作品，很想刊印，却无力负担刻制印版的费用，就自己尝试在铜片上用漆写字，希望通过腐蚀得到字迹凸出的底版，没有获得成功。他又改用多微孔石灰石板涂蜡刻字，结果也不理想。想不到奇迹在无意中出现了，一七九六年的一天，他将刚洗好的衣服，在用油笔写过字的石板上放了一下，当再在石板上涂油墨时，发现只有写字的地方吸收油墨，其馀部分因潮湿而不能吸收油墨。他就利用这个原理，经过两年的实验，发明了石印术。
简单地说，石印术就是以表面磨光的天然多微孔石灰石板为版材，将图文用转写墨（一种含有脂肪的油墨）直接写画在石板上，或通过转写纸加压转印到石板表面，经酸性液等处理后制成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润湿版面，使非图文部分吸水而具有拒墨性，然后上墨覆纸印刷。石印具有方便、快捷、清晰的特点，在珂罗版和胶版发明之前，它是一种先进的印刷术。
一八〇〇年，塞尼费尔德在奥芬巴赫开设印刷所，后来又在伦敦、巴黎等地开设印刷所。一八〇五年，他设计制造出木结构的手摇石印机，后来又改为铁结构。此外，他还试制出转写墨，并发明了转移图像制版法。作为石印术的发明人和完善者，他在一八一八年写了一本《石版印刷大全》，对这项技术作了全面的介绍。
塞尼费尔德卒于一八三四年。在他生前，石印术就已传入中国，这就要提到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麦都思一七九六年生于伦敦，十四岁时到格老塞斯，跟随一位名为伍德的印刷工人当学徒，从此就与印刷业结下不解之缘。当他成为一位牧师后，一八二三年从槟榔屿来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传教之外，开设印刷所，石印中文布道读物。随后在澳门也设立了印刷所，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又在广州设立了印刷所，很快又增设了一家。从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五年间，麦都斯共出版了二十八种他自己撰写的中文布道书，大都是石印的，一八二九年印的《东西史纪和合》，为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印本中文书。鸦片战争前，麦都斯还和女婿希利尔（Hillier Charles Batten）在广州合办中文小刊《各国消息》，以刊载新闻商情为主，每份仅八页，连史纸石印。从今存一八三八年十月出版的那份来看，主要一篇是《英吉利国》，报道了当年六月二十八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的盛况，另外还有广州外商可供货物和价格。
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汉文（Eligah Coleman Bridgman）创办的《中国文库》（Chinese Repository），自一八三三年起就对麦都斯石印中文书的事作连续报道。一八三四年十月还刊出专文，比较了雕版、石印、活字三种印刷术的长短优劣，以印两千本中文《圣经》为例，估算了三者的成本，认为石印最便宜，并且石印可按需要印刷各种大小不同的书籍。篇幅不多的布道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印成，工费也省。小的布道点缺少人手，传教士一人就能操作，并能印不同的文字。石印的缺点是需要较多的辅助工序，如湿石、清洁等，另外，石板磨损快，印刷质量不够稳定，最初投资也比雕板大得多。
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里说：“中国人第一个学会石印术的，是着名印工梁阿发的徒弟基督徒屈亚昂。他跟马礼逊的长子马儒翰（即约翰）学习石印术，常在澳门印刷许多一面经文、一面图画的布道宣传品。马礼逊在回顾他二十五年的工作时，很满意地说：‘我现在看到我的工作的成效了。我们用印小书的方法，已经把真理传得广而且远，亚昂已经学会了石印术。’按马礼逊一八〇七年来华，卒于一八三四年八月，据此可知屈亚昂学会石印是在道光十二年即一八三二年左右。”但麦都斯在巴达维亚、澳门石印中文书，也很有可能由教会里的华人担任印刷工，那就未必以屈亚昂为最早了。
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上海正式开埠。十二月，麦都思就来到上海，带来了印刷设备，在县城北门外租赁民房，开设了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第二年就开始印书。一八四八年，王韬到上海省亲，去参观墨海书馆，但他记下的只是凸版中文活字印刷，并未提到石印。他在《漫游随录图记》卷一《黄浦帆樯》里说：“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西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竞谓创见，余特往访之。”“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机器印书，已属奇事；用牛拉转，更是新鲜了。时人孙瀜《洋泾浜杂诗》就咏道：“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其实，墨海书馆开设未久，就用石印术印书，麦都思写的《耶稣降世传》和《马太传福音注》，就有一八四六年的石印本。王韬没有记下墨海书馆的石印情况，个中原因不详，有一种可能，当时石印用的石板和油墨等都需要进口，一旦断货，就要停工，故不便作为参观项目，王韬自然也就看不到了。
这一时期，不少来华传教士都掌握石印术，石印设备也很普及。如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合信（Hobson Benjamin）在广州西关外开设惠民医院，一八五六年亚罗号事件发生后，他所着医书的石印版就在动乱中焚毁。王韬在《英医合信氏传》里记道：“咸丰六年，中外交涉事起，西关之人喜于生衅，选事者集众举火遽焚其馆，医书图画于石版者悉成灰烬。”一八五九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爱桑（Casimir Hersant）在上海董家渡创办土山湾印书馆，一八六四年迁徐家汇，也较早采用石印术印书，以天主教宣传品为主。另外，当时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不少是石印的，如上海的《中外杂志》、宁波的《中外新报》、香港的《香港新闻》等。
一八六八年十月，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创设翻译馆，这是洋务运动时期最大的译书机构，对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就在设馆后不久，就由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口述了两本介绍石印术的西书，一本是《石板印法》（Lithography by Straker），由徐建寅笔述；一本是《石板印法略》（Lithography by Berry），由王德均笔述。据傅兰雅一八八〇年写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这两本书未曾刊印。虽然未印，但可见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计划推广石印术的设想由来已久。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傅雅兰在他个人编撰的杂志《格物汇编》上刊出一篇《石板印图法》，或许就是根据上述两书改写的，这是清末最早详细介绍石印术的文章，分“石板印图源流”、“石板应用墨料”、“辨各种石板并解石板法”、“印书图纸料”、“脱墨纸过石板法”、“石面绘法”、“石面刻图法”、“印图法”、“铜板印图法”、“煎油法印铅字用”、“印图法后卷”十一项，可让读者对石印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一八九二年，《格物汇编》又刊出《石印新法》一篇，介绍照相石印术的原理，以及摄影器材、玻璃片、“晒稿所用之纸”、“作胶纸之药方”等。
用铅字凸版印书，适宜西文，因为字母无多，几套字模足够敷用，但用以印中文书，则就至少需要数以千计的字模。相比之下，石印术就显得特别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影印或缩印古籍，石印是当时印刷条件下惟一可行的技术。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二说：“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剞劂氏二子可不烦磨厉以须矣。”叶德辉以影印古籍善本为例，高度赞扬了石印术的贡献，《书林馀话》卷下说：“乾嘉以来，黄荛圃、孙伯渊、顾涧苹、张古馀、汪阆源诸先生影刊宋、元、明三朝善本书，模印精工，校勘谨慎，遂使古来秘书旧椠，化身千亿，流布人间，其裨益艺林、津逮来学之盛心，千载以下，不可得而磨灭也。然古书形式易得，气韵难具，诸家刻意求工，所谓精美有馀，古拙终有不及。由于书法一朝有一朝之风气，刻匠一时有一时之习尚，譬之于文扬雄之拟经，于诗东晳之补亡，貌非不似，神则离矣。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相流传，形神逼肖，较着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雠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净雨在《清代印刷史小纪》里也说：“金属活字初行之时，既多困难，于是西人更以石印之术来，以其法翻印古本书籍，比较原形不爽毫厘。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楷，笔画判然。于时科举未废，故所印书籍大抵细行密字，用便藏屋舟车之用。然风气初开，人喜其成功速而出品精，亦或疑其不能持久，久之乃颇盛行。又以铅印泥版，常患散漫，故期刊中之杂志多用石印以求清晰。”
石印术很快就风行起来，光绪前后，上海新开设的书店如雨后春笋，其中绝大部分是采用石印术印书，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里列举了五十六家，它们是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扫叶山房、漱六山房、蜚英馆、斐云馆、文选局、文明书局、文盛书局、文林书局、文贤阁、文瑞楼、十万卷楼、文益书局、文澜书局、宝文书局、鸿文书局、上海书局、大同书局、天宝书局、有正书局、算学书局、锦章图书局、久敬斋、俟宝斋、益吾斋、藻文书局、经世文社、积山书局、积学书局、共和书局、进步书局、宝善书局、珍艺书局、图书局、飞鸿阁、鸿宝斋书局、中西书局、顺成书局、新民书局、赐书堂、富文书局、会文堂书局、乐群图书局、五洲同文书局、着易堂、玑衡堂、章福记、富文阁、晋记书庄、文元阁书庄、脉望仙馆、泰东时务印局、中西五彩书局、英商五彩公司。其实还不止此数，韩琦、王扬宗先生的《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就补充了三十二家，它们是经香阁、天壤阁、慎记书庄、焕文书局、六艺书局、龙文书局、富强斋、史学斋、竹简斋、宜今堂、醉六堂、千顷堂、乐善堂、小仓山房、江东茂记书局、江左书林、通时书局、敬怀书屋、译书公会、世界教育社、博文馆、文宝书局、纬文阁、文贡阁、文海书局、盈记书庄、文宜书局、蒙学公会、时务报馆、农学报馆、科学书局、会文编译社。此外，申报馆、美华书馆、江南机器制造局、图书集成印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也都曾用石印术印书。
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石印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传统的雕板印刷，不但上海的石印书坊遍布城郭，北京、天津、苏州、广州、杭州、汉口、宁波等地也都开设了石印书坊，中国出版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有两首咏道：“自开石印创新书，纸墨精良大变初。装饰又多西籍样，牙签标字架中储。”“译书新出已频仍，标目争先日报登。惹得嗜奇人竞买，每多暗合异名称。”各家书坊在报纸上刊出广告，招徕购买，书籍装订上也各有创意，有包装，有函装，有版装，也有采用西洋式的精装，更出现了同书异名的重复出版现象，当然是以西书译本为多。
由于石印书的定价较低，有人就将上海出版的石印书贩到外地，再在外地购取雕版本、活字本贩到上海，从中渔利。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二回就写道：“伯述又自己说自从开了缺之后，便改行贩书。从上海买了石印书贩到京里去，倒换些京板书出来，又换了石印的去。如此换上几回，居然可以赚个对本利呢。”但从事这种书贩营生的，毕竟是少数。
当科举尚未废止的时候，石印的缩印本大受士子欢迎，不但携带方便，考试时也便于夹带。震钧《天咫偶闻》卷三记道：“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复深究，又有石印书以济之，士子有恃无恐，熙攘而来，搜者益不能给。”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也记道：“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靴底双屉者。”当然，这是石印本的别一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