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学习者发而为文的形式是多样的，如论文、笔谈、对话等等，但河南大学女性文学博士课程学习成果的显现形式特别重视对话形式或者对话形式的变体——笔谈的形式。对话看似是一种文体形式，但其实并不尽然。在对话之中，个人主体性及个体生命的“在场得以极大的实现，但这种实现又是在与其他的个体的“理解”“交流中实现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主体间性关系，诚如柏林科学院院士密特尔施特拉斯所说，是“现代人的真正范例。于是，学习范式所强调的对“人”的“去蔽与“敞亮”，在内容与形式上得到了高度的有机统一。“文学研究方法论引论”是最能体现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学科教学范式特征的一门课。这门课每年都要开设且很被博士生们看重。刘思谦等人着的《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就是1999-2003年，历时四年有二十多位博士生参加的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果的集中展示。这门课程内容涉及叙事学、解释学、原型批评、结构和解构批评、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等等，其方式包括对理论的梳理、理论与当前批评实践的结合、理论对学术构建如博士论文写作的贡献与实现等等。“方法论”，看似在手段、技术、工具、形式层面，其实乃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对人之存在真义给以新的探究与揭示。遥想五四时代，思想革命，对人的新的解读，居然也是首开于“文白”这文字形式之争，也是率先从诗、小说的新的表现形式开始。要而言之，方法论已然隐含价值论于其中，而价值只有因为“人”的存在才能得以形成。因之，通过对女性批评方法的研讨，研究者们找到了一向处于被“遮蔽”与“缺席”的女性的存在形态，找到了这被“遮蔽”与“缺席”的成因，诸如以政治的阶级的民族的话语取代了女性个体的言说，诸如臣服于男性对女性话语修改霸权的女性的“二度模拟”写作等等。因之，通过对新历史主义的研讨，学习者们找到了一向在历史话语中“失踪”了的“个人”，并对这种“失踪”的原因作了有说服力的说明，那就是“宏大叙事”的“文本”的“历史”成为了“历史”的“文本”，那就是在对历史运行规律的价值认可中，把鲜活的人的血肉之躯变成了“空洞的能指”。正是因为价值论的“烛照”，方法论才得以成为“意义的存在”，成为“灰姑娘”的“水晶鞋”。
不用多说，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自然是全部来自于西方。自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之后，面对处于强势的西方，“影响的焦虑”就成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这方面，我们通过《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看到了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在教学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大气”：那就是去掉“民族”的“眼障”，用人与人平等的姿态理清其产生的理路，又取其所长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来自于西方的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固然是西方自己精神历程中的产物，但诚如刘思谦老师所说：“为什么非要把人类思想成果按照其作者的国籍画地为牢地分割成东方/西方、亚洲/欧洲呢？人的精神创造成果有国籍吗？或者说，这样的国籍有那么重要吗？”正是立足在“人”这样的高度上，在其他地方常常出现的关于东西方的民族之争，不论是炫西方之技以耀人的“媚态”，还是在对西方振振有词的指责中显示的“正气”，在河南大学的女性文学研究教学中，就都成为了“伪问题”而不再值得一提。这样的一种价值姿态，对于今天如何以一种“人”的“大胸怀”，立足于全球化的浪潮中，是颇值得给以重视的。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价值姿态，河南大学女性文学教学能够避免将西方的“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避免用西方的理论肢解自己的实际，从而成功地借用“他人之火”“煮自己的肉”。即以《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对西方女性批评方法的借鉴为例，作者就能够正确地面对西方女权运动的着名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认为“个人与个人不同，政治与政治也不同……就我国女性个人的政治经验与性别经验而言，我们有的是政治权力与金钱合谋向性领域的渗透、侵袭、控制的经验，有的是将个人的性生活、私生活趋同于政治生活政治权力的经验，有的是把个人斗争归结为政治斗争，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决个人关系中的矛盾的经验。把‘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脱离开特定的语境而移植到我国的文学批评中更是不伦不类”。
第三，坚实的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学术资料与文献建设。自1990年代的学术转型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界越来越重视学术资料及原始文献的建设，重视学术资料与原始文献在学术研究、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这对学科的成熟与理论突破的意义非常。十分可喜的是，河南大学女性研究学科在1980年代就已经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本学科的学术资料与原始文献的建设。文学院资料室谢玉娥老师每月一次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篇目辑录”，穷及所有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成果，不仅及时地向国内外的女性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当前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信息，而且，为日后的女性文学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这一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从而使“文革”结束之后的女性文学研究历程历历在目清晰可辨。女性文学研究资料长编巨型工具书《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着目录总汇1978-2004》，则是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在本学科学术资料与文献资料建设中的集大成者。据统计，全书共收入女性文学研究的专着目录八百余条，文章目录二万六千多条，其中现、当代暨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女性文学研究专着就达五百来部。女性研究学科学术资料积累与原始文献的建设，是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群落的重大收获也是其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第四，丰富、坚实的女性文学研究学科教学、科研成果。
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学科经过八年的实际教学与人才培养，一个新的女性文学研究群体已然初步形成并有了最初的成果，其代表者是郭力、王萌、沈红芳、张兵娟、杨珺、高小弘、赖翅萍等人。
郭力是我国第一个女性文学博士生，其博士论文后来以《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的生命意识》为题，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并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借鉴西方的生命哲学，从生命意识的视角对女性的生命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是其研究最值得称道之处。陈骏涛先生对此曾有过非常到位的评价，他在引用了他人的“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的观点后说：“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真正以生命论贯通，系统地阐说某一时期文学或某一种文学现象，还没有见到，郭着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郭着……以问题意识——‘类’的主题方式来结构全书，由此展开对女性文学中的生命意识的探讨，这样的探讨的确是前人未曾做过的。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大致包括政治与性别，历史、时间与性别，生育文化与母爱主题，爱情故事与欲望言说等几个方面……这对作者和读者无疑都是一个挑战”。
沈红芳对女性文学的研究方法与郭力有所不同，在其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学术着作奖的《女性叙事的共性与个性——王安忆、铁凝小说创作比较谈》一书中，她以“典型范式”的方法，以“女性经验”为依托，将王安忆、铁凝作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给以重点解剖、相互比较。她更注重对文本的“细读”，借助性别经验本身的开放性和文本审美的丰富性，打开了一个充满“细读的魅力”的意义空间。在开阔的学术视野中，由点到面由个性到共性地深入探究了女性文学创作的本质这一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认为在女性叙事中，女作家通过真实地再现独特的女性经验而凸现出一个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顽强的女性生命形态，以此表达自己作为女性对女性价值的体认。
张兵娟试图将女性研究引入到电视这一大众传媒领域中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大众传媒时代，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举措，而且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消费主义时代影像叙事与性别政治——以海岩的电视言情剧为例》《性别视点的转换与叙事差异的形成——对由女作家原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的解析》等论文中，她已经对此作了初步的成功的尝试。杨珺重点研究“90年代女性散文的主体性建构”，而90年代女性散文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是最具异质性且最易为人所误解的散文。她在广泛阅读大量散文文本的基础上，以主体建构为价值向度，对“主体性”、“主体间性”这两个关键词作出了清晰的理论梳理。高小弘以女性成长主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她的研究，“综合”女性主义理论、主体性理论、生存理论、叙述学价值论等方面的内容，重点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横向与男性成长，纵向与90年代之前的女性成长小说的比照中，通过文化背景分析、文本互涉分析、心理分析等，将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置于20世纪宏大的文化背景中考察，从而深刻探究其文化与文学层面复杂的本质内涵。赖翅萍的博士论文，其题为《未竟的审美之旅——论女性小说的诗性探寻》以“日常生活”、“诗性”两个关键词作为论述范畴和价值向度，在比较中显得丰富多彩，摆脱了以理论套作品，个性消溶于共性中的套路。其中部分章节在各个刊物上接二连三地出现，读来颇给人以思维活跃、敏捷之感。王萌是以近代文学研究进入女性文学研究的博士生，她的博士论文《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晚明至民国女性创作主体意识研究》，认为1600-1840年逐渐形成了相对比较全面的和深刻的思想学说，这些学说超越了一般同情女性和哀伤陈述的局限，否定与批判了某些传统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叛逆性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女性解放思潮的发端。随后，女性解放启蒙思想的提出，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女性解放独特的出发点。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文学创作群体浮出了历史地表。王萌的研究使河南大学的女性文学研究真正做到了近、现、当代的贯穿，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女性研究群体，在这一研究群体中最让人佩服的近期的研究收获是《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的出版。前者全面反映了1990年代中国女性散文的来龙去脉及其全貌，共选入从冰心到周晓枫年龄跨度七十多年的四代女作家一百二十六人的二百四十八篇共计六十七万字的散文作品，其字里行间所流淌、充溢着的是“真正的女性生命的潮起潮落，是女人身体的起与伏，生命的呼与吸”堪称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散文大观”，或“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散文观止”，后者则可以视为是中国女性对自身认识的一个标高，其特别值得给以言说者有三：
第一，至1980年代末，社会结构的调整初步完成，相应地，精神生产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想像，新的物质生产及其所形成的各种结构形态呼唤着新的精神支点的支持。全球化、现代性、消费性、自由主义、新左派、后殖民、保守主义、大众文化、传播霸权、对“十七年”及左翼文学的重新审视等等，即都是因了对这新的精神支点的寻求而发生。1990年代的散文热，则是作为这一新时代的表征而出现而存在的。但在这一散文大潮中，学界似乎更为看重的是男性散文，如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周涛等等，对曾经名噪一时的女性散文，则对性别的炒作、关注多于认真的阅读、研究，从传统思维定势出发的批评，多于新的学术视野中的审视。其原因，倒还不在于性别的偏见，乃在于对这一散文大潮潜伏在深隐层次的价值与意义缺乏应有的正视与开掘。正因此，《女性生命潮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是对学界对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失语状态的反抗，并进而是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精神问题的一种言说。
第二，对个体人生日常性生活意义的揭示。中国历史虽然久远，但个体人生的日常性生活却从来不曾成为社会的中心话语，我们从来注重的是生命的社会价值，而将生命的个体价值置于生命的社会价值之下。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将个体浮出历史水面，生命的个体价值渐次为新的时代所体认，而在生命的个体价值构成中，个体人生的日常性生活无疑是其极为重要的部分。天性敏感于此的女性率先袒露了此中信息，这就是向来被人所误读的“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出现。由于如上所说，中国历史上向来缺乏如何正确面对个体人生日常性生活的价值资源，所以，当这一生活作为一个时代的表征浮出历史水面之后，对此的集体性的语无伦次、失语、手足无措就是必然的了，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认为人生诗意、价值、色泽的消失，认为平庸已然如潮水一样覆没了神州大地。一是由此而来的对“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批评，这一批评的根本性理论支点是传统的将生命的社会价值看得高于生命的个体价值。一是“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在写这一日常性生活时的局限，也正因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对“小女人散文”的厘清及对都市女性小品文的阐释，在对个体人生日常性生活的集体性“失语”中，显得尤为及时，尤为深刻。如果我们进一步想到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想到英美现代知识分子对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视，想到1980年代中期，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等英美现代知识分子1930年代散文作品的大量重印中所预兆着的时代精神的转向，我们就可以更为深切地感受到，《研究》提出了一个多么具有深度的思想话题、学术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