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韩愈认为，要写出内容充实的文章，必须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艺术修养和知识含养，“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符尉迟生书》）。他继承了前人特别是孟子的“养气说”，并且把这一“养气说”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他认为必须从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两方面提高作者的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道，游之乎《诗》、《书》之源”，“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作者只要思想深厚，品德高尚，知识丰厚，具有高度的语言修养技巧，那么创作时就能得心应手，技巧练达，才能“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同上）。从韩愈诗文汪洋恣肆，诙宏雄放，气盛逼人的风格就可见端倪，正是他这种精深的学识和修养，才实践了“气盛言宜”的主张。在他看来，有了高深的修养和学识，就能写出惊世骇俗的美文，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大量创作实践，就说明了其主张的正确性和创新性，他给后代留下的千载美文，以及给人们规约的美文规范都证明了其文学主张，古文理论的先进性和创造力。同时又告诉人们，如果思想的错厄，那么艺术修养和知识含养越高，误导越严重，如果思想积极向上，人格高尚，加上高深的修养和渊博的知识那么就能创作出千古绝唱，永留后世的美文佳作和绝调。韩愈本身儒学思想深厚，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炳彪史册的光辉篇章，他的美文篇篇都是珠玑。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正是韩愈文学修养高深，艺术修养厚重，善于创新，勇于独辟蹊径，语言驾驭能力高强的产物。
二
韩愈在散文方面的开拓是独一无二的，他对各类题材的探索的成就也是有目共赌的。议论说理的鸿篇巨制，洋洋洒洒，恣肆放纵，不一而足；如《原道》、《原毁》、《原性》、《师说》、《争臣论》、《论佛骨表》等；记叙文中（含实用文）白描、刻画真切生动，栩栩感人；抒情文更是情真意切，动人心魄。在这几类散文中，政论文中的明道及表现儒家思想的一些文章虽然结构严谨，行文气势和逻辑性有独到之处，曾受古文家们的好评，但是，从今天而论，因为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少有文彩，所以文学价值不高，而那些结合现实、揭露社会矛盾，发出不平之声、较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短论、杂文独有特色，与历代行文相比，令人清心明目，独有新范，韩愈、柳宗元在散文创作上与众不同的开拓创新大致有二：
首先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散文学美规范。在唐代之前，南朝齐梁时，对文、笔问题有个大讨论，虽然意见各一，但把美文与非美文区别开来的意向却是明确的，这种新的文学观，就文学进步而言，侧重在突出文学的特质，意在把“文学”从杂的境地纯化出来，但到了唐代，初唐仍有“文”、“笔”之分，盛唐之后，“文”、“笔”观念逐渐模糊了，随着文体文风改革呼声日高，文笔之分又为文笔未分之前的“文章”所取代。“文章”涵盖众文体已成古文家的习惯，从此，各文体间的差别渐渐泯灭淡化了。同时，这一杂文学复归，似旧实新的观念，除旧施新的创制写法，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理论到实践赋予了各种实用文体以文学的特质。“二公者，实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阃域而确占一席之地。”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韩柳就是借杂文学的复归，推进新的文学的范式的建立的。二人的极力倡导使散体文的创作别开生面，气象为之一变，为散文的文学性提供了新的范式，使散文美学更加规范，文学色彩更加亮丽。在创作中重辞彩，语言、技巧、打破了所有文体的旧制界限，使文章成为艺术性极强的文学散文。在创作中做到了：
第一，就辞彩而言，是“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宜，金石谐和”（《送权秀才序》）。韩柳坚决反对骈文的“绣绘雕琢”的形式主义文风，却在创作中大最吸取了骈文的长处，在散体文句间夹杂整齐而有韵味的四字句、六字句，使语言句式形成错落有致，铿锵圆润的声情效果。清人刘开曾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这说明韩愈等能推陈出新，很好的解决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具有善于打破又善于建立的能力。
，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遣词造语和文势的营造极为重视，特别是所用词语的性质及创作都有独到的理解，严格了语言文辞的使用标准，避免了歧义。
描写增强文章的形象生动性和感染力，其文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抑扬起伏，开阖照应，在无法中有法可寻，“法度不可乱”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从而创立了一种与古文截然不同的散文和体式。使散文的行文技巧得到了提高，形象性，感染力都有了加强，这种技巧扩大了各类文体的表现领域，使其文学色彩浓郁的多了。
其次，散文的抒情牲和艺术魅力得到了强化，古文的文学境地达到了新的高度。读韩愈的散文，情感浪潮迎面扑来，甚或令读者灵魂震撼，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给人以鲜活的生命力。不仅一般文章抒情如大江大河，澎湃流转，奔放激越的情致通过滔滔雄辩之势行诸字里行间，而且在应用文中同样有强烈而令人心动、感怀言志之情，有感激、有怨怼，怪怪奇奇的言辞，抒发出不平激切之声，使应用文体具有了现实基础的情感力度。柳宗元的散文，无论是充溢着雄心泣血的身世之悲，还是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都体现出极强的个性特征，不少论说文更是“笔笔锋刃，无坚不摧”林云铭：《古文析义》。，那种“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慷慨激切地雄姿历历在目，给人深刻的印象，那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始终震撼着读者的心魄，艺术的美充溢在政论、书启、赠序、杂说、传记、祭文、墓志、寓言、游记乃至传奇小说，林林总总，洋洋大观，无文不美，篇篇皆是古文珠玑，如鲜艳的奇葩在绽放。各类文体皆突出一个“新”字，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变化，创制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各类散文新体，更富有表现力，使散文创作进入了全新的繁荣期。其表现为：
流转，辞赋、骈文之弊荡然无存，已成为一种艺术品位极高的新体散文，又如其杂说中的《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篇短文立论警策，说理透彻，短小精悍，是古代散文短章中的精品，为“不平则鸣”之作。文章在开门见山提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论断之后，并未正面论述此题，而是从反面论说：“世无伯乐难有千里马”这样一个论题。表面看来似乎离题，细加考究实乃迂回论证之巧妙。作者从“一无机会，二无应有的待遇和条件，三无致千里的积极性”三层意义上阐释有千里之能的骏马，难以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千里马的真正原因。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将“世无伯乐难有千里马”的论题阐发的十分透辟，这样，“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道理，也就不言自明了。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在长叹之余愤激地指出，不是真的没有千里马，而是策马者少眼无珠不识马，“天下无马”，是因世上伯乐不常有，这就巧妙地照应了文章的开头。文章构思精巧，结构缜密，说理透辟、令人叹赏。同时，该文托物寓意、寓理于事，全文句句说马，但读者从字里行间不难体会到作者的本意不在说马；文章字面上无一句讲人才，读者也不难体会到作者实际上句句在讲人才。作者将自己要阐发的关于人才的道理，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寄寓在大家熟知的故事之中，寄托于千里马形象之中，让读者从马说中自然联想到作者的本意。前人有韩文如潮之说，主要说韩愈散文那种奔放的气势和起伏的波澜。《马说》虽为短章，但波澜起伏，曲折多变。全文三段，奏急促，语势峻急，有种潮海般的奔放气势，咄咄逼人。接着又用十多字生动传神地刻画出策马者愚而无能的神态，活画出其嘴脸。至此语气稍顿，往下一声长叹后，又用一反问句表达自己的愤激之情，结尾一句感叹厉声斥责了有眼不识千里马的庸人。作者愤激之情由此达到了极点，在潮海奔荡中结束全文。全文仅一百五十一字，如此短小的篇幅，意有如此的波澜起伏，曲折跌荡，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短章圣手”之誉，名不虚传矣！这些评说式的短章是不多见的。
序记文别开生面、形式多样。在唐之前的序记文中大多以流连胜景，描绘山川景致为要，间以叙说事件，抒发感慨，如同辞赋，每以浮浅之容出现。而韩愈的序记文多以夹叙夹议的杂文，显得随机而出，应用自如，抒写范围宽泛的多了，可以刻画山川景象，也可以议论政治风俗人情，发表对现实社会的感慨。如《送李愿归盘谷序》借李愿之口，歌颂隐僻居山林之乐，又无情鞭挞了豪门权贵的专横跋扈、荒淫腐朽，辛辣讽刺了那些势利之徒；“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汙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缴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趋炎附势之徒的种种丑态尽现矣！清人刘大櫆所讲“极力形容得志之小人与不得志小人，而隐居之高尚乃见”甚为中的。全文熔《诗》、《骚》、赋及骈体文于一炉，兼取骈偶之体而又非骈体，从中不难看出韩愈继承汉魏六朝赋体的优秀之处，而又开启唐宋古文赋的先河。苏轼高度赞叹此文说：“欧阳文忠公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论道赞释子的文章，如《送浮屠文畅师序》，韩愈一生排诋佛子但此文却赞赏令纵和尚。清人张裕钊说：“退之为释子作赠序，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最见精心措注处。”又说：“每篇各出意义，无相袭者，笔端具有造化，惟退之足以当之。”此文赞许令纵“善为文”、“有中古之遗风”，又认为他的议论“深而有归”，以至于忘记了“令纵为释氏之子也”，所以清人储欣《唐宋八大家全集录》说：“此序有奖赏，无讥讽。”还可以论学论文，如《送孟东野序》、《送王秀才序》等说作文、谈看法、鸣不平、抒愤慨，不一而足。特别是他的题记文更是新意处处可见，完全打破了旧有俗套，如《蓝田县丞厅壁记》的愤激讽刺，《燕喜亭》的灵动深宏，丝丝入扣，《新修滕王阁记》的“虚拟”技巧，均为匠心独运之作，表现出十分独到的创新精神。
墓铭在韩愈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并且在书写中一改历来墓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墓志辨例》。的旧例，从而使其成为文学味较浓的文学作品，一扫实用文的窠臼。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王适，怀才负气，个性孤傲，落拓不羁，韩愈抓住这些个性精心刻画，使其人物生动活泼，如在目前，如一篇风格独具的人物小品，极有戏剧色彩，尤其是“骗婚”一节，更显精彩，颇有小说情致：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吴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
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廖寥数语，将侯处士的爱女之心，豪爽率直，王适的聪明机智，媒妁的善揣人意，世故狡诈和盘托出，各具神采。清人张伯行《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说“叙事奇崛，其废画琐细处，使人神采踊跃，全是太史公笔法。”曾国藩从道统观念出发，认为此文有失古法，“以蔡伯喈（蔡邕）碑文律之，此等已失古意。”其实这正是韩文求变求新，追索突破的妙处。文末“铭”“志”相辅相成，实乃“篇中叙事，错落可喜，而铭词复峭拔古奥，诚昌黎得意妙文。表现出了韩文的独具匠心”《文钞》。这种写法，古代文无迹可寻，后人也十分罕见，实属一大创造。在韩愈的墓志铭文体中，对人对事皆一人一面，千人千面，无一雷同。他铭柳宗元、孟郊、樊述等人之文，不仅“一人一样，绝妙”宋李涂：《文章精义》。，而且三人性格、个性、文风各异：“志樊绍述，其文似樊绍述，志子厚，其文似子厚。”宋李涂：《文章精义》。铭志各据其人之文风，极为妥贴，毫无虚度谀美之意。他往往能抓住一二琐屑细节，将墓主的性格、心态巧妙地展现出来，使之成为生动传神活灵活现的人物写真，结构文篇时，起笔收笔皆随心所欲，自由灵活，变化多端。如《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开篇即云：“有女奴抱婴儿来，致其主夫人之语曰：“妾，张圆之妻刘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一上来就写道：“愈之宗史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字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这种出奇求新的变化，实属罕见。《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对墓主幼时的描写：“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娟好静秀、瑶环瑜珥，兰茁其芽。”纯为小说笔法，这种写法彰显出韩愈墓志铭的极大创造力，有横空出世之妙。
传记文在古文法的基础上另有突破新变。韩愈继承学习了史汉传记之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与旧制截然有别。《张中丞传后叙》所写三人，皆忠烈义士，而面目各异，刻画手法各尽其妙，对不明真相的污言秽语进行了一一驳斥，对三人的忠义之举一一昭雪。因为此前已有李翰写了《张巡传》，作者此处对其进行了重要的补充。高度赞扬三义士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痛斥了一些无耻之徒诬陷义士的卑鄙行径。为许远补传说：“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通过评述辩驳，突出许远的豁达为人，慷慨义气，为其所蒙受的“愧耻求活”的冤屈和“城之陷自远所分始”的罪名辩白昭雪，洗刷不白之冤，描写南霁云的片断更为精彩传神：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