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韩愈风格的显著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猖狂恣肆，这种风格上的创新、标新立异，体现了他的审美追求。皇甫湜曾极口称赞“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汙流不滞。”苏洵接过皇甫湜之评，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他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修内翰第一书》。，茅坤也说：“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他们均以奔腾不息的长江浪涛和瞬息万变的迅雷闪电来比喻韩愈散文气势的充沛，既形象，又贴切。如《荆潭唱和诗序》对上司的颂扬分寸有度，立论见地深刻，在简短的文句中，体现了笔法雄健，气势浑厚，清代文章家刘大櫆评曰：“言议甚简，而雄直之气郁勃行间。”《与鄂州柳中丞书》和《再与鄂州柳中丞书》是韩愈先后写给儒将柳公绰的两封信，信中柳公绰本是一介书生，一旦去文就武，能亲与为辛苦，如古之名将，令贼寇丧胆，儒者吐气，使朝野刮目。韩愈为之兴奋、随连书信二封，对其进行褒扬鼓励，两信气势浑厚，慨当以慷，如河决而东注。刘大櫆评第一封信说：“奔泻苍古，似西汉。”近人钱基博《韩愈志》说：“与柳中丞两书，慨当以慷，虽未沉郁而极顿挫。”第二封信恢宏之气沉于逐字逐句着意锤炼之间，造语精妙，读之铿锵。清蔡世远《故雅正》评曰：“公此篇古劲雄健”。《祭鳄鱼文》写来设计踔厉，笔力千钧，堂堂正正，斩钉截铁，“词严义正，看之便是动鬼神。”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这些气与势在唐代文学中，仅韩愈有之，前人评说中可见一斑。
“炼气”是韩愈散文的独特特点，正因他注重炼气，所以，其文有浩翰无御的气象，林纾认为“昌黎之文能敛气而蓄势者”是由于“理足而神王”。黄子云认为韩愈散文的创作奥妙，就在于能善于炼气。韩愈之文，“无句不琢，却无纤毫斧凿痕者，能炼气也；气炼则句自炼矣。雕句者有迹，炼气者无形。”实际上，韩愈散文的“炼气”是一种境界，他的创作理念，古文的创作主张在实践中，运用的炉火纯青，最后就达到了至境，就自然形成文章的气盛，字琢、句凝而不露任何迹象，是那样的天衣无缝，自然天成，久而久之，就成就了一种创作的化境，这是韩愈长期追求和修养练达的结果。
韩愈散文气势宏壮的风格源于他的性格和为人。就其性格而言，耿直率真，直言不讳，具有一身浩然正气之本，为此，他对人对事正道直行，疾恶如仇，谠言诤谏，不计后果，从无一己私利。从《论佛骨表》中就可以知道其个性。他认为历史上凡“事佛求福”者，不仅得不到福，反而“乃更得祸”，甚至误人误己误臣误君误国，为此，“佛不足事”。现在人们“迎佛骨”并供养之，使人民“老少奔波，弃其业次”，危害极大，况且佛教不懂得“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供其何用？所以应该弃佛崇儒，以绝后患。他的思想总是以道统自居，往往有“抉经之心，执圣之权”，“跋邪觝异以抉孔氏”皇甫湜：《韩文公墓铭》。气壮山河的气质。所以为文造语理直气壮，不留情面，行文中情绪激烈，感情冲动，不顾他人之虑，一吐为快，这是他那过人的胆识和浩然之气的表现，也是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突出明显的结果。
韩愈散文的奇崛新颖与文从字顺是有机统一的。“文从字顺”务去陈言，词必己出一直是韩愈散文的语言要求，所以，他的语言是非常独特的，是自成一家的。这种立足创新的语言与雄健奇特显著的气势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彰显了文章家的个性。皇甫湜以“豪曲快字，凌纸怪发”来形容韩愈散文的奇崛，以“栗军民一致窈眇，章妥句适”来描绘韩文的文从字顺（《韩文公墓铭》）。韩愈散文的奇崛新颖突显于构思的独特，布局造语的别致，力求翻新出奇，能自树立，从不蹈前人尾后，因袭前人所出窠臼等方面。全方位的改造了骈体文，彻底结束了骈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散体文崭新的全新时代。
他的散文语言也极具创新精神，这是他能深入人心，令人崇敬之所在。这是因为，他的散文语言往往都是以诗为文的面目出现，前文已经论及韩愈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实践为人诟病，但他的以诗为文却是给他的散文创作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极大地推动了散文创作的发展，以及散文创作艺术水准的提高。诸如《送董邵南序》、《送区册序》、《送杨少尹序》、《送浮屠令纵西游序》、《与孟东野书》、《祭十二郎文》以及《杂说一》、《杂说四》、《进学解》、《师说》等议论文字，无不充溢着诗的情趣、诗的风采、诗的韵味，每篇都俨如一首感染力极强的抒情诗、哲理诗。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散文，在以诗为文的创作实践中，都取得了突出而非凡的成就。韩愈作为以诗为文的发轫者和奠基人，独行其道的开创精神是亘古常新的。尤其在晚年，他的创作技巧更加成熟完善，往往把人们无法涉足的缺乏具体素材的东西写得情彩飞扬，顺理成章，足以见其写作技巧和艺术手法的高人之处，尽管他的某些篇章对后代产生过不良影响，我们今天读韩愈散文，仅应对此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而不是以偏概全的否定韩愈。一代宗师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综上所论，韩愈是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两汉散文的基础上，是在赠序、碑志、杂感、论说、传记等文体的大量创作实践中，让丰富多彩的散文取代了形式单一的骈文，并在论政议学、状物记事、情感抒发等文体中广泛使用，散体单行成文，如源头活水，给散文界注入了活力，激荡起一波又一波的洪澜巨浪，大大的拓宽了散文创作领域。散文的文学性能，散文的文学地位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和巩固，荡涤了萎靡困顿的形式主义文风，为散文的发展和创新立下了“推陷廓清之功”李汉：《昌黎先生序序》。，开创了古文运动新时代。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因其不懈的探索和成就的斐然，他的散文被唐代及后代古文家们奉为楷模。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影响和贡献是深宏巨大的。散文到了韩愈之手才真正步入了文学境界，在他之前，散文大都用于实际和功利，自韩愈开始，散文才被公认为一种文学形式，后代人才将散文作为文学作品来创作。
韩愈的散文，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篇小品，都能闳中肆外，大小毕浮。他所领导的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他在系统理论方面的建树，更重要的是他创作了大量的名传千古的散文典范作品，在唐代，韩愈就被人们视为“一代文宗”，李翱说：“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赵璘《因话录》说：“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到了宋代，韩愈的地位和声价如日中天，秦观对韩愈的成就评价是：“钩庄、刘之微、扶功、张之辩、摭迁、固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如韩愈之所作是也。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不以加于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淮海集·卷二十二》。，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高度赞誉他为“匹夫而为百家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文公庙碑》）他的文章及诗歌曾得到宋代诗文家的普遍称誉，可见其影响的深远。刘熙载更进一步而更准确的概括论评为“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唐代以下，散文中的各种体式，不管小品杂文，还是抒情散文，记叙状物无不是呈现着韩愈散文的影子和遗脉，所以说，韩愈散文对后代的影响如长江大海深不可量。
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革新理论
在中唐，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共同领袖，他们的理论主张相近，但在影响力上柳不如韩。古文运动能在韩愈、柳宗元之手推向高峰，与二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关系密切，他们的理论主张有较完整的系统性，同时又用这些系统的理论指导写作，并影响了一大批作家。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散句单行，没有规定形式而自由灵活的文体。骈文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大盛，一直延续不衰。骈文的出现与发展，打破了先秦两汉散文古朴简约的格局，向形式美发展，并日趋华美。从艺术上说是一种进步，但发展到后期，形式主义过重，用典过繁，过于晦涩，辞藻过于华丽，内容空虚。到了唐代初期，无论什么文体都用骈体写成，虽有一定的新气象，但大的体制未变；到了盛唐，一些大家对骈体文风日渐不满，书写中已尝试穿插白描散骈交织的写法，使文章有气势、简洁明快。这些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要求改革的愿望。天宝中期之后，由元结、李华、萧颖士及独孤及、柳冕等人号召复古，倡导文体改革，围绕文体文风的改革进行了反复的理论探讨。然而，他们的探讨不外乎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为教化而复兴“古文”的主张；二是从文学盛衰的角度提出了复兴“古文”的口号。从本质上说，首先是为了推动儒学复兴而提出的，其次才涉及文体文风改革，把散文的价值限定在伦理教化和服务于政治的范围，仅是对秦汉文的模拟，所以古文改革一直没铺开。“古文”的进一步发展和完成，历史的落在了韩愈、柳宗元等人身上。
韩愈、柳宗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更为明确和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首先，重道亦重文。他们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要博采众家之长，继承前人优长，学习前人经验。在学习过程中，不宥于经书，而是广泛涉猎，诸子百家、《骚》、《史记》、子云、汉赋等优秀的文化典籍，为我所用。韩愈《答候继书》中说：“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以不观者”。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二人虽然坚决反对骈文的形式主义文风，但并不意味否定其全部，对骈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这就高出他们的前辈了。
其次，写文章贵在创新，反对因袭。韩愈认为：学习古文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明确提出“陈言之务去”，倡导复古而能变古，中心在创新推陈，这就是韩愈超人处。柳宗元的创新力度虽不及韩愈，但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与友人论为文书》），正说明二人主张一致，思想内容相同。他们为文时都强调文从字顺，词必己出、平易畅达、长短自如、宜于表情达意的口语化为要。这一文词革新主张比前人进了一大步。
第三，作家要加强道德修养，为文养气。韩愈、柳宗元一致认为作家必须加强道德修养，作家道德修养深厚，文章的情感就有震撼力。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文章才能内容充实、生动感人。同时，二人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他们认为“气”是修养的结果，因为“气”既有道德因素的灌注，又有个性禀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实质、情感力量，甚或后者大于前者。当作家气贯长虹，将要喷涌而出时，文章的动人力量就出来了，作为一种极为重视个人情感的写作理论主张，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是十分可贵的。
第四，作家的作品要为现实服务，反映现实生活，言之有物，切忌无病呻吟。韩愈、柳宗元反对骈文虚浮空洞的文风，强调文学作品必须反映现实生活，言之有物，内容充实。韩愈“不平则鸣”的创作原则，就要求为文要贴近生活，为现实服务。“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这就告诉大家，只有反映现实，言之有物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柳宗元的“辅时及物”说得更清楚，文章就要反映现实社会，百姓疾苦，直接为大众服务。
韩愈、柳宗元的革新既有系统古文理论，又有大量的实践创作，丰厚的作品及作品类型，影响了一大批人，他们纷纷模仿学习，一时形成一种风气，为此，古文运动很快就推行开了。
韩愈、柳宗元在古文创作中具有开拓性，单就艺术性上而言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了新的散文美学规范，他们否定了六朝时的“文笔”说，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道路。创作中重辞采、语言、技巧，打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即使应用文也成了文学艺术性很强的散体文学。韩愈、柳宗元并非否定一切，而是尽量吸取骈文之长，在散体文句中夹杂有很多四字句，形成错落有致、整齐有力、声情并茂的表达效果。这就说明他们在破坏旧文体文风之时，十分重视重建新散体之文。他们要求“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他们的散文语言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有一股浩气溢出，自鋳新词，别具一格；他们还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通过运用比喻、排比、细节描写丰富散文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抑扬开阖，起伏照应，创制了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二是在韩愈、柳宗元散文中注入了浓郁的感情，抒情性增强了，具有情感浪潮奔涌的艺术魅力。韩愈散文若长江大河，汹涌澎湃，柳宗元散文似崇山峻岭，简约峭拔，尽管二人理论主张相近，但还是有区别的。韩愈偏重于散文情感的直接表露，柳宗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韩愈不信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柳宗元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知闲安”（《送僧浩初序》），主张感情不宜过分外露，写作时尽管常常压抑不住心头喷涌的激情，但他也常常克制自己，写一些感情深沉的散文。韩愈的文章力度、气势更上一筹，柳宗元在隽永、含蓄、深沉上超过韩愈，另外，韩愈刻意于语言、形式上的革新与创造，因在语言技巧上下功夫，所以就突出了感情的力度，而柳宗元相对的在内在含义上较突出。他在《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在《杨平事文集后序》中也说，议论文要“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比兴文要“丽则清越，言暢而意美”，他更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而不那么强调在语言的外观形式上下功夫。因此，他的文风偏于自然流畅、清新隽永，读后令人回味。尽管他们二人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是革新文体、改革文风、荡涤形式主义文风方面，作用是共同的。至此，骈文的形式主义文风为之一变。散文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唐文坛上。这都仰仗韩愈柳宗元二人的革新努力。
韩愈、柳宗元的创作是全面开花，不受一文一体之限，各体兼善，二人先后创作了八百多篇散文，政论、赠序、杂记、传记、祭文、墓志、寓言、游记以及传奇小说，应有尽有，量大质高，极为典范，诸如《师说》、《论佛骨表》的时代精神强，批判力度大，非常大气。《进学解》注重议论的同时，表现自我形象，议论、叙述、抒情熔为一炉，文采浓郁，新颖奇妙。其他如杂文、碑志等各体风格有别，但气势雄浑，感情充沛；柳宗元的议论文、寓言佳作纷呈，文笔犀利流畅，想象丰富；那些用全部感情去关照自然山水的游记更是精品中的精品，创作了一种更文学化、抒情化的文学类型，成为千百年来的典范之作。韩愈的散文雄奇，柳宗元的散文幽丽，都饱含了他们个人的生活情感，具有鲜明的艺术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