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另一首《咏史》绝句是其咏史诗中的杰作之一。“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北湖”和“南埭”均为六朝帝王寻欢作乐处，现在已是汪洋。历史的变迁，烘托了空虚苍茫感。历史兴废均融汇在茫茫湖水的形象之中，与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一片降幡出石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一片降旗”是六朝总的象征，而“一片降幡”仅指孙吴。作者从广度和高度两方面，透过形象看历史，手法之高妙，令人折服。六朝三百年沧桑历史仅是破晓残梦，尽管有钟山龙盘这一天然屏障，但“国之存亡，在人杰不在地灵”屈复：《玉溪生诗意》卷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的重要性，“龙盘”之险不可凭。“水漫漫”从眼前废景揭示意蕴：“一片降旗”是从历史兴亡中揭示意蕴。“三百年来”把“一片降旗”的朝代更替，关合在“晓梦”一场，浑然天成，蓄势高耸，推向高峰。诗人这种独具慧眼的认识，表现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思考，这种与人不同，新颖别致用形象说理的咏史确实显示了诗人思角的独创。
李商隐的咏史诗中充满了才不尽用，不遇于时的感慨，这一感慨在字里行间潜伏着，通过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在李商隐生活的那个时代，统治阶层腐化淫乐，不思苍生死活，矛盾四伏，危机连连，但最高层仍然信佛崇道，炼丹食丹，以求长生不老的虚幻世界，蕃镇割据的势力越来越强，有才之士得不到重用，中兴无望，所以他们对朝廷失望了。李商隐从小失去父亲，后来入仕后又不由自主地卷入牛李党争漩涡，为此长期位居下僚，不被重用，为此，他的咏史诗中始终透露着不屈的个性、不服输的倔强气质。如《题任彦升碑》：“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借任昉之事流露出俊杰之才终未扬眉吐气的遗憾，既有淡淡的惆怅情绪，又有自我调侃的口吻。由此表现出诗人倔强不屈的性格。另外《忆梅》中“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正暗喻自己少年聪慧，文名早立，科第早进，但一连串的打击和不幸，使自己仕途暗淡，竞至于“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情绪似为颓唐；他的《杜司勋》一诗借赞杜牧表达自己已是其同道和知音。“刻意伤春复伤别”就有双层意蕴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小李杜”咏史成就是共同的，他们的咏史诗中蕴含着怀才不遇的感情，实际上也是对不公平，不公正的封建制度对人才扼杀的批判和有力的抗争。
诗人通过一个又一个形象，一个又一个画面的描绘，让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自然形成对照，在强烈的对比中，跟读者以深刻地启示，并留下突出鲜明的印记。这种咏史写法，李商隐惯用，杜牧亦如此。《马嵬》诗重点写玄宗在马嵬驿被“六军”所逼，赐杨贵妃死。首联夹叙夹议，流露讥讽基调。颔联与颈联均写马嵬驿悲剧经过，笔调轻灵，形成强烈对比，并且时间和空间上都跳跃性较大，其中颈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六军同驻马”与“七夕笑牵牛”形成对照，耐人寻味。当年玄宗于七夕夜和贵妃“密相誓心”，讥笑牵牛织女，一年仅相见一次，而他俩却能长相守，“世世为夫妇”，当“六军不发”时，却赐杨妃死，讥刺之意无遗。“七夕笑牵牛”高度概括了玄宗迷恋女色，荒废朝政，两相映衬，对比强烈。尾联写唐玄宗做了四十年皇帝却保不住爱妃生命，而平民百姓的卢家却能保住自己善“织绮”、“采桑”的妻子莫愁。这一对比，构成了全诗的总结，批判味浓郁，议论与评价都是通过形象、画面来展开的。另如《北齐二首》：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其一）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群王猎一围。
（其二）
两诗借古鉴今，艺术表现手法一致，都是先议起篇。第一首先从议论入手但议论是通过形象体现的，前两句借用“一笑”和“荆棘”两个典故，自然和谐，不露痕迹，意脉相连，后两句议论转为形象画面的展示，“一笑相倾”的春宫图，北齐亡国，此处用了夸张手法，夸张了荒淫误国与亡国间的必然联系，由特殊表现一般，议论由形象来体现，议论与形象兼互，而第二首则是议论完全融于形象之中，“巧笑”与“万机”是反语，“倾城最在著戎衣”仍为反语。大军压境，国不堪保，他们还在尽情淫乐，对帝妃至死不觉悟刻画的淋漓尽致，全诗都在描写形象，运用反语，但议论已融入形象中，通过对形象入木三份的刻画，批判之意自然明晰。同时，第一首三、四两句于形象刻画中形成强烈对比，第二首三、四两句在展示形象画面中，结论已出来了，诗人巧于构思，追求新奇的手法得到了成功的运用。
“小李杜”的咏史诗语言新警俊拔，大多锋芒犀利，直刺统治者的要害处。这在传统的儒家思想那里显然是不许可的，但李商隐倔强的性格并不拘守于传统，他依据自己的思想认识及政治见解，尽情表达自己对事件及人物的观点，因他认识问题的角度及层次与别人不同，都有别人没有用过的新颖，语言上必然要组织新的结语，产生李商隐式的新警效果。中晚唐皇帝不少人只知苟安享乐、沉溺声色、宴游畋猎、荒淫无度、治国无能，诗人往往借南北朝故事和隋炀帝的下场进行辛辣的讽刺。“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南朝》），陈后主荒淫无度，凭江恃险，苟安半壁江山，终归覆亡：“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咏史》），隋炀帝不吸取前朝教训，并拒绝臣谏，多次南游：“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对他执迷不悟，终于亡国身死作了辛辣的讽刺：“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隋宫》）对唐玄宗不接受马嵬教训，回京后让人寻贵妃魂魄事作了嘲讽：“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些讽刺都是借古讽今，劝诫荒淫亡国之事的，他的讽刺一般既有广度又有力度，十分尖刻。为此曾受到后人的批评，如《华清宫》：“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峨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幸是无与伦比的，即使这样还担心比不过别人，只因他的一颦一笑，自己甘愿蒙羞耻辱，可见他对贵妃宠幸的程度，对当朝皇帝嘲讽如此辛辣，表现了诗人的胆识。但纪昀认为有点“刻薄尖酸”转引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507页，中华书局，1988年。，何焯又说他“太轻薄”转引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第1507页，中华书局，1988年。这种评判都说明李商隐有失厚道，这些人显然是受温柔敦厚诗教之影响，因为臣民对皇帝要庄重，不可冒犯他们的尊严，即使揭露讽刺也不能超越统治者容忍和许可的范围，这与儒家温良恭俭让有关，他们往往以正人君子的身份出现，站在统治者礼教的立场说话，无形中就成了卫道士，批评指责有个性、有见识，思想内容深刻尖锐的诗作，其实也属吹毛求疵，磨道寻驴蹄的行为。实际考量，李商隐讽刺批判统治者的尖酸冷峻，有入木三分之效，正是其咏史诗的可贵地方，他的咏史诗语言别致新奇的表现，也正在这里。他老辣讽刺北齐后主，南齐废帝陈后主，隋炀帝，唐玄宗的目的就是为了劝诫当政皇帝，不要重蹈历史亡国国君的覆辙，要引以为戒，励精图治，力挽社稷于倾覆之中，这种主导思想及动机是不容置疑的，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一名位居基层的官吏，能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和危机感，充分表现了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是应该肯定的，而不应囿于清规戒律的限制。
李商隐的咏史诗的独创性还表现在各种手法的联用上，并且契合自然和谐，不生硬，天衣无缝。如《筹笔驿》从手法上就有别于旁人，颂赞诸葛亮威名才智的题材与世雷同，但方法上抑扬交替的议论，众星捧月的衬托，虚实结合的用典是独特的，通过一“恨”字集中写人物的威、智、才、功，一会扬一会抑的议论充分表现“恨”的情怀，所以何焯说“议论固高，尤在抑扬顿挫处，使人一唱三叹转为余味。”见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引。写诸葛亮事业未竟，也是自己事业未成的隐然自喻。毫无议论而论断自现，猿鸟风云的状态为“星”，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月”，作为“星”而言是拟人化，带象征性，浪漫色彩极浓。同时筹笔驿的猿鸟风云这些实景，又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但又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众星捧月，二法合用，极有诗意。李商隐善用典。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古文实。”他总是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时代先后不拘，都可在诗境中登台亮相。皎然《诗式》说：“时久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在诗中，用典有时起到比的作用，为此，他的咏史诗能跨越时空“指挥”古人。《筹笔驿》用典不仅超越了时空，而且不问古今，虚实并用。“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管仲是春秋人，乐毅是战国人，远在三国之前，为古；关羽、张飞是诸葛亮同时的手下大将，为今。古今并举比较罕见，一般诗歌是古对古，今对今，古对今似有不伦不类之嫌，打破了传统形制。然而李商隐革新精神独特，敢于革旧出新，第一句以“管乐”比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代人关羽、张飞，以古对今，一虚一实，严丝合缝。“管乐”可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奇”而“不奇”，贴切自然。他的咏史诗中，手段多种多样，各种手法不一而足，所以表现出来就显得姿态千般，颜容卓越，或议论、写景为一炉，如《咏史》；或叙事抒情相统一；或在塑造形象中，以景托情，以感叹为议论；或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如《隋宫》、《宫辞》、《宫妓》；或有微妙的暗示象征，如《齐宫词》，或用典精巧贴切、灵活自然，使不便言又不得不言的讽刺披上神话、历史与现实巧妙织成的面纱，如《汉宫词》；或语含双关，比喻，如《宫辞》、《楚吟》；或正反对比，“睹影知竿”，如《吴宫》。总之，李商隐咏史诗面目各不同，篇篇都有新奇处，含盖面相当广，力度相当大，每一首咏史诗都有博大精深的内蕴，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结构构思的技巧胜人一筹，都有独特的面貌见于后人。所以，李商隐咏史诗的艺术成就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文学史坛上也是彪炳史册的。
在晚唐诗坛上，“小李杜”非常著名，他们的咏史诗各有所长，有同有异，关注现实，借古讽今应该是共同的，但是，他们因经历、心态、观点的差异，咏史诗也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二人的人生理想是相同的，以治天下为己任，对社会、政治有着极大的热情，咏史诗中抒发的都是个人的真情实感，没有了功利色彩。但所表现的出发点不同，角度有别。李商隐认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匡扶朝局，皇帝是关键。皇帝英明朝政就可改观，改革腐败的社会现实就有了希望。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大唐皇帝圣明者少，昏庸者多，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有惊人的相似。李商隐用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冷峻的思考着晚唐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企图通过咏史惊醒统治者，令其清醒过来，他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判断相当准确，表现出了他高度的敏锐性，所以他的咏史诗相当深刻尖锐，对统治者而言如同当头棒喝，振聋发聩。然而他对当政皇帝又缺乏信心，自信力不强，为此，他的咏史诗欠亮色，大多暗淡无光，看不到希望，在艺术上呈现出含蓄蕴藉，意蕴隐约的特点，如《隋宫》、《南朝》、《陈后主》、《梦泽》等。而杜牧的自信力很强，对现实的分析清楚，议论激切有力，锋芒毕露。不过他把希望寄托在能臣、有才能的大臣身上，前提是皇帝必须重用这些有才能的大臣。但现实生活中的皇帝昏庸无能，重用弄臣、小人，有才能的人根本得不到重用，他往往借咏史流露自己怀才不遇之感。他喜谈兵，有雄心壮志，就是无人重用，所以诗中牢骚满腹，他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翻案之作，都强调了能人的作用，批判了庸人，不避自夸之嫌，设想天真浪漫，激情奔放，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如《赤壁》、《题乌江亭》等等。
其次，二人的咏史诗均借古讽今，抒发不遇于时的情怀。但杜牧的议论立意高绝，展示出过人的才情；李商隐重含蓄深挚的感情表达，跌宕起伏，委婉曲折，一唱三叹。杜牧咏史诗一枝独秀，议论有出人意料的新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现出过人的才识，喜好从另类角度入题，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翻案之作均为如此。赵翼评曰：“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词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郭绍虞：《清诗话续编》，13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此评正说明杜牧作诗艺术上的追求。他在《献人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这些文学主张在他的咏史诗的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印证，咏史诗的创新也就在这里。《赤壁》、《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一绝》、《泊秦淮》、《过勤政楼》等都表现了议论高绝的特色，对历史认识的史学观往往奇警过人。表现了超人的才智。吴景旭云：“牧之数诗，俱有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盖醒”富寿荪等：《千首唐人绝句》，第6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人从反面强调周瑜如果赤壁失败的后果，虽然人算不如天算，上苍帮了周瑜的大忙，才使周瑜取得了胜利，否则的话，大小乔均归曹家，东吴灭亡已是定数。《题乌江亭》批判了项羽没有远大谋略，不能忍辱含诟，缺乏卧薪尝胆的坚毅精神，所有这些翻案之作都衬托了他本人的思想、谋略过人和经邦济世的宏伟抱负，但自己始终得不到英主发现，所以自己的才智无处施展，只有用到对艺术的审美追求上，通过文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在杜牧咏史诗中，感情委婉和文辞华丽的情形不多，立意高绝的议论却篇篇皆是，他立意高绝的议论与高人的史识往往都融在形象之中，经过形象的展示表现出来，针砭时弊，挞伐昏君异臣，都能表现出豪迈的气质，从而使政治家思想家的才能与文学家、诗人的才情浑融一体，诗意格调极高，英才横溢绝代。“二十八字史论”的称誉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