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是唐传奇中另一篇力作。作者元稹，元和太和间人，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是通俗文学的开创者。此小说约作于贞元末，是曲折多变，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的细腻，语言华美；另一方面是它适合文人欣赏口味，因此后人改编者较多，如依据此小说改编的“董西厢”和“王西厢”等戏曲就可知一般。它的审美价值较高，有人说此小说作于贞元二十年，元稹二十六岁，小说中所描写与作者经历正好相符，所以有元稹自传说。这一说法否定了小说虚构故事的艺术性，因为它是远远高于现实生活的艺术美，女主人公是“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赵令畤：《侯鲭录》。。她完全是一个艺术形象，就这一形象本身来说，意义要深广的多，并非客观的真实，而是高于客观生活的艺术真实了。就对这一人物的塑造上也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作为一名大家闺秀，作为深受封建礼教熏染的女子，知书达理，有才有貌的女性，也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的，也是要追求自己的理想的。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有着独到的要求和向往，仅凭封建礼教对男女情爱来说，是无法禁锢的；主人公为了爱冲破封建礼教牢笼，大胆追求自由恋爱的婚姻，也是对封建婚姻观的反叛，本身就有着重大而积极的意义。
《霍小玉传》是略晚于《莺莺传》的另一部传奇名作，也可说是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如果说《莺莺传》是由喜到悲的话，那么《霍小玉传》一开始就充满了悲剧色彩。作者蒋防、字子微，宜兴人。蒋防诗文具善，但他真正在文学史上的成就还是因《霍小玉传》这篇传奇佳作而著名。主人公霍小玉本来出身名门，只因其母是霍王侍女，地位低下，霍王死后，其母女被众兄弟逐出了家门，从此沦落风尘，贵族青年李益与霍小玉相爱并结合，一开始霍小玉就预感到自己“一旦色衰，恩移情替”的命运，“极欢之陈，不觉悲感”，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时光，而后他可“妙选精门，以谐秦晋”，而自己甘愿为尼。但严格的封建礼教和残酷的门阀等级很快摧毁了自己的梦想，先前愿与自己“死生以之”的贵族青年李益回到家里很快就背叛了自己，与卢氏成为夫妻。小玉因相思而成疾，想方设法要与李益见上一面，但李益因心虚理亏避而不见，以至寝食俱废，卧床不起。突然有一天，一黄衫客挟持李益来到霍小玉床前，小玉怒火中烧、怒斥其无情无义，负心欺情，因愤怒过甚而死，并发誓死后化为厉鬼，使李益家人终生不得安宁。霍小玉爱和恨都极为强烈，爱的纯洁真诚，恨的切齿入骨，其性格给人以震撼的力量。如她与李益的最后相见的描写就酣畅地表现了这一性格特征：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此段文字先描写小玉复杂的心理，反复审视自己曾经相爱过的人如此绝情，心中的悲凄淤积于胸，因怒过甚，一时说不出话来，经过自己的再三思考，冷静面对，表现出那果决的性格，表现了对李益其人的蔑视。接着她的怒火喷薄而出，猛烈地扑向负心汉李益，她爱恨交加，情仇迸发，她对李益的怒斥质问，表现了一位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女子强烈的反抗精神，是对社会不公的血泪控诉。此处的果决反抗与前半部分的温柔多情、清醒冷静而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反差，其中渗透了无比的凄楚哀怨。由此悲剧达到了顶点，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丑恶和礼教的残酷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和控诉。化为厉鬼的霍小玉更表现出她那复仇，摧毁这种不合理制度的决心和坚强形象。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它善于选择能反映人物性格和心态的典型场景，加以用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细致描绘，显示出故事情节的婉曲传神。霍小玉与李益由相会、两次立誓言到李益的背信弃义，二人最后相见都能表现出这种特点来。故事中李益是一个反面角色，作者仍然把他塑造的十分丰满，在二人交往的叙述与描写中，揭示了他内心个人意愿与家长相对立的矛盾冲突，他的性格是在重情—薄情—绝情——有情的矛盾中被逐层揭示的，既真实而又有感染力。在整个传奇中，气氛的渲染，细节的穿插，妙笔的运用无不令人惊奇，无怪乎明人胡应麟称赞曰：“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之传奇，故传诵弗衰”《少室山房笔丛》。。
在唐传奇纯写人间情爱故事的女子形象中，李娃、莺莺、霍小玉是最为感人的，也是最为血肉丰满的，都是唐传奇中不朽的形象。但三者的命运又有各自的特点。在《李娃传》中，李娃是由悲到喜，在《莺莺传》中莺莺是由喜到悲，而霍小玉一开始就预示着悲情；李娃出身低贱而地位更低贱，霍小玉出身名门而地位低贱，莺莺是出身大家而命运可悲；李娃、霍小玉都有清醒而理智的头脑，遇事果断。李娃性格既温柔多情，又与鸨母联手欺骗郑生，但到故事后半部分，她表现的又是那样的练达清醒，当郑生功成名就时，她提出分手，又表现的是那样明智；霍小玉的悲剧中，表现了主人公坚韧而顽强的斗争精神，疾恶如仇的反抗性格，显出她那刚烈的性格特点；莺莺是受礼教深重的女子，她的娇羞、矜持都与其身份相符，相比较而言，她没有李娃、霍小玉的明智果断、清醒，反抗也没有她们强烈，她对张生的思念与长信传情也显示了幻想和软弱。《李娃传》大团圆结局是给人虚假的满足；《霍小玉传》的悲剧结局则激发人们思考，二者结构曲折完整，紧凑连贯，主题突出。而《莺莺传》后半篇就显得松散拖沓了。别外这三篇传奇中的男主人公也塑造的各有特点：郑生诚实而幼稚，但重感情，是士子中少有的形象，张生开始对莺莺有过热恋而后却抛弃了她，李益一开始就是在玩弄女性，所以这三个形象也塑造的极有情致。情节上而言，《李娃传》、《莺莺传》情节曲折，趣味浓郁，但《霍小玉传》反映生活的深度上略胜一筹，《莺莺传》人物心理描写细腻上高出于人，但思想意义远不如另二篇传奇。总之，这三篇传奇都是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佳作，为历代人们所称道，虽多有优缺，但瑕不掩瑜，它们的影响的深远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没有过的。
除了人世间著名传奇的主流之外，此时还有不少以历史题材来反映现实，揭露丑恶、鞭笞腐败的。这类作品著名的有《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李林甫外传》等。
《长恨歌传》，作者陈鸿（770-830？），字大亮，与白居易为友。白居易作《长恨歌》，使他作《长恨歌传》。此传与歌情节、人物均大致相同，但角度有别，各有侧重。《长恨歌》从唐玄宗重色而误国、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两方面揭露与歌颂，而《长恨歌传》侧重描写唐玄宗荒淫误国上，对李杨缠绵爱情渲染的淡一些，所以《长恨歌传》具有更浓的历史批判性，政治讽刺性更明显。他的《东城老父传》批判性更强，通过贾昌的发迹到沦落，流露了盛衰荣辱变化无常的感慨。唐玄宗前后期治国得失，贾昌作为历史见证人，一目了然，为此，贾昌的亲见就更有说服力，批判性也更强。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记述谢小娥的父亲与丈夫因经商为人所害，谢小娥为他们报仇的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现实社会中，有的人一生坎坷，处处碰壁，但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在唐传奇中就有专门否定功名利禄，揭露官场黑暗的传奇。这类小说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南柯太守传》作者李公佐，贞元、元和间人，历经中晚唐九朝，任官时正值牛李党争如炽之时，宦海沉浮，感触良多。他一生以写传奇故事为主，是唐传奇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南柯太守传》是其代表作。成就也最高。《谢小娥传》写谢小娥为父亲和丈夫报仇的故事，当时已广为流传，《新唐书·列女传》中有简约记载。明代凌蒙初据此改编的话本，题为《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清代杂剧《龙舟会》也由此改编而成，《庐江冯媪传》写冯媪遇见董平亡妻夜哭之事，《古岳渎经》写水神无支邪的故事，这两篇情节简单，思想性，艺术性并不高。他的四篇传奇都关涉梦幻鬼怪，但现实意义比较强。《南柯太守传》讽刺了在中、晚唐时期的士人心态。主人公淳于棼是“游侠之士”、嗜酒使气，放荡不羁，广交朋友，养豪客，不习政事，因武艺出众做了军官，因“酒后忤帅”被贬，落魄而终。但进入梦后，他却被大槐安国国王看中，被选为驸马，与公主“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婚姻美满。“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真是享尽了荣华富贵，又委以太守，权倾一方，政绩辉煌，因此更加受到国王器重，“赐食邑，锡爵位”，甚至“居台辅”，执掌国家大权，引人嫉妒，最后因“师徒败绩”、“公主遘疾”而亡，政敌谗言不断，致使“王意疑惮”，遂失恩宠，被遣送回家，途中世态炎凉之景，使他“心甚叹异”，不觉闷闷不乐，随后梦醒。作者是通过梦境写人生，既概括了向上爬的为宦者的仕途周折，对热衷功名利禄的士大夫的讽刺，又将当时的社会现实集中于一梦，用曲笔揭露官场黑暗和阴险，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行。
按说梦醒后，故事就已结束，但作者又荡开一笔，按梦中情景搜寻，原来梦中的大槐安国竟为一蚂蚁窝。小说从梦境到现实，把蚁穴影射为朝廷，将争名夺利的士大夫斥为“群蚁”，这是对腐败统治者的绝妙嘲讽，唐王朝的乱象正如蚁穴一般，“蚁穴遭风雨而迁”的事实，表明作者对社会动荡的忧虑。全篇分入梦、证梦、评梦三部分，构思巧妙，布局谨严。入梦、写梦境，为想象虚构，但无迷离恍忽之感。入梦境、结婚、任太守以及战败，妻亡、被遣都充满了生活气息。描写梦境细腻生动，情节的复杂多变，跌荡起伏，荣辱的鲜明对比，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耐人回味。证梦，梦中、梦后的两相对比，梦境与现实相结合，余韵无穷。评梦则是画龙点睛之笔，透露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小说兼有寓言和志怪特点，讽刺性很强。自唐以后，经久流传，明代汤显祖四梦之一《南柯记》及成语“南柯一梦”均来源于此。人们写文讽刺功名熏心的人时也往往引用此成语，毛泽东有“蚂蚁缘槐夸大国”的诗句，也可说明这一故事的深入人心。
与这类传奇故事相近的内容还有《枕中记》，描写的是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卢生，在邯郸旅舍借道人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娶崔氏女，进士及的描写，详略的章法，都胜于《枕中记》，梦中情景写得真切别致，趣味悠然，都有力地反衬出现实人生与梦幻类似的主题，挖掘的蚁穴和梦中情景完全一致，渲染了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这种构思是很高明的，所以更接近小说。《枕中记》与之相比，显得笔法简约，接近史家笔调，但仍不失为名篇。
唐传奇发展到晚唐，因社会的没落，士子文人生活圈子越来越小，于是传奇小说逐渐衰落。只是豪侠题材盛行。内容大多为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治国安邦，其主要人物只有刚毅顽强，武功超群，杀富济贫的性格特征，表现了游走不羁的生命意识，著名的传奇小说有《虬髯客传》、《红线传》、《无双传》等，《虬髯客传》是其代表。
关于《虬髯客传》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杜光庭，其实杜所作《虬须客》实为《虬髯客传》的删节本，宋代《绀珠集》中有裴铏《传奇》的节文，其中“红拂妓”显然出于《虬髯客传》，为此，有人认为此篇小说出于《传奇》，单行本出来后，失去了原作者的名字。此说的可靠性也在待考证之列。小说描写红拂私奔李靖，二人奔赴太原途中与豪侠虬髯客相遇，并结为至交。虬髯客有谋天下的志向，但见李靖之后，被李靖的英雄气质所折服，又不愿位居人下称臣，遂辞别李靖和红拂，退居海岛为王。三位英雄不同于一般侠客那样心系个人恩怨，并不以武功见长，却具有过人的胆略能审时度势、纵观天下的精神境界。小说运用对话、行动、细节描写，塑造了这三位人物形象，各自的性格十分鲜明，虬髯客的豪爽慷慨，李靖的风流倜傥，红拂女的聪明美丽，慧眼识英雄表现的非常突出，“风尘三侠”即来源于此。在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既有高超过人的英武气概，又有普遍的儿女情长，为此读来很有文学情趣。
《红线传》中的女奴红线神通广大，凭借自己的超人计谋平息一次军阀混战，表现了她的足智多谋和巾帼不让须眉的才气，表达了人们热爱和平稳定的愿望，以及对战争的反感情绪。《无双传》作者薛调，记叙了王仙客与刘无双之间的爱情离合，折射出晚唐社会动乱的社会现实，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歌颂了助人为乐的义举，反映了晚唐人民的某种美好愿望，此传奇可说是晚唐的上乘之作。
综上所析可看出，唐传奇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新颖独特的文学形制，对小说领域进行了积极的创作和探索，开拓了新视野，表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无论怪异还是写实，都远远高于六朝志怪志人小说，既有审美价值，又有愉悦情趣，它和诗、散文、骈文都不一样，它可以任意驰骋，信马由缰地想象，人间、天上、地下，自然的、虚幻的，包罗万象，广度和深度等要自由的多，容量要宽泛的多，情感要浓郁深刻的多，最易全面而广泛的反映现实世界，芸芸众生的生命意识和个体情感都能得到最为放大的展示，更是一次空前超越。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言：“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谕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穷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总的说来，唐传奇给中国文学开垦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地，虚构的故事和人物，比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能更自由具体地反映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场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情趣，这是唐以前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文学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