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从寿梦开始称王，当时寿梦的几个儿子如诸樊（太子遏）、馀祭（戴吴）、馀昧（夷末）、季札均可称为王子。馀昧为吴王时，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僚”是太子，但《公羊传》说“僚”系寿梦庶子，当然也可称“王子”。以后则有“公子光”（王阖庐）、“太子夫差”（王夫差）。以上几个吴君中，其名与“于”音相近者很多，如“馀祭”（亦名戴吴），“馀昧”（亦名夷末）的“馀”、“吴”、“夷”。还有一个“勾馀”，《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吴勾馀予之朱方。”服虔认为“勾馀”即“馀祭”，杜预则认为勾馀是“馀昧”。还有一个名叫“掩馀”亦称“盖馀”的，《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吴为三军……掩馀帅左。”杜预注：“掩馀，吴王寿梦子。”
以上这些人都有称“王子于”的可能。最有可能的莫过于吴王僚。《左传》昭公二十年：“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杜预注：“州于，吴子僚。”州于的“于”字与“王子于戈”上的“于”字形音皆同。所以“王子于之用戈”，当即吴王僚为王子时之器。至于“州于”本为两个字，两戈上只称“于”，这种例子在有关资料上是屡见不鲜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十五世为“转”，《索隐》引《谯周古史考》作“柯转”，《楚辞·天问》称吴王寿梦为“梦”。因之“州于”单称为“于”是完全可能的。
假如州于为吴王馀昧之子的话，则此戈当是在吴王馀昧元年（公元前五三〇年）至吴王僚（州于为王）元年（公元前五二六年）四年间所铸造。假若如《公羊传》所说，州于为吴王寿梦庶子的话，则此戈当是在吴王寿梦元年（公元前五八五年）至吴王僚元年（公元前五二六年）五十多年内所铸造。
韩：吴王僚为王子时的戈，怎么会到山西万荣县黄河边的墓葬里？
张：从历史文献上看，晋吴两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吴国是晋国为了在南方对付楚国而扶植起来的国家。据《左传》成公七年记载：巫臣申公由晋使吴的时候，带了十五乘兵车，一百二十五个战卒，教吴国乘兵车学战阵。申公并把自己的儿子作了吴国的“行人”（使者）。晋平公十四年，吴季子曾聘使于晋国。晋定公时与吴王夫差有过“黄池之会”。在这些频繁的接触中，铜器互相交流的情况是会有的。春秋末年，晋国赵襄子谋臣中有延陵玉，战国时赵孝成王臣子中的延陵钧。西汉时，代郡有延陵县。据《通志·氏族略》载，因吴季子居延陵，其后因以为氏。从这些线索可以推断，吴国被越国灭亡之后，延陵季子的宗族逃亡在三晋地区为仕者大有人在，故很有可能把吴国的宗器带到今天的山西地区。
不光是文献上的记载与推断，从出土文物上看，也有实物的例证。清代同治年间在山西代县的蒙王村，曾出土过“吴王夫差剑”。几十年后，在万荣出土吴王僚铸造的戈，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前面说了，戈上共是七个字，我释出了六个，只有一个，就是戈内又像花纹又像字的一个字，当时没有释出来。过了两年才释出，是个“扬”字。
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样的考证，真可说是“多重设防，层层剥皮”了。
张：这对戈头是一九五八年还是一九六一年发现的，记不清了，我见到是一九六一年，既是河水冲塌崖岸裸露出来，当在夏秋之交。戈头，还有别的古物一大堆，运回博物馆，我见了开始研究，第二年春天写成文章，叫《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考释》。不到夏天，就在《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四五期合刊号上登载了。就算一见到实物就开始研究，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是这篇写鸟书戈的文章，让我对容庚先生又感激又敬佩。容庚先生是老一辈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你知道这个人吧？
韩：我查过。一八九四年出生，广东省东莞县人。一九二二年经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成名作为《金文编》，一九二五年出版，这是继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之后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后来又出版了《金文续编》，增订本《金文编》，据历代出土青铜器三千多件的铭文，收字一万八千多个。这是一部相当完备的金文字典。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是他的另外一部重要着作。此外还有多部重要着作。古文字学界、史学界有“北郭南容”之誉。郭指郭沫若，这评价是很高的。
在鸟书研究上，容庚先生可称为开拓者，也是杰出的鸟书学者。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在《燕京学报》发表了《鸟书考》，开辟了依据实物研究鸟书的新途径。随后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八年，又有续作《鸟书考补正》《鸟书三考》。解放后又总括诸篇，增补新例，重编《鸟书考》，刊于《中山大学学报》。
张：这篇文章出来，我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大家，对我关于鸟书文字的考证文章，给予了关注。他的《鸟书考》以国别分类，有越、吴、楚、蔡、宋等国器物，共计四十件，当时可说是蔚为大观。在吴器中，将我考证的“王子于之用戈”列为吴器第一件。我的文章是一九六二年五月间发表，他重新编订的《鸟书考》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的，中间只过了一年多，我的文章就采用了。要知道，那时我可是刚刚步入古文字学界，这对我是多大的鼓舞！
韩：这么好的人，要过寿了，怎能不献上一首诗呢。
张：我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理事。这个学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长春成立的。设有理事会，没有会长，值班的理事，就相当于会长。实际上我们尊容庚先生为名誉会长。容先生是一八九四年生人，一九八二年开年会时，我们决定给容先生过九十大寿。中国人过寿，讲究提前一年，那就是一九八三年了。容先生的生日在九月间，会上跟中山大学的人都商议好了，届时在中山大学开这届年会，同时给容先生祝寿。文化人祝寿，当然要出纪念文集。会上发出倡议，要大家为这个集子写文章，特别提出，能写诗更好。大约在这年的冬天，我就写了《僚戈之歌》寄去，想来肯定会编入集子，这样静等着第二秋天去广州参加年会，见容先生一面。“欣闻容公庆九秩，数千里外踏长歌”，我可是一片诚心啊。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年三月六日，突然传来了容老当天去世的消息。那天我一天心情都不好，不由地暗暗垂泪。吃晚饭时，特意备了酒水，朝南抛洒祭奠。容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人有恩德，是不能忘的。当年若不是他的赏识，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心劲。要知道，古文字学界的门槛高着呐。有人搞了大半辈子，连门都没摸着。发表鸟书考的文章时，我进入考古学界才三年，论年龄不过四十出头，在古文字学界，还是个年轻人。正是有了这最初的鼓舞，经过一二十年的积累，到了八十年代，才出版了我的《古币文编》。一个小的鼓励，会有这样大的结果，这怕是容庚先生当初没有想到的。
韩：容先生九泉有知，一定会为你高兴。
张：老了，也快九泉相见了。
韩：我想问《僚戈之歌》是什么时候写的。
张：早就有了初稿，一直没有拿出来。到了一九八二年，中国古文字学会要给容庚先生过九十大寿，征集诗文，又精心修改了一遍。
韩：你考证完了，该着我考证了。我看过国喜先生那儿保存的，你的一幅书法的照片。据国喜说，原件在你三儿子崇宁手里。写的是这首诗，却不能说就是这首诗，应当说是这首诗的最初的版本，或者说是最初的定稿。我数了，送容庚先生祝寿的《僚戈之歌》三十八句，写给崇宁的这首是三十二句。前二十六句，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为了给容先生祝寿，删去六句，增添了十二句。但是，我觉得你原来写的，更见你的性情。前二十六句大致相同就不说了，“于兹更有僚戈见，足征史载不偏颇”下面六句是：
余嗜古文有痥疾，钟鼎甲骨时摩挲。
千虑之中偶一得，兴来往往窃吟哦。
今释僚戈驱十驾，僚戈假我发浩歌。
从这几句诗里能发现，一，此诗最初的稿子，还要早，当在《文物》刊发文章之后不久，也就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天。若在容庚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后，“置诸吴器第一科”这样的意思不会不写上。“今释僚戈驱十驾”，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文物》发表之后不久。“驱十驾”，最能见出你当时心里的高兴，说是志得意满亦不为过。
张：你知道“十驾”是什么意思？
韩：你大概希望我看成是十辆马车吧。荀子《劝学篇》上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该是出处吧。能奔走“十驾”的路程，是驽马成功的标志。这篇论文在《文物》上发表，你把它看作是学术上的一个飞跃，一高兴就吟起诗来了。这首诗，严格地说，不能叫《僚戈之歌》，也不能叫“僚戈假我发浩歌”，该叫“我假僚戈发浩歌”。
张：愧煞老夫，愧煞老夫！
韩：这正是你的可爱之处啊。四十二岁，在前贤林立的考古学界，只能算个小青年，有此成就怎能不偷着乐呢。我还要跟你说的是，诗中有一句是错的，时间是错的。定稿，就说给容庚祝寿的叫定稿吧。说是“戊戌深冬日南至，古冢搰出双铜戈”，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再一个甲子，就是一九五八年。你的初稿上，就是给崇宁写的那个稿子上，这一句是“一九五八日南至”，跟“戊戌深冬日南至”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古冢搰出双铜戈”真的是这一年吗？不是。你看收入《张颔学术文集》的《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考释》里，开头是怎么说的：
解放后，一九五八年这里又发现过一批铜器，并经山西省文管会派人进行了清理。一九六一年后土庙附近贾家崖被黄河水冲塌，这次又塌出了不少铜器，其中有编钟、鼎、鉴等器，同时出土的还有带铭文的戈头一个和错金鸟书戈同样两个。
也就是说这两个戈头是一九六一年发现的。这种地方，只能信你的论文，不敢信你的诗歌。不必改了，没人会费心推算戊戌是哪一年。
张：你看书细。
韩：还是你的诗好，撩起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张：这首诗啊——
今天张先生兴致极好，还要说下去。天色已晚，我指指窗外，两人都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