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日星期五
赶写一个稿子，好些天没去张府，下午去了，室内多了两把椅子，张先生说来了两个客人，刚走。问是谁，说了名字，我认识。保姆过来将椅子搬走，沏上茶。桌上有《儿郎伟》诗稿。
韩：又有改动？
张：没有，刚才来的客人，说起这首诗，翻出来让他们看了改动的地方。老王（客人中的一个）说像我这样的人，不该说“闭门补课学文化”，该说闭门谢客做学问。
韩：这老兄还是不懂诗，做学问就没这个味儿了，还是“学文化”好。我看这首诗里，就这句最好，最有意味。
张：噢，你这么认为？
韩：这是自嘲，有复归于本初的意思，说来可笑，有深意存焉。人都要学文化。这些年，还有前多少年，都是叫人学思想的。实际上，文化最重要，有了文化也就有了思想，有思想而没文化，这个思想也就难说是思想了。学文化最大的好处，不在于知道什么是对的，而在于知道什么是不对的。没文化的人，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赵树理的小说里，写过一个叫“常有理”的人物，就是没文化的典型。
张：我倒没想这么多。老王大辈子当记者，考虑问题直杠些。哎，我问你，你是作家，写文章的，学者和记者也都写文章，作家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韩：这真问住了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文章的流向不同。学者记者的文章是往上流的，可称为上流文章，作家的文章是往下流的，写的是普通人的事，也是让普通人看的，可称为下流文章。这只是流向不同，没有高低优劣的差异。写下流文章而能达到高的境界，就是上流作家；写下流文章又是低境界，只能说是下流作家了。
张：妙！你算什么流的作家？
韩：我是三流作家，能上流，能下流，还能横流——江河横流。这是说笑话，不过我说我是三流作家可不是笑话。九几年过年，我大门上贴的对联就是：“一级职称三流作家，四口之家六人在望。”那时儿女还没成家，盼着来年他们都找下对象，让我能看到六口之家的影子。那时说三流作家，说的是一二三的三。今天受你的启发说了这番话，往后再说自己是三流作家，就有了新的解释。什么时候刻一方闲章，就刻上这四个字。
有个事差点忘了，那天你说的那首诗，就是“典却青衫供早厨”起句的那首，回去我写了篇小文章挂在博客上，引用了这首诗，说是听你说的，你忘了作者是谁。有人见了回帖说，是元代中书左丞吕仲实的诗，收在他的《辍耕录》一书中，诗题为《闲居诗》。还给改了一个字，说第三句“瓶中有醋堪浇菜”里，浇字应为和字。后来我在网上查看，丰子恺先生也喜欢这首诗，抗战期间在桂林，曾以后两句为题，一口气画了八幅画，有的送了人，有的自己留下。
张：这首诗是年轻时记住的，什么书上早就忘了。意境好，句子平实，默念上几遍就记住了。最重要的是，不悲观，相信将来会过上好日子。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日子难过，雨湖夫人急得都哭了，我就给她念这首诗。这诗越念到后头，感情越高昂——“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等于说，挨也挨着了，轮也轮到了，会有好日子过的！
韩：是好诗，我也是念上两遍就记住了。能让人一读就喜欢，念上两三遍就记住的准是好诗。
张：这首诗不光是说家居艰难，砥砺气节，做学问也要有这种精神，耐得清贫，耐得寂寞。
韩：清贫好耐，难耐的是寂寞。一个学校出来的，在学校说不定不如你，几年天气，人家就蹿红了，你还在那黄卷青灯，老牛破车地走着，能不着急吗？
张：这就看你的自信力如何，自持力如何了。通常有了自信力，也就有了自持力了。做学问还有一条，要多跟外界接触，好处是开阔眼界，多方比照，全面认识自己，不光是认识自己的不足，还能认识到自己的足。
韩：这得要自己有真本事，没真本事越比越气馁。
张：没真本事的人不敢跟人比，要比也是往下比，不敢往上比。往下，那不叫比，叫往下出溜。
韩：在这上头，哪个人对你启发最大，印象最深？
张：叫我想想。郭宝钧这个人你晓得吗？
韩：有一段时间，我爱看傅斯年和史语所的书，对这个人有些印象。参加过殷墟发掘，当时好像负责与地方上的联络协调，后来正式进了史语所，成了考古专家。他没有去台湾？
张：你以为他去了台湾？
韩：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解放前夕，中央研究院往台湾撤退时，就史语所和另外一个什么所，全部人员和资料都迁过去了。
张：郭宝钧肯定没走。一九六三年来过山西，我们也算老相识了。我这儿有本书，也说郭去了台湾。是高增德送我的，就在那个柜子里，你取出来看看。
我俯下身子，在旁边书柜下层逐一看去，取出一本什么人的集子，说不是，又取出一本，说是。名为《思想操练》，是丁冬、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五人的“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月出版。递给张先生，很快翻到第八页，上面有他的批注。我凑过去。
张：你看这儿，我写的——此处所言“郭宝钧到了台湾，在学术上很有成就”。据我国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第一七七六页着录郭宝钧条载，郭氏生年为一八九三，卒年为一九七一，未见有去台湾的记载。郭先生也算得上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去台湾我竟无闻，真是孤陋寡闻，莫此为甚！
韩：这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这话也不是老高说的，他们这种对话，天南海北，随兴而谈，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还是说郭宝钧吧。你们谈话时互相怎么称呼？
张：我叫他郭先生，他叫我张主任，我一直是文管会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长。官都是拣大的叫，还要省了那个副字往上靠，单位的人都这么叫，给他介绍时也这么介绍了。个头？比我高，比我排场。河南南阳人，南阳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董作宾，就是四堂之一的彦堂，也是南阳人。就是他把郭宝钧引进考古界的。他是哪年来山西的？一九六三年还是六四年，就说是一九六三年吧，也七十岁了。住在迎泽宾馆东楼，那时还没有西楼。我去宾馆拜访过，还领上郭先生到文庙看过青铜器。博物馆在文庙里头。
没有见面，我对他就有所了解。郭先生是中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名气大，知道的人多。早先曾说过，这辈子要挖一千个墓，将来去世了，给他坟前立个碑，别的都不写，写上“千墓老人郭宝钧之墓”就心满意足了。实际没挖那么多，一是解放后挖掘古墓有了新规定，再就是他身体不好，有糖尿病，不能多往下面跑，总共挖了三百个左右。要按解放前他在史语所考古组的挖法，活了那么大，一辈子下来是能挖一千个墓的。谈话中能感到，这个人很自信，有股子豪气，也聪明。这样的性格，用到做学问上，就爱下判断，有时是对的，有时就难说了。
韩：郭宝钧是跟梁思永一起进的史语所，后来还主持过几次殷墟发掘，起初在史语所不甚得志，史语所里留洋的人多，相互之间问话免不了夹杂着英语，有次傅斯年跟他说话，无意间用了英语，他就受不了了，以为傅斯年欺他英语不行。好像他有个论断挺有名的，说是古代大型墓葬里，陪葬的马车，不是整个马车埋在一起，而是将轮子拆下靠在墓壁上。有的学者不相信，后来墓挖得多了，证明郭先生早先的论断是对的。
张：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事，发掘青台史前遗址的房子，有火烧的痕迹，他说是用泥土木骨做起后，放一把火烧烤，使之坚实。据说夏鼐先生也不相信，说可能是自然火烧的。事过几十年后，大量挖掘证明，他老先生是对的。不过，也有些事上，判断就错了。他曾写文章说过，古墓葬里，凡发现带钩的，都是赵武灵王以后的墓，意思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带钩才传到中原。这种说法，后来证明是错的，许多更早的墓葬里出土了带钩。
韩：好像在什么酒器上，他的判断也是错的。
张：爵，一种古代的酒器。边上有两根小柱柱，也是铜的，郭先生说古人喝酒时往上倾，两个小柱正好抵住鼻梁上部两边，就这样（两手拇指翘起夹住鼻梁），让人不会喝得太猛。斝也是酒器，上面也有两根小柱柱，斝的口面有这么大（用手比作小盆大小），也是抵住鼻梁吗？说不通嘛。人都说他想象力丰富。
韩：想象力丰富是好事。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这些人，后来搞了古文字研究，闻一多搞古典诗词研究，也跟古文字研究有相似之处，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绩，恐怕与他们当初是诗人，想象力丰富有关。有联想力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