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多日未去，今天去了，薛国喜先生也在。这些日子，国喜正在为张先生编一本书法集。有几次我去访谈，国喜都在另一个房间忙着。张先生平日不收藏自己的书法，要么写了送人，要么有人求了才写，要编书法集，需找收藏者拍照。好在国喜是个勤快人，半年时间，已收集（拍照）到好几十幅。连上孩子们家里保存的，将近百幅，全是缩小后的复印件，装订成一个大本子。据说另有什么翻转片。
我的访谈，实际上没有什么计划，只能说有个目标，晃晃悠悠地朝前走着就行了。已到后期，多是拾缺补遗，就更没有规矩。书法，原先曾有涉及，未拟专作谈叙，知道国喜已做了这么厚实的准备工作，见猎心喜又见机行事，遂决定，今天就谈谈书法吧。
这段时间常看张先生的书法作品，翻着装订成册的《张颔书法集》，还是有种震惊的感觉。接下来便问了个有些愚蠢的问题。
韩：你曾有自题联“笔墨不求缙绅喜，声名毋得狗监知”，笔墨二字，我过去理解是文字，就是你写的文章，现在看来还应当包括书法，二者的分量，是文章重呢？还是书法重呢？
张：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不管别人说我的字再好，我看重的还是文字的内容。只能说，我的字还行，写下的这些话，别人也爱见。我没有写过一幅，字连起来没有意思的书法。若不重内容，光说字好，只管写字，不问意思，那还叫书法吗？我说“笔墨不求缙绅喜”，不是说我的考证文章，也不是说我那些讽世文字。考证文章，缙绅没有几个能懂，求他们喜也不会喜。讽世文章，本来就是剌人家的，人家不反感，就是好样的了，怎么还能要人家喜欢呢。所谓的不求缙绅喜，我的本意不过是，几有所作，都要秉笔直书，不以缙绅们的喜恶为意。这样一说，也就无所谓文章与书法了。
韩：还是张先生说的全面。据我所知，你的字，不光普通文化人喜欢，缙绅们也同样喜欢，不懂字的，也愿意喜欢收藏上几幅。为啥，估摸着将来能卖出大价钱。因此上，我同意你的看法，“笔墨不求缙绅喜”，说的还是你为文处世的品格。不是故意不让他们喜欢，是压根就没有想到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么一说，笔墨也就包含了书法。
张：从字面上说，笔墨更近于书法，文章反而是指代。
韩：承认是书法家不是书法家是一回事，字的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分开来看，你觉得你的字怎么样？
张：没有错字。
韩：又开玩笑了。
张：不是开玩笑。好多写篆字的名家，不敢说错字连篇，时有所见还是敢说的。我自信没有错字。有些字，别人可能不以为然，那是他看书少，不知道古籀之法。再就是，功力还是有的。董其昌嘲讽赵孟頫的字是“千字一面”，那是从变化上说的，若从功力上说，又是值得称道的了。我的字，不说千字一面了，百字一面总还做到了，要不不敢手抄《古币文编》付印。这主要得力于临帖的功夫，小时候主要临柳公权的《玄秘塔》，欧阳询的《九成宫》，长大后下功夫最多的还是《黄庭经》。
韩：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你的《古币文编》书稿，确实能看出是《黄庭经》底子。那时你六十多岁，全书誊抄，一律正楷又略带行意，墨饱笔润，字字珠玑，编成字帖，不在唐人之下。
张：你过奖了。我的功夫，不在少年，也不在中年，而在平时。你忘了我还有一副联语，叫“爱写毛笔字，喜翻线装书”，一辈子翻线装书翻不出名堂，一辈子爱写毛笔字，要是不笨的话，还是能写出点名堂的。
韩：你这话真是说对了，不管做什么，都得有个大前提，就是“还不笨”，没有这一条，什么都难以成立。你不是不笨，而是聪慧过人，又是性之所好，当然会有大名堂。我注意到，你在一些自述身世的诗文里，或是写给他人的联语里，总要说到你的写字。比如：“但有诗书娱小我，殊无兴趣见大人。”这里的“诗书”二字，可以理解为诗歌与书籍，也可以理解为诗文与书画。最显着的该是这首《汾浒宿舍铭》：
斗室三间，混沌一片，
锅碗瓢盆，油盐米面，
断简残篇，纸墨笔砚。
闭门扫轨，乐居无倦，
主人谁何，淳于曼倩。
金紫文章，蒙不筱辩。
锅碗瓢盆，油盐米面，是生活；断简残篇，纸墨笔砚，是平生事业，也是人生乐趣。只是我不明白，明明是说你，怎么又是“主人谁何，淳于曼倩”，还有“蒙不筱辩”的准确意思是什么？
张：你的理解是对的。此中有典故。淳于曼倩，是两个人，淳于是淳于髡，曼倩是东方曼倩，都是《史记》上归在《滑稽列传》上的人物，有些小聪明，不为世所重用。我这也是类比不当吧。蒙不筱辩，是说对那些达官贵人的“金紫文章”，不敢也不屑于多置一词。蒙是我的意思。“纸墨笔砚”，确实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所在。
国喜插话说，张先生的书法，省内不说了，在国内都是有声誉的。这次他编张老的书法集，专门请冯其庸先生写了序，问我要看看吗。我说，能请动冯先生，真也难为你了。国喜说，冯先生先前与张先生没有交往，先写信联系，冯先生一听给张先生的书写序，立马就答应了。冯先生同意后，他才寄去复印好的书稿。不到二十天，冯先生的序就写起寄了过来。说着，将冯先生的书序递给我。
我认真地看起来。
文中先说了他的一个看法，“要谈张颔老的书法，必须首先谈他的学术”。接下来，对张先生在《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及古史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成就，做了一番概括性的叙述。也有具体的例证，比如对《秦诅楚文》的考订和临摹，就说得很细。然后说，只有了解了张颔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才可以来谈他书法的成就和特色。他是一位具有杰出成就的学人，学人是他的本色。也正是因此，他的书法不入“时流”，也无半点媚俗之气，甚至他只用来自娱而不求人知。有一件书法说：“平生多幼稚，老大更胡涂。常爱泼冷水，惯提不开壶。”于此可知，张老是一位淡于名利，品格高尚，不喜欢张扬，可以说是隐于市，隐于学的人。他连自己的学问都不愿多加张扬，更何况于他的书法。所以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更不会以书法骄人。这是张老做人的特点，也是他个性的天然呈露，恰恰是这些，形成了他的个性特点，从而也形成了他书法的个性特色。对张颔书写的古篆文，冯先生最是佩服：
书如其人。张老是古文字专家，古史专家，考古专家，由于他的专业，也使他的书法呈现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他的学术传世之作是《侯马盟书》及精研古器物、古史的文章，他写的这一类的古篆文，直接逼近原物，可说下真迹一等。他有一些摹写在原石上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张颔老所写的这类古篆，其用笔之圆熟流利，结体之繁复而又端秀，令人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有内涵。
对张先生书法选用的词句，冯先生也很佩服，说张颔的书法中蕴含着文化、历史、文采。这与有些专业书法家临写古篆、汉隶或楷行，只是照帖摹写，依样画葫芦，没有自己的文采者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张老写的那首《僚戈之歌》，使人想到了韩愈的《石鼓歌》和苏轼的《石鼓歌》，真是可以说先后辉映。还有那副对联：“三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奇。”此联三处用合文，使人觉得古意盎然，别开生面，为以往对联所仅见。别种书体，也都脱俗耐看，别具新意。最后综合以上各点，对张颔的书法作了高度的概括，说是：“学人之书，格高韵古。”
看罢，我惊叹道：真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张颔书法精论”！
张：过誉，过誉。
韩：你这人呀，人前说话什么时候都是这个腔调，可是，无意间写个什么，一下子又把自己的真实心态暴露无遗。
张：有那么严重吗？
韩：且看这副《自拟联》：“勒字于金着文于石，星辰在掌易象在胸。”这像一个谦虚谨慎的人说的话吗？曹孟德横槊赋诗，也不过尔尔。
张：老夫狂悖，低头认罪。
韩：大可不必，不是不该，是这样的袒露心迹的联语太多了，真要件件认罪，就认不过来了。
张：还有？
韩：我记得有副《戏作联》，是这样写的：“黾鼓传声薄言吟咏，鰂胸放墨得势挥毫。”你不会说不是你的吧？这是把写字的得意心态，拿乌贼鱼的放墨作比了。
张：一不小心，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薛：这是真性情的流露。
韩：国喜，我以为，还是冯其庸先生的见识要高人一筹。他谈张先生的书法，先谈学问，后谈书法，同样是书法，他注意到文字与书法的一体性。确乎如此，比如张先生的书法作品《僚戈之歌》，只有配上《僚戈之歌》这首诗的内容，才是一幅完整的艺术品。
薛：我整理张先生的诗文集时，有篇《新田序》，张先生说，这篇序是你让他写的，是怎么回事？
韩：说来惭愧，这篇《序》还真与我有点关系。序是古代文体之一种，多用于感怀叙事，不像现在专指书前的序文。我上学的时候，中学课本上选过柳宗元的《送薛存义序》，就是一篇感怀赠人的文章。
张先生有这么一篇作品，可说是我的功劳，也可说是我的罪过。你注意到了吗，这篇文章写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大概是四月间，省委宣传部的遆哲锋先生找见我，问我能不能为侯马市的新田广场写篇赋。他那时是宣传部文化事业处的处长，侯马市第二年要办个文化节，他参与其事。为了迎接这个文化节，侯马市新修了个广场，很阔气，想在广场前树一石碑或是石墙，上面镌刻一篇《侯马赋》。所以找到我，或许因为我们是老乡，他估计我写得了。我说，我不懂音韵，寻常文章写得了，赋是不敢写的。他问我省能作家学者，谁能写得了。我说，一是张颔先生，二是降大任先生，都是高手。最恰当的人选，是张颔先生，侯马是盟书的出土地，他又是古史专家，写这样一篇赋，人与文俱佳。
哲锋先生听信了我的话，我们一起来家里拜访了张先生。张先生起初不同意，在我劝说下欣然允诺。我们说了交稿的时间，就在下个月。哲锋先生办事很认真，出来之后还跟我说了拟付报酬的数额。
我以为这样做了，我的事就完了。过了很久，有次来张先生家闲坐，问起此事，张先生说他的《新田序》早就写成了，也取走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有次见了哲锋先生，我问张先生的文章可用了，哲锋先生有点不好意思，说他将文章给了侯马方面，那边没用，另找人写了。我说，用不用是那边的事，对张先生这边应当有个交待，该付的报酬还是要付的。问我该付多少，我说了个比先前低的数字，哲锋先生说，还是按原先说的付吧，这事他来办，过后我再也没有问。第二年的侯马文化节，我去了，车过广场，看见前面的矮墙上像是有一篇文字，想来该是另找人写的《侯马赋》。开会就在广场上，我也没过去看。因此我敢断定，张先生的这篇文章，报酬是得了，文章怕没有发表过。国喜你说，这是不是我的功劳，同时是不是我的罪过？
薛：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可说是一篇简略的晋国史。也很得体，历数晋国的重要史实，让后人借鉴过往，明察兴衰之道。对于今天有赞颂，也有寄望。“唯今侯马，创建都市。地覆天翻，昨非今是。与时俱进，人民福祉”，说得多好。
韩：你会问，这样好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不用呢？过后我也想过，张先生的这种写法，怕还是不合现今领导者的口味，赞颂之辞少了，警戒之辞又太多了。为政者要的是对政绩颂扬，你却在教他们兴衰之道，这不是想到两岔里去了吗？宜乎其笔墨，不为缙绅所喜也。或许我这不过是猜测，究竟还有什么堂皇的理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事情的结果是，老先生费了气力写下这么一篇好文章，没有派上用场。
张先生在一旁听了说，哲锋这个年轻人还不错，不必责怪他们了。哲锋过后还给我送一笔稿费，没用了也给，让我羞愧。不管怎么说，总是留下了这么一篇文章。我一直想写晋国史，这就算是我的晋国史纲吧。
话题又回到国喜编的《张颔书法集》上。国喜说，他还请林鹏先生写了篇跋，韩先生也看看。我接过一看，林先生的跋是用毛笔写的，不光对张先生的为人为学做出一通迥异时贤的评价，也充分显现了林老放言高论、气势磅礴的真性情。国喜真是个会做事的人，正文之前，还请姚奠中先生写了一篇类似赞辞的东西，是这样几句：
作庐先生，有道之士，正直谦逊，迥异时贤。其学辨精邃古，沉潜金石；其书笔笔遒劲，尽篆籀之妙；其诗联韵语，幽默诙谐，戛戛独造；其长歌古朴恣肆，直追昌黎。凡此种种，难于殚述。而蚊画刺世，借题发挥，令人绝倒，于此余惟心折而已。
扭头看了张先生一眼，似乎正在等着我的评述。我说，冯先生与姚先生两篇合在一起，恰是一篇《张颔碑传》，冯先生的长文相当于“传”，姚先生的短文相当于“铭”。现在就差一个“篆额”，篆额是要篆书写的，你是篆书高手，那只能是你自己写了，写什么呢？就写“亚似圣人”如何？
张先生嗬嗬笑了，连声说，国喜国喜，你把韩先生来之前，我们玩的那个小戏法给韩先生做做。国喜一时想不起来，张先生故作不满地说，就是“圣人”嘛。国喜是个腼觍的年轻人，听明白了，大概是觉得不太妥当，忸忸怩怩不愿意做，说他忘了，还是张先生自己做吧。张先生看出国喜的心思，一忽儿像是也不想做了，实在架不住自己的小得意，稍一愣怔，还是做了起来。扯过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圣人”二字，稍大点，其中圣为繁体，看去便是：“圣人”。先举起这张写了字的纸，又扯过一张没写字的纸。“看清了吗？”
“嗯。”怕上当，我轻轻地应了一声。
“再看。”张先生说着，将那张没写字的纸移过来，挡在前一张纸上，也不全挡，只挡住了一半。“是什么字？”
我没在意，说半个“圣人”呀。国喜在一旁提醒我，说韩老师你仔细看看。定睛一看，笑得我差点岔了气，方才横写的“圣人”二字，叫挡住了一半，成了“王八”二字。
张先生不无得意地说：什么都能当，千万不能当圣人，圣人就是王八，至少一半是王八。
我插开话题说，冯先生这个人，我见过，学问很好，感觉有几分清高。看他的诗，对张先生如此青眼有加，是想不到的。
国喜说，你没有亲自听冯先生谈张先生，那是真心佩服，绝非虚与委蛇。说这些年，老成凋谢，在北京都难以找到可与张先生相匹配的学问家了。多次说过，张先生是国宝，山西要好好珍惜。还说他要给上头打报告，重视张先生这样的老学者。韩先生什么时候见了省上的领导，也给说说。
我说，倒是常见，只怕说不成话。
国喜说，韩先生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我说，好吧，今天晚上播山西新闻时，他们谁出来了，我在下面说说，看他们能不能听见。
国喜说，韩先生又说笑话了。
我说，现在像我这样的人，也只是说说笑话而已。张先生有副对联，最是警策，颇得《孟子》上“见大人，则藐之”的古训。上联是“但有诗书如小我”，下联是“殊无兴趣——”
国喜说，“见大人”。
张先生听见了，笑着说，千万别惊动什么大领导，一惊动就难得清净了。你们忘了我的对联：知道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到了这把年纪，麻烦是最忌讳的，不给别人添麻烦，实际上就是不给自己添麻烦。千好万好，省心最好。文物局和考古所的领导对我很好，有这一条什么都有了。
我和国喜相视一笑，这个岔打得好。
我说，你这副对联是过去写的，对照的是过去的情况，时移世易，风水流转，现在该改一下了，应当改成：知道自己有油水，奈何他人嫌麻烦。
张先生笑了，说，石山，你这张嘴，比我还损。
我说，该掴，该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