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既是正常的，又是荒诞的。其正常性源于其生理性及普遍性，其荒诞性源于其社会性。在哈罗德·品特的戏剧中，疾病以多种形式出现，被赋予了丰富的形式及内涵，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及隐喻功能。这些疾病包括各种生理疾病、心理疾病及损伤性疾病，从轻微的眼疾到严重的身体伤残直至死亡，从焦虑症到心理畸形再到精神分裂，几乎涵盖了人类疾病的方方面面，其涉及范围之广，包含种类之多让人触目惊心，过目难忘，它们共同构成了品特戏剧的疾病图谱。由于品特不幸的童年生活以及他作为犹太人后裔的身份，同样还有他疾恶如仇的和平斗士的性格，再加上他深受同时代文学潮流的影响，驱动他将疾病作为构件，抒发内心的深切感受。在疾病成为文本构件之后，由于文本本身产生的动力，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疾病在塑造人物性格、彰显主题意义及戏剧风格形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疾病成为了戏剧的叙述动力。文学中的疾病从来不会仅仅指向疾病本身，而是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反映了人们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因而疾病成为了剧作家表达政治观念的工具，疾病被打上了权力的印记。在主要涉及国家权力的宏观政治中，疾病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与暴力联姻，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惩罚和规训的手段，无辜的人们被权力所害，在权力的名义下致伤、致残、致死。在主要涉及个人权力斗争的微观政治中，疾病被用作控制他人与对他人进行反控制的工具，生活中的利益争夺虽然没有硝烟弥漫，同样是你死我活，触目惊心；而在主要涉及女性权利的女性政治中，疾病展现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思想下的扭曲心理，她们看似病态的行为却是父权制社会的必然，根源于疾病的判别标准因社会文化而异。由此看来，品特戏剧并非与政治无涉，只是他在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之时采用的手法是“只将现实呈现，而不予以评论”的内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这一手法的采用，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剧作家时代的政治内涵。当然，品特戏剧中的疾病的内涵绝不会仅仅止于政治，它们同时还隐喻着剧作家同时代英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其他社会文化状况。由于品特的犹太种族身份特点，他对种族文化的关心处处闪现，疾病首先隐喻着种族文化方面的状况，反映了种族歧视文化下少数族裔的艰辛窘迫生活境况。当然，作为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成长的一代，同时面对宗教日趋世俗、人们信仰日渐失落的现实，品特不可能对宗教文化熟视无睹，他剧作中的疾病展现了一个信仰失落、伦理丧失的世界，在讽喻宗教现实的同时，表露出对当今社会人们精神状况的担忧。而品特自始至终的反战思想，被他用疾病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剧作家对战争暴力的深恶痛绝，也展露出战争暴力的存在及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在对约翰·奥斯本、乔·奥顿、品特等一系列英国当代剧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之后，毕各斯比指出，当代英国戏剧中的诸多意象反映了当代英国社会的病态文化、病态道德等现实。[1]文学中的疾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法脱离它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疾病根植于它产生的社会存在，映射出社会存在的影像，是社会文化的载体。作家书写疾病，往往是作家自身患病，或是作家认为社会有病。从品特的人生历程来看，品特的确遭受过心理创伤，可能患有创伤性神经症，疾病成为他写作的动力之一，然而他并非完全是用身体写作，他是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出现问题了。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疾病的产生是人与自然不相和谐的结果，或是由于社会环境中的暴力所致；从社会心理学上看，疾病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个人的自我与社会的主流价值意识相冲突，是个人自我无法实现所造成的阻碍。战争的肆虐、********的施行、种族歧视的大行其道、城市化的进程、物质主义指引下个人信仰的失落，这些都是个人致病的因素。存在主义先驱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们只有首先关心人的肉体存在，然后才能关心人的精神存在，存在才是第一位的。反映了存在主义思想观念的荒诞戏剧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对时代生活的讽喻，更重要的是关心人的处境的终极真实，是旨在使观众了解人在宇宙中危险和神秘的存在位置”。[2]更多的时候，荒诞戏剧传达的是剧作家对生活的一种体验，那么疾病的体验是什么呢？是痛苦，是苦难！ 这便是品特对生活的体验。“我们发现几乎在品特所有的剧作中，人物都在寻找着安全与自我，都在寻求满足作为人类的最本能需要”，[3]品特被公认为最具现实主义的荒诞派剧作家，与其他大多数同系列作家主要思索人类存在的哲学问题不同，他将更多的精力集聚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他的疾病书写将笔触聚集于芸芸众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关注人的生存命运，展现了他浓浓的人文主义情怀。
“所谓的荒诞派戏剧，其实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流派，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主张或组织，而是这些个人自发的创作不约而同地显示出某些共同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恰恰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特点。”[4]各个荒诞派剧作家既有个人风格，又互相丰富了整个荒诞戏剧诗学。品特被视为具有国际声望的主要荒诞派剧作家之一，“不确定性、意义的多层、沉默与停顿、胁迫性”是他的戏剧的主要特征，也是荒诞派戏剧的诗学特征。在他的戏剧风格的形成的过程中，疾病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品特戏剧语言一道，构建起品特的荒诞戏剧诗学。品特戏剧又被称为诗意戏剧，他的戏剧不仅如同诗歌一样对语言高度关注、讲究韵律，还在表意方式上与诗歌类似，只呈现意象，而不介绍意象的来龙去脉，疾病作为品特频繁使用的意象，推动了“不确定性”的形成。品特充分利用疾病的恐怖性、暴力性及社会性生成了胁迫性，助力了品特威胁喜剧的建构。丑是荒诞的直观，品特戏剧所采纳的审美是从审丑开始的，正是通过审丑，诙谐荒诞的氛围得以产生，戏剧的讽喻效果得以形成。不仅如此，疾病的普遍性、疾病与荒诞的同一性、疾病的高度危害性形成了品特戏剧的直喻基础，跨越了疾病与荒诞的界线，在品特的戏剧性形成，宣泄效果实现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实现戏剧功能的强大武器。疾病推动了品特戏剧风格的形成，将品特戏剧与其他戏剧区别开来，品特同系列剧作家如贝克特、尤内斯库等人作品中也有疾病意象，然而疾病却没有成为他们表意的主要手段，贝克特主要通过复调手法展现自己的哲学思维；而尤内斯库的戏剧被称为“反戏剧”，他主要是通过对传统戏剧手法，如舞台表现、语言表达等的极度颠覆来震撼观众心灵、展现自己的观念；阿达莫夫则意图通过详尽的、不厌其烦的疾病描述来宣泄自身的疾病痛苦。同时，品特戏剧中疾病与暴力联姻的特点赋予了他的疾病更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也是将他的疾病书写与贝克特等人的疾病书写区别开来的另一特征。在品特的戏剧中，疾病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元素，最有力的表现手段，最有效的表现手法，是品特成功实现戏剧的戏剧性及创作目的的关键之一。品特用疾病构建起了自己的戏剧诗学，同时也丰富了荒诞戏剧诗学的构建方式，加深了荒诞戏剧的内涵，成为在荒诞戏剧系列作家中在疾病领域探索最为深远、最有成就的剧作家。
从疾病的叙述动力，到疾病的隐喻建构，再到疾病的戏剧美学功能及其与荒诞诗学构建的关系，著者已对品特戏剧中的疾病叙述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然而，由于在研究过程中，受篇幅、时间及资料收集的限制，著者在此领域的某些方面，例如品特戏剧的疾病比较研究、品特电影作品中的疾病研究等方面的探索未能面面俱到，有待于今后继续努力。
注 释
[1]. C. W. E. Bigsby.“The Language of Crisis in British Theatre”. Contemporary English Drama. New York：Holmes Meier Publishers，Inc.，p. 49.
[2].Martin Esslin.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London：Penguin Books，1978，p. 400.
[3].Victor L. Cahn. Gender and Power in the Plays of Harold Pinter. London：Macmillan，p. 6.
[4].周宁编，《西方戏剧理论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第9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