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回忆
六月中旬。天气闷热，城里简直没法待：尘土飞扬，石灰遍地，到处在翻盖房屋，到处是滚烫的石头，蒸发出来的各种怪味污染了空气……但是听，啊，多开心呀！什么地方响起了雷声；渐渐地，天上彤云密布；起风了，风过处，大街上下，尘土飞扬，向前飞旋。几滴很大的雨点重重地落在地面上，紧接着，整个天空都好像裂开了，城市上空，瓢泼大雨翻江倒海似的奔流而下。过了半小时，又出太阳了，我推开我那陋室的窗户，贪婪地，敞开我那疲惫的胸怀，吸进了一口新鲜空气。我在一片迷醉中，本来已经想掷下我那支秃笔，抛开一切工作，也抛开那个老板，上瓦西里岛去找我的那几位故旧。虽然这对我的诱惑力很大，但是我还是压下了内心的冲动，重新玩命地伏案写作：无论如何也要写完！老板有令，否则不给钱。那儿在等我，但是到晚上我就自由了，像风一样彻底自由了，这两天两夜我写了三个半印张[1]，今晚将是对我的犒劳。
好啦，这篇东西终于写完啦；我掷下笔，站了起来，感到腰痛、胸痛，头昏脑涨。我知道，这时候我的神经已经极度衰弱，我仿佛听见给我看病的那位老大夫最近对我说过的话：“不，任何健康的身体都经不住这样折腾，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不过这暂时总算办到了！我的头晕晕乎乎；我差点都站不住了，但是快乐，无边的快乐充满了我的心。我的中篇小说总算写完了，我虽然欠了老板很多钱，但是现在看到战利品已经到手，总该多少给我点钱吧——哪怕就五十卢布呢，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自己手里有过这么一大笔钱了。自由和金钱！……我兴高采烈地抓起礼帽，挟起手稿，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想趁我那最最亲爱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2]还在家的时候碰上他。
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正要出门。他也刚刚做完一笔虽非文学买卖，但也是一笔十分有利可图的买卖，他跟一个黑脸的犹太佬在他的书房里连续坐了两个小时后，终于把他送走了。他客客气气地向我伸出了手，同时用他那又柔软又好听的男低音问候了我的健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是开玩笑，我对他非常感激。他在文学界终其身不过是个做买卖的老板——他又有什么过错呢？他明白，搞文学就得有搞出版的老板，而且这道理他明白得很及时，他理应受到尊敬，为此也理应享受荣耀——自然，我说的是买卖人的荣耀。
他笑容可掬地听到我的小说写完了，这样，下期杂志的主要栏目就有了保障，他感到很惊讶，我怎么会如期完稿的，他说这话时又说了几句让人听了非常受用的俏皮话。然后他便走到他那口铁皮箱子前，给了我他答应的五十卢布，同时又递给我一本对我持敌对态度的厚厚的杂志，指了指批评栏里的一篇文章，那里有两句话提到我最近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
我一看：文章署名“文抄公”。该文既没有骂我，也没有捧我，因此我十分满意。但是“文抄公”又云：我的作品总有“一股汗臭”，这就是说，我写这些东西时流了很多汗，出了许多力，改来改去，让人觉得恶心[3]。
我跟我那位出书老板哈哈大笑。我告诉他，我的上一部中篇是用两夜时间写成的。而现在又花了两天两夜写了三个半印张——如果这位曾经指责我写小说太费劲，也太慢的“文抄公”知道此事后，不知作何感想[4]。
“话又说回来，伊万·彼得罗维奇，这也要怪您自己。干吗一拖再拖，非得连夜写作才行呢？”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当然是一位非常可爱的人，虽然他有个与众不同的弱点——总爱在他自己也疑心对他知之甚深的人面前夸耀自己的文学见解。但是我并不想同他讨论文学问题，我拿到钱后便拿起帽子。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要上岛区[5]自己的别墅去，他听说我要去瓦西里岛，便主动提出用他的车送我。
“我新买了一辆马车；您没看见？漂亮极了。”
我们下楼走到大门口。这马车的确非常漂亮，因此，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拥有这辆马车之初感到异常得意，甚至感到一种内心的需要，非让朋友们坐坐他的马车，顺路送送他们不可。
在马车里，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又几次谈起当代文学。在我面前，他是不以为耻的，竟泰然自若地拾人牙慧，把最近他从某些文学家那里听来的各种见解鹦鹉学舌地重复一遍，他对这些文学家是信任的，对他们的见解他也是尊重的。然而，有时候，他也会尊重一些奇谈怪论。有时候，他也常常把别人的意见弄错，或者张冠李戴，用得不是地方，结果胡说八道一气，贻笑大方。我坐着，默默地听着他说话，有些人的嗜好居然如此广泛和千奇百怪，不由得使我感到惊讶。“就拿这个人说吧，”我暗自寻思，“这人拼命挣钱；还嫌不够，他还要名气，文坛上的名气，一个好的出版商和批评家的名气！”
而眼下他极力向我详细说明一种文学思想，这想法是他大约三天前从我那里听去的，当时，也就是三天前，他曾经反对过这个看法，曾经跟我争论过，可现在他却攫为己有，当成他自己的想法了。但是这样的健忘症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身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在他所有的熟人和朋友中间，他的这一无伤大雅的弱点也就尽人皆知了。他现在坐在自己的马车里高谈阔论，是何等惬意，何等志得意满，又何等悠闲自在啊！他谈的是文坛上的学术问题，甚至他那文绉绉的男低音也显出一副学者气派。渐渐地，他又犯起了自由主义的毛病，转而采取一种天真的怀疑态度，说什么在我们文学界，进而至于无论在什么界，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诚实和谦虚可言，而只有“互相打对方的耳光”——特别是在签约之初。我暗自想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倾向于把任何一个诚实而又真诚的文学家（就因为他们太诚实和太真诚了），如果不是当成傻瓜的话，起码也当成糊涂虫。不用说，所以产生这样的见解，无非是因为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过于天真了。
但是我已经不再听他说话了。在瓦西里岛，他让我下了马车，我连忙向我的那两位老人家跑去。总算到了十三条，总算看见了他们的小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看见我就伸出一个手指警告我，向我连连摆手，嘘嘘连声，让我小点声，别嚷嚷。
“内莉刚刚睡着，可怜的孩子！”她急忙向我悄声道，“看在上帝分上，别吵醒她！不过我那宝贝儿身体太弱啦。我们都替她担心。大夫说，眼下还不要紧。可是从您那位大夫嘴里又能问出什么来呢！伊万·彼得罗维奇，您这样不是作孽吗？我们一直在等您，等您来吃饭……要知道，您有两天两夜没来啦！……”
“但是，我前天不就跟你们说过这两天我来不了吗，”我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悄声道，“我得把那篇东西写完呀……”
“你不是答应今天来吃午饭的吗！为什么不来呢？我的小天使内莉还特意下了床，我们让她坐在安乐椅里，把她抬出来吃饭。她说：‘我要跟你们一起等万尼亚。’可是我们的万尼亚就是不来。要知道，都快六点啦！您上哪浪荡去了？你们呀，都是些浪荡鬼！你们让她太伤心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她才好了……幸亏睡着了，我的小宝贝儿。再说，尼古拉·谢尔盖伊奇又进城了（回来喝茶！）；就我一个人，瞎折腾……伊万·彼得罗维奇，他找到工作啦；不过我一想到在彼尔姆[6]，心就凉了半截……”
“娜塔莎呢？”
“在小花园，我那宝贝儿，在小花园！去找她吧……不知道怎么搞的，她也是这副模样……我真有点不明白了……唉呀，伊万·彼得罗维奇，我心里好难过呀！她硬说她很开心，而且心满意足，但是我不信……去找她吧，万尼亚，然后再来悄悄告诉我她到底怎么啦……听见了吗？”
但是我已经不在听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唠叨了，我跑进小花园。这小花园与这座房子相毗邻；长宽各约二十五步，草木茂盛，遍地苍翠。园中有三颗高大的枝叶婆娑的古树，几颗小白桦树，几丛丁香和金银花，有一角种着马林果，种着两畦草莓，还有两条窄窄的羊肠小道十字交叉地穿过花园。老爷子对这座小花园非常得意，硬说园子里不久就会长蘑菇。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内莉爱上了这小花园，她常常坐在安乐椅里给抬出来，放在花园的小径上，现在，内莉已经成了全家的宠儿。但是瞧，娜塔莎就在这里；她高高兴兴地欢迎我，并向我伸出手来。她多瘦呀，脸色多苍白呀！她也大病初愈。
“全完稿了，万尼亚？”她问我。
“完稿了，完稿了！彻底自由了，整个晚上都没事儿了。”
“好，谢谢上帝，赶稿子了？撕了重写了？”
“有什么办法呢！不过这倒不要紧。我都练出来了，写作时高度紧张，神经绷得很紧；我的想象力倒更清晰，感受也更深、更生动，甚至文思泉涌，欲罢不能，因此写作虽然紧张，效果倒还不错。一切都很好……”
“唉，万尼亚，万尼亚！”
我发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娜塔莎非常热衷于我的文学成就和我的名声。我最近一年发表的作品，她都读了，还常常问我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关心评论我的每篇文章，看了有些文章还很生气，她一定要我在文坛上出人头地。她的这一心愿说得非常强烈、非常坚决，她目前的倾向甚至使我感到惊奇。
“你这样写下去会文思枯竭的，万尼亚，”她对我说，“你这样殚精竭虑，总有一天会文思枯竭的；此外，健康也可能给毁了。就说C＊＊＊吧，他两年之内写来写去还是那部中篇小说，而N＊花了十年工夫就写了一部长篇[7]。然而他们的作品却是那么精雕细琢，写得那么精致！找不出一点马虎大意的地方。”
“是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他们写东西没有期限；而我是匹拉邮车的驽马！好了，这一切都是废话！别谈它了，我的朋友。怎么样，没什么新闻吗？”
“可多啦。第一，他来信了。”
“又来信了？”
“又来信了。”她说罢，递给我一封阿廖沙的信。这已是分别以后的第三封信了。第一封还是从莫斯科写来的，他写这封的时候好像有病，写得颠三倒四。他告诉她说，由于各种情况都凑到一起了，他无论如何没法像临别时所设想的那样从莫斯科回到彼得堡来。他在第二封信里又急着通知我们，他将于日内回到我们这儿来，以便尽快同娜塔莎结婚，并说这已经定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然而从全信的口气看，他分明处在一种绝望状态，外人对他施加的影响已经使他身不由己，他已经不再相信他自己了。他还顺便提到了卡佳，说卡佳是他的上帝，只有她一个人在安慰他和支持他。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他现在寄来的第三封信。
信写了两张纸，写得既断断续续，又颠三倒四，写得既急促而又潦草，信上还掉了几滴墨水和眼泪。信一开头就说，他阿廖沙要与娜塔莎脱离关系了，劝她忘了他吧。他极力证明，他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外来的敌对影响太大了，最后势必至于：他和娜塔莎在一起也决不会幸福，因为他俩不般配。但是写到这里，他又忍不住了，抛开了他自己在前面的议论和论证，既没有撕掉，也没有划去信的前半部分，而是突如其来地立刻坦白承认，他有罪，对不起娜塔莎，他这人完蛋了，他无法违抗也来到乡间的他父亲的意愿。他写道，他无法表达他的内心有多么痛苦；接着他又承认他完全意识到他是能够让娜塔莎幸福的，写到这里，他又突然开始论证他俩是完全般配的；他坚决地、愤然批驳了他父亲的论据；他在悲观失望中描绘了他同娜塔莎一旦结合，他俩将会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幸福情景，他诅咒自己的软弱，于是乎——永别了！这封信是痛苦地写成的；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显然忘乎所以，情不自禁；我读后潸然泪下……娜塔莎又递给我另一封信，是卡佳写的。这封信跟阿廖沙的信装在同一个信封里，但却单独封好了，一起寄来的。卡佳写得相当简短，用寥寥数行告诉娜塔莎，阿廖沙的确很悲伤，常常哭，似乎很绝望，甚至还生了点小病，但是有她在一起，他一定会幸福的。顺便说说，卡佳极力向娜塔莎说明，请她千万别误会，似乎阿廖沙很快便得到了宽慰，似乎他的悲伤是逢场作戏，不严肃。卡佳补充道：“他永远不会忘记您，也永远不可能忘记您，因为他不是这样一颗心，他无限地爱您，因此，如果他有朝一日不爱您了，或者他有朝一日在想到您的时候不难过了，那么为此我也会立刻不爱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