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要追求许多目标，比如成就、名望、财富、健康、智慧、美貌等，但在人类追求的一切有价值的目标中，以获得幸福快乐为最终目标。对于幸福的追求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因而，从古至今学者们从未停止过对幸福的内涵的探索。然而由于人们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对幸福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
一、哲学的幸福观
什么是幸福？数千年来，东西方众多哲人智者对其进行过大量研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1.西方思想史上的幸福感
在西方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理性主义、感性主义、基督神学对什么是幸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理性主义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强调理性，贬低感性与情感的作用，认为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在于按理性命令行事，感官的享受和娱乐只会玷污理性、荒废人生。苏格拉底认为，幸福是由知识和智慧决定的，美德就是知识，因此，幸福就是对至善的追求。柏拉图认为，善的生活应该是一种理性与感性、快乐与智慧混合的生活，是“蜜泉”（快乐）加“清凉剂”（智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就是幸福，幸福生活是人在理性指导下的感性活动，即身心协调的健康活动，是理性和感性的和谐发展。同时指出：“人类最崇高、最优良、最幸福的生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即幸福是理性的精神生活、身体健康及物质生活的和谐。康德认为，幸福是主观的、相对的，由个人的快乐情感和痛苦情感来确定的，不存在一种对人人都普遍适用的客观的幸福标准。
与理性主义的幸福观相反，感性主义的幸福观强调幸福的主要源泉是感性而不是理性，认为人的幸福就在于人的感性欲望的满足与快乐，而这些满足与快乐本身就是道德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其代表人物在古代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人；在近代有霍布斯、爱尔维修、边沁等。德谟克利特最早提出了感性主义的基本思想，即人的一切行动都受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支配。他认为，快乐有肉体与精神之分，高级与低级之别。在承认肉体快乐的同时，他强调精神快乐，认为精神的快乐要高于肉体的快乐，高级快乐胜于低级快乐。德谟克利特虽然并不否定物质生活的享受、不排斥肉体和感官的快乐，但是，他更强调精神的幸福，他说：“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伊壁鸠鲁认为，幸福生活是天生的最高的善，而快乐又是幸福生活的具体内容或目的，所以快乐是天生的最高的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霍布斯以感官欲望来解释幸福的实质，他认为幸福是连续的快乐，即不是已得到的快乐，而是对快乐的追求和实现的过程。18世纪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力求把个人对利益和幸福的追求与公共的利益与幸福结合起来。他认为，公共幸福是由所有个人幸福组成的，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此，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并不矛盾，而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了他人或大家的幸福，这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利己不利人的行为最终会给个人带来灾难与痛苦。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幸福观认为，除了追求最大幸福外，还应考虑受益人数的多少，受益人数愈多愈好。因此，边沁的功利主义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幸福观。
基督教思想认为，人要达到幸福的境界，不是对财富、名誉、权力和肉欲的获取和享受，而是在宗教德行中，在对上帝的热爱和追求中。只有在对上帝的沉思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因而，在中世纪的神学家看来，尘世生活不过是通向天堂的旅途，德行才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不要贪图今世的生活和今世的幸福，而要关注来世的幸福。在今世贪图幸福，就不会有来世的幸福；在今世吃苦修行，在来世就可能得到永恒的幸福。因此，基督教的幸福观主张放弃现世的幸福生活，而要苦修苦行，以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幸福。
2.中国思想史上的幸福观
儒、道、佛三家构成了中国最主要的三种人生哲学与伦理学体系。儒家的幸福观把道德修养等同于幸福生活，认为行为有德就是得到了幸福，而行为无德则无幸福可言。强调理性对幸福的作用，而贬低、否认感性生活即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人生幸福的意义。认为有德行在于人对道德的追求，要追求道德的生活，不仅要有道德的知识，而且要以理性来支配人的感性欲望。道家则主张清静无为，一切顺其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不强求，无为则无败；没有智慧与欲望，过自然的生活，天下将大治，人们将过上幸福生活。总之，道家的幸福是一种顺应天道、清静无为的内心和谐状态。佛教思想认为，人生本无幸福可言，有的只是生老病死和各种各样的痛苦，而这些痛苦的根源在于“爱”与“痴”，即人的贪求、欲望，对佛理、佛性的无知，要摆脱痛苦的“生死轮回”，达到幸福的彼岸即“涅槃”，只有灭除贪、爱、欲望，修行念佛，认识自我本心的佛性。可以说，佛家幸福是一种远离欲望、没有竞争、积德行善、无忧无虑的心灵的和谐宁静境界。
纵观东西方各种关于幸福的思想和观点，可看出他们大都认为幸福是一种外在的评价标准尤其是道德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是建立在研究者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之上的，当个人达到标准时，才会产生幸福。但由于研究者对幸福的认知不同，所下的定义各异，难以找出统一、公认的外在标准，更难以对幸福进行量化的研究。
二、心理学的幸福观：幸福感
从哲学的幸福观出发，尽管人们对什么是幸福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都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类评判幸福的标准是统一的、一致的，也可以说是绝对的，一个人幸福或不幸福可以由一些外在指标来评价。心理学家从被研究者的立场和主观感受来研究人们的幸福感，认为幸福是相对的、主观的，没有绝对幸福或不幸福的人，一个人幸福与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最有资格来判断。认为幸福是主体根据自己定的标准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一种整体评价，即幸福感。
1.幸福感研究的起源与历史
幸福心理的科学研究的形成得益于两方面的力量：一是西方国家兴起的生活质量研究运动；二是积极心理学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却降低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精神空虚、道德堕落、青少年犯罪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吸毒、强烈持久的情感抑郁。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背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社会学家和生活质量研究者开始关注主观的生活质量，有的学者开始怀疑客观物质条件对人类幸福的决定意义，对传统经济学中仅仅以人均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率、人均寿命和教育等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提出挑战，为此，他们提出了“生活质量”概念，强调主观的精神生活水平对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们构建了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体系，发展了生活质量的评价和测量方法，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人口学变量诸如收入和婚姻状况是如何影响生活质量的；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格兰特、马斯洛，以及马丁、西里格曼等人倡导积极心理学运动，使得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由精神分析学派眼中的病态的人和行为主义者眼中的机械的人转向对正常人的尊严、价值和自我实现等心理功能的研究。该运动关注人的心理健康、幸福感和自我实现等问题。他们试图拓展心理健康的传统观念，指出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没有心理压抑和疾病，而且也包括了快乐和生活满意度，并提出了一些有关幸福心理的重要理论观点和测量工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心理学家对幸福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第一项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是在美国完成的，1967年Wanner Wilson以《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为题，完成了第一篇以幸福感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该文成为幸福感研究的分水岭，揭开了对幸福感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序幕，从此，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大量涌现。1973年，国际心理学摘要开始把“幸福感”列为一个词条索引。1974年，国际社会指标研究杂志创刊，从此给予幸福感以特别的关注，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文章。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描述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在描述阶段，主要探讨人口学变量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幸福感的第二个研究阶段更加心理学化，研究者们编制了幸福感的测量表。
在前两个阶段，从研究的维度来说，集中于整体幸福感的测量；从研究的方法来说，主要采用调查和相关研究的方法。目前已进入第三个阶段——理论的深化阶段。研究者们采用多维的幸福感测量标准，从对幸福的认知和情感体验等多维的视角来评估人的幸福感。为深入了解幸福感产生的原因与机制，有研究者通过实验操作来了解幸福感的产生和变化的原因，有的通过纵向设计，对一组固定样本进行长时间的持续观察和测量，试图揭示幸福感产生的基本过程以及心理机制，构建整合的幸福感模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一些研究者运用国外量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进行了一些测查，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扩展到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大学生幸福感的调查。进入2000年以后，国内学者着手编制中国人幸福感的测量表，探讨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幸福感同认知与关系取向、幸福感与文化等问题的关系。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学者对该领域已由介绍引进向深入探索转变。但多数研究是直接运用国外现成量表，由于文化的差异，这些未经修订的量表的测量效度值得商榷。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港台学者也对该领域作出了基于本土区域文化的可贵探索，如台湾学者陆洛探讨了民间俗语中包含的幸福意蕴，探讨了社会支持、互惠与幸福感的关系，通过纵向设计探讨了台湾地区居民的幸福感及其与社会心理因素之间的关系，在参考牛津幸福感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对大型社区的调查，编制了中国人幸福感量表。他们的研究对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审视国人的幸福感作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2.幸福感的涉及领域
幸福感主要涉及两个领域。其一，是幸福感的成分和测量。如今，多数心理学家都承认，幸福感是一个分层次、多维的概念，可以被分为认知和情感方面以及特质与状态方面。生活满意度涉及认知方面，包括一般生活满意度和主要领域生活满意度。情感维度可分为积极和负性情感，总称为快乐感。同时，幸福感可被视为同时具有特质性和状态性的心理建构。生活满意度被视为是一种特质，而快乐感被视为一种状态。其二，涉及到幸福感的条件。包括两个方面，即寻找幸福感的预测因素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文化和人格被认为是幸福感的主要预测因素。情境（生活事件）、人口学变量、社会支持和认知等被认为是潜在的影响因素，相关内容将在下文详细介绍。
三、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1.认知和幸福感
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幸福感的认知理论已经在行为科学中发展起来。人们发现，思考会削弱或增强人的情感，因此会体验到或强或弱的幸福感。快乐者更倾向于把模糊的事件解释和回忆成积极地事件。所以，幸福感水平高的人不仅经历了更多客观的积极事件，而且，比幸福感水平低的人更倾向于积极地理解生活事件。应对理论认为，快乐者的思想和行为是适应的和有益的，不快乐者会以有害的方式进行应对。关于幸福感与社会比较的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感不仅取决于个体自身的情况，而且依赖于相关的其他人的情况，当自己的情况优于别人时，个体就会感到幸福。此外，人们也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思想来增强幸福感，比如，一般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感到幸福，人们也可以通过对未来进行积极的预期来提高幸福感。
2.文化和幸福感
由于文化对于个体的长期影响，文化把个体的注意力习惯性地引向信息的内部来源或外部来源。因而，在不同文化中，个体判断生活满意度所依据的外部与内部信息的比例是不同的。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在判断生活满意度时，更多考虑个人的自主性、动机、情感等内部信息。在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重要的是个体要保持和他人的协调，考虑他人的需要与愿望，做符合社会规范的事情。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作出生活满意度判断时，较多依据人际关系、他人期待等外部信息。有关文化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在个体主义文化的国家中，体现出高水平的总体幸福感，尤其是对婚姻的满意度很高；同时这些国家的离婚率和自杀率也高。这一方面源于个体主义者更经常遵从于自己的兴趣和欲望，因而更易于体验到自我实现的感受，同时当个人陷入困境时较少得到社会支持。当情况糟糕时，也有可能离婚或自杀。因此，个体主义者会体验到极端水平的幸福感。而集体主义的安全结构可能使部分人感到很快乐，同样也使部分人感到疏离和压抑。同时，在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中对生活满意度的判断标准也不同。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大学生由于个体内在的归因被视为决定心理和行为的主要因素，生活满意度的判断是基于个体近期的情感体验。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大学生生活满意度的判断同时基于情感和文化价值。
3.人口学变量与幸福感
人口学变量常常与幸福感只有微弱的关系。在一个超过50岁的被试样本中，人口统计因素（性别、年龄、教育、职业地位、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员工地位）解释了6%的正性情感减去负性情感后的变异。后来又加入了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测谎量表、主观健康、角色丧失、外倾性、神经质、自我概念、社会自我作为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在每一个幸福感的测量中，人口统计变量解释了不到3%的变异。
然而，一些人口学变量的确一致地预测了幸福感，例如：不论性别，已婚者比从未结婚的人、离婚者或分居者报告了高水平的幸福感。而且，在完满家庭和单亲家庭中的儿童的幸福感也有差别。
关于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是矛盾的。最初人们发现，富裕和贫穷国家中人们的幸福感有差别。后来发现，在富裕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法国，在过去的20年中，尽管人们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幸福感的水平并没有显著改变。而且，在美国收入增加和减少的被试的幸福感没有变化。或许只有当基本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是生活的主要目标时，收入才会影响人们的满意度，随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满足，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只有较小的影响。
4.社会支持与幸福感
幸福的人可描述为不仅具有某些人格特质，而且还有较好的人际关系。社交性的人格特质如外倾性会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因此，他们更容易体验到积极情绪。
有人曾列举过37项业余活动，如，同朋友聊天、打牌、聚会等，调查被试参与这些活动的频率和程度，然后对这些项目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参与这些活动的频率，如参加聚会和跳舞等项目都同幸福感和外向性关系显著。外向性使人尤其是年轻人偏向于选择有利的生活事件，特别是工作和休闲。这些行为表现为选择参加这些活动或他们参与后能够改变这些活动。这些行为都会导致更高的幸福感，并且反过来提升其外向性。外向人格特质有利于更多良好关系的建立，而这些良好的人际关系又会导致积极情感的增加。有学者曾对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学生进行了研究，并在4年后作为校友再次对他们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外向者生活得更好。相对于内向者，外向者中结婚、找到好工作、交到一些新的或知心的朋友的可能性更大。很明显，外向者的人际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的朋友圈子比较大，并且更加热衷于应酬和社交活动，他们享受的爱戴和得到的社会支持也更多，而社会支持是快乐的一个重要来源。
5.生活目标与幸福感
在个体的生活中，生活目标多种多样，例如，好的工作和职业、赚钱、照顾家庭、参加政治活动、加入志愿者工作、参加有趣的业余活动、追求宗教信仰等。这些活动都同幸福感有着较强的关系，即生活目标同幸福感相关。生活目标代表了人们对自己和未来的积极预期，对生活目标的追求和实现使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存在主义分析疗法曾对生活目标的重要性进行详细的论述。其创立者进过集中营，不过幸免于难。在集中营的日子里，他鼓励自己积极地追求一些目标，如果将来能够离开集中营，他想实现一些什么目标，如关爱他人、著书、或完成其他的什么工作。他用这种观念鼓励集中营中的人们，并且帮助其他人度过那段艰苦的日子。后来他把他的这一思想发展成著名的“存在主义分析疗法”。这一疗法主要通过帮助人们寻找自己将要追求的各种目标，这些目标将会给个体带来生活的意义，参加有价值的活动和努力为个人目标工作都会对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他们还拓展了生活目标的概念，提出应该把“有价值的活动”纳入它的范围。这些生活目标和有价值的活动通过下列途径提升幸福感：
（1）通过有价值和有挑战的活动，使个体获得能量和目标，并且远离悲伤。
（2）使每天的生活变得有规律和有意义。
（3）帮助个体应对每天生活中的问题和不幸，使他们能不断地重新开始。
（4）巩固个体的社会关系，并且引导他们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
不难发现，当这些活动是人们自由选择的，当这些目标是现实的，当这些目标与他人的目标一致时，当人们设法在与目标相关的活动上花费一些时间时，幸福感就会被提高到更理想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