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
新中国诞生前夜，一群美制蒋军轰炸机从台湾直飞北京上空，低空投下了30枚重磅炸弹，使进城不久的毛泽东强烈感到来自空中的威胁。“必须尽快建立空军！没有空军的国家，就等于是个不设防的国家！”在运筹组建空军、考虑空军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想到了刘亚楼。
1949年4月中旬，四野各兵团由平津地区南下。正当刘亚楼打点行装，准备投入解放中南地区的战斗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火速赶到毛泽东主席住地，受领新的任务。
一听说接受新任务，刘亚楼就感到有点纳闷儿：前不久刚刚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毛泽东主席还就当前的革命形势、进军江南和接管新区的方针政策都做了重要指示，而且自己刚刚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司令员，还会有什么新的任务呢？
刘亚楼坐在吉普车里猜了一路谜。到了毛泽东的住地，刘亚楼喊了声“报告”后，急匆匆地跨入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正欲雄心勃勃挥戈南下的刘亚楼一下子就愣住了，他不无惶恐地说：“主席，我一直是搞陆军的，当空军司令员能行吗？”毛泽东似乎早就猜透了刘亚楼的心思，边笑边用手指点着刘亚楼的脑袋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做。”刘亚楼曾担任过东北航校校长，有办航空教育的经验。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建设空军，需要依靠苏联的帮助，你懂得我军传统，又在苏联吃过面包，俄语讲得好。我看，选你当空军司令员是合适的！就这么定了，这次请你来，就是和你研究一下组建空军的事，如果你想不通，可以去找周副主席。”“那我就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了。”刘亚楼说。从此，刘亚楼离开四野，担负起了组建空军的重任。
1949年7月29日，周恩来通知刘亚楼，中央决定派他、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刘亚楼的夫人）四人于8月1日去莫斯科与苏方谈判。7月31日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为他们饯行。毛泽东一句充满豪情的“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干杯！”让刘亚楼一行感到重任在肩。他们不辱使命，两个月内几经周折，与苏方达成协议，于10月18日凯旋。
当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刘亚楼。听完汇报，毛泽东十分高兴：“你们跟苏联搞的这个援助计划，很好嘛！”毛泽东特意嘱咐道：“亚楼啊，空军的基础好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
回到宿舍，刘亚楼彻夜未眠。他当即起草了一张征求工作分配志愿的表格，要求航空局连夜印发给在北京的所有处以上飞行、政工干部填报。第二天，他又亲自找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和航校领导的预选对象个别谈话，进行考核。6所航校办校人的组成人选，开始在他脑子里形成了。
10月2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30日，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第一航校设在哈尔滨；第二航校设在长春；第三航校设在锦州；第四航校设在沈阳；第五航校设在济南；第六航校设在北京南苑。6所航校全部采用苏联的飞机装备。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12月1日各个航校奇迹般地如期开学了！随后组建的第七航校也于次年1月5日正式开学。刘亚楼以其善于开拓创业的才干、魄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实现了他立下的“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速度”的誓言。
中国也要有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顷刻间，两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日本天皇不得不无条件投降。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欢呼原子弹轰炸日本，大标题是“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毛泽东把报纸扔掉大骂，“这是谁家办的报纸？渲染恐怖，吓唬谁？”毛泽东把《解放日报》负责人博古，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说共产党人的立场不应该胡说八道，渲染原子弹的威力。194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对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看了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回国后，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955年，美国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毛泽东回答：“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说：“在原子弹面前，谁的军队越多，他的炮灰也越多！原子弹的阴影下，军队就是一堆肉，一堆灰！”毛泽东厉声回答：“中国就算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拉住中国，在1957年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派出了几百名科学家，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图纸资料。
1958年6月，中苏合建重水型核实验反应堆。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1961年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开会讨论，中国还有没有能力、要不要马上发展导弹核武器。会议上争议相当激烈。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中国同志不愿意参加核保护伞，要自己搞，我看不仅得不到原子弹，到头来恐怕连裤子都穿不上。外交部长陈毅说：“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国防部长林彪说：“原子弹要上，哪怕架在火上也要把它烧响……”
于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一个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陈毅为此写了《咏原子弹》的打油诗：“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大家都有弹，协议不放弹。”
几个月后，氢弹空爆成功。两年后，中国造出核导弹。
美国从1961年开始，就从台湾起飞U-2侦察机和间谍卫星，拍摄中国核设施照片。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当时中苏关系破裂，他希望苏美联合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国放弃原子弹试验计划。但是赫鲁晓夫拒绝了。
周恩来说：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新中国三次击落美国无人侦察机
在整个越战期间，无人驾驶侦察机属于最先进、最保密和采用时间最长的美军武器系统之一。其一切行动都由位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总部掌控，就连美国在南越的空军司令部都无权染指。这种机密程度使得无人机与有人机侦察手段相互配合，但是，高度机密性使其在一线作战部队中的利用率受到大大的限制。
被美军引以为豪的无人侦察机接连被中国空军击落，这让美国军方大为光火。在美国空军的强大压力下，瑞安公司只好对“萤火虫”无人机的性能不断加以改进，先后推出了28种改型机。这些飞机与它们的“前辈”相比，不仅飞得更高、更远，看得更清楚了，而且也更“聪明”了。
此外，美军还调整了无人侦察机的飞行模式，使飞行航线由平直飞行变成曲折、多转弯的飞行，以加大中国空军的拦截难度。瑞安公司技术人员不无得意地宣称：“让米格飞机望‘无人机’兴叹的时代已经来临。”美国空军也自我吹嘘，新“萤火虫”侦察机为“世界一流的无人侦察机”。
为了干扰中国空军的拦截，美军还想出了一个阴险的方法——使用147N型“诱饵”无人机。147N并不具备侦察功能，它总是和无人侦察机一起发射，到达预定空域时就与侦察机分道扬镳，然后迅速加速逃窜，引诱对方歼击机追击。它的惯用伎俩是一旦被盯上，就把尾随的歼击机往大海上空引，并不断变换飞行模式，让“盯梢者”疲于奔命。据说有一次，一架越南空军战斗机因为紧咬住147N不放，结果燃料耗尽坠入海中。147N飞行速度很快，如果逃跑成功可以回收使用，如果不成也帮助了真正的无人侦察机。由于其功效显著以及高达80%的损毁率，147N型无人机曾一度供不应求。
“萤火虫”无人机性能的改进给中国空军的拦截造成了新的困难。一是当中方歼击机爬升到与“萤火虫”相当的高度时，速度就会慢于敌机，不能接近射击；二是在这个高度上歼击机由于速度慢，抖动过于厉害，难以瞄准敌机；三是无人机航线曲折多变，跟踪困难。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美军新型无人机的侦察飞行得逞了几次，但其活动特点和规律也被中国空军摸透，他们发现无人机的飞行程序是事先设定的，无法更改，这样就可以推算出无人机的航线，在其必经之路上布下埋伏，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这个发现等于掐住了这些“空中飞贼”的“咽喉”。
中国空军的新战术很快收到了效果，1968年3月22日，中国空军导弹二营在广西宁明地区上空击落美军无人机一架，首开用地空导弹击落高空无人机的纪录。
此后，中国空军连战连捷，又击落美军无人机2架，并创造了用老式战斗机击落无人机的传奇战例。1970年2月10日上午9时左右，海南陵水机场突然警铃大作，雷达发现有敌机入侵海南。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周新成和祁德起立即驾驶F-5战机起飞迎敌。两人起飞三四分钟后就发现了目标，然而亚音速的F-5战斗机（仿制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末研制的米格17战斗机）在战斗中只能飞到1.6万米高度，两人却发现“萤火虫”正在1.8万米的高空悠然飞行，根本无法靠近，但是已经熟悉无人机飞行特点的中国飞行员并未着急，他们知道，无人机很快便会降低高度。两人驾机跟踪了一段时间后，“萤火虫”果然开始按预定程序降低了高度准备加速逃离，这样就落入F-5的火力范围内。周新成抓住这个绝好机会连开数炮，击中敌机尾部，“萤火虫”顿时变成了“着火虫”，拖着长长的火舌一头栽进了海南岛五指山的一片森林中。
至此，中国空军共击落美国“萤火虫”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20架。此后，美国基本上停止了使用“萤火虫”无人机对中国的侦察。但美军并没有就此收手，很快，更加隐蔽的侦察活动又开始了。
1965年4月，中国政府向世界展示三架被击落的美国“萤火虫”无人机残骸，以揭示美军侵犯中国领空、非法侦察中国的阴谋。
这一现象曝光后，诸多记者纷纷追问关于美国“萤火虫”无人机的秘密，美国空军则是以一句冷冰冰的“无可奉告”来搪塞。
张爱萍与潜地导弹
1982年10月，张爱萍在大连海军试验基地近一个月了。这段时间，他常常处在欣慰、兴奋、激动之中。他为整个基地参试人员饱满的热情、认真的精神而欣慰，他为专家们突破一个个难关并常有创新而兴奋，他为众多的可歌可泣的事情而激动。测控通信中心28岁的女干部张亚平，为了能参加试验并在试验中圆满完成任务，不惜做了人工流产。舍弃家庭、不计得失、推迟婚期、带病带伤坚持工作者，数不胜数。他每每遇（听）到这些事情，都随时随地给予赞赏，并在各种场合大加表扬。他到第二试验区检查准备情况，得知担负发射任务的海军200艇指战员，尽管有的参加了多次试验和操作训练，但在这三个月中，仍然反反复复地进行操作练习，精益求精，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之程度。他当即为他们写了14个大字：“试验突破千重关，操作练就绝妙手”，以资鼓励。直到现在谈起试验基地的事情，他还由衷赞叹：“这些同志们真好！”
10月7日，丽日当空，海天通蓝，彩旗飞舞，彩带飘展。海军训练基地一派节日的喜庆。几百名着装整齐、精神抖擞的参试人员各守其位，强抑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那关键时刻的到来，等待着那包含自己心血、汗水、智慧与坚毅的成功之花绽放蓝天。指挥舰上，张爱萍一身戎装，神采奕奕，身旁站着黄伟禄总设计师和基地司令员、政委等领导同志。
“发射试验开始！”九艘快艇迅即劈波斩浪占据预定位置。随着倒计时“9、8、7、6、5、4、3、2、1——发射！”的命令的发出，张爱萍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尽管他已经是数十次现场指挥、观察了，但每次都不能自抑。随着脚下甲板的震颤，一枚潜地导弹似一只矫健的鲸鱼破水而出，在水面上溅起一片火光后就直飞起来……但意料之外的是，当飞行到约100米高度时，似遇到什么阻力，原位摇摆了几下，“嘭”地一声爆炸开来，跌落海中。严阵以待的快艇迅即围上打捞。也就在导弹自爆的那一刻，黄伟禄胸腔里冲出了重重的一声：“唉！”左手同时拍到自己的脑袋上，蹲在了甲板上。此刻，指挥艇上一片沉静。蹲在甲板上的黄伟禄流出了泪水。现场指挥和几位基地负责同志都是一脸的懊丧。
张爱萍环视了一下大家，轻松而又略带调侃地说：你们这是怎么了？我们不是成功了吗？我们发射第一发的目的就是试验，导弹能从水下发射出来，又在水面上点着火，并飞了起来，就是成功。试验试验嘛，之所以叫试验，就是因为谁也没有把握一次成功，为了下次、下下次或今后的成功进行的工作才叫试验嘛！何况我们还不能说是失败呢？只能说是没完全成功。现在要紧的问题，是你们几位把头抬起来，带头振作起来，安定大家的情绪，查找原因，我们重新再干！至于国务院、军委方面，由我来汇报，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接着，他就安排基地领导，有关干部分赴各参试单位做安抚、总结工作。他则拉着黄伟禄进舱单独交谈。
最后张爱萍说：你是总设计师，责任重大，你的当务之急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再带领技术人员查找原因。
黄伟禄答应了，但他没有休息，当天晚上就带领专家投入了查找失利症结的紧张工作。苦苦寻觅，反复审核，终于找到问题的根子，在第一级发动机保险机构的保险栓上。保险柱插拔不灵，导致试飞失利。而发动机技术总负责人是时任发动机研制设计所所长的邢裘痕。这对当时在场的他，不啻当头一棒。尽管很快查清了造成保险栓插拔不灵的原因是试验过程中，在机构内留下的一小点儿多余物所致（这点儿多余物在室温下做插拔试验是难以发现的）。但失利已成事实，责任不可避免。邢裘痕懊恼不已。迅即调整、修正，并请专家们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