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一是土地高度集中，政府借口以搜获“荒田”和“闲田”为名，将农民开垦的良田收为“官田”。皇帝把官田赐给皇亲国戚作为“庄田”，把自留的庄田叫“皇庄”。二是沉重的地租和赋税，每亩多达一石二三斗，有的高达两石以上；每石米还要加四五斗到七八斗的耗米；并且还用大斗大秤加倍榨取；等等。三是残酷统治和政治腐败。四是人祸，仅“辽饷”、“剿饷”、“练饷”等加派，百姓一年就要另外负担一千几百万两，超过正赋几倍。再加上天灾频繁，广大劳苦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陕西北部，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农民吃糠草树皮而不可得，只好吃石粉。人民不造反就没有生存的希望，于是各地义军蜂起，李自成就是其中的一员。
李自成，原名鸿基，陕北米脂人，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五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还喜欢骑马射箭。为了糊口，13岁时便给地主放羊，后来又当过佣工。21岁那年，经人介绍，到银川驿当了一名驿卒。不久，又和侄子跑到甘肃，当过一段时间的边兵。他虽然饱受军官的欺凌，却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
李自成回家后，由于受到债主的迫害，一怒之下投奔了张存孟的起义军。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张存孟兵败投降明朝，李自成便率部投奔到舅父高迎祥麾下。高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已称闯王。
高迎祥知道李自成志向远大，武艺出众，便任命他为“闯将”。从此，李自成跟着舅父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
农民起义军蓬勃兴起，引起了明王朝的恐慌。崇祯七年设置了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总督，对义军实行围剿。那时，负责镇压陕西境内义军的明朝将领洪承畴，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就向朝廷谎报军情，说“陕西略定”。朝廷便将他调到河南。
就在这时，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的各路起义军的九十多位头领聚首荥阳，共商抗敌大计。有的提议“杀回陕西，避实就虚”；有的提议“还是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寻找出路”；有的提议与官兵硬拼。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有些人甚至产生了畏敌怯战情绪。李自成根据这种情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都是受苦人出身，是官吏逼着我们起来造反的。既然拿起了刀枪，就得坚定地走下去，后退就是自取灭亡。何况，我们现在还有几十万大军呢！”他提出了“东、西、南、北，分兵定向，四路推进”的战略方针，受到了各路将领的一致赞同。
自此以后，各路大军相互策应，彼此配合，时而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时而分散隐蔽，诱敌深入，很快便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局面，使农民起义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
那时，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东路军，以明朝中都为主攻方向，突破官军的重重封锁，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一举攻下了凤阳城，焚烧了皇觉寺（朱元璋曾在这里出家），捣毁了朱明皇帝的祖坟。
高迎祥、李自成离开凤阳后，又转战到了陕西。崇祯九年七月，起义军准备进攻西安。官军在周至附近的山谷里伏兵拦截。高迎祥不幸被俘，英勇就义。李自成被拥立为“闯王”。
崇祯十年，明政府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他向崇祯提出了一系列镇压起义军的方法，制定了所谓“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策略；还建议增兵12万，增饷280万两。这就是明朝末期“剿饷”的由来。杨的计划得到崇祯赞许，逐步付诸实施。
崇祯十一年，官军剿抚并用，义军各自为计，相继失利。张献忠、马守应先后接受明王朝招降。李自成继续高举战斗的大旗，先败于四川潼梓，仅以18骑突围得脱，继又败于陕西潼关南原，仅以7骑逃入陕南商山隐伏。几次自杀，都被养子李双喜救下。他在这段时间里，白天练武，晚上读书，总结以往失败的教训，准备待机再举。
崇祯十二三年间，河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荒。饥饿的农民背井离乡，沿途乞讨。这时，一度接受明朝招抚的义军领袖张献忠、马守应，分别在湖北谷城和房县重新举起反明的大旗，杨嗣昌不得不调动主要兵力进行镇压。
趁此机会，李自成于崇祯十二年九月从四川巴西鱼腹诸山杀出，以50骑经湖北的西北打入河南，突出武关，重新拉起队伍，转战在四川、陕西、湖北一带。崇祯十三年，又被敌军困在鱼腹山（即大巴山）中，李自成不得不烧毁辎重，轻装简从，率50骑杀出重围，进入河南。恰逢那里正闹灾荒，赤地千里，斗米万钱，饥民遍野。闯王振臂一呼，不及一月，相聚而来的有数万人。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卷入了造反的洪流，其中有举人出身的李岩（原名李信）、牛金星和卜者宋献策等，从而形成义军的智囊团。他们帮助李自成制定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政策，如减轻农民赋役负担，严明军队纪律等。“均田免粮”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喊出来的。为了提高李自成的威望，李岩还编了“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等民谣，让孩子们传唱。起义军所到之处，规定“马腾入田，残苗者斩”，“杀人如杀父，****如****”，“宿营不准占据民房”。
又开仓济贫，减免赋役，平买平卖，军纪严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队伍很快发展到了几十万人。中原地区广泛流传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等歌谣。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处决了福王朱常洵。
接着，他又三次围攻开封，在朱仙镇与官军激战五昼夜，大败丁启睿，歼敌十余万，缴获战马两万匹。起义军打开官府粮仓金库，将几万石粮食、数十万钱和大量衣物分给贫民。起义军发展到100多万人。崇祯十六年三月，李自成攻克襄阳，改名襄京，筹建政权，义军拥戴李自成为新顺王。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接着，他亲统百万大军，东渡黄河。占领太原后，兵分两路，向北京疾进。
义军北上途中，崇祯曾采取各种措施，妄图挽救危局，甚至想弃城南逃，都未能如愿。三月十七日北京被围，十八日义军攻破外城。崇祯先逼周皇后自杀，然后命人送走了太子和永、定二王，最后拔出佩剑，砍死了6岁的昭仁公主和15岁的长平公主。下手之前，他泪流满面地说：“若何为生帝王家？”
当晚，他带领几十名宦官，准备潜出北京，直至东方放白，也未能找到机会。
十九日清晨，崇祯亲自鸣钟击鼓，召集百官议事，但无一人应命。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就在这天，内城被义军攻破。崇祯走投无路，自缢于万岁山（俗称煤山，即今景山）寿皇亭边的一棵槐树上。统治中国276年的朱明王朝宣告灭亡。
李自成领导了明末这场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农民战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的限制，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农民阶级的弱点便很快暴露出来。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战场上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将士们的头脑，他们似乎忘记了当时的江南还有50万明朝军队图报“君父之仇”，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正虎视眈眈想入侵中原大地。农民占领区的地主阶级，有的公开组织武装，有的暗中捣乱破坏。起义军竟麻痹轻敌，将几十万大军屯驻在北京城里。
像刘宗敏这样叱咤风云的大将，也不思领兵追歼残敌，整天热衷于掳掠明室降臣，追赃敛财。许多义军将领，都住进了明朝大官僚的豪华府第。由于将领们的影响，士兵们也跟着仿效，军纪开始败坏，奸淫掳掠的事情时有发生。
作为义军领袖的李自成，对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面对大顺将领的日趋腐化和军纪松弛的现象，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和整顿，更没能抓住战机追歼残敌。当时，唯一头脑比较清醒的李岩曾提出过一些合理的建议，竟遭到李自成的拒绝。
李自成对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缺乏应有的警惕，既没有尽力安抚，又没有做好应有的军事防备。直到吴三桂降清，他才慌忙召开军事会议，商定征讨方略。大将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侄子李过都不愿带兵出征。
李自成只好亲自挂帅，挟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崇祯帝的太子朱慈（lǎng），带领6万大军匆忙赶往山海关。
这时吴三桂已投降清朝，与满洲贵族勾结，联合进攻农民军。李自成的6万大军被打败，四月二十六日退回北京。
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忙举行了登基大典，于第二天撤出北京，向陕西方向转移。起义军从进攻北京到撤出北京，前后只有42天。
李自成尽管还有几十万军队，但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立脚安身，常常是仓促应战，战败即退，军事上极其被动。加上士气低落，高层领导间出现裂痕，终至分崩离析。特别是李岩的被杀和刘宗敏的出走，极大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李自成一路西撤，入据西安，本想凭借黄河和潼关天险固守关中，重整旗鼓，无奈吴三桂和清军穷追不舍，两面夹击，潼关很快失守。李自成只好弃城南撤，经襄阳至武昌。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闰六月，他率领二十几名亲信随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察看地形，遭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死于当地团练之手，年仅39岁。
李自成转战北方时，张献忠也在南方与明军激战。清顺治元年，他攻入四川，占领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清贵族进入北京后，曾以高官厚禄招抚张献忠，遭到断然拒绝。顺治三年，清军和吴三桂由陕西入川进攻大西军。张献忠撤出成都，率兵北上抗清。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四川西充凤凰山遭到清兵的突然袭击，中箭身亡，时年40岁。
李自成、张献忠死后，余部与南明联兵，继续进行抗清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