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经过前几次派出使节出访，发觉大清国只是盲目地自高自大，这个庞大的农耕机械看起来似乎稳固无比，但在它的内部，危机重重，最切实的危机就是呆板笨重的结构体制之间的摩擦。对于统治者来说，最关心的只有对绝对王权的维护，至于其他都属于混沌状态。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认为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这让英国发动对华战争更有了底气。
于是，1840年4月，大洋彼岸的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发动对华战争的议案，打算再次拜访中国，但这次英国人带来的不是礼品，而是坚船利炮——用战争手段获取当年马戈尔尼勋爵在外交上没有得到的东西。
6月，以懿律为总司令、义律为副全权代表组成一支拥有军舰16艘，运输舰28艘，武装汽船4艘，载炮540门，士兵4000人的“东方远征军”走了大半年，绕过大半个地球，在中国海集结，封锁珠江口，用坚船利炮对准了中国国门。
以上所说的都是鸦片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禁烟是其中之一。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动，但禁烟更多的是扮演一种导火线的角色。纵然没有林则徐的禁烟，这场战争也是逃避不了的，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触发了一个必然事件的发生。
此时的中国正是道光年间。道光是乾隆的孙子，嘉庆的第二子。乾隆一生功绩卓着，处事圣明，可惜他的子孙一个不如一个。嘉庆帝，论起治理国家，只有一件事可圈可点，就是迅速、利落地扳倒和珅，其后20年中，因其本身资质愚钝，自然子不如父。
道光皇帝是个十分矛盾的君王，在清朝历届皇帝中就他以俭着称。道光帝穿的套裤，膝盖处破了，让人在上面补了一块圆绸，就是一般百姓说的打掌。
看到皇帝崇尚节俭，官员们无不争先恐后地仿效，导致旧衣服比新的卖得还贵。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其实，这只不过官员作秀罢了。
一次，他见军机大臣曹振镛裤子膝盖处有补缀痕迹，便问：“你的套裤也打掌吗？”曹振镛回答：“裤子易做，但花钱多，所以也打补丁。”道光很高兴，来了兴致，又问：“你裤子打掌要多少钱？”曹说：“要3两银子。”道光帝说：“你们在宫外做东西便宜，我在宫内就要5两。”还有一次，他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50两银子，于是作罢。
若按常理推论，生活如此俭朴的道光皇帝，理应是位勤政爱民、大兴国运、为万民称颂的好皇帝才是，但历史却与大清子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却为大清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败在洋人枪炮之下的皇帝！30年后，他在临终前下令不准在他的墓前设立功德牌坊，以表他的个人缺陷和未能拯救帝国。
回过头来接着说战争的进展。到了1840年6月，鸦片战争轰然爆发。这年7月，懿律、义律等率英国“远征军”舰队到大沽口向清政府进行威胁，起初战争只是一系列小的冲突和海上遭遇战，英国虽有许多人员伤亡，但大都是因为疟疾和痢疾引起的，而由于中国军队作战能力极差，中国人从未见过蒸汽驱动的军舰，看到这些军舰能够逆风而行，而且可以在浅海中航行，他们被吓呆了，还有几千官兵和平民因不堪面对失败而自杀。
随着英军的步步紧逼和战争的加剧，意味着伍秉鉴争取和平解决鸦片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据一位美国商人记录，当时伍秉鉴听说战争一事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伍绍荣吓得魂都出窍了。
伍秉鉴是个明白人，他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是对十三行垄断贸易心怀成见，要是洋人胜了，他们毫无疑问会要求朝廷废除十三行，直接与中国政府通商，那么，十三行的特殊地位将受到极大的挑战；要是打跑了洋人，断绝了和英商的往来，也就相当于断绝了十三行的经济来源。无论哪一种结果，十三行都是死路一条。
想到这些，左右为难的伍秉鉴老泪纵横：“我伍家几代苦心经营，挣下了这殷实的家业。哪知事到临头，伍家的财富，与为父顶上的三品红戴，依然是不堪一击，丝毫不能保全伍家的安逸。”
国家的命运决定每个国民的命运。而且，命运的巨轮是不会以谁的意志和喜好而停止的，国家的每个公民都要卷入其中，或成为英雄或成为炮灰。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一边是自己的国家，一边是自己多年的贸易伙伴，这对处于中间位置的伍秉鉴是分量很重的一次考量，这位世界巨富会作何选择？他究竟会何去何从呢？
尽管这个政府时时刻刻在对行商进行盘剥和掠夺，尽管这个政府有很多贪污腐化、置民生之疾苦于罔闻的贪官污吏；虽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虽然，我们常常把“奸”字与“商”宇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伍秉鉴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但总的来说，以伍秉鉴为首的十三行行商还是爱国的。他们深知没有“国”便没有“家”，唇亡则齿寒，在自己的国家与英国人的对峙中，在国家的艰难时刻，他们还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民族利益一边，捐款捐物，倾其所有，不辞劳苦地担负起筹集资款的重任，协助官员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加固海防，为大清朝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支持，争取打赢这场战争。
在战争前期，伍秉鉴、潘正炜等行商为阻止英国侵略者攻入广州城起到了积极的贡献。1835年，清政府为整顿海防，须添置虎门炮位，洋行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设了广东虎门外的防御工程，这道工程曾让拥有尖炮利剑的英国军队一时束手无策。后来，这些洋行还在国外购买了大炮捐给国家，响应林则徐抵抗英军的号召。
英国人一看拿下广州是没戏了，便采取了“打得赢则打，打不赢则换”的策略，中国地盘这么大，干吗非要跟广州较劲儿？往哪儿换，移军北上！7月初到达定海。
当地官民一见这么多洋人，还以为是路过给中国皇上进贡的呢，结果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打仗的，这儿很长时间没打过仗了，定海很快被攻下，英军随即抵达直隶，把京杭大运河给封锁了，这下北京城里的粮食供应就断了。
历史对乾隆晚年严重过失给予的无情惩罚，终于落到了他后代身上，道光皇帝惊慌失措，听信谗言，将林则徐革职查办，重用贪官琦善等人。
5月24日，英军攻打广州，腐败的清政府在投降派的主张下妥协撤防，致使英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广州城所有炮台和制高点。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5月下旬，清靖逆将军奕山在广州与英军作战中被英国侵略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奕山等人吓得失魂落魄，急忙在城头竖起白旗，派人向义律乞降。
清朝政府以为只要精心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任凭堤墙之外的时局如何变幻、风雷如何激荡，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做自己的皇帝，对外完全可以不闻不问，高枕无忧。现实粉碎了他们的这一幻想，事实上，他们只是糊起了一堵薄薄的纸墙，被外国侵略者一戳即破。（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个精巧的制度和社会在遭受到西方毫无道理的冲击之后，就像一个瓷器一样摔在地上……
讲和的重任理所当然地就落在了和义律有着私下交情的伍家人身上，双方经过一番激烈商讨，于27日缔结休战协议《广州合约》。英军答应退至虎门炮台以外，但条件是广州一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
就这样清政府以600万银元巨额赔款为代价，换来了广州城的苟且偷安，此次赔款为此后英军在江南一带扩大侵略提供了充足经费，也成为《南京条约》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