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以前他们万贯家财，占尽了地利之优势，战争之前，外商若想购买茶叶、丝绸，必须经过十三行。而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这样“一口通商”变为了“五口通商”，广州不再是唯一开放的口岸，外商随便从任何一个口岸进出中国，前往内地直接购物，可以不经过广州十三行，与华商自由贸易，此后，英国还借机推翻了行商制度，这正是英国人在一个世纪前的愿望。这样一来，以伍家为首的广东十三行享有的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在英国人的炮火下渐渐湮灭，十三行连上次赔款时黑色幽默的机会都没有了。1843年伍秉鉴去世，这标志着一代行商的没落。
虽然十三行商人曾经对新定的自由通商政策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昔日的独占地位，但终究未能如愿，十三行势力日趋没落，在日益萧条中度过14年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次，中外战争的主战场干脆就设在了十三行。是年12月15日深夜，170年历史的商行在炮火中化为灰烬，世界级富豪们的金银，以及他们创造的那些奇异文化，统统烟消云散了。
不过行商是衰落了而未彻底消亡。此后，一些精明的广东商人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具有未来发展增长点的上海，他们带着大笔财富纷纷沿海北上，成为上海开埠的先行者，有资料记载，上海开埠早期，70%-80%的商人都是来自广东。他们主要从事饮食业和百货业，潮州人则垄断了当铺业，伍秉鉴的五儿子伍绍荣就曾到过上海投资。
现在如果追溯上海的第一批开拓者，其中大多是广东商人，当年的上海话就是广东话，上海被称为小广东。这些开拓者率先接受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洗礼，相互提携，共同发展，成为了中国近代保险、矿务、轮船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和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几十年后许多成功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诞生于此地，像张裕葡萄酒、上海四大百货，它们脱离了与封建官府的联系，最终实现成功转型。
外债高筑：走向破产的致命伤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实行五口通商，十三行就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这个官商背景的商业资本集团也逐渐走向衰落。然而，十三行是否真的是被鸦片战争毁掉的？
其实，鸦片战争还不是十三行衰落的致命伤。在导致十三行破产的原因中，外商高利贷盘剥导致的债台高筑才是致命伤。
我们都知道商人资本为了取得利润，就必须不断地买进货物、卖出货物，与此相应，货币也必须处于不停的流动状态，只有货流运转，才能财源广进，而且货币流动越快，增值也越多，这差不多是从古至今绝大多数商人都精通的原则。
陶朱公范蠡，一生三次成为巨富，其中有一条诀窍就是使货币与商品像流水一样不断“行”，绝不要有息币使之不能增值，这就是“计然之策”所要求的“财市欲其行如流水”。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断地买进、卖出的过程，就是商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个过程的中断，就意味着商人资本生命的停顿。
然而行商常常处于资金短缺、货流停滞的状态。这是因为从诞生的那天起行商就受到清政府的无限压榨，政府常以皇帝寿辰、国家战事、河工水利、征剿盗匪等各种名目向行商勒索摊派银两，再加上各级官吏的贪婪榨取，致使行商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而且有些合法贸易基本上赚不到钱，比如说绒是亏本的，而钟表一类的又都是行商用来进贡或者白送给各级官员的，这也增添了行商资金上的负担。还有行商自身的奢侈生活也使得白银不能再投入贸易之中，流动资金常常处于短缺状态，致使中国的封建商业资本集团在西方资本主义缜密的商业组织和雄厚的资本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的。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行商常常身不由己，他们为了求生存，只能对外商债主唯命是从、曲意逢迎，逐渐成为了仰人鼻息的附庸。
在贸易中，十三行行商的主要对手，先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稍后是以英国怡和洋行和美国旗昌洋行为代表的外商。这些西方商团财大势雄，资金不足的行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再加上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近代的金融信贷制度，一些资本薄弱的中国行商缺乏可以周转的现金，便与来华西商之间产生了因拆借、预付、代垫、赊欠等方式而形成的债务关系。
在销售了外国货物之后，不能及时筹款归还，他们要想维持对外贸易，要想凭借垄断地位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行商不是为外商代销商品，就是向其举债，甚至买空卖空，侥幸赚钱赢利，是许多贫困行商不得不选择的冒险举动。外国商人也乐于以高利息借给行商，暂不收欠款，几年后一并结算，这样利上加利，商欠惊人。
其实，“商欠”是资本主义的英国对华早期经济侵略的形式之一。行商之所以会欠下外商债务，具体来说不外乎四点原因：代销外商进口货物，造成“行欠”；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借贷外商资本而造成“行欠”；因经营不善，造成亏本，遂向外商借贷，以便维持门面，从而造成“行欠”；行商无力完纳其所承保的税饷，挪用外商款项，从而造成“行欠”。
十三行后期，大部分行商的业务已靠借债度日。1832年以后，在行商中排名第二的广利行卢文锦，就是依靠英国大鸦片商查顿、马地臣放债来维持。兴泰行行商严启昌也自我披露说：“1830年我以有限的资本开始营业。在开销了挂出招牌开张营业的费用和买进栈房和家具之后，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了。”显然，这样的行商就只有靠向外商借贷，维持生意。
“行欠”行为曾遭到清政府的一度禁止。乾隆年间规定：“嗣后内地民人，概不许与夷商领本经营，往来借贷。倘敢故违，将借领之人，照交结外国诓骗财物例问拟，所借之银，查追入官，使外夷并知炯戒。”嘉庆再次下禁令：“是在该管监督严催洋行，早清夷欠；……若限期已届，而商欠尚未清结，则罪在洋商。”道光年间禁令措辞更为激烈：“防范措施变得更加严密”，但是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
也许行商明明知道高利贷是火坑，但又是什么原因逼着行商纷纷往里面跳呢？清政府曾有规定，行商一旦入行没有退出十三行的自由，他们为了避免破产，或是为了赢取更大的利润，屡屡发生商欠行为。这种厄运，刚开始只是在个别行商无法应付而发生，后来逐渐演化成行商团体的行为。
行商同外商做买卖，经常受人愚弄，加重了欠债的数量。乾隆四十九年一位行商拖欠外商166万余两白银，就是由此造成的。
有一位外商曾把一些滞销的货物作价留给他，外商时常逼债销售，讲明期限为一年，按几分起息，但外商回国后，故意长时间不来华，使得这位行商所欠的债务利上滚利，最终走向破产。
清朝影响规模比较大的商欠案发生在1780年。这一年，泰和洋行颜时瑛、裕源洋行张天球等4家行商原本共欠外商债银107万两，经过利滚利，竟然翻出3倍多。乾隆帝得知此事后觉得偌大的清朝商人欠外夷小钱很没面子，便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伊犁，全部债款照原本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还清。
此后，1810年前后，十三行又发生第二次周期性大规模商欠危机，行商借贷外国商人的资本，犹如吸食鸦片一样，商欠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累欠外商货银近200万两。1794年石中和欠60万两，1809年（嘉庆十四年）沐士芳欠24万两，倪秉发欠40万两……
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1824年（道光四年）潘长耀欠外债17万两。连一些老行商也卷入债务泥潭，仅福隆洋行一家便积欠英商货银109９万两，可谓特大亏空……英国大鸦片商查顿在1837年描写行商处境时写道：“近来，除去伍浩官和潘启官外，没有一家行商不负债，如果我们挤倒一家，就可以挤倒全体。”
而外商却将商业资本变为高利贷资本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一条捷径。18世纪70年代来自印度的巴斯商人是最精明、最活跃的高利贷者，他们大量涌入广州，专门选择贫困行商来往，免去了经营贩运之劳，风涛水火之险，放贷成为他们“舒服的生意”。
对中国行商来说，大举外债，似乎可以暂缓燃眉之急，免遭破产之厄运。但是，饮鸩岂能解渴！其结果只是遭到更惨重的破产。据统计，1840年前，共有20余家行商因无力偿还“行欠”而倒闭，他们或是被抄家，或是下狱，或是被充军。
英国东印度公司正是以此为突破口，通过对中国行商放高利贷掌握了对中国贸易的主动权，中国许多行商都是因为欠下该公司的债务，无力偿还走向了惨重破产。
根据史料，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行商提供贷款，年利息一般都在18%-20%左右，高的甚至达到40%。与中国产生对外贸易关系以来，东印度公司一直是清朝许多行商的主要债主，行商一旦沾惹上与该公司的债务关系，就如同吸食鸦片一样，很难摆脱对其的依赖性，逐渐丧失对外贸易的自主权、独立经营权，甚至财产支配权，这样以来，不管做怎样的努力，只要生命线的终端牵在外国人手里，也只能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奴隶。
官府对洋行的困难熟视无睹，对营商环境是否改善从不过问，洋行在周转不灵急需帮助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却是来自官方的勒索，这对行商无疑是雪上加霜，结果在广州外贸的烟云中，行商的处境愈加困难。
此外，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做出的关税协定的条款对这些行商产生的伤害，也是非常严重的，也可以说是导致行商衰落的内在原因。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夫，均宜秉公议定则例。”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又规定，一般货物应纳税额，皆按值百抽五核计，如欲变更，则须与英人共同协议订定。此后，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则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协定关税只规定外商对华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中国要同外国商量，而未规定中国对外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外国须同中国商量。其结果便形成了中国单方面的减让关税税率，自此中国自己不能调整税率，使得十三行行商的发展失去了关税的保障。
内外夹缝中苦苦挣扎
一提到“第三者”，大家第一反应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词，在生活中，如果说谁是第三者，肯定会遭到人们道德上的非议，而身为第三者本人也肯定心里不好受。而伍秉鉴等十三行商人就很无奈地充当了政治“第三者”的角色，因而也受到人们不少诟病。
伍国莹、伍秉鉴等行商的出现与兴起，完全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的畸形产物，当时的清政府想关上门，只让一群指定的人与外国人在生意场上打交道，这样以来，那一群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与社会大众不尽相同的人——夹在政府与洋人之间，受“夹板气”。
这也是十三行行商不同于晋商和徽商的地方。晋商做外贸仅仅同洋人打交道，虽然也要接受政府发“龙票”、受盘剥，但毕竟还不是官府直接勒索的对象；徽商仅仅同官府打交道，而没有连坐制等规定，也不用同洋人打交道，所以比起晋商和徽商来，十三行行商也辛苦许多。
伍秉鉴在清政府和洋人的缝隙中频繁地周旋，巧妙地传达着双方的意思，想要让双方和和气气，他才能和气生财；清政府、十三行和外商，哪里有矛盾冲突，哪里就有伍秉鉴的身影，发现的一点点火星他都必须及时扑灭；伍家父子在复杂环境中、在处理其他官府、外商等各方势力的矛盾中间往返奔波，任何差池都可能遭受到灭顶之灾，招来牢狱之苦；同时还要兼顾其他行商的某些利益，博取全体行商的信任和支持……如此说来，伍家财富来得委实不易。
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在封建清廷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十三行行商逐渐体现出它的买办性，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上“第三者”的角色。美国商人威廉·亨德在《广州番鬼录》一书中指出：“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是行商作保，保证他的行为与能力。凡商馆中所雇用的一切其他中国人，他自己的会计，以至仆役、厨役、苦力，都是买办自己的人。”这些封建买办非但无法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而成为伙同洋商要挟其他行商、欺压内地商人的“洋商代理人”，然而，洋人又不是省油的灯。
首先洋人向十三行提供各种洋玩意儿，然后再从中国采购一些他们喜欢的产品，但是这些洋货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十三行要想靠出口赚取利润，首先要买下这些洋货，导致洋货不是积压在库房里就是赔钱处理掉。
其次，十三行作为政府特许的外贸垄断组织，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管理”外国商人，传达政府指令，代办一切与外商交涉的事宜，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哪里受其管制？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抗议其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行商都要对其加以约束，因为夷商一旦有什么违规行为，最后受惩罚的不是外商而是相应的担保商。
最后，洋人也并不全讲信用，洋人欠十三行商人的债也屡有发生。在历史资料中就曾经记载了十三行中的一个叫丽泉行的，它的商人叫潘长耀，被外商拖欠货款，中国皇帝自然不管，只好自己与美国商人多番交涉无果，愤然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两的纽约、费城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于1814年2月10日用中文、英文、葡萄牙文三种语言写信给美国麦迪逊总统，希望无拘无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法。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仍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
美国总统可不会像中国皇帝那么愚蠢，欠100万两，还200万两，而是装作不知道。最终由于越洋诉讼的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这宗官司却让他负债累累，直到1824年丽泉行被拖垮，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试想，如果清政府能够保护本国商人信贷，如果潘长耀能索回这笔资金，行号就会免于倒闭。
但是，在腐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之下，作为国家利税大户的十三行不是得到官府的保护，而是时刻要面对官府的压榨，时刻要在刀尖上过日子。
为了保护天朝上国在洋人面前的尊严，清政府规定十三行不得对外商欠债，一旦发生欠债现象，所有商行都有连带责任，代为清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