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军强
那一年，我十八岁。只因一件极小的事让我一时头脑发热，我决定走出家门去闯闯。
说起来我也没有错，我无非是爱读一些汪国真的诗，也爱信手涂鸦几句，而这一切竟被父亲视为大逆不道。父亲是一个暴躁粗鲁而传统的农民。在父亲几次严厉的训斥下，我终于怒不可遏地反抗起来，毫不犹豫地离家出走了。
我选择了北京。在我看来，北京的空气中飘着诱人的文化气息。不料想，事与愿违，抵京后我才知道，我的这种选择是多么的不明智。我首先面对的是生存的问题。
为了能生存下去，更为了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我先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我每天顶着烈日，汗如雨下地重复着搬砖、翻沙、和灰的单调工作，为了那个在父亲眼中一文不值的文学我忍辱偷生。每天傍晚收工之后，我都蜷在闷热的民工房里，啃着书本咀嚼有血有肉的文字。我有几个四川仔时不时地戏弄我，也没有改变对文学的虔诚与痴迷。
也许是我一如既往、持之以恒的精神感染了别人，有一天，平时常拿我找乐子的工头告诉我，一家小报社招聘印刷工人。当印刷工人待遇虽然不高，但总比窝在工地上强，况且，与那些飘着墨香的文字朝夕相处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于是我没有多想，第二天就请了假，激动不已地准备去应聘。我特意洗了头，换了那件平时不舍得穿的格子上衣。
没想到等我几经周折走进那家报社的大门时，我顿时无地自容，心灰意冷了。我面前的应聘者都穿着清一色的白衬衣，打着领带，唯独我像只丑小鸭，寒酸至极。
我正打算逃之夭夭，一位主考官把我们召集起来，准备面试。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心如鹿撞地进了一个副主编的办公室。
看见我的那一刻，那位副主编显然也是始料不及，他惊愕的眼神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
他随后拿起一张表，让我先当着他的面填好。我忐忑不安地坐下来浏览简历表，我的头顿时“嗡”的一声蒙了，那表格中有关大学名称、发表作品情况的内容轻易地击碎了我心中的一切梦想。我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嗫嚅地问：“招印刷工人还需要大学文凭和作品吗？”那位副主编先是一愣，继而温和地说：“你可能搞错了，我们这里招聘的是记者和编辑。”
我一时语塞，如坐针毡。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做法就是夺门而出。可我没有，我告诉他，我喜欢文学，正因为如此，我才离家出走以期望在文学上有所发展。我支支吾吾地讲了一刻多钟，他很耐心地听完，接着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简历表，说：“你如果愿意做一名印刷工人，我今天就破例聘用你，可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摇摇头。“那是因为你对文学的痴迷打动了我。我可以留用你，可你必须明白，你进了印刷厂以后就很难在文学上有太深的造诣，因为你学习文化的大好时光将会被那些无情无义的机器消磨殆尽。”
我低下头，心想，现在我应该坐在教室里过着紧张而又有意义的高三生活，可我却如此执迷不悟，也许我远离校门与我想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初衷相背离。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位副主编又说：“你可以带上这张表格回去想想，读书还是当工人，填还是不填。”
我心情郁闷地揣着那张简历表回到了工地上。见我一副失魂落魄恍恍惚惚的样子，工头和几个四川仔幸灾乐祸的嘲弄神色也断然收住。他们肯定以为那个开过了头的玩笑对我打击太大了，我才沮丧得不说一句话。
我没有理睬他们，那一夜我想了很多。那张特别的简历表一直放在我的胸口，让我眼潮心热，因为我从那上面看到父亲与工地民工所不曾给我的理解与尊重，也看到了我狭隘的心灵不曾解读的人生与梦想。
第二天，我义无反顾地坐上了返乡的列车。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且成为一家报社的编辑时，那张简历表仍摊在我的心头。我念念不忘的不是今天的成就，却是当年我迷失时从它上面感受到的那份贴心的温情。我终于知道，人生有很多转折，关键处却只有几步，选择坚持与放弃绝对是迥然不同的天地。
我将一直保存那份简历表，并将它视为我一生的珍藏。也许这在许多人眼中，真的并不算什么，但它却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简历表，它与我的一生息息相关。
我将一直保存那份简历表，并将它视为我一生的珍藏，也许这在许多人眼中，真的并不算什么，但它却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简历表，它与我的一生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