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的标准在于法度，运用的适当与否在于领导个人。赏罚运用得当，就是成功的动力；运用不当，就是失败的媒介。因此，对它们不得不谨慎地行使。从前陆宣公的两句话，可以说是使用赏罚的一大原则。他说：“行使罚，先从亲近贵族开始，然后到全国百姓，这样就没有人敢违犯了；行使赏，先从全国百姓开始，然后是亲近贵族，这样功绩就不会遗漏了。”
这个意思是从姜太公回答武王的问话里演变出来的。武王问姜太公说：“主将凭什么来树立威信，用什么来体现严明，怎样来实现令行、令止呢？”姜太公说：“主将用诛杀地位高的人来树立威信，以奖赏地位低下的人来体现严明，以奖惩来实现令行、令止。因此，杀一人能使三军震惊的就杀他；赏一人能使万人欢喜的就赏他。诛杀贵在从职位高的人身上下手，奖赏贵在从地位卑微的人身上做起。诛杀有权有势的人物，说明刑罚能行于最上层；能奖赏到牛僮、马夫等饲养人员，说明赏赐能达到最下层。这就是主将威信能够树立的原因。”
（2）赏罚在于公正严明
赏罚在于公正严明，所以《韩非子·有度篇》中说：“法度不偏袒地位高贵的人，墨绳不迁就弯曲的东西。法度施加的制裁，聪明的人不能用言辞狡辩，勇猛的人也不能用武力抗争。惩罚罪过，不因他是大臣而回避；奖赏善良，也不因他是普通人而遗忘。”所以能公就无私，无私就无过，无过就无怨，无怨就无恨。如果有难以明断的事情和疑点，稍有疏忽就会失去公正严明的原则。处在这样的境地时，只有依照经书中记载的“有疑点的罪过要轻处，有疑点的奖赏要慎重”这一说法作为行使赏罚的标准。另外，还要注意奖赏不能因怨仇而废弃，惩罚不能因亲人而不行。
黄石公说：“小的怨恨不宽赦，大的怨恨就会产生。”又说：“念旧怨而废新功的人必无好结果。”所以成就大事的人，必须首先有宽容的度量，然后才能赏罚严明。每一位正直的领导，对待他的下属，只要有功劳就是仇人也奖赏；只要有才能，就是旧怨也任用。
刘邦成为汉朝开国皇帝后，大封功臣，对那些功劳不大的将领，未得行赏。一日宫中传言有许多将领要谋反。刘邦大吃一惊，连忙找张良商量。张良说：“陛下起于布衣，靠这些人取得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中所亲爱者，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者。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这些人畏陛下不能尽封，又担心见疑生平过失而被诛，故而相聚谋反。”刘邦要求张良想个办法解决此事，张良得知刘邦生平最恨雍齿后，立即劝封其人。刘邦信其言，封雍齿为什方侯，果然使许多将领放弃了谋反的念头。
赏罚的应用是，在某种时机，不能一味拘泥于原则原理，而应该判断出这人这事怎样处理才合适。不能仅仅在公平的字义上做文章，还要了解到赏罚只有放在事业功绩上才能发生作用。刘邦是最了解、也善于运用这个原则的人。苏询评论刘邦行使赏罚这个问题时说：“从前的人，例如汉高祖刘邦，经萧何介绍后就封韩信为大将……遇见鲸布后就封他为淮南王……遇见彭越后就封他为相国……当时，这些人都没有为汉朝立下功劳。刘邦看出他们的志向大，不安定天下是不会放弃追求的，所以就对他们进行赏赐。”苏询又说：“刘邦对待樊哙、滕公、灌婴等人就不是这样的。他的原则是，只要谁攻下一座城池，打胜一场战争，就对他进行加封，否则就别想晋升。因为刘邦知道这些人才小、志小，只有对他们施以小小的恩惠，他们才会尽力而为之。
《韩非子·主道篇》中说：“群臣向君主陈述主张，君王根据陈述而交给适当任务，根据交给的任务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功效与任务不合，任务与主张相违，就加以惩罚。贤明的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子陈述的主张与实事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就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威猛得就像雷霆一样，即使是神仙圣人也不能逃脱。所以，贤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予奖赏，也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赏赐，功臣便会懈怠，免除刑罚，奸臣就会胡作非为。因此，如果确实有功劳，即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赏赐；如果确实有过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这样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致懈怠，而亲近喜爱之人不敢骄横了。
因此，赏罚必须有规定的原则，没有规定的原则，就难以希望他们能公正无私而且正确。不能做到公正无私而且正确，就会生出怨恨的心理。
（3）先罚再立威
赏罚是管理的手段，是用人的法宝。就像飞鸟的翅膀，走兽的爪牙，缺少了它们，鸟儿就无法飞翔，野兽就无法捕食。对赏罚的运用是轻是重，是宽是严，是领导者应该掌握的分寸。
齐王问文子：“君王应该怎样治理国家？”文子回答说：“将赏罚原则当成国家的利器，国君暗中掌握它，不轻易拿出来显示给人看。”实际上，历代的明君贤相都十分重视赏罚这个原则，在具体运用时，希望能使之发挥最大的效能。
舜接受尧的禅位后，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将兜流放到崇山，将三苗流放到三危，将鲸杀死在羽山脚下。处罚了这4个人之后，天下人民无不心说诚服。商汤王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正，因而国家得到治理。周公秉公诛杀管叔、蔡叔，因而周朝的统治得到巩固。孔子拆毁三都，诛杀少正卯，因而鲁国得到最好的治理。又如姜太公斩华士，管仲斩付里乙，郑国子产斩邓析、史付，刘邦斩丁公，诸葛亮斩马谡，都是先罚再立威。
韩非子说：“如果没有马鞭子的威胁，没有马嚼子的约束，即使造父这样的驾车能手也不能制服骏马；没有圆规和角尺，没有绳墨，即使王尔这样的能工巧匠也不能自成方圆；没有威严的权势，赏罚的制度，即使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又说：“严刑，是百姓所畏惧的；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所以圣人设置了严刑以禁止邪恶，设置了重罚以防止奸诈，因此国家太平而没有暴乱之事。”所以商鞅行使严厉的刑罚后，秦国从而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局面。
（4）勤考核，严责任
用人始终不能违背“宽猛兼施，恩威并用，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这个原则。对于事业与功绩，着重在严责任，勤考核。严责任就能防范奸伪，勤考核就能求取实功，当赏当罚，也就是陆宣公所说的考核实对的原则。
李斯说：“只要督察责求认真，属臣就没有邪恶之心；属臣没有邪恶之心，天下自然安定；天下安定，君主就显得尊严；君主显得尊严，督察责求必然确实；督察责求确实，君主的要求就能满足，那么国家一定富强；一等国家富强，君主就会拥有无比的快乐了。所以只要建立用严刑峻法来督察责求，那就没有不事事如愿的了。这样一来，君臣百姓想拯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谁还会有心思图谋叛乱呢？这样就具备了帝王的统治术，可以说是能明了君主驾驭臣属的手段了。”
人们常说慈母养败子，严门无格虏（强悍的奴仆），弱君有叛臣，严师无歹徒。人的劣根性是欺弱畏强，侮柔怕刚，好逸恶劳，损公肥私，趋利避害。李斯又说：“连轻微的罪过尚且受到严厉的督察，何况有了重罪呢？所以这样一来，百姓就不敢贸然再触犯法令了。因此韩非子说：‘几尺长的布帛，平常人见了却都想要偷盗，可是百镒黄金，连盗跖那样的巨盗也不敢攫取。’这并不是一般人好利心重，几尺长的布帛价值高，而盗跖的欲望淡薄，品行高尚，根本没把百镒黄金看在眼里。事实上是因为只要攫取人家的财物，就会受到刑罚，所以盗路跖当然不敢夺取百镒黄金。可是一旦刑罚不去认真执行，常人即使是看到几尺布帛，也是想偷盗的了。因此高不过是5丈的城墙，只因为峻峭难登，楼季就不能轻易攀越；可是虽然是百仞高的泰山，只因为坑谷平坦易走，即使跛脚的牧羊人也可到山顶上放牧。楼季对5丈高的城墙都感到为难了，难道跛脚的牧羊人对百仞高峰会感到容易吗？这只是峻峭难登和平坦易走的分别啊！明主圣帝所以能够长久处在尊贵的地位，把握重大的权势，而且独自擅有天下的利益并没有别的特殊办法，只是由于能独断专行，切实利用严刑峻法来督察责求别人，处罚务求深重，所以天下人不敢犯法了呀！”
百姓爱戴严肃而有作为的领导，胜过爱戴懦弱无能的领导千百倍，从古到今，领导统治官员、百姓没有比严肃更合适的原则了。所以对下属宁可过严而不可过宽，宁可过威而不可过恩，宁可重事而不重名，宁可深罚而不厚赏，宁可督责过严、考核过勤而不让法纪有半点废弛。当然这里所说的严肃，是指制度内的严肃，而不是制度外的严肃；只是用严肃来对待官员，防止他们作奸犯科，残害百姓，而不是用严肃来对待百姓。
（5）明法度，严刑罚
韩非子认为治理官员主要在于明术数，审参验，正法度，核功罪，尊名实，施刑罚。他说：“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从而取得亲近和宠爱。因此君主所喜欢的，奸臣也跟着赞美；君主所憎恶的，奸臣也跟着诋毁。人们的一般情况是，是非好恶相同，就互相认可；是非好恶不同，则互相反对。如今奸臣所赞赏的，正是君主所认可的；奸臣所诋毁的，也正是君主所反对的，这就叫做君臣有共同的是非取舍标准。是非取舍标准一致却互相对立产生冲突的，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就是奸臣之所以能取得信任和宠幸的途径。奸臣能够凭借君主信任和宠幸而形成的权势来称赞或诽谤、提拔或罢免群臣，是因为君主没有驾驭他们的手段，没有审察他们的办法，必然根据过去彼此认识一致、观点相同而轻信他现在的话，这就是那些得宠的奸臣之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原因。所以君主只要在上面受到欺骗，臣子就必然在下面握有重权，这种臣子就叫做控制了君主的臣子。”
韩非子又说：“懂得治国法术的人作臣子，能够提出正确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牵制奸臣，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所以如果能把治国的法术提前献给君主，那么赏罚就可以施行在后了。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术，而不迁就世俗的言论，按照名实是否相符来判定是非，根据对事实的检验结果审查其主张是否正确。这样，君主身边的宠臣就知道虚伪狡诈是不可能得到安乐了，他们一定会说：‘我如果还不抛弃奸邪谋私的行为，还不尽心尽力侍奉君主，仍然以互相勾结和妄加毁谤吹捧来求取安乐了，就像背着千钧重担陷入无底深渊还想求得生存一样，一定是不可能了。’各级官吏也知道行奸谋私不可能得到安乐，就一定会说：‘我如果不能清正廉洁正直无私奉公守法，却怀着贪婪卑污的念头谋取私利，就像登上了高高的山顶后又坠落到峻峭的山涧而想求得活命，一定没有希望。’安乐与危险的道理如此清楚，君主的近臣还怎么能以假话空话迷惑君主呢？各级官吏又怎敢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呢？所以，巨子能够表现他的忠诚而不蒙蔽君主，各级官吏能够。信守自己的职责而毫无怨言。这就是管仲用以治理齐国、商君用以使秦国强盛的措施。”
韩非子还说明了以明严刑作为治理的理想境界，他说：“圣人能够判别是非曲直的真相，明察是治是乱的实情。所以他治理国家，能够严明法令，设置严刑，以解除民众可能遭受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难，使强者不欺侮弱者，大国不欺侮小国，老人得享天年，幼孤得到抚养，边境不受侵犯，君臣亲密相处，父子互相护养，没有死于战场或沦为俘虏的忧患。”
韩非子主张严刑罚，让官员与百姓都能有所勉励，有所禁止，而大众也能相互勉励而善于邀功请赏，防止罪行而免于刑罚。他极力主张要以威严的姿态面对天下，本着明察考核的制度，以严厉的法度制止人们做恶，以严厉的刑罚矫正奸邪。
（6）赏罚分明，功过不抵
赏罚分明，就是有功劳的一定奖赏，有过失的一定惩罚。赏罚分明，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或抑制，它通过奖赏，肯定了人才的劳动价值乃至人生价值；通过惩罚，否定了一些错误行为和消极因素。有功劳而不奖赏，谁肯卖力奉献？有过失而不惩罚，谁会谨慎处事？只有切实做到赏罚分明，团体的纪律才能获得有效维护，团体中的每个成员才会尽心尽力。相反，做好事得不到奖赏，做坏事受不到惩罚，每个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胡作非为，那么整个纪律会遭到破坏，管理会陷入混乱。
赏罚分明，是人的利益所在，如果赏罚不明，就会产生相应的危害。商鞅说：“领导赏罚不明，就好比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舡楫。”他指出赏罚不明就等于失去了事业成功的基础和希望。唐代元结《辩惑》强调了赏罚并用的重要性：“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则乱。”指出了赏罚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赏罚分明，不但指对不同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还指对同一个人的不同事件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能功过相抵。理由是：第一，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如果功过相抵，就容易导致功过混淆，毫无界限。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宋朝京师洛阳，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掳走，北宋灭亡。在金兵的逼迫下，朝廷众官打算立张邦昌为国君，但遭到秦桧等人的坚决反对。秦桧因此也被金人俘虏。秦桧的这个举动称得上是大功，一时受到全国上下的赞誉。可是，秦桧到金国后，一反前态，除了替宋徽宗操刀写乞和书，投靠金人外，还卖国求荣，陷害抗金英雄岳飞，留下万世骂名。此刻，是否能因秦桧有前功而抵其后罪呢？历史做出了公正判决：秦桧罪不可赦。第二，功过相抵，容易造成特权。有的人因为做出了成绩，或立有功勋而得到一官半职，如果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又加上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们必然更加肆无忌惮，法律、制度、规章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所以，要做到功过不相抵，必须：
功过分明，各施赏罚。若有大功于前，按律行赏；又有大过于后，按律施惩。一个大功臣杀害无辜的人和一个地痞无赖杀害无辜的人.应该用同一条法律制裁，不去考虑昔日的功劳，杀人偿命，自古而然。反之，若有大过在前，理应施以惩罚，又有大功于后，也应按律行赏。
法不可玩弄，刑不可赦免；罪不可放纵，贪不可滋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纪律面前一视同仁”，以这样的原则来用人，领导不因个人情感而行赏罚，赏善罚恶，赏罚分明，自然事半功倍。
广泛接纳有用人才
人才的得失去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小到一个单位、企业，大到一个国家、民族。所以每个有作为的领导者都注意广泛地招纳人才、延揽人才、扩大人才队伍，尽量做到帐下人才荟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