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别离
春风吹绿了北大荒的原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按季节，春播已经开始了。我们住在这几间大屋子、小屋子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听说，有的已经回了家，回到原单位；有的也分配到生产队劳动去了。每个人心中都将产生一个新的希望。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二日那天，吃过早饭，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了我的房间，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将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多么热切地希望回到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屋，那间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个温暖的家。我幻想我们将再过那种可怜的而又是幸福的、一对勤劳贫苦的农民的生活呵！
我客气地坐到炕的一头去，让来人在炕中间坐了下来。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我说：“六十五岁了。”
他又说：“看来你身体还可以，能劳动吗？”“我一直都在劳动。”我答道。
他又说：“我们准备让你去劳动，以为这样对你好些。”不懂得他指的是什么，我没有回答。
“让你去二十一队劳动，是由革命群众****，懂吗？”
我的心跳了一下。二十一队，我理解，去二十一队是没有什么好受的。这个队的一些人我领教过。这个队里就曾经有过一批一批的人深夜去过我家，什么事都干过。但我也不在乎，反正哪里都会有坏家伙，也一定会有好人，而且好人总是占多数。我只问：“什么时候去？”
“就走。”
“我要清点一些夏天的换洗衣服，能回家去一次吗？”我又想到我的那间屋子了，我离开那间小屋已经快十个月了，听说去年冬天黑夜曾有人砸开窗户进去过，谁知道那间空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我们派人替你去取，送到二十一队去。”他站了起来，想要走的样子。
我急忙说：“我要求同陈明见一面，我们必须谈一些事情，我们有我们的家务。”
我说着也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去，好像他如不答应，我就不会让他走似的。
他沉吟了一下，望了望我，便答应了。然后，我让他走了他关上了门。
难道现在还不能让我们回家吗？为什么还不准许我们在一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自从去年七月把我从养鸡队（我正在那里劳动），揪到这里关起来，打也打了，斗也斗了，审也审了。现在农场的两派不是已经联合起来了据说要走上正轨了，为什么对我们还是这样没完没了？真让人不能理解！
实际我同他分别是从去年七在就开始了的。从那时起我就独自一人被关在这里。到十月间才把这变相的牢房扩大，新涌进来了一大批人，他也就住在我间壁的大“牛棚”里了。尽管不准我们见面，碰面了也不准说话，但我们总算住在一个屋顶之下，而且总还可以在偶然的场合见面。我们有时还可以隔着窗户嘹望，何况在最近几个月内我还收到他非法投来的短短的书简。现在看来，我们这种苦苦地彼此依恋的生活，也只能成为供留恋的好景和回忆时的甜蜜了。我将一个人到二十一队去，到一个老虎队去，去接受“革命群众****”的生涯了。他又将到何处去呢？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呢？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关切、安慰、点滴的光明，将要一刀两断了。只有痛苦，只有劳累，只有愤怒，只有相思，只有失望……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我决不能投降，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呵！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于一九五七年底被开除了党籍，十一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识，这样要求自己和对待一切的），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呵！
门呀然一声开了。他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像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无语相对，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他点了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悄然问他。“还不知道。”他摇了摇头。
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张钞票，轻轻地而又慎重地放在我的手中。我知道这是他每月十五元生活费里的剩余，仅有的五元钱。但我也只得留下，我口袋里只剩一元多钱了。
他说：“你尽管用吧，不要吃得太省、太坏，不能让身体垮了。以后，以后我还要设法……”
我说我想回家取点衣服。
他黯然说道：“那间小屋别人住下了，那家，就别管它了。东西么，我去清理，把你需要的捡出来，给你送去。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每月给你写信。你还要什么，我会为你设法的。”
我咽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强忍住了。他最想说的话，我也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们的手，紧紧攥着；我们的眼睛，盯得牢牢地，谁也不能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我们原也没有团聚，可是又要别离了。这别离，这别离是生离呢，还是死别呢？这又有谁知道呢？
“砰”地一下，房门被一只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踢开了。一个年轻小伙瞪着眼看着屋里。
我问：“于什么？”
他道：“干什么！时间不早了，带上东西走吧！”
我明白这是二十一队派来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还是薛霸，反正得开步走，到草料场劳动去。
于是，陈明帮助我清理那床薄薄的被子，和抗战胜利时在张家口华北局发给的一床灰布褥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为了便于走路，他把它们分捆成两个小卷，让我一前一后地那么背着。
这时他迟疑了一会，才果断地说：“我走了。你注意身体。心境要平大在在大，遇事不要激动。即使听到什么坏消息，如同……没有什么，总之，随时要做两种准备，特别是坏的准备。反正，不要怕，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担心你……”我一下给他吓傻了，我明白他一定瞒着我什么。他现在不得不让我在思想上有点准备。唉，你究竟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瞒着我呢？
他见到我呆呆发直、含着眼泪的两眼，便又宽慰我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都是我想得太多，怕你一时为意外的事而激动不宁。总之，事情总会有结局的。我们要相信自己。事情不是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也许不需要很久，整个情况会有改变。我们得准备有一天要迎接光明。不要熬得过苦难，却经不住欢乐。”他想用乐观引出我的笑容，但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的心，已为这没有好兆头的别离压碎了。
他比我先离开屋子。等我把什么都收拾好，同那个“解差”离开这间小屋走到广场时，春风拂过我的身上。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他正在为锅炉房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
五 希望在阳光下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关在“牛棚”里的人将近发落完了时，才一声令下，放我离开“牛棚”，去二十一队劳动，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我含着满腹的悲愤和辛酸告别了陈明。陈明将发落到什么地方去呢？他的命运前途如何呢？离开我，没有我，他将怎样生活呢？而我没有了他，我只能勉励自己，全力支撑自己，使自己不倒下去，也许将来还能再见一面吧。我恨透了这问“牛棚”，却又难舍难离这“牛棚”。我无奈地走出了水利大楼，我在这栋楼下孤独地住了十个月，十个月中经常想到何时能回家，回到八委的只有七平方米的那间温暖的小茅屋去。现在已经明明白白回不去了。从陈明进牛棚不久，那间小屋，连同我们过日子的锅盆碗盏都全部借给一个转业来的军人家属去用了。现在不能想它了，现在只能想念这个曾经把我禁闭了十个月的水利大楼了。尽管这间小屋记下了赐与我的许多污辱，许多痛苦，但这间小屋的邻室曾住着与我同命运的人，住着有了解我、关心我、爱我、疼我的亲人，有将我同这世界联结起来的人。现在把我打发到哪里去呢？二十一队，这个在多次武斗中出名凶狠的队，是一个老虎队。二十一队里有打过我的人，有侮辱过我的人，这帮人三五结伴，经常在三更半夜到我们家来，名为抄四旧，实则打砸抢。他们拿走我们的衣物、鞋、袜、笔记本、稿件，和日常的生活用品。我现在正是被押到他们那里去，在这帮凶神恶煞的眼底下过日子，我只能用颤抖的心灵去迎接更加残酷，更加黑暗悲惨的大子。但我却又揣想着，安慰自己，可能这里还会有一线的希望。不是别的，我只以为，不管怎么样，我可以不再关在黑屋子里，我可以见到太阳了。
这几件行李并不十分重，我是勉强拿得动的，只是又要走路，还要快步走路。他可能看出我的狼狈样子，才发了善心。我用发抖的手把网兜放在地下，又从肩上卸下那两小卷铺盖，一床薄被子，一条褥子放到他的自行车架上，还可以放上一个网兜。我一身感到轻松，用衣袖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再拎起剩下的一个网兜，而且稍稍放慢点步子，我也不敢去多看几眼那个解差，怕惹怒了他。可是我心里却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情，为又碰到一个通情的人而高兴，把适才的担心，愁苦都放开一边了。
六 晒肥场上的遐想
走了一大段路，才走出果园，转到一条上坡的大道，不远便到了二十一队。再走过几个小坡，便看见坡下场院里满是人群，正在那里劳动。“解差”命令道：“你也去那里干活去，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你的宿舍去。”他拿过我手里的网兜，就一个劲上坡向队部宿舍那个方向去了。
我放眼一看，啊！真热闹啊！满场院都是人。我怯生生地走拢去。一个中年人，留有络腮胡子，远远看见了我，板着脸，恶狠狠走近来，抛给我一个钉耙，厉声道：“就在这里翻晒肥料。老老实实，不准耍滑偷懒！”我接过钉耙，就在这满场院铺晒拌了药的土疙瘩当中走开了，边走边推，把这些肥料翻松扒开来承受阳光。啊！我自己也该尽情地承受这久别的阳光。
但我不敢昂头，我悄悄看到有一群青年，兴致很好，在这大场院里来回走着，他们、她们大声吆喝，说着，笑笑闹闹。好在他们谁也不看我，不屑于看我。我开始的紧张，慢像感慢松弛一些。我好到，也可能是我有意去想，记得“**********”开始的那年，一九六六年，麦收时，我主动要求下队劳动，也曾在七队的摊满麦粒的场院里用耙子来回走着、推着，翻晒新麦。虽然那时七队的指导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我表现亲切，职工们也似乎有了一点点隔阂，但他们还是让我们去为他们布置农忙时节的俱乐部，设计、画光荣榜等。每天都客气地把农忙时特地加添的一顿下午饭，炸油条或是两个热呼呼的大肉包子送到我们手上。还有几个曾经接近过我们的工人和家属、北京青年，不时地和我们说几句话。而最使我能比较坦然地在那里劳动和生活的，是邓婉荣也在七队参加劳动。她同我们一道从场部下来，还时时照顾我。而她在七队，谁对她都熟悉，都友好。她的垦区标兵的荣誉称号，就是在七队每年评比中，公认选举出来的。在表面上她在七队是一个普通工人，但她在队上享有百分之百的信任，在七队她是一个权威人士。那个时候只要我跟着她，就能得到安全，七队的老职工们是不会给我一点点难堪的。而且她在场院奔走忙碌，是霞光四射的，我会因为她感到劳动的愉快。现在时过境迁，我被揪到二十一队，情景大不一样了，但那种过去的淡淡的回忆仍使我微微动情，我会稍稍忘记眼前的艰难险峻。难道这群年轻人不可爱吗？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哈尔滨来，他们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离开优越的生活来到这荒芜的边疆，她们、他们自然多少会有远大的理想和劳动热情，我应该把他们当着老师，像过去我对邓婉荣那样。我愿意相信他们。我几乎以为一切都会很快地变好起来。虽然心里还填满了刚刚离别陈明的影子。
七 “你还配睡午觉！”
中午收工时，那位“解差”又来了，他把我引到一问集体宿舍里，指着靠房门的一张小木床道：“你就睡在这里。把东西收拾好，再到食堂去买饭票。马上就开饭了。”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南边窗户下有一铺大炕，可以睡八九个人。炕上铺着花花绿绿的床单，折放着几床厚厚的棉被。东边也是一铺大炕，可以睡四五个人。我的床紧靠西墙，床的两头都有一点点空地方。南头码着一摞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箱子。北头靠门的三尺来宽的空地方，放着水桶、扫帚之类的杂物。屋子中间是一堵一米半高的火墙，从北到南约有三米长的样子，火墙南头留了一条小道。这道火墙把我和东边的炕隔开了，我只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人影。但睡在那边炕上的人进进出出都要绕过火墙，走过我的床前。顺着火墙一溜支着一个窄长的木架子，住在这间屋里的人所有的脸盆漱口缸，镜子等塞满了这个架子。我稍稍整理一下床铺，我已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是把换洗衣服和脸盆、牙缸都塞在枕头底下和床铺底下。我赶紧到食堂去买饭票。食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我远远站在后面。等所有人都打过了饭菜，我才走到窗口伸手递过五元钱买饭票。厨房里边那个同志似乎是一个知青，伸出头来望我一眼，又转过头去朝里边人喊道：“是那个大****。”然后才转过来从抽屉里点了几张食堂的粮票菜票给我，还问：“怎么只买五块钱的？”我说：“以后再买吧。现在只有这点钱。”他又向里面的同伙说：“是一个穷****，装穷！几十万块钱，都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又对我说：“乙菜卖完了，只有甲菜，五毛钱一个。以后开饭早点来。你不能顿顿吃甲菜。”我心里有点高兴，甲菜就甲菜吧，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尝到肉味了。今天刚来，第一天就吃顿好的吧。我把菜和饭端到屋外空地里，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好在人们都在屋里、宿舍里吃饭，没有人来这里打扰。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我不被人注意，能够让我默默地好像没有我这个人那样，像一条牛、一匹马那样无声地劳动着，那样我才会感到我的存在，感到世界上还有一个我。我可以从那样一个安宁的小世界里找到一点点存在的乐趣。吃完饭的人都回宿舍休息去了，食堂内外慢慢人少了，我也吃完了饭。我想，我也该休息一会儿了。我该点燃一支烟解解乏，松弛松弛绷得紧紧的神经。我须要一支烟，一张床，哪怕很短很短的时间，一会儿也好。于是我踽踽慢步走向那间让我栖身的大宿舍去。
同屋的人早回来了，全是二十岁上下的活泼、健康的女孩子，全是我平日十分喜爱的姑娘们。但是，现在，现在她们是神圣的革命女将，造反派的战友。她们没有我在面前时，大概都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嬉戏打闹。可是只要我一出现在她们面前，她们就都鸦雀无声，变成了威严的罗刹。为了不惊扰她们，我的动作很轻，甚至呼吸也很轻。我悄悄进了屋，坐在自己的木床上，想等她们睡了觉我便也睡一会儿。
我轻轻地从怀里拿出一包大众牌香烟，我还没有打开烟包，就听到一个姑娘失声大叫道：“烟！香烟！还抽烟，你们看，她还抽烟呢！”跟着就有人冲过来，站在我床边，叱道：“什么东西！不准抽烟！”我冷冷地看着她，看着她那一副傻相，想骂她两句，但不知为什么，一股可怜的心情压过了一切憎恶的感情，“唉！她怎么会变得这样蠢，真像一只野猫。”我拍拍灰，把烟包塞在枕头底下。这可能是由于已成为我逐渐习惯了的顺从，可以少挨些打；同时也夹杂有无理可说，对牛弹琴，懒得周旋的情绪。
我正想睡下去，到农场以后，我早就没有了睡午觉的习惯，但实在太累。可是我还没有倒下身去，又听到火墙那边有人叫了起来：“她怎么也敢睡觉？她怎么能和我们一样？我们是革命派，她1是反革命，我们休息，她也休息，那怎么成呢？”另一个人也说：“对，总得有点区别。”于是好几个人都嚷起来：“对！对，不能一样！”好几个从那边走了过来，逼着我说：“出去，出去！下地干活去！你还配睡午觉！”我站起身就向屋外走去，脑子膨胀得厉害，心想：怎能这样不讲道理！
八 禁烟
屋外太阳很暖和。风微微地扫过我的全身，也好像扫去了压在我心头的愤懑。我往哪里去呢？我慢步向场院走去。小路两旁是刚刚耘过的松土，等着去种植，有些地方已经冒出各种各样的嫩菜，有韭菜，有小葱，还有很小的白菜叶子，或是豆芽。呵！万物都在这和煦而温柔的春天萌芽生长。一种爱念涌上我的心头，我真想拥抱什么。我的步伐轻了，我的眼睛明亮了。我走到这条小路的尽头，又横拐过去。我遥遥望着坡上的那一排房子，那大约是队部。我过去来过一次，它的东边是机车房，看得见里边还停得有两部机车。再过去大约是宿舍吧。厨房好像锁了门，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尽情呼吸着新鲜空气。我还是去年夏天在畜牧队劳动时呼吸过这样的空气；也曾在没有人影的大自然中独自徘徊。多舒畅呵！
我走到一间放农具器材的保管室。房门上一把大锁，静悄悄的。我找了一块阴凉的屋角，在地上坐了下来，抬头四顾，不觉把手伸进衣袋，拿出一盒新的烟来。我真高兴，还有这一包，现在该我享受一会儿了。我正要划火柴，猛然从我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手里拿着打火机，咔嚓一响，火燃了。我吃惊地转身抬头去看，原来是我住在八委的一个邻居，这个老李太好了。他低声地说：“我碰见老陈了。他回家取换洗衣服。他要我告诉你，他被分到一队。过一两天他会把你要用的东西送来，让你放心。还叫我照顾你。你需要什么，有什么话，告诉我好了。我会告诉老陈。”他说完，转身就朝库房后边的一条路走了，走得很快，一会儿就看不见他了。老李，你真好呵！足足有十个月没有见到你了。以前许多夜晚，你常在我们危难中出现在我们的小屋，给过我们许多可能的帮助，我一直感谢你。现在你在二十一队，在我困难中又伸出手来，我是多么为你的出现所震动呵！
我再去抽烟，原来烟并没有点燃。然而远处来了人。我拿着烟踌躇着。难道我就成天躲着偷偷地抽烟吗？我想着那满屋的年轻姑娘，她们都不抽烟。即使她们不干涉我，不禁止我，我也不应该一个人把那间充满了年轻人的欢乐的宿舍弄得乌烟瘴气。何况我又只能抽大众牌。陈明虽说给我买了比较好的烟，可是只有几包，抽完了也难以为继呵！我们在牛棚里住着，偶然还能见面说话时，陈明几次劝我，无论如何，不要再抽那大众牌的白包纸烟了，那里面的杂土杂物太多。我也曾下决心想戒掉它。那么，现在就下决心戒了它。这同那些面临着我的政治上的难题，两相比较，真是轻如鸿毛。戒烟有什么了不得为难呢？第二天，我把几包好烟悄悄地送给一位种菜的王老头了。
九 鱼肝油丸
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底被揪到“牛棚”后，头两个多月陈明还能常常托人给我捎点钱和东西，还有轮流看管我的那四个家属对我也还算宽待，我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可是十月间，支左部队介入农场，农场的造反派两派都喊大联合，打砸抢之风表现上减少了，可是揪进“牛棚”被****的人却更多了。所谓牛鬼蛇神们的正常工资，合法存款都被冻结。这时陈明也被勒令进了牛棚。他平日对经济钱财太不经心，两个人过冬的烤火费也没有领，两手空空就进来了。负责看管我们的人宣布，关在“牛棚”里的人，工人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家属发八元。他们告诉陈明，我只有八元，因为我到农场后，从来不领工资，因此只能按家属待遇。这对我确实是无法生活下去的。陈明向他们百般解释，说明，全都不听。最后总算找到一条理由，陈明说，丁玲在农场一直享受公费医疗，这证明她是职工，不是家属。造反派查证属实，这才答应每月也发我十五元。但从此我的生活更加降低了。陈明在“牛棚”得参加重体力劳动，饭量比我要大些，我几乎每月都留给他一两元钱的饭票，这样，就得对自己卡得紧些。饭吃得少了，还仗着我素来体质较好，没有什么大病，菜也吃得差些，常常只吃一点咸菜，以为没有什么关系。到二十一队以后，离陈明远了，更不敢花钱。7刚到的第一天，吃了一个甲菜，以后就再没有吃过甲菜，只吃咸菜时多。后来食堂伙食改为包伙，十二元钱一个月，钱花得多一点，但仍然吃得不好。有一天晚上，我去为同屋的革命小将们提洗脚水，只觉眼前一片白茫茫，模糊糊，看起来是平展展的一条平路，但脚底下却是高高低低。不知怎的，我碰到一块石头，一下就摔倒了，把水泼了一地。幸好水不十分烫，我身上腿上都渍满了水，总算没有烫着，我摸着爬起来，又去水炉边打水，走在路上感觉仍是那样。我提着水桶，每桶只有少半桶水，便一步一挨，总算回到了宿舍。我悄悄用眼四面打看，亮处都还清楚，但一到模模糊糊的地方，就觉得眼前有两团黑红黑红的云。我又试着外出，仍只觉得脚底下是平坦坦的一片淡白色的光。我没有吭气。第二天我再试验，白天看什么都一样，就只到了晚上又像头天晚上那样。我又试了一天，还是那样。我心里明白了，我有点害怕，如果长久如此，或者更发展下去，我将怎么办呢？这大概就是夜盲症！
这天上工时，我请假到队上的医务室看眼。我找到了医生，医生看了看没说什么，在药柜子里拿了一小瓶药给我。我问：“什么药？”医生说：“维生素A。”我又问：“管事吗？”他说：“管事。只有这半瓶了，每顿吃三粒，每天吃九粒。”我又问医生：“这是不是夜盲症，能好吗？还会更坏吗？”他一边叫另一个人看病，一边冷冷地说：“你以后要吃得好一点，是营养问题。”医生不理我了，我只得退了出来，兢兢业业紧握着那半瓶药。瓶签上写的“鱼肝油精丸”。服法是每顿两粒，医生嘱咐我一顿服三粒，不管它，多吃一点，大约是集中火力打歼灭战吧。可是同时我心里真凉透了。这几粒药能管用吗？我真希望这是灵丹妙药。可是万一不好，怎么办呀？我的眼睛千万不能瞎呵！
连吃了三天药以后，我的视力有了变化，明显好转了一些；五天以后，我的视觉已经恢复正常了。晚上出去提水，能辨认出路的高低。眼前那两团黑云逐渐淡了，甚至好像没有了。一个星期后，我确实好了。药也吃完了，我再到医生那里去，想再拿点“宝药”，巩固疗效，还想悄悄留下几粒，万一眼病再发，处境更坏时，我可以不找医生，有备无患呀。但医生说，鱼肝油精丸已经用完了，要等下次进药时才会有。他总算非常好，又给了我一瓶多种维他命，我真感谢他；一直到现在想起这事，我还打心眼里感谢他。尽管他后来也对我不好，寒冬腊月，我患感冒，他还叫我做杂事，夜晚去医务室看炉子。我觉得这有点过分。我心里曾不免为此难过，觉得他是医生，也参加到欺负我的行列，他不应该。不过，他的确给了我半瓶鱼肝油精丸，挽救了我的双眼。后来我一有机会就宣传这件事，既是宣传鱼肝油精丸的灵验，也是对这位医生表示感谢。
十 任人差使
生产队的劳动安排都是在早晨一小时的“天天读”后，由队长宣布，然后分别由组长带着到各个指定地点去劳动。每天的劳动不一样，地点也不同，有时分散，有时集中。我不算是工人，不准参加“天天读”学习，也没有资格参加集体劳动。我是一个被干部、工人或造反派的任何人都可以临时勒令差遣去干活的“犯人”。开始的时候，队上多是派我到马房，跟另外两个“牛鬼蛇神”一道，清除马房内堆积得很厚的粪泥。这两个挂着“牛鬼蛇神”牌子的人，一个是五十年代初建场就来的起义的或是俘虏来的国民党军的士兵，大家叫他老黄。这种人在这个农场很多。时间长了，经过教育、改造，有的成了农场的中、下层骨干。这些人的处境都差不多，思想上比较一致，精神上都属于一派。“**********”一来，因为各人站队的造反派观点不同，中间就有了分歧，有了亲疏。老黄这人还是很机灵的，他不属于哪一派，只因为他女儿是另一派的一个活动分子，使他受了连累，在这一派势力的控制下，暂时便处于被****的地位。但是看起来，他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他在我们三个人里的地位显得高些。果然不久，他就离开了我们，到水炉专门烧开水去了。
另一个是解放前小地方的税务所的所长，刚解放时偷偷进关，继续贩卖毒品，被抓捕归案，判刑二十年。三年困难时期，各地生活实行低标准，他请求监外执行，就迁来农场，依靠儿子生活，农忙时做临时工，当杂工，赚点工钱；队上人都叫他老李头。他的儿子不在这个队，可是同这里大多数人是一派。老李头貌似愚蠢，其实是比较会逢迎的人。“**********”后他当然躲不过，被****劳动，但仍可以拿到工资，只是稍微少点。在造反派眼里，他自然也比我高一点。他们都可以住在自己家里，每天按时来上工；而且还可以有星期天。我和他们一同劳动，得听他们差遣。我更不愿说话，也不看他们眼色，不拍他们马屁。他们也不找我麻烦，只稍稍同我划清点界限，这样倒好。
麦收时节，我也下大田，手拿镰刀参加劳动。有时为收割机打道，有时在小块地面人工收割。我手脚笨，一直缺少劳动锻炼，割得慢；打勒捆麦也慢，常常遭受女将们的斥骂。夏天在大田锄草也是这样，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虽汗如雨下，总还落在一群人的后边。只好在别人小休时我不休息，紧赶慢赶地跟上去。五十年代初我就有腰病，骨质增生，曾在大连医治疗养过。自从一九五八年到农场参加劳动，虽然病势更加发展，但我觉得，经过锻炼，痛感似乎轻了一些。不过像现在这样从早到晚，弯腰出力，劳动过头，我实在支不住，手上磨出血泡，腰酸腿疼，我都不愿说，也无处说。我咬着牙，强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人家后边干。我认为我是可以战胜这些困难的。
一天我正收拾锄头准备下地，给厨房种菜地的老王头把我喊住了，他让我去菜地拔葱。我犹豫地望着他，他肯定地说：“已经给队上说过了，你往后就在菜地劳动，去吧。菜都长起来了，伙房要用，要有人收。”菜地的活也多。我有时和几个老头一起，有时就单独一个人下菜地，收好了，一麻袋一麻袋背到伙房去。这几个老头们都好，有比我小几岁的，也有比我大几岁的。他们都是职工家属。他们不革命，也不造反；同我在一起，他们不问我过去，也不管我现在。他们把我当一个人，不讨我的好，也不虐待我。老王头是这个菜组的头儿，他就是我第一天到这里来同我说过话，并带领我上食堂买饭票的人。我把剩下的四包好烟就是给了他的。我给他烟只是为了我决心戒烟，而在这四顾无亲的环境里，只有他同我说过话，我是什么别的想头也没有的。他叫我来，可能他们缺少一个专门收菜的人；也可能有什么好人看到我在大田里的狼狈样子，发了善心，讲了几句什么话。不管怎样，我在菜地里干活儿要轻松自由一些，精神也就敢于有一点点解放。我可以坐在菜畦的地埂上，眺望无垠的田野，欣赏着蒸腾的袅袅上升的雾气，望着那变幻无穷的云团，想着国家的未来，想着我个人的未来，我的希望真小呵！甚至小到只要能再见到陈明一次也好。这几个老人，老好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他们有一间小办公室，是靠墙搭起的半间茅屋。房问不大，放一张破桌子，有两条长板凳。靠墙根一铺木板床，床上铺了破草席。虽然墙歪了，屋顶露光，可是可以坐几个人休息。他们按时上工，先到这里拿工具。他们的锄头镰刀都挂在墙上，种子用报纸包着放在抽屉里，还有吃饭的饭盒。他们吃饭，喝水都在这间屋里。他们也不参加“天天读”，几个人碰碰头就下地走了。我的工作都由老王头指派。他从不计较我干了多少，只要我在地里就行。工时长，工作还是累的，不过再没有人骂我。当我不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的时候，我还可以在这间小屋里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十一 立竿见影的劳动
我几乎整整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都和这几个老头一起劳动。这年夏秋之间，有一阵天天下雨。这里地下水位高，一下雨，地下水上涨，茅坑里就更明显。厕所里每天上聚下渗，人人都以去厕所为苦。还是年轻学生聪敏，主意多。他们就勒令我天天去打扫厕所，不特要把板架上面打扫干净，撒上石灰；把去厕所的路面垫渣垫土，修得平平整整；更重要的是把茅坑里的粪水淘干。我要求领导请修理班的工人替我焊一个铁瓢，绑在长竹竿上，我每天站在厕所后面的坑边上，向下舀粪汤。这是全队的公用厕所，里边有墙隔开，一头是男同志用，有七八个坑；一头是女同志用，也有四五个坑。粪坑足有十一二米长，三米多阔，两米深。夏天粪便随地下水上涨，离坑面只剩不到一尺，就要溢出坑外，因此上厕所时人人叫苦。我从坑边挖了一条沟，顺着坡势，把舀出来的粪水顺沟流到附近的一块韭菜地里去。粪坑的面积大，我舀得很慢，一天从早到晚，舀五六千瓢，粪水才下去一尺多。但地下水渗得很快，过一夜又会涨起来四五寸。我不由想到希腊神话里被神处罚的那个人，他每天从井里淘水，白天把水淘干了，一夜又涨满了。好像我也将永世这样于下去一样。但我还是有点高兴，因为我看着我的劳累是有成效的。不管怎样，粪水每天都浅下去一截，厕所上面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个人能气昂昂走进厕所，舒舒服服走出厕所。我心里还笑咧：“真是立竿见影哪！”秋天来了，天气也好了，厕所可以不再要我管了，可以一直度过冬天，到明年开春。我好像做完了一件伟大的工程那样舒坦。
十二 把心锻炼出厚厚的茧子
在雨季里最感不方便的是我没有水靴，连一双解放牌的胶底鞋都没有。陈明曾给我捎来过三十元钱。但造反英雄不让我买，农场的百货商店又没有适合我穿的。我只能穿一双塑料底的便鞋。踩在泥地里打滑，踩在水里双脚给泡着。每天黄昏后，我就躲在这几个老头办公的半间茅屋里，用热水泡一泡，洗一洗。当时是熬过去了，一到秋凉，我一双脚全裂口了。收藏的一点胶布也全用完了，脚疼得连地也不能下。去找医生，医生说：“这不是胶布能贴好的。”他给了我一小盒凡士林，让我每天洗脚，每天搽油，叫我用块布把脚包起来，穿得暖和些。我只得把一双破棉鞋穿上，下雨天就当雨鞋，这样裂口还是慢慢好了起来。好在冬天，陈明又给我捎来一双棉鞋。第二年春天（一九七。年），还给我捎来一双解放鞋，我坐牢时穿进了监狱，一九七五年我出牢时，还给了我，我带到山西，一九七九年我又带到北京，现在还在我身边。
秋天没有过完，菜地里的活少些了。给食堂喂猪的一个老头同食堂管理员商量，让我帮他喂猪。这个老头已经七十五岁，比我大十岁。我从心眼里同情他，抢着帮他干。我们两个人一共喂六十来头肥猪。我力气小，却常常抢着拌猪食。我只在一九五八年和五九年用我特制的小水桶（一桶约盛二十斤）挑过水，现在却是用大桶，一桶盛四十斤。好在我可以装得浅一点，路也不远，每天三顿，每顿十几挑。他挑得比我多。他看见我勤快，能吃苦，就让我挑得多一点，特别是去厨房挑泔水，那都是我的事。我只会用右肩，不能换肩，这样右肩肿起来一块，每晚火烧火燎地痛极了。我回想一九五八年我们刚到农场不久，陈明去修铁路，十天半月赶夜晚攀装煤的货车回家看我。每次回来，我都要看看他的红肿了的右肩；后来就有一大块茧子似的厚皮，他锻炼出来了。我悄悄鼓励自己，我大约也可以锻炼出来的。我不只要在肩膀上磨练出一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八十斤重的水桶，而且要把心也磨出一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无限重的精神上的痛苦，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倒下去，才能生活下去。可是，这路究竟还有多远呵！
十三 医治我的不治之症
来二十一队后，白天劳动虽然累一点，还是能熬下去。后来在食堂的菜地干活，由于那几个老头对我的照顾，劳动不算重，有时还可以坐在地头休息一下。只是一到晚上，我的魔星就来了，我瞌睡得厉害。同屋的十来个革命女将却精神抖擞，兴致正旺。她们早晨起床比我晚得多，中午再睡两小时；加之她们年轻，精力旺盛。她们是些快乐的人，每晚她们都要举行一个娱乐晚会，唱语录歌，唱样板戏，唱她们各自家乡的小调。她们之中，也可能产生未来的声乐家，有个别人的确唱得不错。她们只是为了炫耀她们无尽的幸福，她们需要大声呼喊，肆意狂笑。我原可以独自坐在小木床上，作为一个观众，默默地欣赏她们的天真。只是我的眼皮即使在这样哄闹的响声之中也要慢慢地阖下来。我也觉得我如果睡觉了，或是表现要瞌睡了，都是极不礼貌的。我总是熬着，拿张旧报纸好像在看，用来遮掩我的疲惫，但仍是支持不住。尽管我自己以为我是在专心听唱歌，但我会在报纸后边发出鼾声。这真不像样，真对不起那群正在兴高采烈地表演着的歌手。这很自然地要惹怒那群天之骄子似的姑娘们。这时总有人跑到我床边用力摇撼我的木床，或者啪的一声，拿起顺手抓着的一件任何东西，一把笤帚，或者是一个小缸子等等，扔到我床上。我猛地一下被惊醒了，我张皇四顾，发现了我的疏忽，我怎会睡着了呢，而且还发出鼾声。我使劲地大睁着眼，故意让自己想一点事。但是不行，常常很快又睡着了；于是又被惊醒。就是等她们大家都安静地躺下来了，我去熄了灯，我放心地躺了下来，以为没事了，可我还是会很快入睡，等不到她们都睡着，我又先发出了鼾声。别人讨厌我睡觉打呼，我更讨厌自己打呼。以后，她们勒令我写一张保证不打鼾的誓言贴在床头。我实在没法，只得跑到那个好心的医生那里求救，请他能给我一点不打鼾的药。他说我胡闹，说这是生理现象，是无药可治的。可是我能说别人是胡闹吗？我还得自己去想方设法医治我的这个不治之症。
记得刚来二十一队不久，有一天下雨，大家都不出工，在宿舍休息；我自然不能休息。队上的仓库保管员曾经把我叫到仓库缝补麻袋。后来又把我叫去搓麻绳。这时我便想到搓麻绳了，我以为这样或可把我的瞌睡虫引走。于是我找到那位保管员，领来一些麻，晚上当她们大家开晚会热闹的时候，我就搓麻绳。开始搓得比较慢，一晚能搓五六米；后来快些，可以搓七八米，十多米，慢慢我简直搓出味道来了。天天晚上自己和自己竞赛，总要和头一晚的成绩比一比，如果不超过就不罢休。队上有些人知道我在搓麻绳，常常有私人要用，跑来向我要，保管员也不问，只要我报告一声就行了。我这个小小生意还很兴旺，我好像是一个工厂老板似的，为我的劳动，为我的产品的销路而感到很满足。直到秋凉以后，才发现我粗糙的手心裂了许多小口子，长时间不好，这搓麻绳的工作才停止。我不由不想到那些以搓麻绳为职业的人将如何应付他们这一生的艰难。我希望这些人千万搞一个机器，不要再用手搓。但是，我自己呢？我明白，像我这样，如果把手搓出硬皮来，让整个手心都长上一层硬茧皮以后，大约还是可以适应下去的吧。
橄榄球赛
州外的一个大学的球队要来爱荷华，同爱荷华大学的球队比赛橄榄球，这是每年都要举行的州际球赛之一。这个消息在爱荷华是头等消息，已经飞翔好些天了，甚至也惊动了从来对球赛毫不热心的我。在这场球赛的前几天，保罗就好几次兴奋地告诉我，已经为我们买好了门票，非请我们去看看不可。他自己年轻时也是橄榄球的爱好者。据我观察，好像极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橄榄球迷，都是橄榄球运动的爱好者。比赛当天，从八点钟开始，我们公寓楼前的大街上，汽车就一辆接着一辆，两三部车并排从飞机场那个方向驶来，就像几条巨龙从高坡上安静地快速地连绵不断地下滑，经过我们窗下的街道朝一个方向，驰向爱荷华区的大球场。这些球迷有的是从芝加哥，或更远的地方乘飞机到爱荷华，在机场转乘汽车来的，也有是从邻近的那些州的城乡来的，东南西北，各条路上都有汽车赶来。一早，城市就不安宁了，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汽车，都朝这里拥来。听说球场能容纳十万人，就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两倍，我还有点怀疑。在北京天安门，有五十万人或一百万人集会，我会觉得平常，但在爱荷华这么一个幽静、美丽、风景如画的小城，怎么能吸引十万观众来参观球赛呢？然而当我们——保罗、匈牙利作家Gyovgy Somoy夫妇，印度作家Suir Gagoayjyay夫妇乘汽车将要接近赛球场时，我们相信了。
在赛场的外围，我们还在车里就看见车辆拥挤，像波浪一样向一个方向推进，而且听到了赛场内传来的号声、鼓声、人声，真是金鼓齐鸣。这嘈杂轰动的音乐，是在鼓舞运动员们向前、拼搏。赛场四周的马路停车场，都密密麻麻摆满了汽车，汽车无法开到门口，我们就被迫下车了。我们紧张地跟随人群走入球场。周围都是人，我没有时间顾盼，也来不及细听，匆匆忙忙从人堆中，人缝中走上了看台，找到了我们的座位，实际上位子老早被先到的人占了，不过美国人还是讲秩序、讲礼貌的，很快给我们腾出一小截地方，我们将将就就挤进了人群的行列，勉勉强强坐了下来。球赛已经开始一会了。秋阳下，四面看台上挤得层层叠叠，万头攒动。我的周围全是红男绿女，老老少少，个个都用热情的眼光，集中在球场上。他们一点不注意我们，周围谁也不管谁，好像忘记了现实世界，只是关注球赛的进程，不断地叫啸，挥拳，摇头，顿脚，叹气，哈哈大笑，坐立不安。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球场中的那个球。可是我极目去看、去找，球在哪里呢？只看见那些运动员，个个膀粗腰圆，身体高大，都戴着防护面罩，穿着护身盔甲，像古代出征的勇士。球出现了，一个人扑上去，其余的人也全扑过去，压上去，两队球员成群的在那里相扑，争夺，球不见了，球又忽然从人缝里飞了出来，人们飞速地散开，朝着球冲去、扑去，人又堆在一块了，摔了，倒了……于是四周的看台上喊声不止，打口哨的，叫骂的，振臂狂呼的，只要有了一个球的胜负，看台上的啦啦队，球场四周的鼓乐队，鼓号齐鸣，欢声四起。这样热闹的场面，一会又重复一次，一次比一次强烈，狂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赛场和那群奔跑拼抢的彪形大汉，我怎样也看不清那球的起落，听不清混为一体的人潮轰鸣，我只觉得自己像沧海一粟，在海涛冲击下，追波逐浪，一任沉浮。人海在奔腾，人山在崩裂，我好像离他们很远，不了解他们，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痴痴地看看我周围的这个那个。匈牙利的女作家安娜（Aa Som在yo）端庄地坐在我旁边，她真美丽，年轻的血液在她白嫩的皮肤下隐隐流动，她总是能吸引许多作家、许多人注意她的，可是这时，在挤满人群的看台上，谁也没有注意她。印度作家的妻子，一个小巧玲珑、端丽如观世音菩萨的东方美人，挤在放声呼号的上了年纪的高大的女观众面前，只显得像一株纤弱的芦苇，随时都可被风吹倒，压碎的样子。我用同样的眼光看她们，他们回报我一个无可奈何的亲切的微笑。而保罗呢？这位老诗人，一个美国的老运动员，一向就很健康，洒脱，这时一面评论和介绍着球场上的形势和运动员的技巧，一面也不忘记跟观众一起为运动员们叫好，为他们惋惜。他完全沉浸在他那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去了。球赛能使人年轻，使年轻人向往勇猛，使老年人引起甜美的回忆，使女人想到丈夫的英武，而更爱自己的丈夫，这种运动有益无害，观众紧张愉快。我能替别人着想，为别人的欢乐而欢乐，虽然我对球艺可说是文盲，是一无所知的。
比赛场内真是波澜壮阔，场地四周排列着穿制服的乐队、舞蹈队。球赛休息的时候，勇士们驰骋的战场，变成了演奏音乐的大乐池。爱荷华大学的音乐爱好者组成的一二百人的庞大乐队，穿着整齐的制服，奏着乐器，整队进入球场，随着乐曲的旋律，组成各种队形，间以少女的舞蹈表演，一时乐声飞扬，彩旗漫卷，赛场空气由紧张热烈转入轻松愉快。我们好似被软风吹拂，顿觉清新，几个人相继走下看台，站在楼下一个进口处的小卖店旁边。保罗抢先挤进买饮料的队伍，等了好一会，递给我们每人一杯可口可乐，凉飕飕的冰水，沁人心胸。原来拥挤在看台上的人，这时集在小卖部附近，三三两两，走来走去，我们总算能消消停停地稍稍打量这些片刻之前完全沉醉在那种乐趣中的人们的心理享受。匈牙利客人望望我问：“有趣吗？”我也望望他说：“很难说。我以为是好的，不过是美国的。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小球。”我用手比划着，意思是乒乓球。我说：“容国团，西多，约尼尔……”他怀疑地更望望我。我又说：“西多、西多，你们的；容国团、容国团，我们的。”他明白了，大笑，一边点头，一边说：“西多、西多，约尼尔……”他的夫人安娜也懂了，连连点头，两人都说：“乒乓，乒乓好。”
我们没有等球赛结束便回公寓了。一路上，那赛场的人声、乐声，时远时近，仍在脑中回旋，好似仍然置身球场。那种强烈，那种欢腾，那种狂热，实在表现了美国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狮，执着如苍鹰。在这样倾城空巷，热烈竞争的赛场上，秩序井然，闹而不乱，也表现了美国人民的文化修养，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虽然不懂橄榄球艺，但我能够懂得那些为球艺而喝彩的普通人的满足。他们乐观和健康。他们很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