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于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有过四十多年的交往。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建设岁月中，两人的交往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王稼祥曾奉命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对******实行过打击，但他识大局，服真理，知错就改，与时俱进，而******不论何时，他都以博大的胸怀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与王稼祥友好相处，并对他关怀备至。******认为，他与王稼祥并不存在任何半点个人的恩怨，对一位能严于律己，不搞阴谋诡计的人，是应当原谅和关照的。
******与王稼祥第一次会面正值党内“左”倾错误在党内贯彻之时。1931年4月，王稼祥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组成的中央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到了江西宁都县，与******会面了。王稼祥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他和任弼时在会上传达了王明主持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精神。虽然此决议完全贯彻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与方针，因王稼祥也是奉命行事，因此，刚见面的******并未由此而对王稼祥产生反感，特别是王稼祥为人谦和，虚心学习的态度，在******的脑海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虽然王稼祥是代表中央来到苏区的，但他诚恳地向******表示：“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会后他还向******表示：“毛委员，我早就看过你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文章，真是得益匪浅。”（朱仲丽：《******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第23页。）
王稼祥是奉王明之命来苏区贯彻“左”倾错误路线的。由于他还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书生气较重，因此，他也不顾实际地在一些场合错误地批判过******在苏区的革命经验，如说******的正确做法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是****错误，等等。但王稼祥并不固执己见，他善于听取他人意见，自觉服从真理。特别是******与他的多次交谈，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使王稼祥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后来，王稼祥在回忆中写道：“在龙冈地区，我第一次见到领袖毛主席……相见了几次面，他就给我留下一个这样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朱仲丽：《******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第27页。）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王稼祥对******的正确主张，及军事才能感到由衷的佩服。对******开辟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他也完全赞成。1932年9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进攻路线，批判******的军事路线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主要的危险”等。与会多数人屈服于临时中央与主持人的压力，不敢支持******，会议决定撤销******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决定要毛专做政府工作。而在会上王稼祥不怕孤立，勇敢地站出来支持******。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东西。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是与******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此，我认为******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地莫属。”虽然，一向谦和的王稼祥，此次力排众议，出语惊人，但是他的意见未被会议采纳。会后，毛和王心情都很沉重。毛也劝慰王稼祥：“你我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你就别争了吧！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真是患难见真情，王听了这番话，更加敬重******。此后，王稼祥从“左”倾错误路线的禁锢下分离出来，坚定地站在******的正确主张一边。
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左”倾教条主义者李德凭借其在欧洲战场指挥作战的经验，不顾实际地指挥红军硬拼死打。对李德的军事洋教条，王稼祥极为反感，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大胆地指出：“象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最后，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瞎指挥，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被迫进行长征。由于王稼祥在反“围剿”战争中被敌机扔的炸弹炸伤，长征时不得不坐在担架上随队伍行进。此时，******也因身患疾病而坐担架。长征途中，两人朝夕相处，推心置腹，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验教训，以及有关中国革命与红军的前途等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王稼祥告诉******，目前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该撤掉博古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将其轰下台。******完全赞同他的意见。王稼祥后来又找张闻天、聂荣臻等商量，提议由中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来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应该由******重新出来统率部队。接着，王稼祥又找了朱德、******等人交换意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就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红军的军事问题，批判“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会上，******在博古报告第五次反“围剿”情况后作了重要发言，他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的全面的分析与批判，******发言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表示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的意见，又严肃地批评了李德与博古军事思想的错误。最后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军事路线，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对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评价甚高。他常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没有他不行。”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疗伤，中央派王稼祥暂去苏联莫斯科工作一段时间。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时请王明鼓吹****错误之时。当时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不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反而无理要求党到武汉去开会。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去国民党地区开呢？对此，******很气愤，形容王明是一个涂了胭脂花粉送上门去，人家也不要的丑女人。王明当时想拉拢王稼祥，拍电报要他去武汉，想单独向王稼祥透露共产国际给中央的指示，以及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情况。对王明的邀请，王稼祥严词拒绝，立即回电给王明：请你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与王稼祥，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共同斗争，终于迫使王明到延安参加全会。会上，对王明****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
六届六中全会后，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处理中央军政大事。其间，王稼祥帮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1943年6月，有一次，******来到王稼祥住处，要王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的文章。王稼祥满口答应，不到一周，他写了一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这一概念，并阐述了它的科学含义。文中明确提出：“以******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思想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搬运的公式主义，曾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很重视此文，他看过后即电话告诉王稼祥：“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给《解放日报》发表。”后来，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并成为党内整风学习的文件，影响很大。
1945年党召开“七大”，王稼祥因病未能出席。因王稼祥原来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加上许多代表不了解王稼祥的功劳，在第一次投票选举**********时，王落选了，对此，******感到意外。在6月10日的会议上******专门向代表们介绍了王稼祥的功劳。******指出王稼祥在苏区反“围剿”斗争中，在遵义会议上，都是有功劳的。他说，虽然王稼祥在工作中有缺点，但是他也做了许多好事。最后，******说：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代表们听了******的讲话后，增进了对王稼祥的全面了解，王稼祥获得了全数票。******的宽宏大度，确实令王稼祥深受感动。
新中国建立后，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王稼祥获全票当选为**********书记。王稼祥对此心存不安，他找到******说：“主席，这次八届一中全会选我为**********的书记，这是个重任，我有愧接受，请党中央把我这个位置让给比我对党更有贡献的同志来担任，因为，30年代初期，我犯过教条主义错误，我诚恳地希望党中央同意我这个要求。”******笑着说：“你为什么不能担当书记处的书记？早就该当了，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不要谦让了！”此后，王稼祥更加努力为党工作。1958年全国掀起的“******”高潮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王稼祥对“******”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他认为农村目前阶段搞各取所需，实行敞开吃饭、吃饭不要钱等制度，完全是错误的。******知道了王稼祥的意见。后来在中央下发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一文件时，******请王稼祥亲自过目后再下发。
“****”十年****中，王稼祥与其他老干部一样遭受了错误打击，但王稼祥并未由此而丧失对党与人民的信任。****事件后，他写信给******汇报自己的思想，并拥护中央的决策，痛斥****的罪行。******读信后，深有感慨。他对王稼祥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并叫******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详细传达。******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犯错误跟张闻天同志不一样，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指******同志），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不是他搞的嘛，他只是提一个建议，是王力他们在国外的会议上搞的嘛。”随后，王稼祥经******批示参加了老中央委员学习班。后来，在党的“十大”，经******提名，王稼祥又当选为中央委员。
从******与王稼祥交往的史事中，可以看到，两人虽然在几十年的革命与建设的岁月中，发生过思想上的分歧与斗争，但两人都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忠诚党与人民的事业。尤其是******对王稼祥的关心、爱护与器重，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高尚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