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流通硬币有两多
我和老伴常去超市买菜买面包，因此总要和硬币打交道。我忽然想起带两套德国硬币作为纪念。德国硬币分为：一欧分、二欧分、五欧分、十欧分、二十欧分、五十欧分；一欧元、二欧元。其中没有毛（角）的概念，但我们仍习惯地称十欧分、二十欧分、五十欧分为一毛、两毛、五毛。两天以内便凑够了两套八个品种。但奇怪的问题出来了：两套八个品种应该是2×8=16枚，而实际上是18枚。原来一元的硬币有两种：正面都是阿拉伯数字“1”，背景图案完全一致；背面却不相同：一个是展翅鹰，一个是人头像。
我问女儿这是怎么回事，她说：“‘德国的硬币’和‘在德国流通的硬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恍然大悟。她接着说：“德国的硬币的确只有八个品种，但德国硬币只是欧元的一小部分；每个欧元区国家，例如法国、意大利也各有自己的八枚硬币。所谓硬币欧元，即欧盟中16个国家的货币。区内各国硬币正面图案相同，称为“共同面”，这样，在欧元区各国便于流通；背面的图案不同，这是代表不同国家的不同形象。例如，同是一元面值的德国和西班牙硬币，一个背面是展翅鹰，一个是人头像——展翅鹰是联邦德国的形象，人头像是西班牙当代国王头像。”话说到此，她顺手把两枚二欧元硬币翻过来一看，说：“你瞧，这两枚都不是德国的硬币：一个背面是荷兰当代女王头像，一个是奥地利诺贝尔奖获得者某女士的头像。”最后她说：“与硬币的情况不同，纸币的背面没有不同国家的不同标志。”
我们想，短时间内要积攒16国家成系列的8枚硬币，即8×16=128枚硬币是很困难的，所以只好维持现存的那18枚硬币，反正我们也不是专业集币者。
以上说的是德国流通的硬币多。
硬币、纸币，都是货币。提起货币又使我想起来周恩来总理的一件传闻。有一西方记者问周总理：“您是国家总理，您能说出中国有多少钱吗？”回答这个问题有两难；一、作为一个大国总理要报出准确数字难，二、如实相告难（不适合）。但不回答或用简单方式回绝又有失外交家的风度。周总理莞尔一笑，反问：“你真的想要知道确切数字吗？”“是”“那我告诉你，确切的数字是十八元八角八分。”原来周总理用逻辑上偷换概念的手法和这位记者开了个玩笑。他的这一急智幽默巧妙地摆脱了对方的刁难。当时，中国的货币分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两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共十种，十种相加正好是十八元八角八分。
如今，在中国，手持硬币上街购物，商家不敢说不要，但是很不欢迎。商家找给顾主时，顾主可以气壮地说不要，虽然理不直，否则他以不买相威胁。中国人使用钱夹的人不很多，大部分人把钱放在上衣的口袋里。如若给里边放硬币，脱衣时很容易掉出来。再加上物价攀高，低面值的硬币不被人们视重。总而言之，硬币的实际流通量不大，有时还不够通畅。有人在银行受到冷遇，作为报复，他拿一堆硬币去储蓄，银行不敢拒绝，但数起来确实费时费事。
在德国却是另外一番情况——硬币用途多多，谁也离不开它。上街购物总离不开和硬币打交道。临时乘坐公交车，几乎全用的是硬币购票。即使乘坐火车，如若距离不远，可向自动售票机投放硬币而得到车票，非常方便。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在超市购物时取小推车的情况。很多小推车纵向套锁在一起，你要取出一辆小车时，必须向套锁处塞进一欧元硬币，以此顶出与另一辆车相连的锁簧，两相分离后便可推走。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超市使用小车一分钱也不花。其实在德国也是无偿使用的——你用完小车后，推往原处，用前一辆车的锁簧再顶出硬币，车又连锁住了，钱仍旧归你自己。应该说这是商家动了一番脑筋，或是能工巧匠为商家设计的。因为顾客为了取回自己的一元硬币（约合人民币十元），必须将小车推放原处，而不会任意停放卸货。这样就用不着设专人管理。
这里硬币用途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欧元纸币没有一元、二元币种，而硬币有。德国人的钱夹很厚，但所装的大钞小钞不一定很多，厚的原因是专门有个放硬币的地方。
一分面值的硬币不被人们重视，马路边丢了一个钢镚，过往行人看见了，成年人中鲜有为之弯腰。不过在中国还是有人攒硬币的，用途是作为打麻将的筹码。民间麻将相当普及，一分硬币的需要占一定比重。在德国，也有很多人积攒硬币。原来德国有这样一个习俗：年轻姑娘一分钱（硬币）一分钱地积攒，日积月累，以至很多，用来购买结婚时穿的皮鞋。
以上所述是硬币在德国的用途多。
西安“WC”更名宜缓行
“吃喝拉撒睡”是人们每天生活中的五件事。尿急、便急雅称为“内急”。为了更加强调紧迫难耐之感，还称为“水火之急”。民间有句话——“小鬼催命也不催人拉屎尿尿”。早年陕西人民剧院（？）《西安事变》里，在紧急关头，杨虎城对张学良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总而言之，“拉、撒”是任何人都离不开的事。
刚来德国时我发现在城市里很难找到公厕，觉得是件非常奇怪的事，其实是少所见而多所怪。这里虽然没有或少有独立小建筑物公厕，但面包房、咖啡馆、酒吧、各类饮食店都附设公厕。人们想要“方便”还是非常方便的。此外，较大超市等还设有残疾人厕所。公厕自然男女有别，但行“方便”的人较少的地方，比如小诊所等，那里的小厕所只有一个马桶，像火车上的公厕一样，男女均可使用。
德国公厕的标志仍然是“WC”，这引起了我一番思索。如今（去年吧）西安的“WC”大多已改为Toilette，据说更改的理由是前者很粗俗，后者较文雅。就此我曾问过一个德国人，他不假思索地说，Toilette是个法语词，详细含义还要再查一下词典。英语地区国家更改“WC”也许有它的道理，但西安更改则甚不相宜。公厕主要是为当地人提供的，西安是个开放城市，标上“WC”当然也是必要的。外国游客大多不使用宾馆外的WC，但发生“水火之急”时也难免前往。“WC”简单易记，换成Toilette西安多数人便傻眼了。让少数人感到高雅，而多数人产生困惑，这实在不是一件理智之举。况且“WC”也并不是一个非常粗俗的字眼。“WC”好比“下里巴人”，Toilette好比“阳春白雪”。“阳春白雪”和者寡，故西安的“WC”更名似宜缓行。
现在我们再来做进一步分析。WC是英语缩写词，意为水和小房子，会意为抽水马桶。Toilette是法语词语，含义有亚麻布和女性梳妆台，由梳妆台引申为盥洗室，而盥洗室是厕所的借指。梳妆台和盥洗室自然比有水的房子舒适得多。在德国，火车上的公厕称WC，街道上小餐饮店例的公厕也称WC，在较大超市和较大餐饮店的公厕里，与抽水马桶相配套的，有手纸、洗手池、净手液和烤干装置，此外还有专供为婴儿换尿布的小平台，即便如此，仍称WC。而在西安，很多公厕仅有抽水马桶和小便池，都堂而皇之地注为Toilette。如此名实不符，实在说来是一种浮躁之风气。
有关垃圾的文明
脏土或扔掉的破烂东西叫垃圾。在早，陕西人把脏土或废物叫“恶撒”，我国西南某些地方则叫垃圾。后来“垃圾”被“扶正”，由方言词变成为现代汉语里一个普通的词语了。人们日常生活纳新吐故不断交替，处理垃圾便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了，尤其是城市。
2009年8月14日《西安晚报》第五版刊出一条报道。肩题为“西安首次市民公德意识调查显示”，正题为“七成多市民不乱扔垃圾”。无疑，这是西安市民公共道德意识提升的令人高兴的统计数字。
上述报道使我想起了在德国那些日子里关于垃圾的见闻。德国是个发达国家，物质文明程度比较高，与之相对应，精神文明程度也比较高。在那里，每个居民区都有一个地方放着四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或垃圾箱。桶和箱的多少和该区居民户数相关。黑色的垃圾桶用来盛放生活垃圾，绿色的盛放生物垃圾，蓝色的盛放废纸，黄色的盛放废塑料制品。顺便说一下，所谓废纸，包括大量的旧报纸和废弃的书籍杂志。那里没有收破烂的，这些东西只能扔掉。那里没有拾破烂的，当然也就没有人在垃圾箱寻找可以卖钱的废品。此外，在某些路旁还有红、白、绿、棕四种不同颜色另有用途的垃圾桶。红色的垃圾桶盛放废金属，例如铁罐头盒等；白色的、绿色的和棕色的垃圾桶分别盛放相应颜色的玻璃瓶子等。总而言之，德国人把各种不同的垃圾分别投放到八个不同的垃圾箱。分类投放，习以为常，自然而然。我想，德国对垃圾分类如此之细，其目的必然是便于进行不同的处理和尽可能地做到化害为利，变废为宝的。目前，西安地区将垃圾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可是有人不大明白什么是“可回收”，什么是“不可回收”，所以实际上只有“一种”垃圾。
有一次，我的老伴给血压计换电池，女儿看见，就把废电池拿了去。她说，废电池最难处理，乱扔则污染持续时间最长。后来女儿驾车进城购物，我看见她把废电池交给了售货员，售货员将它放到一个小布口袋。至于最后怎样处理，我当时未来得及细问。
一定的物质文明产生一定的精神文明，而物质文明又与精神文明相辅相成。脱离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谈高度的精神文明是一种侈谈。反过来等待物质文明提高后自然而然地产生相应的精神文明，则是不可取的消极态度。目前，在西安地区能够普遍认真严格地做到区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便是一大进步。而倡导精神文明则是个长期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强民富与日俱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逐步提高，有关垃圾的文明在西安定会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