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份材料，统计了《晋察冀日报》10年间出版地点变换近40次的情况。尤其在抗战期间，有时一个月就得转移好几次。战争年代，邓拓领导的报社没有安定的编报出报条件，常年处于打游击状态，服从战斗需要，随时准备搬家。1943年9月，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规模秋季“扫荡”，几个月内报纸都是在灵寿、平山、五台、阜平四县交界处的高山密谷无人区出的。就在这次撤退转移中，阴雨蒙蒙，暗夜漆漆，报社与敌遭遇，有三位同志牺牲，邓拓心爱的青骢马也在战斗中负了伤。战争条件下办报，编辑记者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既是报人，更是战士，邓拓也是又当社长主编，又当战斗指挥员，在敌寇的清剿合围、“扫荡”蚕食和袭扰破坏中坚持出报，把党的声音及时传达到群众当中。
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敌后办报的物质条件是极为艰苦、甚至是极为低劣的：铅字不足、纸张不足、油墨不足……怎么办？在邓拓领导下，报社全体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自制“黑人牌”油墨。没有油墨，工人们想出了好办法，挨家挨户到老乡家里去铲锅底，用锅底灰来制。黑灰弄得大家满脸都是，大家相视一笑，幽默地说：“这是‘黑人牌’油墨。”
自铸铅字。《抗敌报》初创刊时用的是原始的油印机，稍后改为石印。1938年4月起，报社先后从冀中、晋东南等地搞来几部铅印机，但由于铅字不够，工作起来困难还是很多。工人们自己想办法，用铅坯刻成铅字，用胶泥做成翻泥盒，再用字坯翻铸成字模，然后铸成铅字。铅字来之不易，哪怕发现有一个铅字落在地上，邓拓也都会赶紧捡起来，一面心痛地说：“嘿！宝贝，宝贝！”
为适应战争需要，便于轻装转移，少带铅字，邓拓要求大家“三千个常用字内做文章”。他自己带头这么做，其他同志也都能自觉遵守，并能保证稿件质量。有人风趣地说，这是让我们戴着镣铐跳舞呢！铸字排字工人开动脑筋，把铅字字体缩小，把字架改装成可以拆卸的轻便架子。印刷工人牛步峰还把笨重的印刷机改造成只有80来斤重的小型印刷机，报社转移时负荷大大减轻，全部家当用几头牲口就可以驮走。“八头骡子办报”的佳话就是由此而来的。邓拓爱读书，但报社经常转移，笨重的书箱不便于携带，受白求恩马鞍形手术箱的启发，他也做了一个同样形状的书箱架，行军时常用书籍就可以一起驮走了。
诗人郭小川曾有这样的诗句：“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邓拓和夫人丁一岚的结合，就是新美如画的战士的爱情，一直在新闻界被传为美谈。1941年春，邓拓在来稿中发现了一篇题为《血的控诉》的通讯，讲的是平山县一个童养媳因参加抗日工作而被丈夫和公婆残害致死的事情，文章爱憎鲜明，文笔流畅，写得很感人。邓拓将稿件修改发表了，并亲自给作者“路群”去信予以鼓励。路群是谁呢？她就是担任平山县妇救会宣传部长的丁一岚。丁一岚是《晋察冀日报》通讯员，有时写些关于妇女工作的短讯。当她看到自己采写的第一篇长稿变成铅字，感到欣喜与快慰，特别是社长的亲笔信，更使她深受鼓舞。她朦朦胧胧觉得，邓拓很有学问。书来信往，鱼雁频频，未曾谋面，已含深情。这年岁末的一天，他们终于初晤于平山县瓦口川。冬去春来，乍暖还寒，二人又并肩漫步在滹沱河畔，谈理想，谈生活，共同憧憬美好的未来。卷地风沙肆无忌惮地嘶鸣着，但这并不能冲谈他们心中泛起的层层暖意，反而更增添了战士的豪情。“滹沱河畔订心盟”，邓拓用诗记录了他们当年相恋相依的情景。1943年初二人结婚，聂荣臻司令员设便宴祝贺他们喜结良缘，并风趣地说：“欢迎新郎新娘，要吃喜糖。”婚后，丁一岚曾短期在报社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当了张家口地区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邓拓支持和帮助下，她业务水平提高很快。一个办报，一个搞广播，二人常常各忙一头，难得聚在一起，但心心相印的深情使他们的家庭充实和谐，美满幸福。
《晋察冀日报》有不少编辑人员是新来的青年学生，政治素质好，但没有实际办报经验。邓拓积极扶植青年人，鼓励他们独立采写新闻，在实践中成长提高。张帆1939年抗大毕业来到报社，由于业务不熟，开始几个月内写的稿件几乎都不能用，有些灰心。后来邓拓派他去灵寿县一个村公所作调查，亲自指导，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区政权建设刍议》，从此在新闻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解放战争初杜导正随邓拓奔赴大同前线采访，他刚刚参加新闻工作，摸不着路子，由于邓拓的传帮带，经过深入采访，写出了《攻克“沙岭子”》等四篇战地通讯。他把邓拓称为“出色的启蒙老师”。不少在报社工作过的新闻前辈回忆起邓拓，都说他德才兼备，是难得的党报领导人。
邓拓认为，作为报纸主编，只有自己不断地写作，不脱离新闻工作实践，才具备当领导的资格。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晋察冀日报》写作了大量社论和评论。由于战乱，手稿没能保存下来，很难确定他究竟写了多少篇。据娄凝先、陈春森同志回忆，报纸的社论“大部分出自邓拓之手”。1988年在太原迎泽宾馆开会期间，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将自己编写的关于邓拓的教材初稿送给丁一岚老师，请她“批评指正”。没想到她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还用铅笔修改了个别词句，并在第48页眉批了“一日三篇社论论提高一步”的字样。循着这个提示，查找有关资料，我终于补充了这个事实。1945年5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高一步》，阐述新闻工作的有关原则。邓拓作为党报领导人，凭着政治上的敏感和自觉的党性，深刻领会了社论精神，并就“全党办报”的重要性，为《晋察冀时报》一日之内写就三篇社论《如何提高一步》《再论如何提高一步》《三论如何提高一步》，创造了党报史上的奇迹。有人惊讶地说：一天就能写出三篇这么高水平的社论，真是天才呀！邓拓笑了：“写是一天写出来的，但考虑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写东西，腹稿是基础。”虽然邓拓讲得轻松，但我们谁都明白厚积薄发的道理。
《晋察冀日报》不仅“战史编成三千页”，而且在邓拓领导下出版了500多种书籍，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抗日救国和人民解放的道理。1938年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于延安《解放》周刊，邓拓读后，激动地对周明和方炎军说：“《论持久战》写得太精辟了！实际，雄辩，逻辑性很强，通篇充满了辩证法，是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武器，要让边区的干部和人民很快都能读到。我们的报社，不但要出报，还要出书，还要办成出版社。抗战一周年就要到了，我们就用‘七七出版社’的名义，先印这本书吧！”《论持久战》是报社印的第一本书。1944年，受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同志的委托，邓拓主编出版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为无产阶级出版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晋察冀日报》10年，邓拓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党的新闻战士的位置上，“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他依靠集体智慧，把《晋察冀日报》办成了根据地最好的报纸之一，创造出许多成功的战地办报经验。他提出一些重要的新闻观点，如，关于创办公开党报的观点，关于党报的群众观点等等，丰富了无产阶级新闻学宝库。他写下了大量社论、通讯、诗词作品，无论其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光华灼灼的。由于邓拓理论修养、宣传才干都很突出，又有10年担任地方党报领导人的新闻工作经验，1949年10月，党中央任命他为新中国《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辑，时年37岁。
美丽的福州山水，赋予邓拓良好的天资才情，弥漫的北国硝烟，更锻炼了邓拓战士的品格。他从闽江走来，在绵延逶迤的恒山脚下，在晋察冀英雄的土地上，以笔作刀枪，抗敌气如虹，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雄浑豪壮的爱国主义战歌。
恒岳巍巍，是不朽的丰碑！
§§§第10节我和徐迟：未曾谋面的记忆
徐迟的名字，自然当在名家之列。而我，只不过是他的作品的崇拜者之一。但是，20多年前的一段文字之缘，使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老人，并得益于他的影响，滋养了我的人生。尽管我们从未谋面，我总觉得他离我很近很近，即使在他已辞世整十年的今天，他的思想和才华，他对生活的激情，仍然时时给予我生命的启迪。
两封信
最早知道徐迟的名字，是在1978年春天。
当时，已接到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做着入学前的准备。2月初的一天，在县委大院遇到一位文友，他兴冲冲地拿着一本《人民文学》，见了我老远就喊：“你看了吗？好文章！好文章！”我打开一看，一下子就被“哥德巴赫猜想”这几个怪怪的却又很新鲜的字吸引住了。跑回办公室，一口气读完，好像还不能完全读懂，却有一种浑身舒畅的感觉。回家再读一遍，仿佛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天光云影，美妙无穷。从此，记住了科学家陈景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徐迟。
这是科学的春天。走进大学，如饥似渴地读书、听课，摇头晃脑地背诵先秦诸子、唐宋诗文，激情澎湃地讨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兴趣盎然地观看“解放”了的老电影和时尚话剧，那是多么充实而快乐的大学生活啊！尽管还得吃玉米面窝窝头，买肥皂白糖之类还要凭票供应，但是，思想解放潮流与为祖国四化而学习的气氛汇成昂扬向上的校园交响曲，催人奋进。时不我待，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就在那时，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极大地吸引了我，我读了徐迟更多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地质之光》《祁连山下》《生命之树长绿》《在湍流的涡漩中》等等，很陶醉于他的作品的美学氛围。
转眼进入大四，要考虑毕业论文的选题了。由于对徐迟作品的喜爱，我将试评徐迟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作为毕业论文题目。征求当代文学刘梅文老师的意见，她非常支持我，并提供了徐迟的通讯地址。初稿完成后，我于1981年10月12日给徐迟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了三个问题：第一，报告文学可以有细节的虚构吗？虚构能够加强作品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但这样是否失真？第二，报告文学与人物通讯有何区别？第三，您五十年代未完之作《火中的凤凰》可否看作一篇构思宏伟的报告文学？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当时文学理论方面的某些难点。
10月19日，收到徐迟先生复信。
启元同志：
回答你的问题：
（一）文学、艺术无一可以缺少虚构。虚构逼真，就是文艺的真实性。这个道理，现在懂得的不多。梅兰芳演杨贵妃，跟我写李四光，都是虚构。
（二）现在很多报告文学没有多少文学。人物通讯写得好，也就成了文学。两者之间，没有多少区别。有人作了严格的区别了吗？没有写好，就出现了区别了。
（三）《火中的凤凰》是作为传记文学写的。
我一直在考虑，就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虚构写篇文章，但一直未能动笔。
寄你一册书，或可以供你参考。
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来信问的。
祝好！
徐迟
10月15日
信中提到的寄赠我的书，就是他刚刚出版的《文艺与现代化》。
徐迟老人的信回复及时，为我指点迷津。论文初稿《“一枝红杏出墙来”——评徐迟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完成后，我曾寄他一份。记得先生又回过一封信，大意是，文章主题鲜明，行文流畅，总体不错。但提出一个问题-“墙”何所指？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借用古诗句作论文标题，主要着眼于徐迟报告文学的“新”。至于每个形象的寓意，则并无细致的思考。“墙”并无特指，如果对应联想，“红杏”是他的作品，“墙”应该指报告文学领域。先生再无回信，现在看来，想必先生当时对我如此孩子气的解释并不满意。那么，他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或许，在改革开放初期，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知识分子，都还有些心有余悸吧！
一幅题词
1990年，徐迟先生赠我一幅题词，让我欣喜万分。
这事还得从我父亲说起。
徐迟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我的父亲钟声扬也是诗人。父亲在从事长诗创作的同时，开始散文诗创作和散文诗理论研究。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被选为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山西散文诗学会会长，与徐迟开会见面时大概提到了我。徐迟先生说，对山西的这个女学生印象很深。
1990年，中国散文诗学会第五届年会在山西朔州市召开，时任朔州市文联主席的父亲是主要筹办者。一时间，这个雁门关外的新城云集了一批著名诗人和学者，徐迟、柯蓝、朱子奇、雷达等，诗人兴会，盛况空前。会上，徐迟先生主动问起了我的情况。父亲告诉他，启元毕业留校，已经是讲师了。先生非常高兴，当即用碳素软笔在一张宣纸上题词一幅，嘱咐一定要转给我。
“书赠钟启元讲师”的内容充满激情：
呵，自由的共和国，屈辱的日子过完了，旭日东升，黑夜消失，光彩鲜艳的生活正在开始。假如头一天是新的，第二天它又更新，其所以是新中国，它天天都是新的。
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老人酣畅的情思一如他作品的风格，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共荣辱。我懂得，他将这些诗句书赠给我，一定是期望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血脉得以代代传承。
大学毕业前，我曾应校刊之约，就与徐迟先生通信的事写过一篇小文章，标题是《尺素溢满护花情》。其中有这样的话：“人如花朵，亦如小苗，在它的生长期，有人浇一点水，施一点肥，就会催它喜绽芳苞，怒发新芽。我读了徐老的回信，浑身便充满了这样一种奋然向上的力。”赏读徐迟先生赠我的题词，有着同样的感受。
无尽的怀念
1996年12月底，我从媒体上看到了徐迟先生离世的消息。简直无法相信，这位对生活充满火一样激情的人，会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告别人生。飞雪飘飘，寒风凄凄，为他送行。而我，却四处搜寻关于他的一切信息，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人生轨迹，以寄托自己无尽的怀念。
徐迟1914年10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的一个书香门第。湖州，曾出过赵子昂、沈尹默、茅盾、钱三强等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大科学家。徐迟的曾祖父徐延祺曾在清末总理衙门担任过相当于内阁中书之职，专司向皇上条陈有关外交政策的奏章。他的父亲徐一冰，1905年留学日本，1908年在上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并任校长。徐迟出生那一年，徐一冰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现代体育刊物《体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