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闯荡战乱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打到山西。太原失守前，11月2日日军已占领了昔阳县城。大寨离昔阳很近，听说日本人要抓男丁，为躲避战乱，陈永贵回到了祖籍石山村。在乡亲的帮助下，做起了小本生意，但时间不长，便本钱耗尽。后来，他曾牵毛驴贩过煤，也曾闯荡到日军占领下的太原，但到头来都两手空空。无奈之下，只好徒步返回大寨。
途中，他走到巴州乡山庄头村，在一块玉米地看见了当地一位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偷偷地啃还没成熟的玉米棒子。陈永贵告诉姑娘说那生玉米吃不得，姑娘只说了一个字：“饿……”陈永贵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只好规劝几句，继续赶路。谁知那姑娘提出想跟他一起走，说：“大哥，我跟你走吧，你救我一条命吧！你走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陈永贵被这丫头的伤心话说动了心，紧紧地攥住了丫头的手。可是，连自己都顾不了，怎么可能养活这个女孩子呢？在姑娘的再三恳求下，陈永贵心软了，答应两年后来接她。
两年后的1941年，尽管陈永贵仍旧没有解决吃饭问题，但他说话算数，在朋友的帮助下，凑了几斗玉米，吹打一番娶了当年的丫头李虎妮为妻。石山的乡亲们为他的婚事吃了一顿荞麦面条，陈永贵便带着虎妮回到了大寨，继续住在稳周老人家里。大个子寡嫂对虎妮有如亲妹妹一般，一家四人相依为命，和善相处。可惜大个子寡嫂命薄，那一年得了一场重病，不久就去世了，陈永贵以本家兄弟的身份把她安葬在贾家坟地。又过了几年，稳周老人去世，陈永贵披麻戴孝为老人送终，以养子身份完成了应尽之责。
1942年，陈永贵被战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日军占领下的昔阳，要求普遍建立维持会。除县里早有宪兵队、伪组织外，还要求所有日军占领村庄都要成立维持会，选出会长、村长或代表，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为日本人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等。为日本人做事，出面担任维持会代表，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不愿做的，尤其是在昔阳这样一个群众基础好，抗日烽火燃遍全境的地方。而且，这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时的太行山区，八路军和日军斗争激烈，扫荡和反扫荡、维持和反维持斗争从未间断过，比如：1939年5月1日，中共昔东县委和抗日县政府在皋落召开锄奸反特大会，公审处决大汉奸、日伪县维持会秘书李洪泰；1939年9月18日，中共昔东县委、县政府在皋落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大汉奸王用宾并处以极刑；1940年4月，日军在昔西实行内部“清共”，从县城内的伪机关、学校和附近村的“维持会”中抓走嫌疑人员三百余名全部活埋；1941年6月14日，平昔东独立营和民兵在八路军新十旅二十九团配合下，将东冶头据点守敌逼退，昔东二区的“维持会”全部肃清；1942年9月，中共昔西县委先后摧垮庙沟、泉水坪、鸽坪、常沟、岩庄、直峪寺、垴上等村的“维持会”。
在这种情况下当伪代表，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
大寨的大姓是贾家和赵家。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大姓家族世代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外来人口不得不依附于他们。日本人命令各村选代表，不然，就进村烧杀抢掠，村里不敢不选，但大姓人家谁也不愿充当伪代表这一角色。村长贾泰元有粮有钱，他很清楚，日军来扫荡，吃亏最大的是他，找个敢说敢做、能言善辩的人出面维持、拖延一下，于村于己都有好处。富人们不愿做，又必须做，于是，就把当伪代表一事推到了既是外来户又是穷光蛋，既胆子大又能说会道的陈永贵身上。
陈永贵此时虽说没啥文化，又势单力孤，但他明白为日本人干事是不光彩的，是要遭人唾骂的。虽说这时的陈永贵谈不上有多高的阶级觉悟，但他深受昔阳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早在1937年八路军刚到昔阳时就有参军的打算，只因八路军居无定所，他找不着。因此，对伪村长一事，他表示坚决不干，曾准备往解放区跑。就在这时，八路军独立营一个经常到大寨一带卖布、化名叫“老曹”的共产党人主动接近陈永贵，劝陈永贵说，当伪代表也不一定是件缺德的事，可以表面上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办事，这也是抗日。那时，陈永贵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的政策，还不清楚“从维持到拖延、从拖延到维持”的策略，但他觉得“老曹”的话很有道理，就满口答应，并和老曹约定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就这样，陈永贵于1942年当上了大寨维持会的代表。
陈永贵凭着不怕死的胆量和伶牙俐齿，当上伪代表后，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棒队”，糊弄着日伪军不要杀人，还真使大寨躲过了一些灾难。同时，他还谨慎小心地为八路军做了一些事，或通风报信，或掩护抗日干部。
后来，他一度引起了日本人的怀疑，1943年送粮进城时被抓进了宪兵队，差点儿砍了脑袋，是他的妻子四处求情，最后由村里的头面人物出面，才将他保了出来。
出狱后的陈永贵，在县城里找了个打烧饼的活。一次，他在街上卖烧饼，遇见一家逃荒要饭的农民拖扯着面黄肌瘦的孩子，拦住他央求给口吃的。那孩子可怜巴巴的眼神让陈永贵动了恻隐之心，他二话没说，将十多个烧饼一股脑儿地给了这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一家人。而他的这一善举，立刻引来店主的不快，自然也丢了一份糊口的生计。
二、翻身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周后，昔阳县城从日军溃退中获得解放。
大寨解放时，全村共有64户人家，190多口人。其中，贫苦农民48户，地主富农4户。全村共有土地800多亩，48户贫苦农民共有耕地144亩，仅占总耕地的18%，60%以上的土地归地主富农所有。全村共有7头牛、8头驴、1头猪和100多只羊，多为富家所养。解放前，地主富农采用出租土地、雇用长工、短工和放高利贷等形式剥削穷人。48户贫苦人中，有35户、45人给地富扛长工、打短工、赶牛放牧、洗衣做饭等；有9户、21人背井离乡，乞讨为生；有4户被地主灭门绝户。尽管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寨和其他老区一样，减租减息取得了很大成果，封建剥削有所削弱，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广大农民依旧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迫切要求突破双减政策，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手段，废除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同时，为了正确指导群众运动，“五四指示”还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如：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其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给以适当照顾等。
1946年6月，太行区党委讨论了时局、土地改革及战争准备等问题，决定在腹心区立即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同月，昔阳县在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此时的大寨，已经有了党组织。早在1946年1月，邢玉清、翟治让介绍贫农贾承福入党，大寨有了第一个共产党员。5月，贾承财入党；7月，贾进才也加入了党组织。8月，大寨成立了党小组，由贾进才任组长。
由于有党组织的领导，大寨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有条不紊，既轰轰烈烈，又不失原则。大寨近七成共400多亩土地和41间房屋、32眼窑洞、6头牛、6头驴，分给了原先无地或少地的贫困农民。中农的利益得到合理保护，只有4户地主富农受到了限制，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土改那年，赤贫如洗的陈永贵分到了贾登元的一眼窑洞三间房屋和13亩土地。三十而立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安身之所，有了一小块无需租种的土地。陈永贵和千百万贫苦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当家作主人的甘甜滋味，实现了他们祖祖辈辈渴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当他看到昔日豪华气派的地主家院转瞬间易主，当他满面春风地耕作在新分到的土地上时，终于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依靠毛主席，穷人才有出头之日，才能过上好日子。从那时起，陈永贵就下定决心要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也是从那时开始，陈永贵作为13亩土地的主人，作为一个温馨三口之家的户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铆足了劲儿伺候着土地，发誓要在土地上大干一番。
在大寨住了13年的党报记者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书中，描述了陈永贵的翻身心情和对土地的挚爱，说他“爱地如命，视土如金”，并讲了如下一个故事：
春天，陈永贵赶着耕牛第一次在自己的田间播种，儿子明珠在地边玩耍。忽然，明珠举起小手喊：“爹，爹，我拣了一个皮钱，看，还有个老汉！”父亲听说儿子拣了钱，马上停住了牛，边往孩子跟前跑边说：“给我看看！”儿子舍不得，连声说：“我不！我不！”父亲又说：“给我看看，我给你买好吃的。”陈永贵从儿子手里接过那块钱币一看，原来是块银元。那块地原来是地主的，那钱是地主遗留下的。永贵在旧社会过了30年，做过打烧饼等小买卖，挣的钱也都是几个铜子，从来没见过银元。左看右看，在身上擦了又擦，闪出了光。夜里，明珠躺在炕上未睡，看见爹拿着银元给他娘看，估摸着这块钱价值多少。后来，他家用那块钱买了两小卷布，给大人孩子每人做了一件新衣裳。
作家张映泉在议及此事时，引申说：
他种地种得认真，分的是地主的地，那地过去种得不好，庄稼没长出来时草就长出来了。可见那时候长工们没有卖力。现在到了他的手里，他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做好文章。他使劲挖，挖得很深，要把那些草彻底除净。地边残缺，他也要一点一点地修补上。对每块地的珍惜一点也不亚于那块闪光的银元。
但没过多久，陈永贵就不满足于只是埋头种地了，他要了解解放战争的大形势。那时，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发起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的征战，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被迫转入重点进攻。在山西来说，虽然大多处于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但东大门娘子关和出入省境的主要通道正太线，仍然为国民党阎锡山部所控制。陈永贵怀着翻身解放的喜悦，对前方战事倍加关注。他分到的宅院底下是共产党员贾承福、贾进才的家，他有事没事总往那里跑，想听听上级有什么指示，想看看村里有什么工作需要他做。为保护胜利果实，他多次要求支前参战。
不久，“正太战役”打响，晋察冀部队向正太线中段蒋阎军发起攻击，给陈永贵支前参战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陈永贵参加到全县一千五百余人的支前民兵队伍中。在平定前线，炮火连天，枪林弹雨，陈永贵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抢救了一个又一个伤员。由于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突出，“正太战役”结束后，在评功会上他被选为模范，受到了上级表彰。
三、组织互助组
土地改革推翻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贫苦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种新的农业生产关系激发了广大农民空前的生产热情，他们心潮澎湃，忘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着。但是，土地改革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虽然改变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但并没有改变农业生产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农具还是原有的农具，耕耘还是靠人力和畜力，不少农户不是缺牲畜，就是短农具。同时，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产生了大量分散的小农户，其经营规模较前反倒更小，这样自然又增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阻力。加上大寨的自然条件还和解放前一样困难，“三天不雨苗发黄，下点急雨都流光”，当时前线战事又紧张，群众纷纷参军支前，后方劳力奇缺，遇到农事集中时节，更是忙不胜忙。因此，翻身不久的大寨农民仍然面临着发展生产的艰难历程。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为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毛泽东就发出了“组织起来”的号召，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农民响应这一号召，纷纷组织起变工组、扎工队、互助组。这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互助性的组织，有力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支援了战争。那时，昔阳县也涌现出了刀把口、白羊峪两个互助合作的先进典型。
土地改革后，为了巩固土改成果，防止农村出现新的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号召在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积极稳妥地引导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大寨党小组组长贾进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在大寨成立了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支援解放战争。
那是1946年冬，从区上开会回来的贾进才向大家传达了党的互助合作政策，他说：“区上让咱们自愿碰火搞变工互助，这是件好事。俗话说，三人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大家在一起，有困难互相搭帮，准能把生产搞好！”会后，不少人聚集到贾进才家，商量变工互助的事，这些人多是劳力好、牲畜好、土地好、农具好的强户。互助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一方愿意参加，另外一些人也愿意和他合作，便可以互助到一个组里。因此，这些自愿碰伙的精兵强将自然很快就组织在一起。这就是以贾进才为组长的大寨第一个互助组。
贾进才互助组是一个由15户组成的“变工组”，是松散的季节性临时互助，他们按季节聚散，组织生产。农忙季节组织起来，变工互助，农闲时散伙，自由做工，各家干各家的活。陈永贵那时年轻力壮，是大寨村有名的好劳力，种地的好把式，在组织变工组时，尽管他不在，尽管贾进才坚持要先征求他的意见，但大伙还是很自然地把他算在了其中。后来，贾进才找到陈永贵，想叫他表个态：“金小，我给你商量个事，外面都组织变工组，咱……”没等贾进才把话说完，陈永贵便爽快地答道：“商量什么？你不是正在组织？我参加！”
第一个互助组成立后，大寨一些生产条件差、劳力弱些的人家也想加入互助组，可组里有人不同意接受，认为这样做，劳力强、生产条件好的农户会吃亏。贾进才也不好违背这些先加入的农户的意愿强行吸收他们加入。于是这些不被互助组接受的人们找到了陈永贵。历史给了陈永贵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那几天，正是正月天闹红火的日子。陈永贵秧歌扭得好，正在串村演戏。陈永贵和秧歌队的人串完村刚回到家，就来了一帮人。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是来找陈永贵出主意想办法的。几个老头儿一进门就问：“金小，政府号召互助合作，人家组织起来了，留下俺这些老少爷们该怎么办？”18岁的梁便良更是直接道出了心里话：“金哥，你给进才说一说，变工组算我一个吧，我也会干好多农活呢！”更小一些的贾承联随声附和：“哥，让我们也参加变工组吧！”
陈永贵很快明白了这些老少爷们找他的用意。他们信任他，把他当作了主心骨，希望从他这里找到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
陈永贵陷入了涉世以来最难抉择的沉思之中。贾进才互助组是由强劳力组成的互助组，正所谓“兵对兵，将对将”，“好兵配好将，杨木配柳棒”。在这样的互助组里干，陈永贵这个精壮劳力的前程显然是辉煌灿烂的。用不了几年，买房置地，过上富裕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面对这些弱者，这些旧社会靠打长工、讨吃要饭长大、没有任何积蓄的穷苦人，陈永贵的心里多了一份酸痛，多了一份同情。梁便良家境贫寒，8岁就给人放羊，12岁当小长工，他个子矮，赶驴送粪够不着卸驴，就从路边搬块石头站上去，用头顶住驴往下卸，就这还经常挨东家的打骂。贾承联也是个命苦人，9岁时，父亲下煤窑死了，母亲只好卖掉他的姐姐和最小的弟弟，带着他们兄弟三个靠讨饭度日。陈永贵自幼孤苦伶仃，是善良的稳周婆婆给予了他无私的爱，是大寨的穷苦乡亲不时关济养育了他。受人滴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想到自己的身世，再看看这些求助的穷苦人，陈永贵暗下决心，在贾进才互助组之外，由他牵头再成立一个互助组。
几天后，当梁便良他们又找上门来时，陈永贵明确表态：“咱们都是贫苦人，咱们的土地都是分果实得来的。如果这些土地种不好，打不下粮食，那就等于白白放弃了革命的果实。所以我打定主意，给咱们这伙老老少少的爷儿们牵头，种好这些地。”此时，贾进才组也派人找过陈永贵，但陈永贵推了，尽管此前他曾答应过加入他们的组。
陈永贵的决定，让穷哥儿们既感到心情振奋，又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样的话陈永贵就太吃亏了。陈永贵却说：“不要说吃亏不吃亏。我那时候给人家放牛，连条裤子还挣不下，吃亏不吃亏？毛主席给了我地种，这就是最大的便宜！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是有一条，要跟我干，就要齐心。只要齐心，不次于他们那个组！”当时，陈永贵的妻子也感到自己家是强劳力，和那些老汉娃娃们在一起吃亏，所以有意见。陈永贵对老婆说：“吃什么亏呢？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
就这样，陈永贵退出了贾进才的变工组，另立炉灶，把尚未成年的6个娃娃和年过半百的4个老汉组织起来，成立了9户人家的互助组。这几个孩子，年龄最大的是梁便良，18岁；4个老汉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陈永贵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强劳力。
大寨于是树立起了两面互助合作旗帜：一面是贾进才领导的由变工组发展而成的互助组，有20多户，其中14户在劳力、牲畜、土地、农具以及种田技术上均占优势；另一面就是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他们的生产实力稍逊一筹，但热情高涨。
是时已进入1947年初春，春耕生产就要拉开序幕。村里有人见陈永贵那个组尽是老弱妇孺，说他们是“老的上不了马，小的拉不开弓，这叫荞面浆糊——不沾！可有好戏看哩”！陈永贵也听到了这些议论，但他明白他们这样一个老老小小组成的互助组一定会十分团结，一定会充满冲天的干劲。他对组里的人说：“搞生产不完全取决于劳力强弱和农具好坏，关键是要团结、勤快、互相帮助。我们这个互助组看起来老的老、小的小，但是，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的。”患难之中，陈永贵的这句话实在抓心，犹如电流激荡着每个人的心田，无形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那些老人和孩子空前团结，谁都怕自己落后了，谁都不愿拖累陈永贵，谁都怕给自己的互助组抹黑，并暗暗和贾进才组展开了竞赛。
春耕大忙还没有开始，陈永贵互助组早已笨鸟先飞，担圈粪、挑炕土，开始积肥，等到人们大举行动时，他们已经送出多半的粪，地也整好不少了。为了在上工时叫上组里的人，他们发明了一种扔石头叫人的办法：上工不能喊，只能往街门上或院子里扔石头，组员们一听到石头响，便以军事化的行动穿好衣服，扛起工具往地里跑。
陈永贵当时已是村里的干部，是个忙人，夜夜有会开。早上，他还没起来，老老少少就已经全部下地了，从村里往狼窝掌挑粪，跑六个来回天还不亮。陈永贵随即给大家规定了一条：早上走的时候叫他一声。据贾承联回忆：
有一次，我们有意不叫他，想让他多睡会儿。到他出工上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一到地，可把我训了个够：“怎么不叫我一声，是成心不叫我挣分？”我说，你该挣多少就挣多少嘛！老陈更生气了：“你们担了五回粪，我才担了一回，叫我怎么挣分？”我说：“你晚上开会也能挣！”老陈更生气了：“谁规定开会挣分的？”那一次我挨了骂，可是到评分时，他自己却提出，他那天早上的分不能挣。
这些孩子们因为有陈永贵掌舵，干起活来不比成年人差多少。陈永贵不仅将春天的种植、秋天的收割、冬天的整地安排得井然有序，在劳动中还特别关爱这些长身体的孩子。
春天往地里送肥，陈永贵挑着75公斤重的大担往坡上走，那一群小孩有的两个抬着，有的背着，跌跌撞撞往前走。陈永贵边走边教育他们，叫他们别装多了，别干猛了。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将力量差不多的人分满全程，一段一段地接。这样，每个人每次可以少跑些路，既减轻了孩子们的负担，又可以在接担时说说话，增加了劳动的乐趣。秋天收获，掰在地头的玉茭穗，需要人力一担一担地往回挑。陈永贵的箩筐里玉茭穗堆成了两座小山，足有八九十公斤，而贾承联、贾承玉俩小孩抬三十多公斤的担子，他却不允许，说：“你们还小，努着了该咋？”
几十年后，贾承联对这段历史仍充满眷恋地回忆道：
秋天往场里送谷子，老陈会事先把我们的担子安排好，谁担多少都由他来决定。可是我们把担子往肩上一搁，总觉得他给装得太少，就偷偷地加上几把谷子，这事一旦被他发现，他就要批评一场，不让我们这样干。他说不仅要强调大干，还要保护劳动力。像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娃娃，他生怕担得太多把身体压坏。
通过组织互助组，陈永贵逐步显示出了他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当时，大寨的互助组在分配上实行“死分活评”，即“分票制”，就是以组制作分票，面额有1分、2分、5分、10分，由组长加盖手章，然后依据组内各户土地等用工多少，将预计总分数以分票发给各户。每天收工后，按当天劳动进行评议，由户主将相应工分票发给干活人。分票发放后，一般是每季结算一次，然后由记工员统一收回，经过组长审查，再发给个人继续使用。组内设记工员一人，负责本组分票的发放和各户用工多少的清理公布等工作，到秋后以粮食总结算，每十分一斗玉米，多分者多领，欠分者付出。陈永贵互助组在分配上也照此行事，所不同的是，陈永贵总是要压低自己的工分。作为组里唯一的壮劳力，陈永贵庄稼活干得样样漂亮，可是在评分时，才比一般劳力高出一两分，给老汉娃娃们记较高的工分。大家都说他评得太低，他却说：“这也是数我分高。”像梁便良、贾承联这些孩子们，他也要给到8分。娃娃们说，我们的分太高了，他却说，评分就是叫你们好好干嘛！
对陈永贵互助组的发展，贾进才作为大寨村党小组组长打心眼里高兴，还常常跟别人夸奖陈永贵：“这后生能干，将来一定很有前途。”这两个互助组之间的劳动竞赛，形成了一股好风气，两个组都提高了劳动效率，都增加了粮食产量，都表现出了组织起来的优势。不过，相比较而言，陈永贵互助组取得的成绩要更大些。当年，粮食产量由互助前的亩产50多公斤，增长到75公斤，平均亩产比贾进才组多出了15公斤。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贾进才组都是好劳力，基本上用不着更多的互助，用陈永贵后来的话说就是他们是“春来夏散秋不见”，春天他们变变工，夏天各干各的，秋天谁也不见谁。而陈永贵这个组由于是一群弱者，没有退路，他们深知只有精诚团结，只有互相协作，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获得成功。
那时，大寨属昔阳一区管辖，区干部在综合了各地的情况后，总结出几句顺口溜式的话：大寨好生产，武家好意见，留庄好寺院，金石坡好剧团。可见，大寨从那时起就在区干部中间留下了好名声。
1948年，大寨的多数农户已经组织起来，分别加入了贾进才组和陈永贵组。是年，贾进才组发展到30多户，陈永贵互助组发展到29户。到1949年，陈永贵组又创了平均亩产84.5公斤的新纪录，户数扩展到49户。同年，他和贾进才领导的互助组都由原来临时性和季节性的互帮互助转变为长年互助组，即一类互助组，互助合作成绩相当突出。1950年11月，他们所领导的互助组得到了昔阳县人民政府的表扬，奖给他们一面锦旗，上书“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八个大字。
生产组织形式本为生产的助推器。无论何种方式，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生产的发展。大寨的两个互助组都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在一个自然条件很差的穷乡僻壤，创造了集体劳动的辉煌成果。相比之下，陈永贵互助组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做得更好，取得的劳动成果尤为骄人，既反映了陈永贵无私奉献的精神，又说明了陈永贵组织才能的高超。
四、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永贵在积极响应组织互助合作的实践中，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表现出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渴望之情。1947年冬，大寨所在的昔阳一区为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准备吸收一批新党员。陈永贵表现突出，被列为考虑对象之一。而此时，陈永贵也向时任大寨党小组组长的贾进才表达了自己入党的强烈愿望。鉴于当时大寨党员人数少，急需加快组织建设，也考虑到陈永贵的实际表现，贾进才欣然同意作陈永贵的入党介绍人。按照陈永贵的表现，入党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就在这时，为了解决党内组织不纯问题，一场全县范围内的整党运动（也叫“搬石头运动”）开始。在整党期间，按照规定不吸收新党员，陈永贵的入党问题只好推迟。到1948年7月，组织发展工作恢复，但规定发展新党员要进行严格审查，手续也比以前要严得多（过去入党只要支部通过后报到区委就可以了），必须有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支部大会通过后，报请区委批准，并经区委书记签字后方能生效。
当陈永贵的入党问题被送到区委审批时，区政府的一位秘书提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伪代表”。这可是一个政治问题，通常情况下，有这样严重历史问题的人一般都会划掉。然而，陈永贵这个名字却深深地牵动了区委书记张怀英的心。
张怀英早在1946年就认识陈永贵。在他的记忆里，陈永贵是一位不寻常的庄稼汉。他在回忆《陈永贵入党》一文中写道：
1947年4月，正太战役打响，昔阳出动了大批劳动力支前。一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各村调集来的民兵的住宿情况，在县城的街上遇见了陈永贵。我说：“永贵，你来城干什么？”他说：“我来城买点东西，准备参战。”我说：“你也参战呀。”他说：“咱不参战谁参战。”这一句话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深切地感到翻了身的农民是向着共产党的……陈永贵在这次参战中表现得很好。
1948年7月，我任一区区委副书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可是组织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大寨却是另一种景象：号称“个半驴”的陈永贵是大寨第一个劳力强、会经营的男子汉，却把那些翻身后年龄大、体力弱、不会经营和一些年龄小的人组织起来了，村里人叫他们是娃娃组，有的人讥笑他们是“懒散组”（老少组是后来给起的名字，当时并不叫老少组），成不了气候。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的土地修整得很好，把多年塌了的内地堰也垒起来了，庄稼也长得特别茂盛。这个片的区干部看了喜出望外，跑回来就给我汇报。我正在为“组织起来”寻找经验，忽然听到了这样一个先进典型，而且又是我在我脑海里挂了号的陈永贵，我便亲自到大寨去进行查看，证明了这个区干部的汇报完全属实。
我又找陈永贵访问，我说：“永贵啊，你这么一个好劳力，为什么跟这些娃娃老汉互助呢？”他说：“好劳力又有什么用，在旧社会我不也是一个好劳力吗，可是穷得丁丁当当，真是人们说的放倒一根茭格栏，立起来一根粟粟秸，现在我有了房，有了地。为什么，还不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这是制度问题呀，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我听了陈永贵的一番叙述，意识到这个人不简单，真是想得深，看得远！
陈永贵在张怀英脑海中留下的良好印象，更使张怀英在陈永贵入党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本着对党负责，对陈永贵负责的态度，张怀英决心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于是他派组织委员阎维周到大寨去调查。阎维周进驻大寨后，先后找大寨的共产党员贾进才、贾承福、邢玉清进行单独谈话，询问陈永贵当伪代表的事。阎维周的到来，使陈永贵意识到这位组织委员是冲他的入党问题而来的，于是他决定亲自去找区委书记说明情况。
见到区委书记张怀英后，陈永贵诉说了自己的历史，讲了他父亲的惨死，谈了自己对党的感情以及自己当伪代表的真相，并告诉张怀英，他被捕出狱后，再没有见到过老曹。
凭借张怀英长期的工作经验，他觉得陈永贵讲得合情入理，心里已断定他说的一切都是实情。因为当时有规定，特勤一旦被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必须立即转移。可是如何证明陈永贵是特勤呢？当年直接的证人显然难以找到，张怀英决定通过旁证来证明。于是，他先在当年独立营常驻的后龙铺垴村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李先模。李先模证实陈永贵确实曾经与独立营一位姓曹的人有联系。随后，又访问了阎庄窝村，那里的村支书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怀英还专程到了陈永贵的家乡察看。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陈永贵的老家连间房子都没有了，只有陈志如当年上吊的那棵松树还在。
经过一番调查，张怀英认为，自幼饱受人间疾苦的陈永贵不可能为日本鬼子卖命。这时，阎维周在大寨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陈永贵所言属实，这就更坚定了张怀英的信念，最后在陈永贵的入党申请上签了字。
1948年冬，陈永贵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位对党充满无限热爱，饱含满怀感激之情的淳朴农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好愿望。入党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起点，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关键一步。以后的岁月里，陈永贵始终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跟党走。不论是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六三洪水肆虐的年代，抑或“左”倾猖獗的岁月，他对党都一往情深。
五、担任党支部书记
入党不久，陈永贵就担任了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他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高，对党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真心热爱共产党的，是愿意为党的事业奉献毕生心血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来自昔阳县的太行劳模刀把口村的张老太、白羊峪村的王殿俊、车寺村的王兴武应邀赴京参加开国大典。陈永贵得悉后，非常羡慕。这几个昔阳名人及其模范事迹，陈永贵早有耳闻。他们早在1943年就响应党的号召，在根据地率先组织互助组，1944年11月还出席了在黎城南委泉召开的太行区首届杀敌、劳动英雄大会。国庆那天，陈永贵和大寨党员只在本县官方村开庆祝会，这和出席北京开国大典的荣耀当然有别，但他的心情同样激动。这不仅仅是新中国的成立令他倍感扬眉吐气，还有来自张老太、王殿俊他们的激励，这些昔阳劳模给了陈永贵一种蓬勃向上的激情和全身用不完的力量。
1950年冬，大寨全村70户，除了几名地主富农外，全部进入了分别由贾进才和陈永贵领导的两个互助组。但即是在互助组内，由于土地等生产资料仍归个人所有，新的贫富差别在翻身农民中也会出现。大寨党支部曾做过统计，在1948年土改结束到1952年短短两三年内，大寨有12户贫下中农欠了债，6户卖房卖地，4户条件较好的农户则新买进6亩土地。大寨出现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但陈永贵对卖地买地穷富分野却有着本能的敏感，格外上心。在一次党员会上，他把手中的旱烟袋往脖子上一搭，从炕上忽地站来起，抛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旧社会穷人卖房卖地，是因为地主富农剥削。现在是新社会了，为什么还有人卖地？党支部为什么不想办法？为什么听任圪堆上添土，穷的穷富的富？”当然，对农村中出现的这种两极分化的苗头，是当时全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大寨党支部自然很难作出解答，但如何领导翻身农民走共同富裕之路，从此成为陈永贵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1952年1月，昔阳县召开三级干部会，县委要在党支部领导班子强、互助合作基础好的白羊峪村王殿俊、田千喜，东丰稔村王增禄，前东峪村王中有和赵壁村乔显富五个互助组，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其他各村继续办好互助组，积极为办初级社创造条件。
初级社对陈永贵来说是一个新名词，在听贾进才传达完会议精神后，他急切地问：“什么是初级农业社？”贾进才解释道：“听上头领导说，初级社要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力和土地分红。这比互助组又进了一步。”陈永贵又问道：“土地入了社，是不是就能制止土地随便买卖，防止贫富分化？”贾进才说，领导也讲到这个意思。第二天一大早，陈永贵又找到贾进才，说：“我想通了，组织农业社是翻身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互助组已决定转社，你们转不转？”贾进才稍稍迟疑了一下：“转社不转社，那得由上级安排。”陈永贵不服气地说：“白羊峪王殿俊他们能办社，我们为什么不能？上级没安排，我们可以争取嘛！”早饭后，陈永贵独自到了区里，申请转社。由于县委对1952年农村互助合作工作的发展已有部署，陈永贵互助组转社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这时，形势的发展，使时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贾进才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贾进才，1948年8月起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一心扑在工作上，想把大寨的事情办好，想让大寨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在任期内，他领导大寨人民全面开展互助合作，组织农民发展生产，使大寨的生产互助搞得有声有色。这一年，大寨遭遇严重干旱，不少村民缺粮断炊。为解救村民于水火之中，贾进才又组建了供销合作社，以五百多石小米做资本，折价入股，作为周转资金，开展供销商业活动。供销社由贾志远具体负责，组织村民到河北以小米换棉花、布匹。一开始供销社还确实赚了些钱，但很快由于全国物价大波动，棉花布匹价格飞涨，陷入困境，惨淡经营一段时间后，赔本散摊。村民们依然在贫困中挣扎，贾进才不得不另想出路。大寨一带地下蕴藏煤炭，旧社会就有富人雇人开季节性煤窑，也有人挖露天煤自用。贾进才捉摸着开煤窑挣钱比较保险，于是，亲自出面，挨家挨户动员，苦口婆心劝说，最后说服了26户人家，集资小米230石，作为资本。贾进才又请了个行家看山势，选定了窑址，并托关系以一天一斗米的高薪聘了一位技术人员，带着村里几个年轻人干了起来。谁知，就在煤层已经露出，煤窑快要挖成之时，突然出现渗水，顷刻间窑下成汪洋一片，两年的辛苦、二百多石粮食付之东流。贫苦农民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不说，连老本也赔了，不少人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卖刚分到手的土地。作为支部书记的贾进才心如刀绞，怨恨自己工作能力不强，对不起大寨父老。
昔阳县三级干部会后，贾进才预感到农村将面临一场新的变革高潮。由互助组转为农业合作社，土地统一经营，劳力统筹安排，工作千头万绪。办供销社、开煤窑连连败北，使贾进才面对将要到来的创办农业合作社的艰巨任务，再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谁能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陈永贵。
陈永贵出身穷苦，有阶级觉悟，脑子灵，能说会道，闹土改、支前样样工作积极，尤其是互助组搞得有声有色，颇得大家赞同。对陈永贵的表现，贾进才早就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陈永贵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才能和群众威信，使这位老党员认识到，由陈永贵来代替自己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对大寨的发展更为有利。于是，他打定主意推荐陈永贵代替自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昔阳作家秦怀录在一本书中这样记述了贾进才和陈永贵之间的一段谈话：
有一天，开罢支部会，贾进才把陈永贵留在自己家里，对他说：“金小，我有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想把村支部书记的职务让给你……”
陈永贵一听，似乎觉得他的话里还有什么意思，脾气又发作了：“你干着就挺好嘛……你是不是觉得开会点了你的煤油，上级的同志来村下乡吃了你的派饭？你怕吃亏，那好，开会点灯，煤油钱我出……”
“看你又说到哪儿去了？越说越不上道了。我是出于公心嘛！你比我有能耐，你当书记我放心。我是想把咱俩人的职务换一下。你当书记，我当副书记。我从不反口，也对你没有二心。你给我提意见我没二话。我只是跟着你好好干就行。开会的时候，你主持会议，如果同时开两个会，你主持一个，我再主持另一个。点灯的煤油咱轮着出，我一心想着是如何出一个能人把大寨的事情办好！
煤油灯下的两张脸都是阴沉沉的，贾进才的一席话尽管解开了误会，但陈永贵还是接受不了：
“不不，我不当书记，难道你当书记就搞不好工作？”
贾进才仍然对陈永贵苦苦地劝，陈永贵就蹲在那里半晌没说话，最后才吐了口烟：“领导上……”
“领导上的事，我去……”
不几天，区委召开各村党支部书记会议，安排贯彻县三级干部会精神的各项具体工作。那天早上，贾进才早早吃过饭，一路小跑赶到了位于县城西大街的区委会，趁其他村干部还未到的机会，找到了区委书记张怀英，谈了自己的想法。张怀英以为贾进才是来汇报大寨生产情况的，一听是要调换职务，愣了一下，说：“你工作干得好好的嘛，又不是党员群众不信任你，干吗要换班？”贾进才遂将理由陈述了一遍。在张怀英的心目中，陈永贵的确是一个支部书记的好苗苗，但对于干部的任用必须经过慎重的考察，他对贾进才说：“陈永贵我们倒很熟悉，是个很能干的同志。但是，换一个村的主要负责人不是一件小事，区委需要慎重考虑。”贾进才无果而返。
过了几天，贾进才又来找张怀英。这次，真心诚意的贾进才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请求。张怀英担心陈永贵在大寨开展工作受排挤，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大寨姓贾的那么多，陈永贵是个独姓，外来户，担任主要干部能站得住脚吗？”这一点，贾进才早就想过，大寨那时73户，288口人，贾姓户数人口占了六七成，但他数来数去，能将大寨工作全面执掌起来，使大寨人民走上富裕之路的非陈永贵莫属。尽管如此，这次区委还是没有明确答复。
到1952年冬季整党期间，贾进才又找区委领导推荐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张怀英终于被这位老党员所感动，感慨地说：“进才，你三番五次说这事，可见不是谦让，是从工作考虑，出于公心。陈永贵倒是棵好苗苗，你俩换班我们同意，不过需要请示县委后再最后决定。”
同年冬整党即将结束时，在贾进才的提议下，大寨村党支部班子进行改选，陈永贵当选为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担任副书记，贾来恒为宣传委员，宋立英、贾承财为支部委员。
这次领导班子改选是大寨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名扬全国的山村党建史上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性交接。以此为起点，以陈永贵为书记的大寨党支部带领大寨人民艰苦创业，昂首向前，逐步将一个北方的小山村推向了全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赞许。
在此期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涌现出15个亩产250公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户，被评为省级模范单位。
1952年12月17日至25日，陈永贵本人以三等丰产模范互助组代表身份出席了山西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受到省政府的奖励，被评为山西省农业模范。这是陈永贵首次参加全省表彰会，也是陈永贵首次成为省级劳动模范，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更令他欣喜的是著名劳动模范张老太同时莅会。其时，张老太如日中天，戴着太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太行区第一等第三名劳动英雄、山西省劳模等桂冠，并参加过开国大典，1951年还受毛泽东主席之邀，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国庆两周年招待会。这次全省表彰会上，张老太被评为一等畜牧模范，被授予书有“穷山沟变成富牧场是山区人民富裕的道路”的锦旗。陈永贵对这位劳模充满了敬仰之情。八天的会议，他一直在张老太左右，开会、讨论、受奖，形影不离。会议期间，陈永贵还了解到昔阳县的另一个著名劳模王殿俊其时正出席着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会，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奖励，还将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对这些农民英雄，陈永贵钦佩之余，更增添了一份斗志，决心要像张老太、王殿俊一样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六、试办农业合作社
按照建国前夕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经过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性质，毛泽东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对农业经济，毛泽东指出：“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这次会议，党中央形成了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即：用大约10年至15年左右的时间，发展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一个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使我国有可能稳步而从容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中央领导人所期冀的那样。土地改革完成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先是东北领导人高岗、继而山西省委对农村中出现的新富农和贫富分化现象估计过于严重，主张立即限制单干、动摇私有基础，提出老区互助组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他们的主张先后引发了1950年、1951年的两场争论。这两场争论的实质是当时老区农村或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急于求成，支持了高岗和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中国可以在当时已有的经济基础上，而不是在实现国家工业化之后，实行农业合作化，并以此动摇私有基础，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构想的重大转折。
基于这种想法，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互助合作会议。会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改后所发扬起来的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转发高岗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的批示，认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高岗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利益，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11月21日，毛泽东批转了河北省委向华北局的综合报告，认为河北经验可在各地广泛施行。12月15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九月会议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由于一系列文件和报告的传达，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全国各地的宣传和贯彻，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在全国广大农村开展起来。
昔阳县委雷厉风行。1952年，按照山西省委的意图，昔阳县委开始在白羊峪、赵壁、东丰稔、前东峪等村试办起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年底，这五个初级社的粮食产量均大幅度增长，五社平均亩产138.8公斤，比上年增产28.3公斤，比五村平均亩产多16.5公斤，比互助组平均亩产多19.6公斤。县委决定1953年扩大初级社的试点社。
为了办好初级社，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派出三个劳动模范，即畜牧业模范刀把口村党支部书记张老太、林业模范白羊峪村党支部书记王殿俊和农业模范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到晋中地区参加培训，学习有关试办初级社的办法。
陈永贵在参加完山西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后，了解了张老太等劳模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先进事迹，对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很高。经过八天的培训，陈永贵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办社的意义，对办社的原则政策、方法步骤也了然于胸，越发热情高涨。
培训完回村后，陈永贵逢人便讲集体化道路的好处，讲合作化的优势。他对乡亲们说：“咱们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分到土地翻了身，可是个户经营，小农经济，势单力薄，经不起风吹浪打。如果不走合作化道路，势必会出现新的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重新返回旧社会。办初级社只是土地入股归集体经营，按劳力和土地分配，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以后我们还要把生产资料全部集中起来，统一经营，统一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社。”听他这么一说，不少人表示愿意参加初级社。
陈永贵看到办社时机成熟，随后就跑到县里，提出要求办社的申请。县领导考虑到陈永贵互助组基础好，又有互助合作的高度热忱，批准了陈永贵的办社请求。但鉴于初级社初办，经验不足，出于谨慎，只允许大寨办一个30户的小型合作社。
当时，陈永贵互助组有49户，一听要入合作社，感到很新鲜，不少人事先就向陈永贵打了招呼，表示要入社。思想不很坚定的那几户，看到大势所趋，也随了大流。但按照县里的要求，陈永贵必须动员十几户出去单干。“该让谁出去呢？我又发愁了。回来开了几个动员会，一说要往出退十九户，怎也没有人吭气，后来没有办法，就来了个明里三十户，暗里四十九户。这样人们才满意了。”这样，陈永贵使用变通的办法，解决了入社的户数问题。
经过13天的酝酿筹备，1953年2月18日，大寨成立了以陈永贵互助组为基础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名“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入社户代表举手选出社务委员会，陈永贵任社长，贾承让为会计，梁便良、宋立英、赵大和为社务委员。
其时，农业社之外，还有三个互助组和四个单干户。为了加强党支部对没有入社农户的领导，陈永贵提议贾进才负责他们的工作。本来，贾进才也是打算入社的，但在陈永贵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信守了推荐陈永贵任党支部书记时的诺言，说：“只要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我办就是了。”于是，贾进才留在了社外，仍旧担任互助组组长，并负责社外群众的工作。
大寨初级农业合作社办起来后，按照党的政策，采用劳动日分配和土地入股分红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规定为：劳动日分配占55%，土地入股分红占40%，公积金、公益金各占5%。评产入股，主要是给土地作价，当时规定，土地以实际产量作价，每一石粮作一股。
那天，入社户在农业社办公室自报土地产量，贾承让负责登记。贾正元首先报了数：“俺那土地总共47石产量。”陈永贵突然停住了抽烟，旧社会他几乎给大寨的所有富户都做过长工打过短工，虎头山上的每一块土地没有他不熟悉的。贾正元那块地最多也就打30石，显然是想在土地入股上捞一把。如何引导大家在土地入股时消除私心，合理报产呢？陈永贵思索片刻，站立起在凳腿上磕磕烟锅，提高嗓门说道：“承让，记我的吧。13亩，产28石。”大家都知道他家年收37石粮食，但他执意要按28石记。贾承让和陈永贵心照不宣，也将29石的产量压低到26石。
由于陈永贵带头压低自己的土地产量，带动了入社农户合理评产入股，土地入股工作顺利完成。经核定，入社土地448亩，除留82.8亩为社员自留地外，其余由集体耕种，共作土地股882.56股。除土地入社外，农具由社员自有自用，社员所有的15头牛、12头驴归个户饲养，农业社支配，支付合理报酬。
会后，梁便良曾问陈永贵为什么要故意少报产量，陈永贵说：“如果大家都像贾正元那样，农业社还能办好吗？我少报了9股，可以把困难户拉一把，把大家的劳动劲头提一把。这样，农业社办好了，不知多打几个9石粮食呢！”陈永贵的这种公心，在以后的许多事件中都有表现。
土地入股后，土地的使用权就由各家各户转到了农业社的手里。办社第一年，第一炮必须打响。初级社一成立，陈永贵就主持社务委员会会议，制定了当年的生产计划，提出1953年入社土地平均亩产要在1952年80公斤的基础上增产40公斤，达到120公斤，只能超额，不准落空。
如何完成生产计划，充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根本。当时，社外不少群众对初级社抱一种观望态度，认为互助组打下粮食归个人，农业社打下粮食归集体，办好办不好还得走着瞧。这些说法无形中影响到了入社农户的情绪。陈永贵没有说什么，只是在一次社委会上安排了春耕的种植计划后，对大家进行了一番教育：“到底是集体好，还是单干好？我看关键是领导。有一个好的领导，众人拾柴火焰高。今年我们把好地、劣地、阳坡地、背阴地的下种都安排好，看秋后打不打粮食？不是说互助组打下了粮食归个人，农业社打下粮食归集体吗？是的，大河有水，小河干不干？我相信，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领导集体，办社一定会成功！”
这番鼓励固然给社员增加了不少信心，但有多年互助合作经验的陈永贵深知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主要靠劳动管理，关键是评工记分。农业社和互助组不同，互助时期，各家产的粮食归各家，而现在，土地归集体经营，社员统一劳动，统一分配，如果评工记分不合理，不仅农活不好安排，秋收分配也难公平，这必然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农业社的声誉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发挥。陈永贵开始琢磨上了劳动管理，而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他一直将这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办社初期，初级社的管理相当混乱，不按时出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陈永贵发火训人也不见效。当时去大寨检查工作的一位干部描述道：“当时生产情绪逐渐消沉下去，大家感到如果像这样下去不但实现不了今年的增产计划，而且会走向减产。”大家对陈永贵的不满也多了起来。为了解决管理问题，陈永贵召开了一次社员大会。会上，他先做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又叫一位初小毕业的社员读了一份郭玉恩农业社实行包工制的材料，问大伙这个办法沾不沾，大家纷纷说好。
这样，陈永贵在互助组评工办法基础上，又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逐渐创造出了一套包工与评工相结合的劳动管理办法，即对于责任明确的农活，比如耕地、锄苗、垒堾等，确定劳力、时间、报酬和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然后包给社员，到期检查验收后记工。而对于那些不好包和不能包的农活，如救灾扶苗、扑灭山火之类，则进行评工记分。
这种办法比单靠评工记分大大提高了一步，社员的特长得以较好发挥，而且能看到实际利益，劳动积极性甚高。一位挣8.5分的劳力一天竟干了22分的活，原定93个工才能完成的积肥任务只用62个工就完成了。遇到定额和工分定得不太合理的情况，陈永贵就带头挑难做的活干，还不时地组织群众开展一些小竞赛。农业社内，人与人竞赛，一月评一次，秋季大总评。被评为先进社员者，首次大会表扬，二次奖日记本一个，三次奖水笔一支。秋季评为全年先进者，奖海昌蓝布六尺。对于群众公认表现不好的人，先批评，二次则大会检查，三次则扣其工分。社外，则和互助组开展竞赛，秋后由党支部出面组织评比。农业社很快又红火起来了。
新的管理办法实行后，不少妇女也走向地头，想多挣几个工分。当23名妇女陆续参加了生产劳动后，社里有些人说这么多妇女下地，不仅安排不了农活，还要多出工分，咱集体可拿不出这么多工分呀！陈永贵敏感地看出这个问题。他也听说外地一些合作社妇女劳动力有剩余的现象。那么，到底是劳力剩余，还是劳力不足？陈永贵又把这一问题摆在了社委会上，说：“天津郊区的土地我看了，将来要上大机器耕种，咱们有些地连牛还放不下，不改造行吗？叫我说，大寨所有的土地将来都要连成片！要改造土地，就需要劳力呀！不用说23个妇女，就是230个妇女也不够用！眼下这些还顾不着，先得让妇女们调剂土壤。”他这一讲，把大伙给讲明白了。那一年，妇女们压了1200吨土肥料，调剂了140多亩土地。在5月间苗期间，全社205亩谷田，光妇女就间了155亩，占到75%。
由于陈永贵领导得法，激发了社员群众的劳动热情，大寨村的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到年底核算，全村粮食平均亩产125公斤。其中，农业社平均亩产131公斤，互助组亩产118公斤，单干户亩产102公斤。全村粮食总产10.16万公斤，比1952年的9.6万公斤增长了5.8%。
集体化的优势在大寨显示出来，一些原先对初级社持观望态度的村民也放下了顾虑，纷纷要求入社。陈永贵后来在一次讲话中就提到了贾寿元带着自己的互助组人马投奔陈永贵农业社的事：
到一九五三年春天，农业社开始集体劳动，问题出来了。每天都能听到说初级社“不好”的声音……在这一年，富裕中农什么话也说，这也不像单干好，那也不像单干好。到底好不好呢？秋后才能见高低。秋天打场的时候，咱们社里的会计在场上记账，张三分多少，李四分多少，最后要公布。没想到社外的富裕中农贾寿元当了“暗会计”啦，他也有本账，张三、李四分多少，记得一点也不错。这事儿是在一九五六年高级合作化以后贾寿元才说的。他说：“你们在场上记账，我在俺家记账（他家离场很近，他坐在窗跟前就看见场了）。我是想看看农业社到底打的粮食是多是少，更主要的是想看看跟我同等的户分得粮食比我多还是比我少。”后来，他看到贾明元、贾正元两户富裕中农的粮食都比他单干打得粮食多，这下他才服了气，也报名入了社。
1954年，入社农户扩大到52户。为了把社办好，实现增产增收，陈永贵采取了六条措施：一、扩大生产投资，购买化肥1100公斤和大牲畜11头；二、改进经营管理，扩大包工范围，推行常年包工；三、继续执行男女同工同酬，并且办起托儿所，使11名妇女摆脱家务劳动，参加劳动；四、改良土壤300亩，每亩垫土450担；五、改变种植习惯，扩大高产作物；六、实行科学种田，推广合理密植，使用农药、人工授粉等先进技术。到秋天，全村粮食亩产达到137.5公斤，比上年增长10%，粮食总产10.68万公斤，比上年增长5%。到1955年，大寨除了一户原来的地主被留在社外，73户农家全部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在集体化道路上，又一次走在了前列。
大寨农业社的成绩和陈永贵的才干，受到了县委的表扬，也开始引起了晋中地委领导的重视。1953年，在晋中召开的一次号召成立初级社的学习会上，陈永贵作了典型发言。1954年12月，昔阳县召开农业生产模范代表会议，大寨农业社被评为出席山西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先进单位。
七、厉行统购统销
大寨创办初级社、农业获得丰收的1953年，是我国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年，也是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达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需求大幅度增加。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自身对粮食的消费量也与日俱增，加上农村因自然灾害和其他原因，缺粮的农民增至1亿。这就使得粮食的产需矛盾、供求矛盾日益尖锐。据粮食部1953年6月2日向中央的报告和该部负责人稍后向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介绍，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长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由于1953年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加上广大农民因灾产生有粮惜售的思想，预计夏粮征收和收购都将大大减少。
为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当时主持中财委工作的陈云，认真分析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建议和对策。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粮食问题。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等文件。同日，中央还发出《关于粮食统购宣传要点》。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此，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当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时，农民的思想十分紧张。当时的粮食产量还不高，统购粮的价格又很低，卖粮太多势必会造成广大农民生活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将动员工作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党支部。
陈永贵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山西省劳动模范，对国家的号召，自然是要不折不扣地完成。
大寨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前，发生了一件单干户挑战初级社的事件。陈永贵不失时机地将了单干户一军，并由此揭开了大寨统购统销的序幕。
1953年秋冬，陈永贵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一方面庆祝大寨试办初级社成功，粮食喜获丰收，另一方面向大家说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以吸收新成员，扩大社的规模。会上，就在他神采飞扬地大讲特讲农业社的好处，讲粮食大丰收，平均亩产250斤，比互助组时期每亩多打60来斤时，单干户李二和嚯地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大惊小怪，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初级社每亩多打60斤粮还算多，我这个单干户，每亩地还产了三百多斤哩！”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大家思想的混乱。陈永贵知道李二和没有打下那么多粮食，只是想逞逞能而已。他将计就计，马上把几个干部叫到外头研究，把大会的程序调整一下。党支部原计划先总结集体化的优点，然后再宣布国家刚刚开始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现在李二和站出来逞能，就不如先宣布国家的统购任务，打压一下单干户，然后再总结集体化的好处。陈永贵回到会上，不紧不慢地说道：“不论是农业社、互助组、还是单干户，多打粮食都是好事，都要表扬。不过，有一件事，原来准备散会时宣布，现在索性说了吧。国家今年实行粮食统购，上级分配咱村今年卖粮42000斤，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库里。这统购任务就按自报产量分担，多产多卖。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
李二和听到这里，顿时脸色就变了，左右开弓抽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骂自己：“我这嘴是坏嘴，是屁嘴。我根本就没打下那么多粮食，我连秸草算上也不够300斤。”众人被这个场面惊呆了，愣愣地看着陈永贵和李二和，只听陈永贵问道：“你连秸草也没有那么多，那你为什么要报那么多？”李二和不得不说实话：“我想搞单干，怕人们都进了初级社，没人跟我变工，我是这个目的，我实在没有打下那么多粮食，可得救救我哩！”陈永贵当然不是真想让李二和按亩产300斤的数量卖余粮，将李二和的军只是想扫除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障碍，完成好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见李二和已说了实话，陈永贵便给他指了一条后路：“要想救你，你得把大寨这七八十户全跑遍，挨门挨户向群众认错，由群众讨论处理。大家说给你下任务就下，说不给你下就不下。”群众是最讲实际的，在李二和一一恳求大家后，大伙同意按他实打的粮食进行统购。
李二和事件过去了，统购统销才刚刚开始。由于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但统购统销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各级领导都提倡农民要多向国家卖余粮。为了完成好统购统销任务，陈永贵反复在支部生活会上讲，不厌其烦地做群众的工作，挨家挨户地动员。好在大寨共产党员思想觉悟普遍比较高，只要是上级号召的事情，一般都会照着去办。而且干合作社这些年，社里的老百姓跟着陈永贵从没有吃过亏，对他的话也深信不疑。但毕竟民以食为天，卖粮涉及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大家都看陈永贵，看他上缴多少。陈永贵家分得粮食不多，却毫不犹豫地一下子卖了2750公斤“余粮”。与此同时，贾进才也上缴了自家的余粮，其他党员也纷纷互相比着往粮站缴粮。在党员的带动下，平日里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的社员们慷慨奉献，大寨当年向国家卖余粮2.25万公斤，超过应完成任务的12.5%。
统购统销的任务是完成了，但征购征得太多了，不少人家由于卖掉了太多的“余粮”，连口粮都没有留足。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大寨村就有人家面临着揭不开锅的难题。陈永贵卖的粮食最多，劳动强度又最大，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没到夏天，他家的粮食就断了，万不得已，他的妻子只好偷偷地到武家坪菜园买菜救急。
这一年，昔阳县其他地方在统购统销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没有经验，不少地方和大寨一样卖了过头粮。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县委在第二年曾三次下放“返销粮”，就是政府按照牌价向农民“返销”一部分粮食。但大寨人没有去要返销粮。大寨当时已是县里的先进典型，又超额完成了统购统销的任务，口粮够吃吗？
为了保护大寨这个典型，也为了了解当时下面的实际情况，县委书记张怀英徒步五公里来到了大寨。陈永贵承认由于自己没有经验而使村民卖了过头粮，致使生活困难。张怀英关切地问他大寨要不要给一点返销粮，解一解燃眉之急。陈永贵坚持不向国家伸手，他说：“大寨群众的吃粮倒是紧一点，但差不多都还能吃得下来。倒是我的粮食成了问题，又三天两头有下乡的同志。可是瓜豆也快下来了，没粮有菜还能饿着人？你那粮食还是先考虑其他地方吧。”
张怀英回到县里以后，就听到陈永贵的老婆李虎妮经常到菜园买菜的消息，他想靠买菜充饥又会为陈永贵增加多少经济负担呢？于是马上通知陈永贵到自己办公室来一趟。
陈永贵以为县里有什么任务，接到通知就来了。谁知，张怀英却打开抽屉拿出了两盒烟，要陈永贵拿上，又从衣袋里掏出30斤粮票：“这粮票你带上，去粮站换些面粉。下乡的同志经常在你家吃饭，你也不收他们的钱和粮票，拿这个作些补充吧。”陈永贵听了，嘿嘿一笑：“这烟我装上，那粮票，我一斤也不要！你也挺困难的嘛！我今年紧一点，明年就好了。我老婆虽然有小孩，可是她是个党员，对这事没什么意见，她要怪我卖粮多，我就给她回忆旧社会，怎也比啃生玉茭好吧！”
陈永贵这个刚强铁汉，在困难面前谢绝了上级的支援。以后，他曾多次这样做，成为大寨自力更生精神的典型体现和真实写照。
困难的一年熬过去以后，第二年卖粮时，陈永贵的心里就有了底，在完成了统购统销任务的同时，给社员留足了口粮，集体储备粮也有了着落。后来，在全国人民都饿肚子的年代，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居然在保证社员有粮吃的前提下，向外借了数十万斤粮食！
大寨卖粮多，上级往往在大会小会上以大寨的卖粮作对比，用陈永贵的例子教育其他卖粮不积极的干部，说大寨完成了多少统购任务，你们为什么完成不了？这本来是要通过典型引路，在全县形成一种好风气，但当时有些村的干部在动员群众缴粮时，方法不当，说人家大寨缴了多少粮，咱不缴过不去呀！这就将陈永贵推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邻村社员的众矢之的。武家坪紧邻大寨，解放前两个村跟一个村一样，解放初还是一个党支部。但卖粮一事，却使武家坪的干部和群众都对陈永贵产生了意见。
有段时间，陈永贵常出席县里的表彰会议，发言、领奖，心里美滋滋的。可每次回村时，他都发愁，因为从县里回大寨必经武家坪等村，他怕碰上人，怕听见一些冷言冷语，什么“人家去县里吃白馍授大奖”、“群众饿肚皮，自己戴红花”，诸如此类。领了锦旗，他也不敢展开回大寨，而是叠起来揣在怀里。
这些冷言冷语自然也传到了大寨。陈永贵认识到完成统购统销政策不仅要动员合作社干部多交粮，还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召开了一次全村社员大会，会议从一具锄头的生产开始，引起了关于“工人老大哥给我们制造机器、农具，他们吃粮食不吃粮食”的讨论。陈永贵乘势利导：“工人造农具吃粮食，解放军保卫祖国吃粮食，我们不卖给他们粮食，他们吃什么？”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经过一番议论，大家的思想渐趋一致。梁便良等共产党员说：“我们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国家。有粮食不卖，还叫什么听党的话？只要能拿出来的粮食，我就要卖！”
政策有良莠之别，人心有公私之分。共和国经济建设处于起始阶段，需要大量粮食。粮食是农民含辛茹苦生产的，如何在粮食分配上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一省一县如此，一乡一村也如此。由于陈永贵长期引导大寨社员树立顾全大局的思想，在大寨逐渐形成了爱国家、爱集体、甘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使大寨粮食连年增产，年年多向国家卖粮，社员又无怨言，这不能不说是陈永贵思想教育的成功，大寨人思想领先的表现。1954年，大寨卖粮2.6万公斤，比上年增长15.6%。1955年，卖粮3.5公斤，比上年增长34%。
八、经历大社风波
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化步伐骤然加快。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强调，我国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因此，合作化必须赶快上马。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等人“右倾”，认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领导却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说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增产，许多农民积极入社，“宣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这两次会议都把稳步实现农业合作化的主张视为右倾保守，并且提到方针高度进行了不切实际的批评，这就直接助长了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急躁冒进情绪。
山西省委在8月下旬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围绕解决所谓右倾保守思想问题，通过了《关于发展、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在强调发展速度的指导思想下，确定了今后三年内全省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和目标。10月下旬，省委又在贯彻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山西省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村工作的全面规划》，重新确定了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进程和目标，使本已脱离实际的高速度再度加快。尤其是当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精神以及山西省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传达到农村基层党支部时，全省合作化运动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
1955年秋末冬初，中共昔阳县委按照上级要求，大抓扩社、建社工作。大寨的初级社基础好、党支部领导坚强、干部群众觉悟高，属于昔阳县首批转社的合作社之一。12月26日，大寨成立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主任。
此时的陈永贵热情高涨，一是因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大寨走在了前列；二是迈向集体化高级阶段，盼望多时的社会主义已近在咫尺。怀着满腔热情，他亲自主持制订了转社方案，制订了高级社章程草案。
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土地和农具、牲畜、树木等主要生产资料都属于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转社的主要工作是牲畜、农具、树木作价（土地无偿入社）。以陈永贵、梁便良出任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会代表，加上贫农代表李喜庆、贾根元和富裕中农代表贾志发，组成了作价小组。经作价小组研究决定：牲畜作价在市场价格基础上提高五个百分点，中型农具以市场价按新旧好坏折成计算，生产资料作价款以劳力平摊，超余部分由社内公积金逐年还清。树木处理办法为：成材树木作价入社，小树无代价入社，唯房前屋后的树木归个人。自留地的分配：单身户留2分，二人户留3分，三人以上的户每人留1分。
牲畜农具作价入社那天，恰巧县里通知陈永贵开会。临走前，他和作价小组商量先从谁家开始，不少村民在旁边听着，心里各有各的小九九，都想把自己的耕牛和农具估高一些，又怕别人说没觉悟，都在观望着、议论着。为了完成转社工作，也为了使村民在转社中进一步增强集体观念，陈永贵又一次做出了牺牲，要求作价组从他家开始，然后，就去县里开会了。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和一头快要产仔的母猪，还有一张八成新的犁。按规定，市场价加5%，黄牛应作价140元，待产的母猪80元。梁便良他们怕陈永贵嫌定的价高，最后将黄牛定为100元，母猪70元，犁8元。谁知两天后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这个价，马上提出了异议，说他那头牛最高不能超过80元，因为用了3年，又在去年耕地时崴了脚，母猪最多值40元，犁5元就够了。梁便良等拗不过他，只好再降价。1956年大寨村人均收入43元，陈永贵的这笔损失应该讲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他有他的算法，有他的想法。当有人说他那头母猪一窝生10只小猪，每只卖10元，还能赚100元时，他却说，他买时只花了12元，去年生了一窝小猪，已经赚了，现在虽然怀着胎，但还没有生下来，咱一不费工夫，二不用饲料，怎么能把小猪也算进去呢？他还说，大寨虽然比以前富裕了一些，但有牲畜、农具的毕竟还是少数，如果把牲畜、农具价折得高了，看起来有牲畜、农具的户没有吃亏，但绝大多数没牲畜、农具的户就增加了负担。我们应该为更多的农户着想啊！
陈永贵不计个人得失，为的是换取大家在作价时少一些计较，多一些无私；为的是调动广大社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当人们眼巴巴地看着陈永贵家那头母猪入社不到一个星期，就产下11只猪崽，市价77元时，自然没有人再好意思言语自己的牲畜作价低了。
有了陈永贵带头压价，大寨高级社成立时，发生了不少感人的故事。贾进才在牲口作价时，嫌自己家那头土改时分的老黄牛老了，便以40元的价格卖掉，又添了60元钱，从县城买了一头油光发亮的大青牛加入了合作社。一位老贫农自己家里没有牲畜，专门到街上买回一头牛入了社。
当然，转社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一些人表现出了自利本性。一位富裕中农，有一头老瘦毛驴。轮到给他家的毛驴作价时，他把那老驴仔仔细细地刷了一遍才牵到作价现场。作价小组给了18元的价格。听这价格，他二话不说，牵上毛驴径自到了集市。当时牲口市场不景气，他那头驴只能卖14元。在进退两难中，他忍痛卖掉了驴，回村后却丢不下脸来，愣说自己的毛驴卖了22元，还是点的现款。消息传开，村里大乱，不少人找作价组，开口闭口作价低，要求重新作价，并威胁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作价陷入困境。陈永贵却专程到县城买了一头小骡子一般膘肥体壮的大灰驴，回村后便拴在了大柳树下。众人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买驴，陈永贵道：“入社。”大家围着驴左转右看，都夸是头好驴，人们揣测像这样的驴最少也得150元。陈永贵拿出税票给大伙看，才90元。大伙随即又议论开了牲口作价的事，说照作价标准，像这样的驴少说也得100元。由此，又想到了那头老驴，认为必定卖不到22块。于是众人去问那位中农，他不说话。陈永贵开口道：“我查过税票了，那头驴卖了14块。”
整个作价工作中，入社的牲畜有马2匹，骡1头，牛26头，驴24头，羊165只，猪32口，共作价6268元。入社农具以成数定价，有双铧犁2部，山地犁4部，大型农具8件，中型农具32件，铁棍2根，铁绳12条，切草刀15把，作价184元。两项共计6452元。
就在大寨高级社成立不到半月，社员思想还没有安定下来，许多具体工作还未及扎实展开时，县委突然通知陈永贵开会，要按照省委、地委加快农业合作社步伐的要求，决定大寨新胜社和武家坪国强社、庙坪民强社、金石坡金胜社、高家岭高胜社五社合并，成立规模更大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1月27日，五社合并而成的高级社正式挂牌，仍冠名“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担任社主任，武家坪郭忠义任副主任，贾承让为会计。
高级社合并后，设管理委员会，陈永贵任主任，其余三个村，每村设一个副主任。管理委员会以村建生产队，队下设组，并成立了监督委员会，检查督促计划决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为了把生产搞上去，采取了许多措施。在解决队与队的矛盾上，实行“五固定和三分配”。五固定是：以队固定产量，以组固定土地，以组固定劳力，以产固定工分，以组固定牲畜；三分配是：以组分配种植指标，分配农具，分配种子、肥料。在解决人与人的劳动报酬上，采取了定额管理和以件计酬相结合的办法。为此，对97种农活进行了分类排队，把能定额的78种农活分为5等12级，每级差度为5厘，然后把农活报酬定额到地，7天一安排，半月一检查。在财务制度上，全社共配了三个会计：一个负责财务，一个负责工分，一个负责生产统计。10元以下开支由社主任批准，50元以下开支由管理委员会审批，50元以上开支要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五社合并后，陈永贵信心十足，决心要把社办好。然而，由于规模太大，435户，1755口人，604个劳动力和4928亩土地，大牲畜318头，羊690只，猪52口，社与社经济基础、生产发展不平衡，人与人生活环境、思想认识不一致，尽管他殚精竭虑，采取了诸多办法，但终究还是无法把社巩固下来。并社后，按照陈永贵“办大社，应该显示大集体的优越性，人多力量大，立即组织队伍打搞农田建设”的安排，大社组织了306个劳动力浩浩荡荡开进大寨麻黄沟打坝造地，可是金石坡的人不乐意了，说：“光受苦，没有甜，合在一起没光沾。”面对村与村的不信任，组与组的矛盾，陈永贵无力回天，坚持到秋天结算后，大社很快又分成了五个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