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宫刑后写作《史记》对司马迁的自我治疗
*本文作者黄颖哲、梁建邦。黄颖哲，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2004级学生；梁建邦，渭南师范学院教授。
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Freud）认为，“艺术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艺术，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泄那些在今日大部分已被压抑的冲动”弗洛伊德《图腾于禁忌》，赵立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文学创作活动通过宣泄与诉苦等方式来获取排泄释放压抑和紧张，以消除内心生活的障碍给精神带来快乐，维持身心的健康与和谐。这一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文学创作作为作家的一种自我治疗，自古就有。西方文论史上的“诗歌狂迷说”和“悲剧进化说”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言志说”及“兴观群怨说”一样，都潜藏着深刻的精神医学原理。正如克尔凯戈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为思想层层包围，幸福无比。假如我停笔几天，我立刻就得病，手足无措，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负担。”克尔凯戈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晏可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37页。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鲁迅的“狂人情结”，“弃医从文”，以文为医，从治人到治己的创作过程，尼采的《作为文化医生的哲人》，泰戈尔的《古檀迦利》，还有川端康成的创作及《文学自传》，以及卡夫卡“黑暗心灵的释放”等等，无不在说明文学与治疗有关。
一、写作《史记》是司马迁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
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忧愁不解，或郁怒在心。这时，就需要找自己的知心朋友或亲人尽情倾吐苦衷，推心置腹，发泄情绪，那么苦恼郁闷的情绪就会逐渐消失。也可以用书信给不在身边的知心朋友或亲人诉说苦衷，倾注思想，是自己甩掉情绪上的包袱，从苦闷中解脱出来。或是写诗作赋，撰写文章，用诗文抒发自己情感，疏导宣散，发泄畅达，从而把积聚压抑在心中的不良情绪宣泄出去，达到因势利导，摆脱苦恼，恢复心理平衡。
受宫刑是一种奇耻大辱，许多古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意接受宫刑。司马迁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惨厉的死更可怕。受宫刑后，身为另类，终生受辱，就成了不是太监的太监，再不能入士大夫之列。这对于一个血性男儿，一位饱学史书的文人来说，都是奇耻大辱！遭受宫刑，不仅仅是身体的伤残，更是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耻辱与难堪将伴随受宫刑人的一生。
司马迁受宫刑后，还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大牢里。那段时日，整天饱受酷吏狱卒的虐待折磨，其惨痛之状当目不忍睹。如司马迁所说：“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②③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67、2063、2069页。每日肉体上所受的痛苦鞭伤，精神上所受的屈辱折磨，心灵上所充斥的恐怖阴影，简直无法形容。出狱之后，虽然任官为中书令，可是这种本属宦官担任的职务，却使司马迁日夜都惭愧无比。每当想起自己愧对祖先，或在人前人后总被耻笑，更会觉得无地自容。所谓：“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②因此，这一段时期司马迁在彷徨与恐慌中度日，心灵麻木，六神无主，整个人宛如行尸走肉，生活毫无目标和方向。所谓：“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③
“宫刑之后的司马迁，既有失去与其他地位显赫的士大夫一起议论朝政，论列是非的机会而产生焦虑，也有丧失为人资格而带来的缺失感、耻辱感与自卑感。这些知觉在他心中造成沉重的压力，形成了性压抑。试想：一个男人失去了生殖器官，能是一个男人吗？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男性生殖器本身就是一种权威，象征着一种拥有。这种权力从皇帝到平民一样受到崇拜。所以，即使只剩下两人的世界里，这种权力也不会贬值。反之，男子被阉割则意味着失去权利。失去权力自然的产生‘自卑情节’，产生一种偏执于嗜好。自卑感不是机体缺失带来的自我知觉‘自卑感有很强烈的性爱根源。一个孩子如果注意到他不被人爱，就会感到自卑，成人也如此。’一个成年人被阉割，更加感到自卑。但是自卑并不意味着压抑被减弱，相反，他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重。因为司马迁能够用宫刑的方式从外部危险中解救自己，但逃离内心深处的危险，从性压抑中逃离是很困难的事情。”齐效斌《〈史记〉文化符号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弗洛伊德指出：“当压抑存在时，……自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实验性的精神专注，并通过焦虑的信号发动快乐——痛苦原则的自动作用。然后，就可以产生若干不同反应，或这些反应在各种不同比例中的不同结合。或者是焦虑的充分产生，而自我则完全撇开那种令人惧怕的兴奋；或者是自我用一种反精神专注（antipathetic）来于这种兴奋抗衡，以取代实验性精神专注。这种反精神专注于受压抑的冲动的能量结合从而构成症状；或者这种反精神专注被吸入自我作为反作用——形成（reaction formation）作为对某些自我意识的加强，作为对自我意识的持久性改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苏晓离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自我通过快乐的信号发动快乐痛苦（指性活动本身）原则作用之后，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反应：或者焦虑极其强烈——是人暂时忘却痛苦；或者用一种精神专注与这种痛苦相抗衡，是指转移，或取而代之；或者把焦虑改装成一种相反的东西，如用爱代替恨，作为对某种自我专一性的改变。司马迁的选择使用“发愤著书”抵制性压抑。是压抑得到部分转移。宫刑虽然是一种辱没祖先和自身的酷刑，但是当他联想到古代的圣贤如西伯、李斯，今之名将如韩信、彭越，以及周勃、灌婴等等也难免遭受厄运，心里也就释然了。尤其联想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68页。。认为只有卓越不凡的特殊人物才能够名扬后世。正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杨伯峻《孟子译注》（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9页。司马迁由最初被压抑，到抵抗压抑，再变成后来的希望维持压抑。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这正是司马迁人格中最重要的那部分超我作用的结果。从他们之间的联系来看，又可以看作是自我超越，自我升华的结果。
另一方面，司马迁胸中的悲愤并未平息，宫刑的“后遗症”依然折磨着他。在《报任安书》中的最后这样写道：“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入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69页。于是根据创作主体的需要，便自然地要呼唤屈原、贾谊这一类遭遇困厄敢于赴死的人物。
屈原和贾谊本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然而两人的遭遇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是才高气盛、在政治上不得志、遭到国君谪贬的悲剧人物。从这些方面来看，两人的遭遇与司马迁本人的经历有些许相同。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史记》，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页。屈原具有杰出的才华和卓越的治国才能，但是当他满怀热忱和忠诚，为楚国耗尽心思，无私奉献之时，却遭到楚怀王的猜疑和忌刻，遭到上官大夫的嫉谗和迫害。而这与司马迁直言面谏，想为皇上宽解心怀却获罪的经历是相似的。屈原的心灵遭受了巨大创伤，他最终将痛苦化为祝祷，将忧伤化为宏愿，创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离骚》。而司马迁将痛苦转化为伟业，创作出流传万世的《史记》。司马迁写贾谊，则是为了衬托屈原，强化屈原形象的。屈原和贾谊成了司马迁为释放压抑和精神转移，精心设计的一个代替，一个假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屈原、贾谊就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司马迁试图塑造屈原、贾谊这样的英雄来弥补自己心中的缺憾。
二、写作《史记》是司马迁自我确证的需要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创始人之一的马斯洛（AHMaslow）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包括“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尊重需要”包括自尊和他尊两个方面。自尊是个人对自己的尊重，希望个人有价值。如自信、成就、自主、胜任、支配等。他尊是指他人对自己的尊重。如追求名誉、地位、身份等。尊重的需要若得不到满足人就会感到自卑软弱、无力、失落等。“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这个尽所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潜能的欲望和需要。人必须成为他能够成为的人，例如音乐家要作曲，美术家要绘画，诗人要写诗等。这种需要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理想的需要。
司马迁因言李陵之事，使自己被定以“沮二师”和“诬上”的罪名而遭受宫刑。司马迁为李陵讲公道话并不是出于私心。司马迁说：“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又说：“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64页。从司马迁的话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
1李陵平时为人不错，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2李陵虽败，但是兵败前催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昭示天下；
3李陵降敌，有可能是假降，是想等待合适机会回报国家；
4自己陈言，是在李陵投降匈奴，“适会昭问”，天子“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随而媒孽其短”情况下进行的，目的是为宽解天子的心情和回击大臣的翻脸之词。
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实，也不一定被认定为死罪。司马迁因陈言而获罪，与汉武帝的武断残暴和司马迁官微言轻有关。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执掌文献、历史、天文、历法等，在当时是个不被重视的职务，与卜官、祝官的职务相近，本身就是皇上的玩物，如乐工伶人一样被豢养，是为世人所轻视。由于地位低下，再加上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不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获当诛之罪。司马迁的“尊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从而边便会产生自卑感。况且“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伉慨之士乎！”这种对受过宫刑人的轻视，进一步加剧了司马迁的自卑感。
司马迁为了抵制因言论不被认同而不断加剧的自卑感，就有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愿望。让自己的言论流传万世——正是司马迁对自卑的超越，对自我价值的确证。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在他的《自卑与超越》中指出：“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决绝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阿德勒《自卑与超越》，李心民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在阿德勒看来，任何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自卑感，都希望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加以改进。人们无法长期忍受自卑之感而无动于衷，肯定会迫使自己采取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阿德勒认为，自卑情结会引起精神病症，导致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但也可能激起克服心理障碍的推动力。“一个人由于感到自卑，才推动它去完成某些事业”赫根汉《人格心理学》，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由于产生积极的心理需要，自觉不自觉的超越自卑，达到人格升华，自我实现。因此，口吃者可以成为演说家，矮子能当上大将军等等。按照阿德勒的说法，病态的自卑感作为一种心理缺陷，正如人的心理缺陷一样，会自动的通过某种方式建立起一种自我调节机制，通过所谓的“导向虚构”（guiging fiction），把自卑感转变为优越感，借以获得心理平衡和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往往是超额的。即它不仅会补偿本身，并且能进而发展成超越。受宫刑后的司马迁继续写作《史记》，就不乏这种因素。
受宫刑后，调整升华《史记》创作主旨，也是司马迁的自我治疗是组成部分。司马迁创作《史记》主旨的形成演变，可分为形成期、蜕变期和升华定型期三个阶段。自请宫刑，痛定思痛，继续撰写《史记》，到基本完成《史记》为止，是司马迁创作《史记》主旨的升华定型期。这一时期，司马迁把创作《史记》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联系起来，树立了新的远大卓越的修史目标。这种目标，是当初歌功颂德的修史主旨所不能同日而语的。创作《史记》主旨的升华完善，正是司马迁受宫刑后自我治疗，一定要做到最好的一种有力证明。
读《汉将李陵论》札记
*本文作者赵永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人生和《史记》的写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因如此，多少代以来，李陵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而评价李陵功过是非的文章，更是车载斗量。在这些文章中，白居易的《汉将李陵论》，则独出心机，立论与众不同，对李陵的投降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其原文是：
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班孟坚亦从而无讥，又可乎？案《礼》云：“谋人之军师，师败则死之。”故败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者，为能获其死所。而陵获所不死，得无讥焉？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以劳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尽力殚，摧锋败绩，不能死战，卒就生降。噫！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於前，坠家声於后，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祸延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而微躯，受制於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为哉？夫吴、齐者，越鲁之敌国，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雠辱国家甚矣。况二子虽不死，无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无陵及亲之祸；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窃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观陵答子卿之书，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何者？与其欲刺心自明，刎颈见志，曷若效节致命，取信於君？与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国，曷若忘身守死，而纾祸於亲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而苟听流言，遽加厚诛，岂非负德。”答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於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呜呼！予闻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轻於鸿毛。”若死重於义，则视之如泰山也；若义重於死，则视之如鸿毛也。故非其义，君子不轻其生；得其所，君子不爱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白居易集笺校》2829-2830页）［唐］白居易，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下引本书只在引后括注书名和页码。
这篇《汉将李陵论》立论的基础，是忠、孝、智、勇。认为这四者是“为臣为子之大宝也”；“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而李陵战败投降匈奴的行为是“非忠、非孝，非智、非勇，四者无一可，遂亡其宗”，不但使自己身败名裂，而且葬送了老母和妻子的性命，是大失臣子之道。文章的写作年代，王汝弼先生认为“确切写作年代无考，但以早年的可能性为最大”王汝弼白居易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02；朱金城先生以为当“作于贞元十六年以前”（《白居易集笺校》2831页）。若此，应是在白氏进士及第之前。若将《汉将李陵论》的写作时间与它立论的基础结合起来看，笔者以为：这篇文章，可以视为白居易早年为自己所确立的立身准则和为官处世的宣言。而这准则核心，包括为臣和为子两个方面，因此，在“忠”、“孝”、“智”、“勇”四字之中，“忠”和“孝”两个字又是重心，它们分别代表了白居易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处世重心。
我们先说这个“忠”。古代所谓的“忠”就是要求臣子尽职尽责，不惜奉献出自己的身家性命。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白氏在文章中一再强调武将应该做到“谋人之军师，师败则死之”；战败而死是死得其所，是重于泰山。准此而责求文臣，就应该是为了皇帝的千秋大业而能犯颜直谏，不惜丢掉乌纱乃至生命。白氏早年遵奉儒家的理念，以“兼济天下”为自己的最高信仰。因此，对于“忠”的秉持极为坚决，这在言行上均有强烈的表现。如《养竹记》，就是以竹自励，要树德固，立身直，立志贞：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白居易集笺校》2744页）。
《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一诗，亦有同样的意思：“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白居易集笺校》34页）而《折剑头》，更是直接表明自己宁折不弯的个性：
拾得折剑头，不知折之由。一握青蛇尾，数寸碧峰头。疑是斩鲸鲵，不然刺蛟虬。缺落泥土中，委弃无人收。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白居易集笺校》32页）。
元和三年（805），白居易除左拾遗，成了谏官，有了向皇帝直接面谏的机会，他非常兴奋，在《初授拾遗献书》中，向宪宗皇帝表达自己“唯思粉身，以答殊宠”的心情和决心：
今陛下肇建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致举一事，无不合於道，便於时。故天下之心颙颙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后万一事有不便於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岂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白居易集笺校》3324页）。
白居易的“忠”，可不是停留在诗文和奏章里，而是落实再具体行动上。在任谏官期间，他真的是做到了“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如元和三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应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试，李吉甫恶其“策语太切”，哭诉于宪宗皇帝面前，牛、李等均出为幕职。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谏三人不当贬黜。九月，“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多进奉，贿宦官，谋为宰相。居易上《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可”（《白居易集笺校》41页）。
元和四年，又曾上《论裴均进奉银器状》、《论于頔所进歌舞人状》、《论承璀职名状》等，“论裴均违制进奉银器，于頔不应暗进爱妾，宦官吐突承璀不当为制军统领”（《白居易集笺校》45页）。屡次直言极谏，无所顾忌，不仅遭权贵者嫉恨，也招来宪宗皇帝的不满：
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新唐书·白居易传》）。
虽然宪宗皇帝在李绛的劝解下压下了自己心头的怒火，这只不过是暂时的高姿态而已。因为，李纯毕竟不是唐太宗。果然，元和十年，白居易就被赶出了长安。白氏被贬的理由很好笑：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遣刺客“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旧唐书·白居易传》）其实，“不当先谏官言事”、“甚伤名教”等等，只不过是借口而已。究其根本原因，还是那些犯颜直谏的奏章和令“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的《秦中吟》、《登乐游园》和《宿紫阁村》讽喻诗。真乃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白居易与元九书［A］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793。
到了后期，白居易对于“忠”的秉持，已不如前期那样坚决了。这一方面是白氏个人思想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时局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乐天不得已而求其次，由“兼济天下”转而为“独善其身”。对此，两《唐书·本传》言之甚明：
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旧唐书》传）。
於是，天子荒纵，宰相才下，赏罚失所宜，坐视贼，无能为。居易虽进忠，不见听，乃丐外迁。为杭州刺史，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新唐书·白居易传》）。
可见，乐天不是不想为，不敢为；而是不能为，无所为。
再说“孝”。这篇《汉将李陵论》中的“孝”，似乎很特别，显得与众不同。白氏之所以认为李陵“不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给家人招来了杀身之祸。文章认为李陵私下引范蠡、曹沫为比，是“大失臣子之义”，这除了范蠡和曹沫之败而未降，与李陵之战败投降本质不同而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况二子虽不死，无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无陵及亲之祸”——他们二人没有给家人带来杀身之祸。可见，这篇文章的“孝”的内涵，决不仅仅限于对父母和长辈的敬爱，更是饱含着对于家人生命的热爱和关切。
白居易早年饱受战乱之苦，自己本身又多病，因此，他对于自家人的生命与生存的状况——衣、食和居住等，特别关注。而这种关注，随着年龄日益增大而愈发显得突出。首先，白氏对于居住处所相当在意。贬官江州司马的第二年，他即着手在庐山脚下修建草堂，“待予异日，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草堂不仅处于行胜之地，而且屋舍和庭院的建筑亦颇为舒适：
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木斩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戚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紵帏，率称是焉
（《白居易集笺校》3783页）。
后来，乐天在洛阳履道里的宅邸，作为自己的退老之地。宅邸“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白居易集笺校》3705页），更胜于庐山草堂。在他的诗文中，如《履道新居二十韵》、《履道西门二首》、《池上篇》、《七月一日作》等，屡屡提及，显得极为惬意。
除居处之所而外，白乐天对于衣和食也极为关注，而且贯穿其一生。如著名的《与元九书》，多是谈文艺创作和诗歌批评等。而文学诗歌之外，他所挂念的则是一家人的生存问题：“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子矣。”（《白居易集笺校》2794页）
白居易在58岁时所作的《池上篇》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篇文章介绍了白氏在洛阳履道里新居的位置、面积和建筑：“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并叙写了庭院内——特别时小池周围的建筑及建设的先后次序：
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台池，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
（《白居易集笺校》3705页）
粟廪，乃是生存所必需；书库，为了学习和教育；琴亭和石樽，则是娱情适性。先建粟廪，再有书库，最后是琴亭和石樽。显而易见，在生存、学习教育和娱乐三者之中，白氏仍然是以生存为第一选择。
分司东都以后，白乐天“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引起了家人的担心和忧虑。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在用以自况的《醉吟先生传》中，回答了家人的疑虑：
妻孥弟侄虑其过也，或讥之不应，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设不幸吾好利而货殖焉，以至於多藏润屋，贾祸危身，奈吾何？设不幸吾好博奕，一掷数万，倾财破产，以致於妻子冻馁，奈吾何？设不幸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於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适於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不犹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
（《白居易集笺校》3705页）
可见，其立足点，仍然是家人的生活保障和生存的安全。
唐武宗会昌二年春，七十岁的白乐天百日长假告满，他写了《官俸初罢，亲故见忧，以诗谕之》，对家人对生活的忧虑很不以为然：“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乘轩已多惭，况是一病鹤。又及悬车岁，筋力转衰弱。岂以贫是忧，尚为名所缚。今春始病免，缨组初摆落。蜩甲有何知，云心无所著。囷中残旧谷，可备岁饥恶。园中多新蔬，未至食藜藿。不求安师卜，不问陈生药。但对丘中琴，时开池上酌。信风舟不系，掉尾鱼方乐。亲友不我知，而忧我寂寞。”（《白居易集笺校》2480）次年，白氏又写了《达哉乐天行》，依然对自家的生存满怀信心：
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未及车先悬。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妻孥不悦甥侄闷，而我醉卧方陶然。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未归且住亦不恶，饥餐乐饮安稳眠。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白居易集笺校》2498页）
最难能可贵的是，白居易不光只是关注自己一家的生存和生活，他也关注一般民众的生存和生活。如在宪宗元和年间、穆宗长庆年间和大和年间，他曾先后写下了《新制布裘》、《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和《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等诗作，都表达了与诗圣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相同的情怀。其《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曰：
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蹋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欢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白居易集笺校》1986页）。
即使到了人生之路的尽头，白居易依然关注民生疾苦。“东都龙门潭之南有八节滩、九峭石，船筏过此，例反破伤。舟人楫师推挽束缚，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予尝有愿，力及则救之。会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适同发心，经营开凿，贫者出力，仁者施财。于戏！从古有碍之险，未来无穷之苦，忽乎一旦尽除去之，兹吾所用适愿快心，拔苦施乐者耳！”这是《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的诗前小序。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这时的白居易已经73岁，他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并写了《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以纪其事：“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白居易集笺校》2551页）高兴快乐之情溢于言表。
古语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纵观白氏一生，虽然前后期的出处行藏大不相同，但总的来说，他的为官处世之道还是与其在《汉将李陵论》中所秉持的“忠”、“孝”、“智”、“勇”观念相一致的。他虽有妥协，有退让，但并未背叛自己的初衷，这极难得。因此，《新唐书·本传》赞之曰：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
此可谓确评。
《史》《汉》所载的汉代公主婚姻
本文作者唐群，任教于陕西咸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电视荧屏在经历了“清宫热”之后，“汉宫戏”正成为古装历史剧的新热点。央视2007年度开篇大戏《汉武大帝》热播以后，更是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汉”学研究的风暴。据说不少观众是边读《史记》《汉书》边看电视剧的。这部戏唤起人们对曾经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记忆，也激发起对不甚熟知的一些汉代历史的浓厚兴趣。比如汉代公主的婚姻问题，《汉武大帝》中最吸引观众的莫过于卫青和平阳公主的婚事。奴仆出身的卫青居然能尚公主为妻，而平阳公主嫁给卫青时也已是梅开二度，莫不是汉代公主的婚姻很开放？
汉代究竟有多少位公主？首先要搞清楚“公主”的含义。一般来说，“公主”就是皇帝的女儿，这一称呼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西汉时，皇帝的女儿称公主，诸侯王的女儿称王主，也称翁主；东汉无此分别，一律称为公主，但级别不同，皇帝的女儿皆封县公主，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诸侯王的女儿皆封乡、亭公主。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指真正的皇女。
西汉一朝历九代十七帝，有名号的公主共十七人，这些公主，作为个人，贤愚有别，命运不同；但作为群体，她们是汉代妇女中极特殊的阶层。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她们的婚姻已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婚姻关系，而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家世的利益。
政治的婚姻
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当然想娶公主为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汉的尚主者（娶公主谓之“尚”），无一不是封侯做官的人。两汉统治者都是以婚姻关系作为维护皇权的重要手段，公主的婚姻是整个皇室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公主们选择婚嫁对象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出于特殊的目的而进行的。两汉公主的婚姻，其实质仍然是政治的婚姻。这在刘邦尚未称帝而开始争夺统治权之时即已表现出来，并与汉室相始终。
讲两汉公主的婚姻是政治的婚姻，不能不提一下“和亲公主”。“和亲”是指我国古代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为求和睦相处而采取的民族联姻。一般是将本民族的公主嫁给另一个民族的首领作妻子。它不同于一般的民族间通婚，是两个民族政权为着各自的目的而达成的一种协议。这种婚姻是为政治服务的。和亲公主是和亲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两汉时，主要是同匈奴、乌孙两个少数民族实行“和亲”。据统计，西汉共向匈奴、乌孙出嫁了至少有十三位和亲公主。因为和亲公主远嫁到少数民族之后，要遵从当地的婚俗，这些少数民族都盛行转房婚，即子弟在父兄死后娶庶母或寡嫂为妻，这在儒家看来是乱伦的恶行。所以儒学发达的东汉基本不行和亲制。
和亲公主名为公主，实际上或是宗室之女，或是诸侯王女，将她们封以公主的称号，然后远嫁出去，并非皇帝的亲生女儿。历史上远嫁的公主很多都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对其远嫁后的记载，致使这些姑娘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在边塞终了一生。
和亲公主的婚姻被汉朝统治者加以利用，作为缓和民族矛盾，改善与少数民族上层集团关系的一种手段。和亲公主很少有心甘情愿，含笑出塞的。这也是为什么汉朝皇帝不愿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作和亲公主的原因。
家属享有特权
在中国古代，能娶公主为妻，攀皇家为亲，乃是许多达官贵人之家梦寐以求的好事。正是“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因为一旦成为皇亲国戚，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有着其他官僚贵族不易享受的种种特权。
汉代法制规定：公主下嫁必须是列侯。因为汉代同姓不婚，而异姓最尊贵者莫过于列侯汉代爵分二十级，通侯位最高，又称列侯。通侯原为彻侯，因避武帝讳改为通侯，是赐爵最高级别。汉代娶公主者必须具备列侯身份。如果此人不是列侯，便可因娶公主而被封为列侯。
汉武帝时设驸马都尉一职，皇帝出行时，掌副车之马，其职务接近皇帝，地位显要。魏晋以后，凡尚公主者，都拜驸马都尉。后世便以“驸马”为皇帝女婿的称号。两汉尚主者中居要职者不乏其人。掌军权者，如卫青，本为平阳公主家中的奴仆，因姐姐卫子夫被武帝封为夫人，卫青被破格拔擢为车骑将军，掌领兵权，后被拜为大将军、大司马大将军，成为军中之冠，贵宠一时。
作为皇亲国戚，尚主者在触犯律法后还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公主子女也可以享受种种特权，可以承袭父母爵位为列侯。西汉主要承袭父封，东汉主要承袭母封；公主子女因为母亲的缘故还可以升官、掌权。
作为公主的亲属，固然可以扩大权势，享受荣华，但这种权势和荣华仍是建立在皇权至上的基础上的。一旦危及到皇权，他们个人的利益必然要服从皇室的利益。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了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正可谓亲上加亲。隆虑公主病重，担心自己死后儿子闯祸犯罪，就以重金向汉武帝为昭平君预赎死罪，武帝也同意了。后来，公主死后，昭平君果然因罪入狱，按罪当斩。武帝掂量再三，不顾大臣们的求情，毅然处死了昭平君。汉武帝能够秉公执法，大义灭亲，其考虑的正是江山的稳定，臣民的信服，归根结底是政治的利益。
婚姻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两汉妇女总体社会地位较高，表现在婚姻形态上，她们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利。吕思勉先生说：“汉世婚姻颇重本人之意，非如后世专由父母主持者。”另外，两汉妇女节烈观念淡薄，离婚再嫁比较自由。两汉公主，受社会气候的影响，在婚姻上也有一定的自主权利，表现在可以自择丈夫，可以再嫁。汉公主对于自己的婚姻有一定的建议权，再嫁也是自由的。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紧密的联系。百家学说中，儒家学说最歧视妇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所以汉代社会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从西汉后期到东汉，随着崇尚儒学，礼法渐重，女子贞节观亦逐步从宽泛走向严格。
汉代社会是封建制的中央集权社会，它的一切制度都要为适应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而服务，婚姻制度也不例外。汉公主所谓的婚姻自主权是极其有限的，其一切事情的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如平阳公主欲嫁卫青，必先告之皇后，然后皇上“诏青尚平阳主”，一个“诏”字即道明了这种婚姻的实质。其实，所谓的“尚主”之法，便是封建专制独裁制度的确切表现。汉公主必须嫁给列侯，这就是封建等级性的表现。且这种等级性呈现越来越严格的趋势。西汉时期，公主婚嫁对象所代表的还只是一般地主，而东汉公主婚嫁对象所代表的则多是豪强地主，因为东汉政权就是在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汉时，封建宗法制进一步发展，婚姻关系的等级性也比西汉强化，它预示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门阀等级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驸马”与“公主”
戏曲、影视作品中将皇帝的女婿称为“驸马”。这种说法，对魏晋以后的“驸马”而言是正确的，但在两汉及先秦时代，“驸马”并不是皇帝的女婿的专称。
“驸马”一词的原始义是：古代几匹马共同驾一辆车，辕马之外的马都称之为“附”。《说文·马部》中有：“附，副马也。”段玉裁注：“副者贰也……非正驾车皆为副马。”原来，先秦及两汉时皇帝出行多乘车，从安全角度考虑，为使行踪不让世人知晓，除将自己乘的车称为正车外，还设有许多和正车形式完全一样的副车，同时还特地设一个替身，掩人耳目，借以表明皇帝在“副车”上。秦朝时，张良会同大力士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阻击秦始皇，就因其只击中副车，秦始皇才幸免于难。
“驸马”一词成为“驸马都尉”官名的简称，始见于汉武帝时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4.当时，近侍中掌管正车的官称为“奉车都尉”，掌管副车的官称为“驸马都尉”。驸马都尉在两汉时多是由皇亲国戚勋臣的子孙担任。到三国魏时，何晏娶金乡公主为妻后担任驸马都尉；晋代王济做文帝的女婿后也拜为驸马都尉，于是后世才以魏、晋这种用法为常规，凡与公主结婚的，都拜驸马都尉。不仅汉族如此，就是辽、金等国的帝婿也称为“驸马都尉”。《辽史·百官志》记述：“驸马都尉府掌公主帐宅之事。”不过，明清以前，驸马的官阶并不高，金时驸马都尉仅为正四品。到了清朝，驸马称为“额驸”，地位才显赫起来。清咸丰年间，咸丰帝指派驸马为自己死后“赞襄政务”的顾命八大臣之一。
“公主”，是帝王之女的称号，始用于战国时代。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公叔为相，尚魏公主”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帝王之女何以称为“公主”呢？原来，当时民间出嫁女儿照例由其父亲主持婚礼，但是天子的女儿下嫁时，“九五之尊”的天子怎能去主持婚礼呢？于是就找与国君同姓的人去替代天子主婚。一般的“侯”还不够资格，只有仅次于帝王的“公”才可以代天子主持婚礼。秦汉以后，政府明文规定由朝臣“三公”代天子主婚。所谓“三公”，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政最高长官：西汉的三公为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的合称；东汉为太尉、司徒、司空的合称。因由“三公”代天子主婚，所以就把天子的女儿叫公主。汉制规定：皇帝之女称“公主”，皇帝之姊妹称“长公主”，皇帝姑称“大长公主”。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沿用此称谓。
离婚再嫁婚姻主动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妇女甚至寡妇都可以自己挑选夫婿。在离婚时，妇女常常采取主动。而寡妇当上皇后的例子都不少，更不要说嫁给权贵公卿了。《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谈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的情形，他认为：“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将所谓“女乱”即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情形在民间也有表现。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陈国（今河南淮阳附近）地方风习，就有“妇人尊贵”的记述。
寡妇公主为情人求封侯
汉代妇女对于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形式，与后世比较，有很大的差异。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他建议馆陶公主以长门园献汉武帝。汉武帝大悦，在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相见欢饮，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于是，这种“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的不合礼法的关系经皇帝的承认而得以合法化。据说“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据《汉书·霍光传》载骠骑将军上官桀等甚至依照国家以往“以列侯尚公主”的制度，“欲为外人求封”，遭到拒绝之后，“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丝毫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合礼制的关系。《汉书·胡建传》则称丁外人为“帝姊盖主私夫”。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关系，似乎也没有形成沉重的舆论压力。
寡妇再嫁，寡妇当皇后
汉家公主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亦司空见惯，贵族重臣甚至上书乞封。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面对社会，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就有高祖刘邦的妃子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许孊初嫁龙頟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
关于平阳公主之再嫁，《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公主笑道：‘此人出自我家，以前常常作为侍卫从我出入的，今天怎么能作丈夫呢？’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4可以看到，平阳公主择定再醮的对象时，非常大方地与“左右侍御者”公开讨论，“主笑曰”云云，也反映其态度的坦然自若。而从公主一方同意，事实上已经使婚姻成为定局，可知汉妇女在这种婚姻再构过程中往往居主动地位。且先“言之皇后”，后“令白之武帝”的程序，也说明女子在这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五次守寡再嫁。《史记·陈丞相世家》说，“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陈）平欲得之。”城中有人办丧事，陈平“侍丧”，尽心竭力。张负于是产生良好印象，又随陈平至其家，看到家虽穷弊，然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对其子张仲曰：我愿意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以陈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表示疑虑。张负坚持道：像陈平这样出色的人怎么能长久贫贱呢？决意成就了这一婚姻司马迁史记·陈丞相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4.吴景超先生在分析汉代女子再嫁情形时曾经写道，“其中嫁人次数最多的，要算陈平娶到的妻子。他的妻子姓张。”他又分析了“这位张女士的历史以及嫁给陈平的经过”。他指出：“这个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此点从张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张负肯把孙女嫁给陈平，并非降低标准，乃是他有知人之明，看清陈平虽然贫困，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人莫敢娶”，是因为有“尅夫”的嫌疑，并非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后妃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
离婚妇女采取主动
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饮之”。李白有《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也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马前泼水”的衍化，其实也是后世人未能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是事实。女方“求去”，男方“不能留，即听去”，前者要求同意，后者未能挽回，于是勉强应允。这种女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地位相当于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据说“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憮”。张敞这样的高级官僚亲自为妻子画眉，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所谓“京兆画眉”“京兆眉妩”，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典实。张敞的这一行为被有关部门举奏，皇帝曾经亲自询问，张敞答对巧妙，又因皇帝爱其才能，所以未受责备。看来，“为妇画眉”，作为高官，似乎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在一般平民中，则可能未必令人惊异。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西府与无锡的不解之缘
本文作者刘宏伟，陕西韩城发电厂政工师，企业报编辑。
在文章展开论述之前，先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西府”一词的地理范围。今西安以西，泾河与渭河之间的地区，古称西府，首府设在今宝鸡市凤翔县，地处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宝鸡地区、咸阳地区。本文中的泰伯、梁鸿等主要历史人物均属西安以西的宝鸡岐山、咸阳秦都区人氏，故采用“西府”这一概念。本文介绍西府与无锡两地，在古代因泰伯奔吴与梁鸿隐于吴，所结下的不解之缘。
一、泰伯奔吴首开西府与无锡两地交往先河
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及其它有关史料记载，开发江南、传播北方先进的文化，揭开江南历史序幕的第一人就是当时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史称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今天无锡新区的梅村镇就是泰伯奔吴的最初定居地。
史圣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里专门撰写了《吴太伯世家》，并且置于“三十世家”之篇首，以表彰他们的首创之功和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这段历史，文人学者均知其详，此处不再赘叙。不管学术界持泰伯让贤说还是持经营南土说，结果都是泰伯、仲雍带着西吴的族人远走高飞，举族南迁了。他们从陕西岐山县（今属宝鸡市管辖）的周原沿故道、循汉水，披荆斩棘，辗转迁徙，远避长江中下游，定居无锡梅里后，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并传授北方先进的农耕技术，为江南地区的开发立下了不世之功，也开启了西府与无锡两地交往的先河。正如江南大学教授徐兴海先生指出的：“吴泰伯不仅是北方先进文化的代表，又是南北文化交融、碰撞的结合点。”“吴泰伯东南之行，实现了中国文化由西北向东南的转移，是一个民族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泰伯去世后，葬于鸿山。梅里的老百姓十分怀念他开发江南的功绩，为泰伯修建了庙宇。现在，梅村和鸿山成了祭祀江南始祖吴泰伯的圣地。尤为著名的当数位于无锡鸿山的泰伯墓和梅村镇伯渎河畔的泰伯庙。除此之外，在无锡还有其他几处纪念江南始祖吴泰伯的庙宇，如小娄巷的至德庙、惠山愚公谷的泰伯庙等。
泰伯在江南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同样，在他的故乡、岐山周原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人民依然纪念着这位以让贤为周朝赢得八百年江山的忠厚长者、历史伟人。
在岐山县祝家庄镇岐阳村，泰伯的父亲周太王古公亶父的祠、墓至今保存完好，在太王祠（现为岐阳村小学所在地）内，就增附泰伯、仲雍、王季、文王等塑像，陪伴着贤德的古公，千余年来一直受到政府官员、当地百姓的祭拜。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旅游胜地、岐山县城西北凤凰山南麓的周公庙（古称卷阿）后稷殿内，中国农业始祖——后稷塑像的右边，就配祀着开发江南的吴国始祖泰伯、仲雍，他们是周太王的长子和次子；左边配祀的是周太王少子、周文王的父亲季历。献殿四周的壁画据《史记》记载而绘，内容为后稷降生、教民稼穑的传说故事。
另外，在岐山县益店镇的泰伯庙，庙内所祀神主为古公亶父的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王季）；在雍川镇南营村的高庙村，有一座庙宇，所祀之神为泰伯，有祭祀泰伯的专门庙会。
除岐山县外，在宝鸡市境内，还有几处纪念泰伯的地方。在千河河谷、凤翔县陈村镇南吴头村，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太伯庙，原来庙门上还有“太伯庙”匾额，每年的阴历五月还有盛大的庙会。在泰伯奔西吴的吴山（古称西镇，在陕西陇县东南与宝鸡市境交界处，即今宝鸡市陈仓区新街乡境内），也有不少关于泰伯的遗迹，很受万民百姓尊敬信仰的泰伯就被供奉在吴山庙里，每逢庙会，善男信女络绎不绝，香火不断。今天的吴山森林公园雄伟的山门上，就写着“荆吴祖地”、“伯仲初始”几个大字。
就是在距离西周发祥地宝鸡不远的甘肃省庆阳县西北山区太平村，也有祭祀泰伯的庙宇——泰伯庙，并且在当地老百姓的眼里，泰伯是地位很高的神而不是人。在泰伯爷神威的庇护下，这里五谷丰登，人们常常用收获的膏粱年年祭祀泰伯，并把庙宇所在的这条蜿蜒的形如巨龙的山脉称之为太（泰）白（伯）梁，村名亦来源于此。
二、高士梁鸿再谱秦、锡两地文化交流新曲
泰伯奔吴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的商代末年。时光荏苒，岁月不居。一千多年过去了，到了东汉初年，又有一位三秦大地的游子踏着泰伯的足迹，来到了古梅里，隐居在梅里附近的鸿山，去世后与长眠地下的同乡人泰伯为伴，并且留下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他就是东汉博学名士梁鸿。
梁鸿，字伯鸾，东汉初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北秦都区平陵乡一带，平陵系汉昭帝刘弗之陵墓）人。关于梁鸿的身世和生平，南朝刘宋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范晔在其著作《后汉书·逸民列传第七十三》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父让，王莽时为城门校尉，封修远伯，使奉少昊后，寓于北地而卒。鸿时尚幼，以遭乱世，因卷席而葬。
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
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
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间。
有顷，又去适吴……
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鸿潜闭著书十余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闲，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葬毕，妻子归扶风。
初，鸿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恢亦高抗，终身不仕。
《后汉书·逸民列传》中关于梁鸿的记载虽然生卒年不详，但基本上让后人了解了他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举案齐眉”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夫妻互敬的同义词，也成了和谐家庭关系的标杆和典范。毛泽东对“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十分称道，1959年3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集中讲了这个故事，并指出，“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称赞梁鸿有硬骨头精神。他还常常用这个典故教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要像梁鸿那样，“不因人热者也”，即使你有热，我也绝不沾光，不依靠他人，要有志气，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创业。
梁鸿与无锡之所以能够发生关系，主要的起因就是他作了《五噫歌》讽刺汉章帝劳民伤财，患害不尽，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因此被朝廷下令搜捕。梁鸿逃到吴地即今天的无锡之后，隐姓埋名，专治学问；同时也帮助无锡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疏浚了惠山古溪，将北方的旱地耕作和水田灌溉技术教给当地人，被乡民称为“种田祖师”；而孟光则教当地妇女用石臼舂米、编织头巾等等。梁鸿夫妇奔吴、隐吴，传播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和礼仪文化，帮助当地人民摆脱了落后状态，提高了文明程度。
“梁鸿孟光到梅里，隐居江南浚梁溪。铁山脚下传耕织，举案齐眉好夫妻。”现在，与梁鸿有关的遗迹遍布无锡。据明代以来无锡地方志记载，相传梁鸿和孟光曾隐居于无锡鸿山之麓的鸿隐堂。此堂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代嘉庆年间重建。原有殿堂四进十八间，入门为鸿隐堂，堂内悬明代文徵明题写的“鸿隐堂”匾额，两侧有抱柱对联：“隐德著句吴，千古溪山成胜地；名贤遗大汉，一室琴书乐性天。”堂上原塑梁鸿、孟光像，每年春秋两次祭祀。最后一进香宝堂，传为梁鸿读书处，堂内原存放着梁鸿所写的《五噫歌》，东西壁间有赞颂梁鸿贤德的《梁鸿传赞》和《迎神歌》。香宝堂现已毁，不存。
据资料记载，鸿山以前因生产铁而叫铁山，由于吴地始祖泰伯也葬于此山，也被称为古皇山。但为了纪念梁鸿在此山隐居，唐代的时候就被当地人更名为鸿山。鸿山坐落在鸿山镇境内，现在鸿山镇是由鸿声镇和后宅镇合并而成，原来的鸿声镇也是由梁鸿而得名的。在鸿山，除鸿隐堂外，还有鸿泉井、梁孟池、涤砚池、鸾游洞、梁鸿墓等，这些都是梁鸿在无锡隐居的佐证。其中，梁鸿墓在鸿山杨梅坞山坡上，左前方是专诸墓，右前方是要离墓，三墓呈“品”字形。墓为一隆起的坟丘，前立墓碑，正面镌刻楷书“汉高士梁伯鸾暨孟夫人墓”，碑阴镌刻“近让皇墓”四字。自明代永乐年间，“梁溪晓月”就被列为“无锡八景”之一。无锡的另一条母亲河梁溪河，据说也是梁鸿率百姓所修，因此无锡也别称梁溪。
总之，梁鸿和泰伯一样，也是从陕西的西府地区开始，一路跋山涉水，筚路蓝缕来到吴地，并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百姓的崇敬和拥戴；而且两人去世后均葬于鸿山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千古奇缘。
作为泰伯、梁鸿的家乡人，笔者为我们西府能有这么两位历史名人而倍感自豪，更为他们的开拓精神和为无锡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所折服。在此献诗一首，以表衷情。
泰伯奔吴化育新，长叹霸陵“五噫”吟。
晓月梁溪永相伴，鸿山高士属秦人。
《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本文作者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巨著。《史记》流传到国外以后，引起了国际汉学家们的广泛兴趣，研究者日益增多，还出现了一批《史记》研究专家，其中日本的《史记》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本文介绍《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情况，只是我们所知见的一部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期望能引起更多文史研究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史记》在日本的传播
《史记》产生在中国的西汉时期，流传到海外的具体时间难以稽考。依据史书记载，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经传播到海外了。如唐初李延寿所撰《北史》卷九四《高丽传》记载，唐以前“三史”已传到高丽。又《旧唐书·高丽传》说，高丽“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据高丽朝金富轼（1075－1151年）编写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公元372年，高句丽在中央“立太学，教育子弟”，太学里除讲授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外，还讲授“三史”，其中即有《史记》。这说明《史记》等史籍在唐代以前传到高丽，并且受到高度重视。
关于《史记》传入日本的时间，这个年代虽不清楚，但至少可确定在日本奈良朝以前。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日交流史；二是汉籍传入日本的时间。关于前者，中国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中日最初的交流始于东汉，《三国志》、《后汉书》的“东夷传”记载了汉与倭国的关系。关于后者，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是公元285年百济国的和迩吉师（据研究和迩吉师即王仁）赴日时携带两部汉籍《论语》和《千字文》。尽管有学者对此提出怀疑，但综合起来看，中日交流、汉籍传入，作为文化背景，对《史记》传入日本奠定一定的基础。
《史记》传入日本的时间，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认为，“制定于604年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第十条，引用了《史记·田单传》的‘如环之无端’，由此可知至迟在6世纪，《史记》已传来日本。”《中国史学在日本》，载蔡毅编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12页，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我国学者覃启勋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史记在日本》，《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史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文化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史记》研究专家池田英雄先生曾经介绍说，孝德天皇大化二年(646年)八月，设立大学寮，天智天皇元年(662年)，命从百济归化日本的和尚咏还俗，任命他为大学长官。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年)，发布了所谓的大宝律令，大学国学制终于完备。那时大学的科目，有明经、明法、史学纪传、算道四种，各科设置主任。其中专攻纪传的学科也学习文章，和《汉书》、《后汉书》、《文选》、《尔雅》一起学习的就是《史记》。称德天皇的神护景云三年(769年)十月，太宰府只藏有五经，未有“三史”，请求天皇能赐给“三史”。《续日本纪》卷三十有这样的记载：
太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众，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
以上是奈良朝（710-794）的事情。进入平安朝（794-1192）后，在《六国史》及其它书中可看到这样的记载：《史记》被广泛传阅，甚至作为天皇学问习用的一部书，从嵯峨、清和、醍醐天皇开始如此，并命令儒臣讲授《史记》。此外，醍醐天皇昌泰三年(900年)十月，三好清行的《意见封事》云：“至于天平之代，右大臣吉备朝臣恢弘道艺，亲自传授，即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参考池田英雄《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大东文化大学创立六十周年纪念中国学论集》，1984年。
《史记》传入日本后，很受重视，据《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日本史书记载，推古以降，历代天皇都有攻读《史记》的风气，以明治天皇为例，就特别爱读《史记》。比如明治十年，他在东京的住所中，凡逢二、七的日子，专学《史记》，所用课本为鹤牧版之《史记评林》。《史记》在日本的流传范围相当广泛，上至天皇，下至幼童，包括僧徒，都在阅读《史记》，诸王诸臣也讲《史记》，甚至学生入学还要试《史记》，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史记》在没有正式刻印以前，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根据大宝律令，从设立大学的奈良朝到室町时代（1338-1573）开始《史记》被列为教科书，当时还没有发明版本印刷，学生得从藏书家借用，自己手写，因此，留下了许多手钞本。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载，日本流传的《史记》古抄本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17种之多，而且日本自己也有一些抄本，著名的有《英房史记抄》、《桃源史记钞》和《幻云史记钞》等。据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唐写本《史记》现仅存9件残卷，其中敦煌石窟藏本3件：《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史记集解管蔡世家》、《史记集解伯夷列传》（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余6件传世本皆藏于日本《史记版本研究》77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江户初期，随着日本印刷术的发展，和刻《史记》出现，进一步扩大了读者层，形成了《史记》传播的高潮。在日本，最早的《史记》刊本是嵯峨本。它是吉田素庵(1623年卒)用活字版印刷的，当时他用的是以宋代元丰刊本为基础的在朝鲜复制的翻版本。此后，元、明、清版的《史记》在日本也广为流传，并被翻印，其中最盛行的是《史记评林》本，有各种各样的评林版刊刻行世。明治(1868－1912)及其以后，《史记》的流传更加广泛，刊刻、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的《史记》研究者，而且形成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专门研究队伍。仅现代而言，日本颇有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就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伊藤德男、今鹰真、青木五郎、藤田胜久等人。
二、日本的《史记》研究
日本研究《史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以1945年为界跟，把它分为两大时期。从《史记》传入到1945年为第一时期，1945年至今为第二时期。第一时期除了传播、宣传《史记》外，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就：
1翻译《史记》
据有关资料来看，著名僧人、学者桃源瑞仙于文明年间(1469—1487)亲手写成的《史记桃源抄》十九卷，是日本最早的“国字解”《史记》。解释非常仔细，又加入当时的俗语，因此容易理解，在日本颇有影响。冢本哲三《对译史记》，于大正十四年(1925)五月刊行，它以原文和译文对举的形式，给读者阅读《史记》提供了方便。公田连太郎、箭内亘译《国译史记》(1922—1926)也是把《史记》译成日文、并受人欢迎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史记》的全译本和选译本在日本有上百种之多，说明日本学者对《史记》和译的重视。
2考证《史记》
日本学者在治《史记》时，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考证《史记》上，取得了较大成绩。冈本保孝的《史记传本考》专门对《史记》的版本进行了考证，把它们的原刻和翻刻及流传关系用图示系谱，使人一目了然。列举的版本数目虽少，但都是在《史记》研究史上被视为重要的版本。采用版本名的次序是：宋椠本、元彭寅翁本、明王延喆本、明柯维熊本、明嘉靖版、明万历版、朝鲜本、活字版(用汉文体分注)、明凌稚隆评林本、八尾版、红屋版(用和文分注)，此外，还有《史记测议》、集解本、索隐本。大岛贽川、大岛桃年的《史记考异》，编者未详的《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则以校勘文字见长；古贺煜的《史记匡谬》，武内文雄《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等在辨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又如桑原骘藏《关于司马迁生年的新说》一文，根据《史记》三家注提出了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说，和我国学者李长之、郭沫若之说相同。恩田仲任《史记考》、中井积德《史记雕题》、龟井昱《史记考》等，也都对《史记》的史实、文字等进行了深入考证。这时期在考证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是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它综合历代研究成果，对史实、人物、文字、词语进行考勘、校订、解释，对前人未加解释或解之不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由于《史记》多采《左传》、《战国策》等书，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之处，也加以注明，便于读者溯本求源，比勘研究。泷川之书不仅受到日本学术界的推崇，而且深受中国学者的欢迎。
3汇集资料
日本学者在治《史记》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有关资料的汇集。这时期成绩最大的当推泷川资言和有井范平二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从大正二年(1913)开始编纂，到昭和九年完成出版，前后经历了22年时间。作者广采博搜，用力勤至，汇集了日人及中国对《史记》的各家注释计100多种，并加以考释，成此巨著。除正文注释以外，该书还在书前书后附列了一系列重要材料。如书前附有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索隐后序》和《三皇本纪》，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序》、《史记正义论例》、裴骃的《史记集解序》，书后附有《史记总论》，包括太史公事历、太史公年谱、史记资料、史记名称、史记记事、史记体制、史记钞本刊本、史记文章、史记残缺、史记附益、史记流传、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史记正义佚存、司马贞、张守节事历、史记考证引用书目举要等15个方面的内容，差不多涉及到了《史记》研究的所有重要方面，这是一部集前人时贤《史记》注释考证之大成的书，该书出版后，被日本学术界誉为空前之作，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直到今天，在新的《史记》会注会评本出现以前，泷川之书仍然是《史记》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有用之书。
日本还有一部重要的资料书，是有井范平的《补标史记评林》。《补标史记评林》的底本，是中国明代学者凌稚隆的《史记评林》。该书汇集了从晋代至明代的近150人的《史记》评论，引用书目达140余种，几乎将明以前评论《史记》的零散文章都搜集在一起了，为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有用的资料。所以该书在明清以来倍受《史记》爱好者的欢迎。《史记评林》刊刻后，对其未备之处，李光缙又作了增补，使原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但是历代评论《史记》的文章实在太多了，凌稚隆、李光缙的搜集还是不够完备。《史记评林》传到日本后，有井范平就在凌、李的基础上，“订正谬误，其评论未备者，折衷于古今诸家，间以己见补之，命曰《补标史记评林》。”(《史记补标序》)《补标》成书于1884年6月，时值清光绪十年，因其书成于清代，所以有井范平除了补充凌氏未收的明人的《史记》评论外，还补充了不少清人的评论，并增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评语。清人的《史记》评论文章远远多于明代，但有井范平所补充的内容，侧重于评论《史记》文章的艺术性方面，所以他对清初吴见思的以论《史记》艺术美为主的《史记论文》特别推崇，将其评论大量收录在《补标》一书中。他自己所作的许多按语，也主要是论《史记》文章的艺术成就的。如评论司马迁写项羽、高祖这两个人物说：“《项羽纪》奔腾澎湃，《高祖纪》汪洋广阔，笔仗不同，各肖其人，可谓文章有神矣。”又说：“史公作传，每一人用一种笔仗，至苏(秦)、张(仪)二传，笔仗相配，机调又相合。苏传有苏代附传，张传有陈轸等附作，是笔仗相配也。二传纵横变化，极写精神态度者，亦相似，是机调相合也。盖史公胸中早知以苏、张为反复一流之人也。”这些评论都指出司马迁写人笔法的灵活多变，是很恰当的。
泷川之书以会注考证为主，有井范平之书以汇集前人评论为主。两书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通过这两部书，日本对中国历代《史记》的研究的基本成就，可以有一个概括的理解，所以泷川资言和有井范平的介绍之功，首先应该肯定。
4司马迁的史学观
在本时期，有许多学者对司马迁的史学观进行了探讨，如中山久四郎《司马迁史学的新检讨》、《司马迁史学的二大要点》、《司马迁史学的新考察》、重泽俊郎《司马迁的史学观》等文章，都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作了有益的研究。穗积文雄的《史记货殖列传论稿》、藤田至善的《关于史记汉书货殖传》，则从《货殖列传》入手，对司马迁的史学观进行分析，也值得注意。
5对《史记》的总评价
从《史记会注考证》所附的材料看，本时期的日本学者对《史记》的史学和文学成就都有较高的评价。例如长野确对《史记》善于叙事给予了高度评价。“修史者，知记历代事实及文物制度，固不足以为史矣。故修史之难，在不失其时世之本色，使千载之下读者如身在其时，亲见其事也。司马子长作《史记》，自黄帝迄汉武，上下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余万言，而三代之时，自是三代之时；春秋战国之时，自是春秋战国之时；下至秦汉之际，又是别样。时人之气象好尚，各时不同。使读者想见其时代人品，是所以为良史也。”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文章》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冈本监辅说：“《史记》上补《六经》之遗，下开百史之法，具体莫不兼该，其文章变幻飘逸，独步千古。”(《补标史记评林序》)对《史记》的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作了总的肯定。日本另一位学者斋藤正谦则把《史记》比为“群玉圃”、“连城之宝”、“绝佳”之作，极力推崇司马迁写人能写谁像谁、风姿如生的表现艺术，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恶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文章》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从个性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史记》写人艺术也给予了高度赞扬。这些评论代表了本时期日本学者对《史记》的看法。另外，泷川在《史记总论》中，对于《史记》体制上的一些特点也进行了分析、评论。
6对律、历、天官三书及《扁鹊列传》的研究
中国对于《律》、《历》、《天官》三书的研究，在乾隆、嘉庆(1736—1820年)时期盛行。乾隆进士王元启、孙星衍、钱塘诸人十分活跃。王氏者《史记三书律历天官正伪》，孙氏著《史记天官书补目》、《天官书考证》，钱塘著《史记三书释疑》。日本的三书研究也出现许多成果，主要有参考池田英雄先生《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一文。：
(1)史记天官书图解补注一卷，宝历四年(1754年)序，未刊，西村远里著。
(2)史记律历补注一卷，著作年代以前书为准，同氏著，未刊。
(3)史记历书解一卷，宝历十一年(1761年)序，未刊，森效著。
(4)史记历书甲子篇解一卷，宝历十一年(1761年)序，未刊，同氏著。
(5)史记律历考，安永四年(1775年)序，未刊，松永亿藏著。
(6)史记律历书补注一卷，安永八年(1779年)刊，同氏著。
(7)史记历书补注一卷，安永八年(1779年)刊，同氏著。
(8)史记天官别考，安永时期著作，陇坻顾元著(未见)。
(9)太史公律历天官三书管窥三卷，天保十年(1839年)刊，猪饲彦博著。
(10)史记律历解二卷，嘉永五年(1850年)刊，池永渊著。
另外，此期对《扁鹊列传》的研究可以说超过中国，有以下著作：
(1)扁鹊传割解二卷，明和七年(1770年)刊，安藤惟寅著，安藤正路补考。
(2)扁鹊传解一卷，安永六年(1777年)著者识语，未刊，邨井杶著。
(3)扁鹊传考一卷，同年、同氏著，未刊。
(4)扁鹊仓公传一卷，天明六年(1786年)刊，池原云洞著。
(5)扁鹊传注一卷，天明七年(1787年)刊，菅井仓常著。
(6)读扁鹊传割解一卷，文化三年(1806年)著者识语，未刊，猪饲彦博著。
(7)扁鹊传正解一卷，附阴阳论一卷文政六年(1823年)刊，中茎谦著。
(8)扁鹊传解一卷，天保三年(1832年)刊，石坂宗哲著。
(9)影宋本扁鹊仓传公考异一卷，嘉永二年(1849年)刊，堀川济著。
(10)扁鹊传备参一卷，同年刊，同氏著。
(11)影宋本扁鹊仓传公一卷，同年刊，丹波元坚著。
(12)扁鹊仓公传汇考二卷，同年刊，丹波元简著，男元胤补、男元坚附按。
(13)扁鹊传问难，嘉永三年(1850年)未刊，伊藤馨著。
(14)扁鹊仓公传续考一卷，未刊，庆应二年(1866年殁)，海保元备著。
(15)扁鹊仓公传管见一卷，安政年间著，著者森立之。
(16)扁鹊仓公传集解二卷，明治二年(1869年)自序，未刊，山田业广著。
第二时期的《史记》研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有较大的进展。尤其是近年来，发表了一大批《史记》研究论著，日本《史记》研究专家藤田胜久先生对此有全面的整理见《〈史记〉〈汉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篇）》，载间濑收芳编《〈史记〉〈汉书〉的再检讨与古代社会的地域研究》，1994年。。单从数量上看，日本的《史记》研究不仅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著，而且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日本《史记》研究专家池田英雄在《最近五十年来〈史记〉研究的展开(1945-1995)——日中研究的比较及其长短》日本无穷会《东洋文化》第七十六号，1996年。一文中，将中日《史记》研究的项目总结为26门、204项（略）。由此可见，战后日本《史记》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众多的方面。这里我们略介绍其中的一些成果。
1校注、拾遗
这方面以水泽利忠的成绩最大。他在50年代撰成《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以泷川《考证》为底本，广校各种注本达30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40种。《校补》为《考证》所辑录的“正义”佚文一一注明出处，又据20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200多条，其中保存了不少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过录三家注时张冠李戴的错误也作了订正。《校补》的特点在于校本众多。过去，《史记》校记以清代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最佳，水泽不仅将《札记》全部吸收，还校勘了张氏来能见到的宋代唯一的三家注合刻的黄善夫本，以及中国藏书目录从未著录的南宋绍兴十年刊行的大字集解本；至于日本的古抄本和校记，张氏更无从知道，因此，在校勘的深广方面，水泽高出张文虎一筹。《校补》与泷川的《考证》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成了考据方面的双璧。
南朝齐邹诞生曾著《史记音义》三卷，原书久佚，今本《索隐》引此书约有一百多条。唐贞观中，刘伯庄又著《史记音义》二十卷，原书也佚，《索隐》、《正义》多引其文。水泽利忠以日本古钞本校记为线索，撰写了《邹诞生史记音义佚文拾遗》、《刘伯庄史记音义佚文拾遗》两文，我们通过这些拾遗，可以对邹、刘二书的内容有个大致的了解。此外，水泽利忠还撰有《陆善经史记注佚文拾遗》、《新编史记考异》、《关于史记古抄孝景本纪》、《史记古文考》等论著，是日本考据《史记》的卓有成效者。
2书目解题
《史记》问世后，研究者代不乏人，硕果累累，一人翻检不易，很需要一部书目解题之类的著作对此进行总结。1978年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了池田四郎次郎著、池田英雄校订增补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一书。该书分版本、总说、校订注释、校勘、文字、音韵、文评、佳句、名言、史汉异同、太史公年谱、地理、国字解、稗史、史记研究关连图书等十几类，对600多种《史记》研究的有关著作作了提要介绍，其中有《史记》三家注、王若虚的《史记辨惑》、凌稚隆的《史记评林》、钱大昕的《史记考异》、赵翼的《史记札记》、牛运震的《史记评注》、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史记》研究名著；也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哈佛燕京学社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钟华编的《史记人名索引》、贺次君编的《史记书录》等《史记》研究工具书；还有像刘知几《史通》、黄震《黄氏日钞》、顾炎武《日知录》、章学诚《文史通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和《史记》研究有关的专著，都包罗一尽，其规模之宏大，体例之专精，涉猎之广博，收书之殷富，远远超过了中国同类著作，价值极高。这对日本学者了解中国一千多年来的《史记》研究的基本成就和发展变化，是一部极为有用的工具书。通过这部解题书，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也有很帮助。该书著录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著作共190多部，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说明了日本学术界对《史记》研究的极大重视。从其内容和形式看，也很丰富多彩，有以选读为主的，如安滕定格的《史记读本》、田中庆太郎的《史记读书》及《幻云史记抄》等；有以辨误为主的，如恩田维周的《史记辨疑》、古贺煜的《史记匡谬》等；有以辑佚为主的，如水泽利忠的《邹诞生史记注佚文拾遗》、《刘伯庄史记音义佚文拾遗》、《陆善经史记注佚文拾遗》等；有以考证为主的，如龟井昱的《史记考》、大岛贽川的《史记考异》、冈本保孝的《史记考文》、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等；有以评论为主的，如三岛毅的《史记论赞段解》、森田益的《太史公叙赞蠡测》、小仓芳彦的《史记私议》、竹内照夫的《司马迁史记入门》等；还有以翻译为主的，如冢本哲三的《对译史记》、加滕、公田共著的《译注史记列传》、小竹文夫的《现代语译史记》等；此外还有以研究版本为主的，如冈本保孝的《史记传本考》、池田四郎次郎的《史记的版本和参考书》、水泽利忠的《史记古本考》等等，琳琅满目，涉及的方面既多且广，这是一项资料性工作，也是一项重要学术工作。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大力肯定。
3注解、翻译
注解、翻译《史记》，仍是本时期重要的成果之一，有许多学者致力于这项工作，如野口定男等人翻译的《史记》，被收入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中，该书前面的“解说”部分，对《史记》及司马迁作了全面的介绍，是一部颇受欢迎的《史记》读本。日本明治书院出版的《新释汉文大系》收入了吉田贤抗的《史记》，这是一部《史记》注释书，分“解说”、“正文”、“训读”、“通释”、“词解”、“轶事”几部分，其中“解说”部分，对于《史记》的名称和体裁，著者司马迁、《史记》的流传、《史记》的主要书目等都进行了全面介绍，并附有司马迁年谱，一册在手，对司马迁和《史记》的基本情况都有个大致了解。池田芦洲的《史记补注》，也是注解方面的佳作。《史记补注》130卷，二册，原稿为著者昭和八年的绝笔。《本纪》、《世家》、《列传》在昭和四七——五零年(1972年—1975年)由池田英雄校订，明德出版社刊行。著作内容包括史实的考证、注释、文字的校勘等，引用诸名家390人，引用书目达400余种，也散见有自己的见解。著者在30岁时已著有《校注史记读本》本纪、列传部分三册。至晚年，自评这部书说：“本于旧注，广采和汉古今诸家之说，特别吸收清儒考证家之说。”这个读本，是后来《补注》的母胎，这个自评也可以认为是《补注》的评语。水泽利忠博士在《史记研究书目解题新编》所写的跋文说：
通览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对于《史记》注解作出辛勤劳动有名的业绩者是君山的《会注考证》和芦洲的《补注》，正可以成为双璧吧。
可见此书的价值。这个时期的译注著作还有小川环树、今鹰真、福岛吉彦的《史记》，福岛中郎的《史记》，小竹文夫、小竹武夫《现代语译史记》等。这么多的译注本，大大推动了《记》的普及工作。
4司马迁论
本时期，评论司马迁的论著增多，出现了一些重要著作。如冈崎文夫的《司马迁》(1947)、武田泰淳的《司马迁—一史记的世界》(1952)、平泉澄的《史记夜话》(论文，1956)，陈舜臣的《史记》(1974)、贝冢茂树的《司马迁》（1968）、黑羽英男的《司马迁论》(1975)、竹内弘行的《司马迁》(1975)、加地伸行的《史记——司马迁的世界》(1978)，增井经夫的《史记的世界》(1983)、今西凯夫的《史记的世界》(1986)、侯野太郎的《司马迁的精神》(论文)等，都对司马迁及《史记》作了全面分析、评价。像武田泰淳的著作，对台湾学者郑梁生《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戏剧性的一生与史记的世界》(1977)一书很有影响。宫崎市定《话说史记》（1979年岩波书店），从《史记》读法入手，细致研究《史记》五体所体现的深刻思想。伊藤德男《从史记十表看司马迁的历史观》（平河出版社1994年出版）系统分析了《史记》十表的构成及其所蕴含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挖掘司马迁的历史观。佐藤武敏的《司马迁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出版）从司马迁的家世、司马谈和历史、司马迁的生年、司马迁的旅行、司马迁的官历、李陵之祸、《史记》的编纂过程、《史记》体裁上的特点、《史记》内容上的特点等方面论述了司马迁及其《史记》。藤田胜久《司马迁与他的时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细致探讨了司马迁本人经历以及当时社会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史记》产生的时代背景。他的《司马迁之旅》（中央公论新社2003年）全面考察了司马迁当年壮游天下的行踪。吉本岛雅《史记探索》（东方书店1996年出版）着重探索《史记》与先秦史学的关系，如《史记》与先秦史资料、《史记》的材料、《史记》与《春秋》、《史记》与战国史等。五井直弘《史记与正史——中国历史思想之源》一文《中国古代史论稿》，姜镇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从《史记》著书的动机入手，论述了司马迁的见识以及对中国历史思想之影响。板野长八《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先秦《管子》、汉代《盐铁论》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司马迁思想的独特性。
5《史记》读法
《史记》是部博大精深的巨著，怎样来读这部伟著，也是日本学者很重视的问题。竹内照夫的《司马迁史记入门》(1945)、野口定男的《史记读法》(1980)、桥本尧的《史记入门》(1985)、宫崎市定的《史记李斯列传读法》(1977)、中岛匠的《管晏列传读法》(1978)等，都对如何阅读《史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许多是言之有理的好意见。
6考据
本时期对《史记》的考据，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有全面性的考据，也有针对个别事实、个别字句的考据。金启守《史记论语考》，新田幸治《史记列传考》，川久保广卫《伯夷叔齐传考》，寺冈龙含《史记三家注合刻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竹内弘行《史记空言考》，吉田照子《史记伯夷列传考》，伊藤德男《关于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原富男《补史记艺文志》，松村益春《史记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小考》，大岛正二《史记索隐正义音韵考》、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史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一些新的认识。近年来水泽利忠、小泽贤二等人致力于《史记正义》的考释与研究，1994年，汲古书院出版了水泽利忠编的《史记正义研究》一书，主要收录了水泽利忠的《南化本〈史记〉和〈史记正义〉的研究》、史记正义研究会编的《史记正义语汇索引》、小泽贤二的《史记正义佚存订补》，煌煌巨制，考释精细，是目前《史记正义》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的研究》一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出版）结合地下考古资料，对《史记》战国时期的历史史实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释。主要章节是：序章，《史记》和战国史研究；第一编：战国史资料的基础研究第一章，《史记》和中国出土书籍；第二章，《史记》三家注的《竹书纪年》佚文；第三章，《史记》战国纪年的再检讨；第四章，《史记》战国系谱和《世本》；第五章，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构成和特征；第六章，《战国策》的特点及其关联试论；第二编：战国七国的史料学研究，第一章，《史记·秦本纪》史料的考察；第二章，《史记·赵世家》的史料考察；第三章，《史记·韩世家》的史料考察；第四章，《史记·魏世家》的史料考察；第五章，《史记·楚世家》的史料考察；第六章，《史记·燕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的史料考察；终章，从史料学看战国七国的地域特色。如此细致的考释，使《史记》所记战国历史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7对研究史的总结
《史记》传入日本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研究者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及时总结这些成就，成为本时期一个重要的课题。池田英雄、藤田胜久两位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最为突出。池田英雄《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一文《大东文化大学创立六十周年纪念中国学论集》，1984年。，系统勾勒了一千多年来《史记》在日本的流传和研究情况，并就一些重要的《史记》研究著作进行了介绍；《最近五十年来史记研究的发展》一文无穷会《东洋文化》76号，1996年。，仔细分析了1945－1995年日本、中国《史记》研究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史记学50年》一书明德出版社1995年出版。，详细介绍1945—1995年日本《史记》研究情况，并与中国的《史记》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是了解日、中两国《史记》研究史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分十章：一、《史记》研究最近50年的轨迹；二、关于司马迁的思想与历史观、文学性；三、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四、从《史记》成书过程看未解决的诸问题；五、近年来一般大众的《史记》普及；六、人物传记书的空前繁荣；七、《史记》资料的整理及其成果；八、最近《史记》研究学界的动向；九、《史记》对后世的影响；十、追录：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拾遗；附录1：《史记》和《汉书》的比较；附录2：日中《史记》研究盛衰史。这部著作条理清晰，资料丰富，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史记》研究史著作。藤田胜久先生近年来也致力于日本《史记》研究史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如《〈史记〉〈汉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篇）》间濑收芳编《〈史记〉〈汉书〉的再检讨与古代社会的地域研究》，1994年。、《日本的史记研究》《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第7号，1999年。、《史记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第9号，2000年。等，结合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对《史记》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情况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分析。
8其它
《史记》的成就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在本时期的《史记》研究中，日本学者也从多方面对《史记》作了研究。上田早苗的《史记的构成和终始五德说》，伊藤德男的《关于史记日者、龟策两传》，佐藤武敏的《司马迁书中的利己心和富的问题》，板野长八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贝冢茂树的《司马迁史记中的命运问题》，大森悟的《史记的成书》，福永光司的《以利、义、天为主的司马迁的人世观》、桑田幸三的《司马迁的商业观》、伊藤德男的《循吏和酷吏》、黑羽英男的《不遇的史家司马迁和史记》，大岛利一的《司马迁和史记的成书》安缘由纪子的《史记的人物评语》，森熊男的《司马迁的匈奴观》、《司马迁的夷狄对策》，青木五郎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等，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学、民族等方面论述了司马迁和《史记》，说明日本学者的研究思路还是宽广的。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1995年，为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与日本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协会合作编辑出版了《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本论集收录了日本学者的文章有：樱井龙彦《史记的构思和结构——以“物盛而衰”为中心史观而观之》、今鹰真《将军们的列传》、渡边幸彦《史记中的“三段表现”》、今鹰真《史记中所表现的司马迁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命运观》、杉山宽行《读〈刺客列传〉——主题和变奏》、大田加代子《史记中所见“辩”字之概念》，这些文章分析问题细致深刻，显示了日本学者对《史记》的独到见解。
总括以上成果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在《史记》研究方面有几个特点：第一，重视注解、翻译、做普及工作；第二，长于资料整理，出现了几部闻名遐迩的名著；第三，在考据方面也占有一定的优势。第四，研究方法独特，专题研究以细致深入见长。与中国的《史记》研究相比，日本在某些方面的水平已超过了中国，如会注、书目解题这类大型的著作，在国内至今还没有出现。因此，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日本学者对《史记》的研究，不仅涉及面很广，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还相当深入，这里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史记·龟策列传》向来被批评为“烦芜陋略”而受到轻视，几乎无人对它作认真的研究。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吹野安则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肯定了该篇的重要价值，他的《史记龟策列传小察》一文认为，将此传视为司马迁原作、褚少孙续作比较稳妥。其价值在于给后人留下了了解古代传统和民俗的宝贵文化遗产。《龟第列传》所载祝辞反映了古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占卜者公然逼迫神龟，使其佑助自己达到预想的目的，态度强硬而无所畏惧。这种对神讲条件的想法，说明了人这个善于思维的主体这时已逐步认识了自我，认识了人的意志的优越性，人在神的面前地位已经与过去不同，从而动摇了对于神的绝对崇拜，认为神的职责就在于忠实可靠的守护人的利益。应该说，这种祷祝文学所反映的思想，虽然尚未突破原先的神灵观念的本质，但毕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龟策列传》是历史上记录这种发展变化的第一篇文章，它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是使人刮目相看的董乃斌译介，见《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年第3期。。在吹野安之前，国内学者也还没有这样认真地分析研究过《龟策列传》。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泰斗，在国际汉学界亦负盛名。他的《中国诗史》已译成中文。书中有四篇文章涉及《史记》，即《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论司马相如》、《对常识的反叛——司马迁史记的立场》。如《论司马相如》一文，吉川幸次郎首先对司马迁描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的做法，作了很高评价。他说：“在中国文献中，以这种形式记载这样的爱情，可以说始于司马相如的传，至此为止的文献中，以恋爱为话题的本来就很稀少。儒家的五经也好，诸子书也好，都以政治问题作为主题，与恋爱无缘。若要在其中勉强举出一些取材于男女之事的例子，那末大概只有《诗经》与《左传》吧。但充斥于《诗经》的，是已婚男女间的爱情，《左传》也是把已婚男女间不道德的私通作为应该非难的事记录下来的。记载象相如与文君间的这种恋爱故事，相如传记可说是第一篇，而且，又不仿说是用一种肯定的态度记录下来的，至少不是否定的。因为这个记载过于有趣，所以不难想象多少总有一点小说性的粉饰。但相如的同时代人司马迁已经在《史记》里以这种形式、这种态度记载了，用一种肯定的态度叙述并非夫妇的男女因爱情而燃烧的生命之火，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态度，应该说是显示时代转变的一个象征。”见《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在汉代儒术独尊、礼法甚严的氛围下，司马迁把早期自由恋爱婚姻的故事生动传神的记载在堂堂正正的历史人物传记之中，并加以赞许、肯定，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胆识。日本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对此作了积极的肯定。
日本学者在《史记》研究方面，范围广，有深度，有新意，他们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和中国学者不尽一致，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开创《史记》研究新局面，是能够起到借鉴、促进作用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日本学者对《史记》研究也有许多不足，他们有些见解往往失之偏颇，最明显的是关于《史记·屈原列传》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学者廖季平、胡适、何天行等人，先后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屈原是否实有其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到50年代，也曾有个别人承袭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众多学者的有力反驳，以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了。这桩本来已经解决的公案，近年来又被日本少数学者重新提起。在1983年第4期《重庆师院学报》上，韩国基翻译介绍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稻畑耕一郎的《屈原否定论系谱》和日本关西大学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两篇文章，这是日本学者屈原否定论观点的代表作品，他们的错误观点立即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深刻批评详见《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综述》，《文史知识》1983年笫9期。。
再以资料考据来说，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最有影响，成绩不可磨灭，但其舛误不足之处也时见于篇。1940年，我国青年学者鲁实先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从体例未精、校勘未善、采集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等七个方面对泷川之书作了较为系统的批评。书传到日本，泷川看了也心悦诚服，并专门致书称善，誉鲁氏为“秀才”。还应该提到的是泷川之书在当时以辑录、增补1300余条《史记正义》佚文赢得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程金造著《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一文，详加考释，认为这1300余条决不是《正义》佚文，它是读者的杂抄和解释，也录存了《正义》的佚文，但绝大部分是鱼目混珠，以伪为真的。程先生的论断，得到了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总之，日本《史记》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这里对日本的研究成果作一简略介绍，便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使《史记》研究真正走向世界。
［附记］近年来，日本《史记》研究专家池田英雄先生、藤田胜久先生、小泽贤二先生等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文化考察，并给笔者提供了日本《史记》研究的许多资料，特此致谢。
·学术通讯·
学术通讯
《史记》研究如何拓展？
“编者按”内蒙古师大可永雪教授穷毕生之力研究《史记》是国内一位有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2001年内蒙古教育出版社推出可永雪教授的《史记文学成就论说》，引起学术界的注目。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振东教授读后，激动非凡，一气给可先生回了一封长信，实质是一篇讨论如何拓展《史记》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在此以“《史记》研究如何拓展”为题，全文发表这封信，以享读者以资讨论。
永雪学兄：
自春节通话之后，未曾联系，近来可好？不知身体状况如何，工作进行顺利否？
大作细心研读已毕。一来因为知道您正忙于中华大典事，未必急于《史记》之进一步之研究，二来对有关问题我还要做些深入思考，三则因数月来读康德之《纯粹理性批判》，极其吃力，想告一段落后再给您写信。现在费时半年以上终于将康著读完，也应该将关于《论说》之读后感想向您作一汇报。
关于读后总的感受，在电话中我已向您报告，那就是功力之深，用力之巨，论述之细，见解之透辟，非小弟所能望其项背。因彼此兄弟之间，您意之所向又不在听颂赞之辞，故这方面不再多说，只大体谈谈有关研究上应如何再作推进的粗略想法。
据愚见，对《史记》之文学成就的研究，大体不外两大方面：一为文本的研究，即就《史记》本身，探索剖析其属于文学因素方面（如写人、叙事、语言等），所采用或创造的方法技巧，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应得的评价。一为在文本基础上的拓展性研究，即将《史记》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系统中，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分支系统，衡量估价它所达到的高度，做出的贡献，产生的影响，以及它所以会有如此种种的原因，并从中提炼出足以促进整个文学发展的理论性的规律。这两大方面当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相交融的，但总具有此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从您编著的《史记文学研究》一书中所收集的资料中也可以显示出来。如果您同意这种看法的话，愚以为：就文本研究方面来说，您的《论说》一书，虽不能说已尽善尽美，但基本上已达到无话可说的程度，这是您付出巨大努力的结果，也是您的卓越贡献。但在拓展性研究方面，应当说还是大有可为的。下面，就思考所及，说几点具体想法，这些想法极其粗浅，也非有充分根据支持的论断，只能说是拿来供我们共同切磋的话题。
一、关于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估价。
在《论说》第三章第二节中对“《史记》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论断为“开创传记文学”，此后又有“作为传记文学来看《史记》”一章，且在行文中多次言及“《史记》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从《论说》整部书的结构来看，这显然不是您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估价，但明显的您又首肯了或者说是包容了这一评价。当然，孤立地说，或者单从“传记文学”这一体裁来说，这句话本身是绝对正确的。但考虑到“传记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只是一个比重极小的支流，把这句话用在对《史记》的总体评价上，表面似乎是肯定与赞扬，实际上等于在一个极大的脑袋上戴了一个小之又小的帽子，客观上容易造成或遮掩了人们对《史记》真正文学成就的认识。我在曾得到您谬赏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史记》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一说，今天看来，也不够准确。如果把《史记》放到中国的小说发展史、戏剧发展史、散文发展史的系统里，以至从中国艺术（包括绘画、书法等）审美特色、审美风格（诸如重写意、重线描）形成的角度看，《史记》都有其独到的成就、贡献及泽被万世的影响。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实质性的问题，不是计较空洞的概念，但如果非要给《史记》的文学成就一个总估价，我想来想去，感到只能笼统地说它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座伟大丰碑。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总体的观念出发，我感觉，在以上各种角度和方面，都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有待去做。
二、关于写人的问题。
这是您《论说》中的重头部分，关于《史记》在写人（即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创造性的成就，方法，特点，论述得精到、细致、充分，且多有见前人所未见、言前人所未言者。确实给人以言已尽、论似穷之感。而从拓展性研究的角度看，似尚有些待探讨者。
第一，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包括小说、戏剧、散文、传记），《史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虽然从文本的具体阐述中也可以体现出这一点，但似仍需要一些明确的、总括性的论断。好多年前曾看到刘再复有一说法，他认为中国文学在人物形象上有三座高峰，第一个是《史记》，第二个是《红楼梦》，第三个是“五四”以后现当代的文学创作。我对此说深为赞同。为什么说《史记》是一座高峰，既要从质上说，也要从量上说，还要从方法手段上说。从量上说，既从韩兆琦兄所说“塑造了一道英雄人物的画廓”体现出来，也从您所论述的写出了各种各类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现出来；从方法技巧上来，您的分析更为深入充分；从质上说，则要看其在典型塑造上所达到的高度。在这些方面，我总的感觉是，您的论述细致充分有余，而总括提炼不足，缺乏前后对比中概括性的论断。举一个例子，如项羽，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历史上、社会上、文学上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物，“霸王”已经成了民间通用的公认的典型。最近王立群曾在百家讲坛上开讲，并写了书（我尚未来得及听及拜读）。如果不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作为司马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愚以为，他可以作为《史记》在典型塑造方面所取得成就、达到高度的最好代表。从艺术的角度上说，这个形象的多侧面性及复杂性，钱钟书先生曾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此处勿须再引），我感觉难得的是，不仅是写出了同时存在他身上看似互相矛盾乃至对立的许多不同的侧面，而且这些侧面在又围绕着一个核心如此自然的有机的统一起来。固然，写出人物的多侧面性复杂性并不是人物形象塑造成功的唯一标准，但仍然应该是最高标准之一，现代理论不是讲写人物不要写成扁的而要写成圆的，不要写成平面的而要写成立体的吗？项羽这个形象，体现的恰恰就是这一点。而从典型形象所应有的社会本质来说，项羽这个形象也有其特殊的意义。社会本质乃是指在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东西。在项羽身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拔山之力与盖世之气。“气”这个东西，是对自我力量的高度自信及在挫折面前绝不屈服的一种精神，“力”则是对自身物质性力量的充分发挥。与“力”与“气”相对的是“智”与“谋”。在后代人的观念中，是斗力不如斗智，有人批评项羽只有匹夫之勇，甚至嘲笑他愚蠢得像个猴子。然而在人类的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力”与“气”向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早期希腊神话传说中塑造有赫拉克利特、阿喀流斯这样的人物；稍后的罗马时期，产生了恺撒大帝、奥古斯都这样的历史人物；近现代文学中，美国作家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塑造了一个在绝境中凭自己的顽强精神与鲨鱼博斗的老人的形象，这些虽然与项羽不可类比，但体现的精神确有相通之处，说明对“力”与“气”的崇尚，不但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人类本性的追求。司马迁写项羽这个人物时，是存在矛盾的。凭着历史家的理智，他在评论中，对项羽之“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身死东城而不自责，尚云“天亡我也，非战之罪”，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在《项羽本纪》的行文中却另有所偏重，不论在前半部分写其反秦斗争的胜利进程中，还是在后半部分写其覆灭与失败，都饱醮着感情对项羽的“力”与“气”进行了酣畅淋漓与生动鲜活的表现。正因为如此，项羽作为一个失败英雄的形象，不但博得人们的同情，而且受到人们的赞扬，以至于像李清照这样的弱女子，也写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样的诗句。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形象，项羽可说是体现了“力”与“气”的典型。这样一个典型，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但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因为，在此后的文学作品中，再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形象，《三国》中的关羽、张飞，《水浒》中的武松、鲁知深之类，根本不能与之比肩。个中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的一条，可能与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受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国民性逐渐儒雅化、柔弱化有关。因此，无论从艺术性的角度，或从典型意义的角度，项羽都可以说是《史记》在写人上所达到之历史高度的一个代表。您在《论说》中不是没有对项羽形象做精到的分析，但总觉缺乏全面性的概括与理论上应有的升华。在对《史记》所写的其他人物形象的分析上，似乎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今后还应有继续发挥的余地。
第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共同承认《史记》在写人上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卓越成就，那么，作为拓展性的研究，就有必要进一步的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司马迁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包括是什么原因使其在历史的写作上改变为以人物为中心的？作为答案只能有两个，一个是归之于司马迁的天才，一个是归之于司马迁的时代的影响。前者的作用当然不能否定，但也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否则就会陷入天命论；如果归之后者，就要问这个“时代”给了司马迁什么影响，又是怎样给的。也就是说，应当说明这种“影响”为什么又怎么使司马迁把目光由记事转向写人的。您在《论说》第二章第一节专门论及“司马迁的时代”，指出司马迁生活的西汉盛世，是一个使人视野开阔的时代，是需要对历史进行回顾总结的时代，这是对的，但这还并未能说明是什么使司马迁在总结历史时把目光集中在人物身上。在这一节您又专门辟出一小节，论述“司马迁的时代是一个呼唤天才也产生了天才的时代”，似乎意在说明是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使司马迁把目光集中到英雄人物身上。在这一节里，您除了肯定汉武帝是“时代的骄子”外，引用了班固在《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中的话，以证明“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呼唤天才也产生了天才的时代”。但细考班固在此处所胪列的二十七人中，司马迁以外，其他二十六人，除少数人被收入《史记》中并被给予一定的肯定外，一部分根本没有进入司马迁的视野，一部分则是司马迁以鄙视的态度予以批判的对象。与司马迁在《史记》中用浓笔重彩所表现的大量历史人物相比，很难说他们是“灿烂的群星”，更很难说明是由他们激发了司马迁讴歌英雄人物的热情。在第三章第二节之第二小节，即谈《史记》“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一节中，您指出，司马迁“写《史记》还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立传。司马迁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他看来，作为史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就是最大的失职。作为历史家，他不能眼看着那许多著名人物湮没无闻；作为一个文学家，他还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推动他为社会上各类人物造像写心。”这段话表明，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立传，在司马迁已形成明确的自觉意识，是他写《史记》的指导思想之一。但动机是动机，事实是事实，我们仍然要问，他的这种自觉意识是怎么形成的？他的责任感、使命感，创作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在《自序》中他曾明确的表示，自己是以继承孔子的事业自命的，也就是说，他要做第二个孔子。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由孔子之借《春秋》寓褒贬，明是非，而转向了为历史人物立传呢？作为拓展性的研究，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具备理论的彻底性。
这个问题说起来好像很简单，而解决起来则非常复杂。对此问题，作为小弟的我，也曾不断思考，有些不成熟的想法，要说起来话很长，将来我们可以共同探讨，这里只说一个粗略的大概。我感觉要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是把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范围放大，不只着眼于他所生活的西汉盛世。司马迁说，他和他父亲都感到，从孔子以后，也就是从《春秋》以来，至今四百余岁，史记放绝，他们有责任也有条件，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这一段的历史整理出来。可见司马迁写的虽然是通史，他所注目和瞄准的主要是这一时段。这几百年，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什么的时期呢？应该说是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中，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裂、大重组的时代，如果说秦的统一是这个动荡时代的初步结束，楚汉之争则是这种大动荡、大重组的延续和余波，而西汉的建立和兴盛，则是这个大的动荡、分裂、重组的时代产生的最终结果。对这个时代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历程及状态和特点，如何分析、评价，非我们的能力之所及，学者专家们各有自己的论说。为了研究《史记》，我们应当关心的是这一时段，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所独具的特色是什么。我自己觉得，要把握这一问题，可以有一个切入点，那就是，抛开泛泛的对思想史的论述，而从司马迁所关注的“天人之际”，来考虑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自我觉醒方面的进展与变化，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自觉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文学的发展影响至为巨大。许多研究者，常常谈到人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依愚见，这个自觉不是某个时期猛然的发生，不是一次性的完成，而是随着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在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基础上经历的一个漫长过程，其中有着不同的阶段性。最早在人类刚刚形成的原始时代，人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界中的异类，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是人类学中的所谓图腾时代，这种状况是神话传说产生的基础。在中国这大概是传说中的五帝以前的时代。后来，随着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与其他自然事物不同的另类，但与其他自然事物一样仍然受着统治着整个自然界的神意的支配，这大约是在夏商时期，可以说人们已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类存在”，即一种单独的族类的存在。而更进一步，基本上以周的出现为标志，人较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类存在。由于这种自觉，人们，特别是作为人类中的思想文化上的代表，开始把自己的目光由对天命的关注上，转移到对社会人事、社会的组织和社会事务的关切上。关注社会人事也就是关注现实与历史，这一点在《尚书》中的周书及出土的周代铭文中体现得极明显。而到了下一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大动荡的时代，由于社会斗争的复杂与剧烈，站在历史前台上的那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人物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于是作为社会的思想器官代表的思想家们，首先是对人的类存在有了更明确的自觉，开始在人与神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开始有了一股人道思潮的兴起，其中最具标志性的言论，就是子产所说的“天道远，人道迩。”与此同时，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就是在这些站在历史前台人物的身上开始有了个人的价值观念的觉醒，我将它称之为“个体人格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的突出特点，就是充分意识到个人在社会斗争、社会发展、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对这种作用有高度的自信，把实现自己的价值定为人生的目标，还极其重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这种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鲁国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说，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的价值标准。此后，孔子自信，文王既没，斯文在兹，以易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自任；孟子豪迈地称，天不欲平天下，如欲平天下，舍我其谁乎？庄子则追求逍遥于天地间的绝对自由，视将相如粪土。除了这些思想家，那些低一等的策士们如张仪、苏秦之流，相信只要三寸不烂之舌尚在，就可以求取功名富贵；更下一层的士人，如自荐的毛遂，弹铗的冯谖，讲究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重然诺、轻生死的豪侠。这些体现的全是同一种精神。再后，至楚汉之间，陈涉以一个最下层的佣工，竟说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话；韩信尚为饿隶之时，即为自己营万亩的坟地；宰社肉的陈平，自负能同样的主宰天下；项羽以一介平民，见秦始皇即想取而代之。这些更说明了这种个体人格意识的自觉已经深入到何种程度。正是在这种个体人格意识的自觉已经发展成普遍的社会思潮的基础上，使这个大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突出的崇拜英雄，人人自信能成为英雄的时代。而司马迁在总结回顾这几百年的历史时，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当然影响到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司马迁在二十岁以前就曾有一次几乎遍及全国的漫游。这种漫游完全是个人的行为，是与后代的宦游完全不同的前无古人的壮举，从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早已确定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志向，此后，在他遭到宫刑的奇耻大辱，而能函粪土中而不辞，坚韧顽强的完成《史记》的写作，所支持者正是这种人生观、价值观。那么，他在回顾总结这段历史时，能不把目光集中在那些撼动他心灵的英雄人物身上吗？总而言之，以愚所见，这才是他所以会在史书的体裁上 开创纪传体的真正原因，也是他在《史记》中塑造出如此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筑起人物形象创造第一座高峰的核心原因。
此外，关于写人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如为什么《史记》中写的大多是悲剧人物，这与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天命观的关系如何等，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处不再多说。
三、关于散文方面的问题
关于《史记》和司马迁在中国散文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无乎多说。我感到，您在《论说》中把这方面的成就，分别融入“叙事”和“语言”部分，似乎存在不足，是不是应该作为专题来论列。
此外，涉及的另一方面的一个问题，是我在读了《论说》之后才意识到的。在论述和分析《史记》的成就时，《论说》引用了明清之际许多作家评论《史记》的资料，诸如归有光之用五彩笔评点，方苞之提出义法说等等。这对深入理解《史记》艺术造就，确有很大帮助。老实说，这些资料有许多甚或说大部分是我未曾研习过的，不得不钦佩学兄所花功力之勤之深。但反过来说，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些作者，研究《史记》所花费的精力不可谓不多，搜隐钩沉，爬罗剔抉，不可谓不细，对《史记》所运用的方法技巧理解不可谓不透，但作为散文作家而不是如吾辈只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欣赏者，拿他们的创作实绩来说，不管是唐宋派，还是桐城派，与司马迁比较起来，根本不可同年而语。个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探讨起来相当复杂，涉及到时代、历史、文学的发展进程等，而简单地从主观条件上说，恐怕是由于两方精神境界的差别太大。从胸怀上来看，一方如汪洋大海，一方如潺潺细流；从情感上来看，一方如汹涌的波涛，一方如溅起的几朵水花。这种对比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是极其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的。愚以为，上升到理论高度和创作规律上考虑，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这就是决定一个作家地位和成就的最根本的还是他的“为人”，至于方法技巧的掌握运用，相对来说是比较次要的。鲁迅曾说，司马迁写《史记》是“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后人所总结出来的那些“义法”，体会出来的微妙之处，未必见得都是他事先设计谋划好的，他只是为胸中所充满的那些形象、那些鼓荡的激情所支配，非要设法表达出来不可，因此在写作中自然有种种创造，种种经营。正如苏轼所说“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行其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而后人将其成就视为经典，细心揣摩，自然发现其中的许多妙处来。但如果在为人的修养上不能达到他那样的高度，也就只能学到一些皮毛而已。当然，我的想法是否确当，是另外的问题，但现象本身却是我们应该思考并给出结论的。这也应算做拓展性的研究的一个论题。
以上拉拉杂杂的写来，只是一些粗浅的想法，有些话甚至可能说得不着边际，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只可以拿来作为我们一起切磋的话题。但总的一个想法就是，今后要想在《史记》的研究上推进一步，似乎可以在拓展性研究方面下功夫。不知学兄以为小弟之言当否？
顺祝
撰安！
弟振东敬上
2008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