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解职后的第一篇演说，谈到了解职后的打算，指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到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天后，他到上海，接着开始周游各省。到是年底，先后到过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每到一地，都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民生主义和他的实业救国计划。
孙中山强调实行民生主义为当务之急。振兴中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对立的理想“社会”。认为“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实行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与欧美各国相比，“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自报地价、国家“照价收税”和将来土地“涨价归公”等环节。同时把“平均地权”归纳为：一是照价纳税，一是土地国有，“二者相为因果，双方并进，不患其不能平均矣”。发展实业为民生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实行民生主义“须以和平手段从事”，而不能采取“武力手段”。实行民生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少数资本家“压制贫民”。为此，他说：“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
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还身体力行，提出了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的宏大实业救国计划。他的这个计划，从解职后开始酝酿，到6月下旬由粤回沪后，经与黄兴磋商而渐趋成熟。孙中山认为发展实业必须从铁路人手。他说：“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铁路发达，可移民垦荒，开发资源，繁荣商业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他计划10年内修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一起南海，经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间，通人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起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洞南、陕西、甘肃、新疆，至伊犁；一起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到达乌梁海。资本定为60万万元。
孙中山修路的基本方针，是实行“门户开放”，利用外资。他说：“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如不“借款修路”，而全用本国资本，“则一年筹一千万，亦需60年始达六万万之数，而已精疲力尽。一切流通资本，悉归之铁路建筑之上，金融机关必全停止。则铁路告成之日，即为国家灭亡之时”。不用外资，势必重价购置外国机器，“其不合算亦甚矣”。在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情况下，为早收铁路之利，“欢迎外资”，利用“外国人才”和“良好方法”。但对于帝国主义欲利用借债而提出损害中国权益的要求，他断然反对，坚持“将来订约，必不许外人有置兵保路之权，沿路之兵，均由我国设置”。为此，他提出：（1）所有借款事宜，以所设公司名义进行，而不通过政府交涉；（2）借款“非全用现款”，其中4/5“由外国购买材料’；（3）采取借资兴办、中外合股和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办三种形式，以“批办为最相宜”。
孙中山表示，借款修路，最终以“铁路国有”为归宿。他说：“鄙人主张借款办铁路，更主张批给外人包办，且欲实行民生主义，以救种种方面之弊害，此即鄙人修办铁路之大意也。”所以，他把“铁路国有”称作“国家社会主义”。宣布：所修铁路，40年后一律收归国有。
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开始了筹措资金、设计干线等不切实际的修路准备工作。一些革命党人说他“理想太高”，他批驳说：中国幅员辽阔，10年内修20万里铁路，“并非大言夸众”。还说：“以二年募齐外债，以二年测量线路，有五年之功夫，可以全路告成。此亦并非空言。”然而，事与愿违，外国资本家无意帮他实现修路计划，国内的政治环境也没有提供修路条件。
袁世凯表面上不反对，并满足孙中山的要求，于9月9日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随后北洋集团控制的御用报纸对孙进行攻击，叫嚷该项任命为“违法”，外人承办，“势必丧失主权”，等等。后来，孙中山派王正廷、徐谦携《中国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到北京请袁世凯交参议院审议，袁从中作梗，致使参议院对条例多处修改。孙中山愤怒抗议，指斥修改太多，说“若无特权，即不须有条例。若照修改之条例通过，则总公司无权办事，宁可取消”。但毫无效果。袁最后以命令公布的条例，对铁路总公司的职权大加削弱，将孙的修路计划完全纳入了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孙很快陷入了困境之中。
孙中山救国的计划落空了，但他的思想及其“铁路计划”却鼓舞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实业建设，从而推动了兴办实业热潮高涨。所以说，他进行的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的努力并非徒劳无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