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拉贝又很快消气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南京几乎天天在传播各式各样的谣言，一会儿说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逃离南京了，一会儿又说日本的特务已经潜伏在中国守军几个关键营地了，一会儿说德国的希特勒帮助中国同日本和解……总之，什么好事坏事都在传，唯有一件事是真的。
唯一真的是：日本的飞机仍然天天在轰炸，而且已经把炸弹投向城区的居民区与建筑物，还有就是日本人的炮火似乎离南京越来越近了。
“先生，你们大使馆转来上海的一封电报。”韩湘琳告诉拉贝，“是不是你们的元首有回应了？”
拉贝两眼盯着电文，十分沮丧地摇头道：“元首没有来电，倒是公司催我尽快离开南京……”
“啊？西子门让你离开南京？这、这……先生你要走啊？”韩湘琳一下着急起来。
拉贝看看他，说：“我不会走的。请放心。”
韩仿佛心头落下千斤重石，但又担心起来：“先生如何向你的公司交待？”
“我有办法。”说完，拉贝坐在办公桌前，提笔起了一份电文：
转上海西门子洋行：
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市民。
拉贝
这份电报，文字只有一句，但内容却重如泰山，语气也十分坚决。谁能在异国他乡承担保护20多万人生命这样的一个国际责任呢？拉贝坦诚而坚定，一丝不苟，认准的事，别人无法动摇他，这是内在的人格所决定的。随着日本军队越发接近南京，他认为自己的这个选择和责任越是正确而不可推辞。
晚上依然是“碰头会”——茶话会。中方的南京警察厅厅长王固磐通报情况，内容依旧，拉贝的感觉是中方有些“报喜不报忧”的味道。不过，这一夜让拉贝收获最大的是他一向不看好的罗森先生为他做了件大事：罗森是德国驻华外交官，前文讲到拉贝不欣赏此人是因为他觉得罗森曾明确表示不愿留在南京，这让拉贝一下有了“此人不够勇敢”的印象。拉贝认为这样的人很丢德国人的脸面。但今晚拉贝向罗森提出能否把张群将军的别墅留给他拉贝用——“当然我并非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假如我有那栋房子，我的工作就很不一样了，最主要的是张部长家的防空洞比我那个不知要强多少倍！”
“你当真有此念？”罗森听后，认真地问拉贝。
“有。非常的有！”拉贝说。
“那我努力争取。”罗森答应试试。
第二天，罗森把拉贝做梦都想要的“搞定了”！
“太谢谢罗森博士！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心地善良、宽厚的好人！”拉贝不曾想到他曾经讨厌的人，竟然做了一件如此了不起的事：张群的房子本来是给罗森用的，现在罗森主动让出留给拉贝。汉堡商人能不激动吗？更令拉贝感动的事是：罗森还悄悄塞给他一张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的“介绍信”，凭这张“介绍信”，拉贝随时可以登上英国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而此船是仅有几艘停靠在下关长江上的外国救急船，它可以逆流上行到汉口。
拉贝没有看错人，罗森不仅人好，而且家境也令人羡慕。拉贝这一天与罗森一下走得很近，这让他第一次知道了罗森的身世：罗森的祖父与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是朋友，罗森身边还留着贝多芬给他祖父的信。100多年以来，罗森家族一直在外交战线工作。其父亲当过政府部长，然而罗森则不幸，他一直只能当驻外大使的秘书，原因是罗森遇到了希特勒时代——犹太人不受德国政府欢迎，甚至被严重排斥，而身为犹太人的外祖母，把罗森的前途给毁了。
拉贝知道上述情况后，一下对罗森曾经有过的一些消极情绪有了“完全的理解”。
这一天是11月27日。晚上的茶话会上又一次出现了唐生智这位大人物。身为南京守军的最高司令长官，他看上去似乎还很威武，并且当场作了“坦诚而重要的讲话”，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决意要保卫南京，直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2. 南京不久很可能将变成战场。
3. 外国人因此处境危险，建议他们离开南京。他将竭尽全力保障留守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外国人的财产安全。
4. 估计再过几天，他的守城部队会关闭所有城门，如果有必要，他还将设法使外国人出城（从城门或从城墙上翻越），但是城外也可能有危险。
5. 南京城将由训练有素的部队保卫，已经采取特别措施以解决城内和城市周边50公里以内的违法军事组织。
末了，唐将军补充了重要一点：南京周围部署的军队来自许多省份，这样他就不大可能在城内防止出现骚乱。
在后来的私下交谈中，唐生智说如果日本人成功地攻陷芜湖，那么部署在南京地区的中国军队将会被围困，最后中国军队只有突围一条路。
作为南京城的最高司令长官，唐生智能这样坦率地讲“实情”，在拉贝等外籍人士看来，实属不易了。尽管大家对唐“决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产生怀疑，但南京城到底还能坚持多少时间，从唐的口气里也似乎拿不准。因为一方面唐誓死保卫南京城的决心好像很坚定，另一方面私下谈话里又明显地流露出情绪低沉的味道。其实拉贝他们心里清楚，他唐生智的底气到底还剩多少，也绝对不是他身为守城军司令长官说了算的。
南京城的命运，现在是日本人说了算——尽管日本人离紫金山还有一二百里路。可一二百里对装备精良、铁蹄横行的日军来说，也就三五天的时间。这才是拉贝最关心的实际问题。
国际委员会的又一次会议在斯迈思博士家召开。大家围绕着“日本方面对国际委员会提出的建立中立区毫无回应”的情况，就如何开展眼下日趋紧迫形势下的工作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主席拉贝认为，如果没有日方的答应，国际委员会即使建立了“中立区”，也是等于把一群温存和散放的绵羊圈在一起，反倒帮助赶来的野狼更方便地吃掉这些可怜的羊儿，这样我们这些所谓的“好人”，却给南京人民酿成了巨祸！
“拉贝主席的这种假设并非没有可能，现在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疯了的野狼，他们一旦进城后，认为我们这个中立区根本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或者借着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等理由，从而彻底否定它的合法性，那么我们收留的人越多，可能犯下的罪行也就越大。这一结果不可认为是不存在的。”米尔斯牧师建议，“应当尝试一下，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能否考虑和平让出南京城，这样不至于日本人在硬攻之下再进城找到大屠杀的借口。从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队及大趋势看，军事固守南京，其实是很荒唐的！”
刚刚当选国际委员会中方总干事的杭立武完全不同意这个提议，他说：“我们同日本人打到这个份上了，再让老蒋空手交出首都南京来，我想即使蒋介石有此心，全中国人民也绝对不答应的。”
“你的意思我们只能等日本人答复？”同样是新当选总干事的菲奇先生问杭立武。
杭点点头：“我看不出还有其他办法。只有耐心等日本人的肯定答复，否则就可能像主席所说的那样，用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力不讨好。”
“不可思议！我们冒着如此大的生命危险，竟然还可能落个不好的名声！怎么办呢？”有人急躁起来。
会场有些乱，每个人都显得情绪有些失控。唯有主人斯迈思坐在一旁默语。
“博士，你的意见呢？”拉贝知道斯迈思是有名的“智多星”，便过来问他。
斯迈思站起来，从与拉贝一起来的施佩林手中要过雪茄，连抽了几口，说：“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不过我想，我们这些人动议建立中立区，首先，本来就没有人授权给我们，完全是我们奉行上帝旨意，以自己做人的信仰去志愿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南京市民们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这样的动议其本身没有错。如果有错，也可以理解为是上帝的旨意叫我们这些心怀仁慈的人的使命所至，也就是说，错不在我们。其二，从事情本身来看，日本人肯定是不爽的，因为我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他们的意愿，作为一个征服者在战胜另一个对手时原本可以采取一切自由自在的行径——犯罪和屠杀。日本人一定这样认为：一旦占领南京后，他们就理所当然享有这种权利。而我们建立了中立区，从某种意义讲，明显是限制了他们的这种权利。所以说，日本人对我们的反感是肯定和必然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把对他们的这种限制提前公告了出来，并且还要让他们亲口答应。设想一下，他们会有答复给我们吗？不可能。我想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所以，我倒以为，事情并没有我们最早想象的那么好，但也绝对不是那么坏。我的意见是：任其自然，我们照干我们的事！”
“同意！完全同意斯迈思博士的意见！”拉贝显得很激动的样子，双手举得高高的，“我们做我们的事，结果如何，上帝会保佑我们！”
“上帝保佑！”讨论的主题虽然是个未知数，但国际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尤其是主席拉贝对自己领导的这个组织有了更多的信心。他认为像斯迈思博士等这样高智商和大胸怀的基督徒，再加上像他这样富有强烈使命感且干事精细的德国商人，“中立区”必定会造福于南京人民，至少可以让大难临头的广大平民有了绝望中的一丝暖意。
回到自己的住处——广州路小粉桥1号，拉贝让施佩林在腾出来给自己用的宁海路5号——宫廷式建筑的张群将军的住宅大门口挂上一面大大的德国旗。“这么个好地方，至少可以多安置些难民，我们得保护好，千万别让日本人的炸弹给毁了！”拉贝认为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像斯迈思博士说的“任其自然，干该干的事情”。如果现在不作好最坏的打算和最大可能地提前准备好建立“中立区”的事情，过几天后情况会极其糟糕。
“厅长大人，你是否留在南京？”拉贝今天曾悄悄问过警察厅厅长王固磐。王说：“能留多少时间就留多少时间。”
拉贝一听嘴撅了起来，心想：你这话意思就是想溜呗！
“现在留在南京的到底还有多少人？”拉贝其实最关心的是这个。
王固磐说：“都说有二三十万，其实现在谁也弄不明白。”“现在撤离的已经不少，自己投亲奔友的也相当多，但日本人一路从上海打过来的这些地方的难民又不断涌进南京城里来。百姓以为首都南京可以避难。天知道这里几天后就是大地狱！”
“几天后这里就是大地狱！”这话从警察厅厅长嘴里说出来，很让拉贝震惊。
上帝呵，我们这些人到底能在一群喷血的虎狼之口下有何作为呢？如此巨大而痛苦的心理压力一天比一天严重地堵塞在拉贝的胸口。
南京城里到底现在还有多少人？看来是个谜。那么，我们这个“中立安全区”，到底需要准备多大的地盘？假设是二十万人，一天要用去多少食粮？如果是三十万、五十万人呢？
“上帝，我简直是在做个糊涂的‘主席’啊！”拉贝一想到这事，脑袋都快要发胀了。
日本大屠杀之前南京城里到底有多少人？这一问题一直影响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为30万人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与可信性。中日两国为此几十年来争论不休。老实说，笔者目前所能查到的史料上，数字上也有不小出入。不过中国有个官方的材料值得重视。这个材料认为：关于南京市人口，据民国时期南京市政府的档案资料记载，1937年6月，南京城区与乡区人口总数为101.545万人。南京沦陷前夕人口变动较大，一部分随国民政府迁移，一部分有钱的人逃离南京。据南京市政府1937年11月23日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公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50余万。”这一数字，从日本有关资料可以得到佐证：1937年10月27日，驻沪冈本总领事以机密第2144号函致广田外务大臣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该公函是日驻沪总领事派谍报人员赴南京所作的调查结果。南京沦陷后，即1938年3月—4月，国际委员会成员斯迈思博士曾进行调查，结果是：“1937年，南京市人口恰好超过100万，到八九月，人口急剧减少，11月初，又上升到50万。”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资料可说明，南京沦陷前夕仍在南京的人口应是50余万。加上未能撤离南京的中国守军和从上海、苏州等江南地区流入南京的外地难民，则总人口数应为60余万。像美国人斯迈思博士这样受到严格高等教育和教会熏陶的基督徒，精通中国语言文字，长期在中国工作，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极其细致而严谨，笔者相信他们当年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而得出的结论是准确的、可信的。仅从这一点，我以为，上述关于南京城在日本大屠杀前留下的总人数60来万人的记载，应该符合实际。
“先生，看到您这些天的脸色不太好，估计可能血糖又高了。必须注意按时注射胰岛素。”韩湘琳对拉贝的身体特别关心，而拉贝则关心韩一家的安全。“你赶紧把全家搬到我这里来，再过几天恐怕来不及了。几天后，整个南京城都是不安全的，只有这儿可能稍稍保险些。”拉贝对韩说明事态的严重性。
“谢谢先生。我一定安排好。”韩说着，眼眶都有些红了，“如果不是因为先生在，我不知道一家人到底会有啥命运。”
“我们生死共存。”拉贝拍拍韩肩膀，安慰他。
其实他们现在是相互安慰。佣人过来告诉拉贝：他所需要的注射胰岛素器械，已经全部煮好了，可以用一个月。
“您要准备这么多啊？！”韩一见那么多注射胰岛素的器械，惊讶地问拉贝。
拉贝说：“这也是战备物资。你想想：未来的一个月里，我这个主席不知忙成什么样？不准备好它，一旦身体出现问题，将带给安全区几十万南京市民的是什么呢？”
韩湘琳动情地说：“中国要是有先生这样的官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到我们首都来。唉！”
“轰隆——”这时，外面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拉贝很快通过外交渠道得知：有30辆中国卡车在出城后不久，遭受袭击而爆炸，运输车的40余人全部死亡。
悲也。这样的事在南京城内城外，此刻已经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因为全城都处于越来越混乱的逃亡状态。
拉贝迎来1937年11月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拉贝任主席的国际委员会正式对外宣告成立。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已经公布了这一消息。拉贝在这一天获得了一好一坏的消息：
传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已辞职，有的则说他被捕了。因为王自己不是军人，害怕不能承担当前的责任。
另一则消息是好的：斯迈思博士告诉拉贝，城里有6万袋米，下关那边有3.4万袋。
“天冷了，难民们恐怕还需要避寒的草席子等物品。”拉贝觉得这些事完全不应该是他考虑的，应该是那个马市长考虑的。
“他是市长，我只是个洋人、商人！”拉贝在韩湘琳等中国人面前半发牢骚地说。
“我看您马上要当市长了。”韩半开玩笑说。
“我？当你们的市长？国际玩笑！”拉贝自嘲地笑了。
20. 市长走了，洋人拉贝成了“南京市长”
这事被韩湘琳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