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委员会在此诚挚地请求将此消息转达给蒋介石将军：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欢迎停火建议。但由于唐将军必须奉命保卫城市，因此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问题须交最高统帅决定。南京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因为军事行动已经流离失所，还有20万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此紧要关头，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望迅即接纳该建议。
签名：拉贝
主席
12月10日，南京城内已经感觉时时在地动山摇。拉贝这一天的日记也是非常特别，有几个分段：早晨的、中午的和晚上的……而10日这一天的南京，其实是异常沉闷，沉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因为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已经向城内的守军通过飞机散发了“劝降”书，并且给了唐生智一天的时间回答。但以唐为首的中国守城军在松井石根规定的时间里没有答复。这样，日军便认为是中国军队没有投降的意思。于是，更加激烈的、南京最后的决战开始了——
拉贝的日记里记载了当日午夜后的情况：
午夜2时30分的时候，响起了猛烈的炮火声，其间还伴着机枪声。炮弹开始可怕地从我们的房顶上呼啸而过。我让韩先生一家以及我们的佣人们进入防空洞，我自己则戴上了一顶钢盔，头“最为高贵”，一定要完好无损。东南面起火了，火光将周围照得通明，前后长达数小时之久。所有的窗户不停地发出铮铮的响声，建筑物在炮弹爆炸的轰鸣中以几秒钟为一个间歇有规律地发出颤抖。五台山高射炮阵地遭到了炮击，同时也进行了还击，而我的房子就在这个炮击区域范围内。南面和西面也开始炮击。对这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稍微有些适应了以后，我又躺到床上睡觉去了。其实根本睡不着，只是打个盹。在日本人攻城之前，南京人大概都不可能闭着眼睛睡大觉了。炮火连天的夜晚过后，当第二天的晨曦微露，拉贝从床上轻手轻脚起来，拉开门窗的那一刻，他有些心怯，担心门外会不会有日本兵持枪顶着他胸前吆喝着“八格牙路”！
还算好。日本兵没有在门口站着。但屋里的水电全部停了。往大街上瞅一眼，“市长”拉贝有些不习惯：他的市民仿佛全都涌到了街头——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为了躲避炮火而向安全区转移的难民。
不知是喜还是悲。前些日子，拉贝等人整天忙着贴公告，插旗子，以标明何处是他们的安全区，现在看来，他的市民们完全清楚和熟悉哪个地方是“安全区”了。
“安全区”真的安全吗？在炮火连绵、势如破竹的日军进攻面前，拉贝突然反倒比过去那些日子少了几分信心，尤其是当他看到人群中夹着为数不少的士兵也跟着不顾一切地涌进安全区时，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就悬在嗓门口——多少次电文里和新闻发布会上，他作为国际委员会主席、一个一向标榜“说话算数”的德国汉堡商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世人声称他的安全区里没有军人！
不是在说谎吗？不是在日本军队面前明着说瞎话吗？这种说谎和说瞎话的结果是什么呢？拉贝不能不紧张，因为他知道日本军队等的就是这种结果：你的什么的安全区，原来是给败下阵的中国军队作庇护所！
死啦死啦的！
拉贝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喉咙里直冒烟。
“韩，你赶快组织人，到安全区里，务必让那些士兵把身上的枪和其他所有武器全部、一样不少地丢在地上，我们把它们收拢起来……”拉贝的嗓子瞬间失声，严重沙哑地叫来韩湘琳。
“先生要武器干吗？准备跟日本人干？”韩觉得奇怪，有些不明白。
这让拉贝更着急，跺着双脚冲韩说：“你傻！你等着日本人来杀我们？”
韩猛然明白了，连连点头：“噢——你是说等日本人来了，我们把没收的武器交上去？好的，我马上去办。”
“轰隆——”
“轰隆隆——”
安全区终于迎来了第一批日本炮弹的袭击。施佩林马上给拉贝报告了他所负责管理的福昌饭店的情况：有21人当场死亡，12人重伤。
“我自己的胳膊也被玻璃碎片擦伤，流了不少血……”施佩林同时还报告了安全区另一个地方——一所中学内的伤亡：13名学生在炮弹攻击中死亡，20多人受伤。
“我马上去安全区检查！”拉贝知道接下来的伤亡会更严重。他叫上马吉牧师，两人坐上车子，行至山西路广场附近，见不少士兵在那里挖壕沟等工事。问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唐司令的命令“不准在安全区内从事军事行动”，士兵们根本不理睬他这洋人。在中山路，更多的士兵在长官的指挥下，正在扛沙袋做路障，树木被大片大片地砍断横倒在路中央，并且用铁丝网联结着。拉贝与领队的军官交涉，军官尚算客气，但坚决地回绝拉贝“停止军事行动”的请求，说：“日军马上要攻城了，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坚决地抵抗到底！”
拉贝无话可说，心想：要真能抵抗得了，他作为一战的老兵，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干，但他绝不干痴心妄想的蠢事。
晚上依旧如故的“新闻通气会”还按时举行，可惜除了拉贝他们几个国际委员会成员和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外，再无其他人参加。
记者没有从拉贝他们那里获得任何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斯迈思向在场的记者们报告了委员会成员在安全区抓到一个小偷。没事可做的记者们对此事反而有了兴趣，纷纷打听拉贝他们这个委员会如何处置这样的小偷。
是啊，我们该怎样处理？拉贝等有些不知所措。国际委员会对所有难民们的事一一有了事先的安排，唯独关于安全区内出现小偷这样的“违法”行为缺乏处理预案。
“我们没有法务机构。南京市所有的法院现在业已关门，怎么办？”最后几个聪明的洋人一商量，宣布道：根据国际委员会临时“陪审团”审议，判处该小偷死刑。
“哇！”记者们一片哗然。
拉贝紧接着又宣布：根据目前战时的南京市内缺少监狱和监押设施，对此小偷减刑为24小时拘留期。
“啊——”又是一片哄笑。
连拉贝他们都笑得前仰后合。其实，因为连拘留所都没有，这个小偷很快就被释放了。
12月12日。一整天内，拉贝如同一名警察，一会儿在安全区的左进出口查问和挡着那些看上去像军人的男人们，希望他们自觉地将身上的武器扔掉，当然能不进安全区最好，一会儿跑到右边的进出口指挥那些老弱病残和妇女们进安全区内……他发现，即使他有十条胳膊、十条腿，也无法在如潮水般的难民队伍里做成几件事。
听天由命吧！
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变得无所适从，曾经有过的狂奔乱跑现象也似乎一下停滞了下来：原来市民们和败下阵来的守军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死亡，还是活路？活与死，都是一样，都不属于他们自己能定局的……
多么可怕！拉贝第一次感到恐惧：原来人没了任何可想的时候才是真正可怕呀！
拉贝突然觉得自己也不知该干什么了。他回到自己的屋里后，不停地将药品放入皮包内，还有洗漱用的工具，似乎明天也要被日本人抓到什么地方去度苦狱一般。反正，像个小丑似的。“表演吧，小丑！全都成了小丑！”日记里他这样说。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地动山摇，六朝古都的所有城门仿佛都在开裂……
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把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
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俩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
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来了，他是我们安全区的财务部长。“我的天，你来干什么？”我激动而紧张地对他说。“只是来看看你们。”他说得平静。然后又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未使用过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你说要不要？”我快要疯了，说：“都什么时候了，克里斯蒂安！”“如果你不反对，那明天我让他到我们办公室来办此事。”克里斯蒂安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感慨万千：国际委员会有这样的伙伴，我们还怕做不出一些伟大的事吗？
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储藏煤的地下室外安置了3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这是南京大屠杀前夜的拉贝日记的部分内容。他这个“市长”院子里所安置和保护的200多人，在炮火的光亮中正向没有日本鬼子的最后日子告别。
第二天，他们迎来的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页——南京大屠杀的黑幕，伴着日本军队的铁蹄声，正徐徐拉开……
21. 屠刀下的“安全区”
“叽——咚！”13日一大早，拉贝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惊醒，随即连续不断的同样响声充斥在他的耳畔。
“有没有人伤亡？”拉贝迅速穿上衣服，走下楼梯，奔跑到一层和院子里询问。小客厅和院子内已经挤得满满的，绝对不是昨晚的200人。
“应该有300来人了！”佣人告诉他。“要统计出准确数字，一一统计起来。”拉贝命令佣人。
此刻的街头，天上乱飞的炸弹如冰雹般倾泻而下，四周的房屋已有多处在燃烧……孩子哭，大人叫，平民们纷纷向拉贝的院内拼命地涌来。
“你告诉他们再往前面走，就是安全区了。我这儿住不了多少的，他们必须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去。”拉贝担心他的院门什么时候被潮水般涌来的难民挤塌了。
无处可逃的一对老年夫妇拉扯着七八个看样子是他们儿孙的人，跪在拉贝面前请求进他的院子。“进吧！只许你们这一家进，其他的请往安全区那边走！十来分钟就可以到了，现在日本军队还没有全部进城，你们应该有个更安全的地方。快往那边去！”拉贝的身子贴在院门上，劝说着数以百计路经他院子的难民们，尽管他知道他的劝说并不十分有效。
“形势不可预期，我要到委员会的总部去开会。”拉贝再次命令佣人，“什么时候都不要开门。如果有日本军人来，你们就把这面旗帜举起来，这就行了。”他指指铺在院子里的那面“纳粹”国旗，好像这就是护身符，并且是唯一的。
“日本军队已经要全面进城了，眼下最严重的是大量伤员的出现，我们红十字会成立的事情不能再等了，所以今天正式宣布成立……”耶鲁大学毕业的传教士马吉先生在13日这一天是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来宣布上述消息的。他进而指出，未来的南京城内，将是救济难民最紧迫的时期，一切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都存在，期待各理事会成员能够发挥作用。
拉贝也被选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马吉告诉拉贝，前一天他运送前线的中国伤员途经首都剧院的包扎中心时，一颗日本军队打过来的炸弹正好落在街头，至少11人当场死亡。“后来我们路过金陵大学附近时，在华侨路见一处房屋也被日本炮弹击中，起码有20人被炸死，其中有七八个人是被炸弹的气浪抛到街上摔死的。一对可怜的老夫妇哭得死去活来，他们33岁的儿子脸上被炸了一个洞，躺在那儿已经死去了。今天早上我向总部过来的路上，则看到更多的中国军人被打死在工事里……安全区也未必安全。许多败下阵来的中国军人他们拿着枪，又不知干什么，有的就往安全区里躲，这让进城的日本军队看见后麻烦就会更大。”马吉提醒拉贝。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拉贝一听这话，脸色特别阴沉，“走吧，我们去安全区看看。”他叫上助手，驱车向他所担心的地方驶去。
大街上，呼啸的子弹和炸弹不时在头顶上飞过。挂有红十字会和德国国旗的车子，左闪右避着穿梭在大街小道上。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门口，横七竖八的伤员躺满一地，他们都在等待设在里面的一所军医院的救治。
车至上海路段，一队日本兵用枪拦住拉贝他们的汽车。一个懂德语的日本兵知道拉贝的身份后，勉强对他的车子放行，并且告诉他，他们的军官也会马上进城。“马上绕开他们，抄小道走！”拉贝一面装着与日本兵打招呼，一面悄声告诉助手赶紧开车走小道。
“坏了！他们怎么还拿着枪乱晃呀？”沿途，拉贝迎面遇上了3个分队的中国士兵。他赶忙跳下车子，要求他们马上放下武器。“否则遇上日本兵会把你们全部消灭的！快缴械吧！”拉贝喊道。
“为什么缴械？我们不！我们要同小日本鬼子拼杀一阵！”士兵们不干，尽管多数人听了拉贝的话觉得有理。
“你们必须缴械，否则你们所有人的生命都不能保证！”拉贝说。
“你们的安全区不是安全吗？让我们进去吧！”士兵们围住拉贝，一个个用乞求的目光看着这位洋人。
拉贝扫了一遍这些可怜的中国军人，直着大嗓门说：“安全区不为军队提供庇护，尤其是你们现在这个样。我必须保证对平民的安全负责。”
这话不知起了什么魔力，士兵们立即纷纷扔下武器，有的则像变戏法似的把军装脱下扔到旁边的水沟或垃圾堆里，然后嚷嚷着请求拉贝放他们进安全区。
“那么你们就往前走，到外交部和最高法院去！”拉贝只好这样说。
“为什么让我们到那儿去？”士兵们不知拉贝指的两个地方已经变成了难民区，所以一听说到“最高法院”便紧张起来，直到拉贝解释清楚后才放心地往前走。
在铁道部门口，拉贝又遇上了同样的中国军人，有400多人。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劝说他们先放下武器。但有一名军官不同意，认为洋人的“馊点子”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只见这位军官骑在马上，突然端起手中的卡宾枪，向四处猛烈扫射，末后说：“我们决不投降！”
拉贝觉得无奈，又无法阻拦这样的军人。“但，你们若要进我们的安全区，就必须缴械，否则我绝不会同意你们进去！”僵持几分钟后，多数士兵表示服从拉贝的建议，将手中的枪械扔在地上，然后向安全区逃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我把他们害了！”拉贝不曾想到，他苦心劝说中国士兵和军官们缴械的结果是，让日本兵在过后的日子里轻而易举地将这些赤手空拳的中国军人们统统地抓起来，活活地枪毙了。这是后几天里发生在南京大屠杀里的主要一幕，它十分惨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