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人大被江青一伙视为他们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良机。周恩来成了他们“组阁”图谋的最大障碍。
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围攻周恩来。进去送水的服务员吓得把茶杯掉在了地上。
“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江青等人煽风点火“批林批孔”，矛头直指周恩来。周恩来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
周恩来抱病飞长沙。毛泽东一锤定音，把重权交给了邓小平，挫败江青的“组阁”梦。
四届人大被江青一伙视为他们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良机。周恩来成了他们“组阁”图谋的最大障碍。旨在打倒周恩来的一系列动作开始了。
在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令无数历史研究者异常着迷的一次会议。
它是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中筹备时间最长的一次代表大会。从 1969 年九大后，几度启动，几度中断，迟迟难开。其间曲折，意味深长。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着手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并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宪法修改工作；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但5个月之后，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突然发难，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四届人大的筹备进程很快就被中断。
1971年，中断了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继续进行。当9月份周恩来接连开会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叛逃事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再次被中断。
或许是它的迟迟难开，也就预示着它是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大会。
1973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刚落下帷幕，四届人大又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党的代表大会完成了党的中央机构组织和人事安排。人民代表大会要完成国家机构的组织和人事安排。
此时，毛泽东几次讲，文化大革命搞了8年了，以安定为好。他想通过这两次会议，完成全部党政军的人事安排。鉴于自己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后事。因此，十大一结束，他就催促抓紧筹备召开四届人大。
9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商定：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有关代表名额的调整，由中央指定的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处理；关于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拟选几个重点单位试做修改。会议还决定：为加紧筹备工作，在政治局内成立组织小组、宪法修改小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等三个小组。组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吴德、汪东兴为组员，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张春桥为代组长，江青、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为组员，负责宪法的修改、整理工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任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为组员，负责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于近期提出报告要点大纲。以上三组工作，均需在10月5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把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并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
然而，事情哪会有顺利可言？！
对于“四人帮”一伙而言，四届人大要进行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这又是一个他们攫取国家权力的大好时机。
在十届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的领导阵容是：
党的主席：毛泽东；
党的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从这个阵容看出，虽然政治局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老同志，但中央文革江青一伙攫取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四人帮”全进了政治局，王洪文和康生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张春桥、康生进了常委会。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和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势力两大阵容。
应当说，中央文革一伙通过十大攫取了党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并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他们洋洋自得，不可一世，对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的国家权力分配垂涎已久，势在必得。尤其在王洪文当上了筹备四届人大组织小组组长时，更是图谋要完全任由他们来“组阁”。
然而，江青一伙也知道，要实现由他们来“组阁”，横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周恩来。换言之，要实现他们的“组阁”图谋，必须彻底扳倒周恩来。
由此，江青一伙绞尽脑汁，开始了旨在打倒周恩来的一系列动作。
毛泽东对周恩来同基辛格的会谈表示不满。江青等以为“倒周”的时机倒了。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围攻周恩来。进去送水的服务员吓得把茶杯掉在了地上，哭着跑了出来。
正当周恩来紧张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时，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中国访问。这是基辛格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访华。其目的是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合作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要求美方“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暧昧，强调有困难，还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对此多少有点不满。
接下来，周恩来同叶剑英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对基辛格说：我们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好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方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方已草拟了文本）。不论采取上述两种方式的哪一种，都需要在美国的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热线，以便在几分钟之内让你们得到消息。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会谈进行得相当艰苦。周恩抱着大量便血的重病之躯，连续地与基辛格昼夜会谈。应该说，这次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同意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事先已经毛泽东及在北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圈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是基辛格提出的关于中美之间建立热线的问题，毛泽东听取了有些人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态度软弱了，说了错话，犯了错误。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成员开会，以批评的口气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毛泽东还建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江青一伙以为“倒周”的时机来了。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激动地站起来与江青争辩。
次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违心地检讨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让周恩来过关。“四人帮”也绝不会放过这样一次打倒周恩来的机会。
从11月21日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人乘机对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围攻：
“这次中美会谈简直就是丧权辱国，比李鸿章还李鸿章！”
“这次中美会谈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投降主义！”
“我们党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严肃地讲，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你周恩来就是错误路线的头子！”
“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
……
好家伙！此时，套用毛泽东批评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时说的一句话“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点也不过分。气焰之嚣张、气氛之紧张，前所未有。会议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开水，听到了他们指名道姓地斥责周恩来，惊吓得把茶杯掉在了地上，哭着跑了出来。这名服务员也因此失去了为政治局会议服务的机会，连打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于这次政治局会议，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担任卫士的高振普有着清楚的记忆：1973年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场设在东大厅。东大厅这个地方不止一次地召开重要会议。和往常一样，我们把总理送至会场门口，把文件包交给他，就守候在会议室外面。会议时间很长，这并不奇怪，因为政治局开会哪一次也得五六个小时。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那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了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再叫送吃的。我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想不出原因，只是等在外面干着急。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近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你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他的语气很低沉。
“饿吗？”
“不饿。”
……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羹，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这几天，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人谈话；这几天，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这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事出在总理身上。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有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说：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子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唏嘘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想以此劝她不要哭。
“张大夫，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干眼泪，一会儿你还要进去工作呢。”
我担心她的哭声一不小心被外边的人听到了，对她和我都不利，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
我在工作间里为总理用开水加温中药汤剂，请服务员送进去。我好容易把那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丫头。她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声点。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我的确服了她了。这广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胆。自然，就像后来她也跟我说过，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
以上两位亲历者的回忆，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处境。周恩来是一个善于克制自己感情的人，但就是善于克制自己的周恩来，也在工作人员面前表现得这样低沉，不吃不喝，可见面对江青等人颠倒黑白的嚣张，他是多么愤懑，多么难受！只因为江青等人手中握着毛泽东的令箭，周恩来只能痛苦地忍受！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是周恩来的品格。
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很快就发觉了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搞得太过。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一方面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但同时又批评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对于江青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同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毛泽东像是有意趁此机会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根据会谈记录，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制止了江青一伙借机打倒周恩来的企图。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戛然而止。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批周’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实质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机闹事，结果也被毛泽东批了一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
毛泽东心里的政治，就像他神奇的军事战略战术一样，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江青等人煽风点火“批林批孔”，说“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周恩来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毛泽东批评江青“形而上学猖獗”。
历史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1974年。
借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之机图谋“倒周”的江青等人虽然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个大钉子，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组阁”心切的他们还在积极寻找机会，伺机而动。
1974年刚开始，他们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矛头对准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
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对于全党全国人民来说，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来得是那样的迅猛，那样的突然。周恩来毫无任何思想准备。
1974年元旦，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给毛泽东书面报告年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情况，商定当前要做的三件事是：（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去年12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
报告中只提到“批林整风”，而没有提及“批林批孔”。
然而，江青一伙早就在酝酿着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阴谋。
江青等人又是如何找到个“批林批孔”的战机呢？
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几次谈到评法家批儒家的问题，并写了《读&；；lt；封建论&；；gt；呈郭老》的诗。这首诗的开头四句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教名高实秕糠。”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还向江青念了《读&；；lt；封建论&；；gt；呈郭老》的诗。
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毛泽东谈评法批儒是针对社会上那些怀疑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反对开历史倒车。但他并没有把“批孔”提到中央的全盘工作中来考虑，更没有说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这可以从十大及其以后中央的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林批孔”的内容来得到印证。
但是，一直在寻找时机打倒周恩来的江青等人却从毛泽东评法批儒的谈话中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周恩来不就是党内的大儒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批儒”来“批孔”，从而把攻击矛头一步步引向周恩来。
江青在接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成员时还指桑骂槐地说：“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党内就有，党内外都有，林彪就是最大的儒，现在一定有儒……”
出于这样的阴谋，1973年下半年，他们组织写作班子，连续炮制大量“批孔”、“批儒”的文章，搞恶劣的影射史学，竭力把“批孔”、“批儒”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中来。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署名罗思鼎（罗思鼎当时是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文章借批“宰相”、批“折中主义”、“反复辟”，影射攻击周恩来。
江青说：“这篇文章的好处，就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
第11期《红旗》杂志还发表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文章写道：“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
11月16日，《学习与批判》第3期发表《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说：“延续了2000多年的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和形式继续进行着。”文章第一次提出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荒谬观点，为“四人帮”揪“现代大儒”制造舆论。
12月16日，《学习与批判》发表《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lt；盐铁论&；；gt；札记》。文章借批判霍光和丞相田千秋，影射攻击周恩来。
1974年元旦，江青等人控制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林是批孔的一个组成部分。”
将孔老夫子与机会主义联系起来，又将“批孔”与批林彪联系起来，江青等人生拉硬扯，完全是别有用心。
江青等人还暗中操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参与编写这一材料，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迟群后来夸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1973年下半年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
对此，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全蒙在鼓里，事先一无所知。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将《林彪与孔孟之道》送毛泽东，并附信建议向全国转发这一材料。
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转发。”
毛泽东同意转发这份材料，不仅因为林彪私下说过赞赏孔孟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这场变革受到不少人的抵制，这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批判孔孟，肯定法家，可以进行一次政治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更好地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1月18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江青一伙的导演下，就这样开始了。为了将运动迅速推向高潮，江青一伙四处活动，极力造势。
1月13日，在得知毛泽东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后，江青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连夜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写信，要求空军开展“批林批孔”。
江青还把迟群、谢静宜等召集到钓鱼台谈话，要他们分别到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江青说：“毛主席在1973年与我曾谈过批孔的问题，我向政治局传达后，周总理没有主持讨论。”
“我要替毛主席抓大事，抓典型，协助主席抓好批林批孔工作。共产党不批孔，岂不是怪事？批孔，军队进行得最差劲，不检讨我是不答应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批孔啊？”
江青越说越得意，声音越来越高：
“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你们就是我的炮队。现在我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我给你们找地方去开座谈会，去放炮！”第二天，迟群、谢静宜等就到了南京军区防化连和空军某师。谢静宜后来交代：“我们乘飞机到了防化连。连队立刻集合起来，先由迟群念了江青给防化连的信，讲了部分批林批孔的材料，传达了江青的原话。防化连同志立即表决心，喊口号，感谢江青对他们的关怀。”
1月22日，迟群、谢静宜等回到北京向江青汇报。江青听后兴奋地说：“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你们真是马到成功！”
“西沙打胜仗，我们也是在打仗，打的是一场政治思想仗。来，为我们的胜利干杯。”江青还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23日，江青给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写信，要求“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
24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要求驻京部队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还先后给海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的领导机关，外交部、社科院、四机部等单位写信送材料，为“批林批孔”运动摇旗呐喊。
江青在一次会上吹嘘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
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
王洪文不愧是造反派出身，跑到总参谋部讲话，要求揭总参谋部的盖子，说：“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三。本该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家和亲人团聚的假日，但这天下午却要到首都体育馆去参加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这个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是江青一伙背着中央政治局一手策划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是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要开会的消息。
这个会的目的就是要对周恩来进行突然袭击。会前，江青对在这个会上要作主要发言的迟群讲了很多攻击周恩来的话。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叶剑英等于被领导、受指责的地位。
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现实。他们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于“小事”就要“变修”。
这些话，知情者都知道矛头是奔周恩来而来的。1973年7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并尖锐指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为此，周恩来主动向毛泽东检讨，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迟群甚至露骨地说：“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
意大利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他拍摄的《中国》并没有什么原则错误。
江青、姚文元在会上频频插话：
“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
“要反对折中主义”；
“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
江青等人所说的“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历来都是针对周恩来的。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迟群等人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的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这里讲的“走后门”，矛头所指是叶剑英。他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语。江青一伙提出“走后门”问题，是要利用人们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不满，打倒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领导干部，为他们的“组阁”扫清障碍。
那天年老体弱的郭沫若也到会了。江青几次点名批判郭沫若，说他“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态度，和林彪一样”，并令郭沫若当众罚站起来。气焰之嚣张令人发指。会后，周恩来派人到郭沫若家里，传达了保护郭沫若的几点指示。
在江青一伙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沉默以对，一言不发，脸色严峻。
当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耿飊在会上也被江青点名批判。会后，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住处，向周恩来倾诉自己的委屈与不满，说：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我，我真想辞职不干了。
周恩来扬了扬手：“耿飊同志，斗争是复杂的。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
周恩来的这三句话，使苦闷至极的耿飊心头豁然开朗。
周恩来的这番话，也是他自己和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战术。只要周恩来自己不倒、不走、不死，江青一伙的“组阁”梦就实现不了。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周恩来以竹子的坚韧，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他要等待转机。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就会施以重拳。
为了打倒周恩来，“一·二五”大会后，江青一伙还蓄意制造了一系列事端，进一步把矛头对准周恩来。
1月27日晚，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一起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突然，江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喝问总政副主任田维新是否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田维新一时记不起来。江青怒斥田维新，朝门外大声吆喝叫人把田维新的领章帽徽通通摘下来。江青此举是杀鸡给猴看。田维新当时是总政副主任，他列席政治局会议，负责军队高级干部的审查工作。林彪事件后，他协助周恩来，解放了一大批军队高级干部，招致江青一伙的极度不满。
1月28日晚，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指责《解放军报》1月17日刊登的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写得很坏”，《人民日报》可以写文章批判。这篇文章是根据周恩来、叶剑英1973年5月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精神写的，内容是介绍空军某部航空修理厂党委学习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搞好党委“一班人”团结的体会。文章的观点并无什么错误，江青等人之所以大动干戈，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随后，《解放军报》根据王洪文、姚文元的批示发表反驳文章，称《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篇文章“离开批林批孔的斗争大方向，来讲团结的问题”，“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强调谅解，倒很像是折中主义，很像是中庸之道”。在解放军报社干部群众“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当有人指责报社“不批林，不批孔，批了3年极左”时，张春桥公然说：“批‘极左’，就是批真正的左派，批群众，批文化大革命。”王洪文接着说：“这是苏修的调子，和苏修一样，和美帝一样，和蒋介石一样。”为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170多天。
2月6日，姚文元给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鲁瑛打电话，说：“运动有阻力，目前提出的思想问题，较多的是提出批林批孔要不要以及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联系实际就是要联系路线斗争的实际，你们要写些短的社论，问题要抓准，多写些，以促进运动的发展。”人民日报评论部没有领会姚文元的意思，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说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姚文元看了后，认为没抓准问题。到底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抓准了呢？几天后，姚文元对鲁瑛说：“刚才和江青、春桥同志研究，当前的评论可写批判‘克己复礼’，内容要写‘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姚文元这样做，矛头明显是对准周恩来。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1972年以来批判极左思潮，使各个领域呈现出生机，是“复辟回潮”，是“克己复礼”，要批判。于是，2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四人帮”反复修改的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我方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的工艺礼品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并指责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康宁公司这样做，只是一般的礼节往来，并没有什么恶意。江青这样做，是攻击批准引进这项设备的周恩来等，制造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外事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查清了事情真相，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挫败了江青妄图利用“蜗牛事件”诬陷周恩来等的阴谋。
2月15日起，刘庆棠、于会泳秉承江青旨意，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览，矛头直指周恩来。展出的18名作者的215幅所谓“黑画”，是周恩来为纠正对外宣传中的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创作用于装饰涉外宾馆和供外贸出口的美术作品。这事在前文已详细说过。1974年1月2日，姚文元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上说，诬蔑出口画是“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要“外贸部门和美术部门查一查，进行批判”。于会泳根据姚文元的旨意，派人到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荣宝斋、中国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用诈骗手段，搜罗所谓“黑画”。在展览的“前言”中还特别点出：“这批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他们的写作班子还抛出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竟然得到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
2月，根据江青的意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炮制出《孔丘其人》。此文用比附手法，刻画了一个“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71岁，重病在床”、鲁国“宰相”孔丘的形象，影射周恩来。为了影射周恩来，他们不惜违背历史，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一职加在孔丘头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对此文大加赞赏，认为写得“生动”、“通俗”，指令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此后，一系列旨在对周恩来搞人身攻击的文章纷纷出笼。《北京日报》发表的《从&；；lt；乡党&；；gt；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着胳膊”4个字。文章执笔人事后承认：“这是借批孔之名，对总理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
据王洪文交代，在1974年元旦过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指责周恩来：“毛主席提了几次批林批孔，总理不布置。总理，你也有孔老二思想。”
江青一伙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其矛头所向，既不在批林，也不在批孔，而在批“周公”，借以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阻碍他们实现“组阁”梦的老干部。他们的上蹿下跳，煽风点火，使得本来趋于平静的全国局势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制造事端；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经济生产受到严重干扰。以铁路运输为例，全国20个铁路局，完成计划任务的只有7个，铁路货运量比上年同期下降2.5%。煤炭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6.2%，钢铁产量比上年同期下降9.4%。
周恩来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仅仅是针对他本人，他可以心底无私天地宽。但是，江青一伙煽起的“批林批孔”已经危及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周恩来就必须考虑抓住时机进行出击了。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的所作所为，也有所不满。召开“一·二五”万人大会及迟群、谢静宜等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大会结束后，江青要求复制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下发全国播放。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还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的行为。
2月5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规定军队系统要害部门不搞“四大”，由党委统一领导运动；野战军部队不另成立战斗队，不搞外出串联。
次日，周恩来针对“一·二五”大会后一些地方和机关大批“走后门”的情况，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此前，叶剑英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
这段时间，毛泽东连续高烧，身体不适，眼睛视力也很模糊。
2月15日，毛泽东支撑起病体，写下了一段长长的批示：“此事甚大。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谈批林批孔。小谢（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还特意批示，将他的这些话印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周恩来迅即将毛泽东的批示印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江青得知后大怒，责问周恩来：“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
“是主席叫我印发的。”周恩来平静地拿出毛泽东的批示交给江青。
看到毛泽东的批示，江青这才哑然。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江青一面检讨，一面又千方百计，几次要求面见毛泽东。江青之所以要面见毛泽东，无非是要在毛泽东面前表表自己的发动“批林批孔”的“功劳”，讨得毛泽东的一点同情，来以此反制周恩来等人。
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非常微妙。“文革”开始，毛泽东为了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对江青是比较信任和倚重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倒行逆施，没有毛泽东对他们的信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对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的贯彻是得力的；而周恩来等一批老干部却对他的有些思想是有抵触情绪，贯彻不得力。但是，毛泽东对江青也有许多不满。随着江青所作所为的不得人心，毛泽东对她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从1973年开始，毛泽东就很少见江青了。因此，对于江青这时三番五次要求见面，毛泽东照例是两个字：不见。非但不见，而且还写了一封长信，狠狠地批了江青一通：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但江青一伙依然我行我素。
6月15日，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江青暗示说：“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就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
江青还对写作班子成员交底说：“现在外电评论说，中国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
江青此举无疑是公开表示周恩来就是她所指的“现代的儒”。
江青还到天津的一些工厂、农村、部队讲话，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
在天津小靳庄，江青对一个叫周福兰的女社员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改名叫‘周抵周’或‘周克周’，就是抵抗奴隶主义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我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
江青的表演未免有点太露骨。
在7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严厉点名批评江青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毛泽东还指着江青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说：“她算是上海帮呢！你们（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针对江青总是以毛泽东代言人的姿态到处发指示，毛泽东两次郑重声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江青这回是栽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江青一伙攻击周恩来的活动不得不表面上有所收敛。但是，“四人帮”决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从心底里更加仇视周恩来等人，一有机会，就会跳出来挑衅。
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围攻邓小平。周恩来托人给毛泽东带话：风庆轮事件并不是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
1974年6月1日，自1972年春发现膀胱癌以来一直抱病超负荷工作的周恩来终因病势沉重，住进了解放军 305医院。从此，周恩来就在医院中走完了他一生中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暗自欢喜。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
1974年国庆节刚过，在武汉的毛泽东要秘书打电话告诉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将这一意见转告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王洪文没有立即将电话内容向周恩来传达，却先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就等于确定邓小平是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对急于由他们来“组阁”的江青一伙来所，这无疑是当头一棒。
周恩来心中舒了一口气。10月6日，周恩来约邓小平谈话，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江青一伙却暴跳如雷。10月6日晚上，江青急匆匆地来到解放军305医院，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江青不顾周恩来虚弱的病体，和周恩来整整磨了两个小时。但对江青提出的“意见”，周恩来就是不表态。
对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王洪文后来交代说：“（1974年10月6日）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去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在周恩来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江青等人又妄图从别的地方寻找他们的突破口。
这时，他们找到了“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1974年5月，交通部干部李国堂、顾广文奉命到“风庆轮”上分别任政委和宣传干事，协助该轮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起航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国务院在造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对此，李、顾二人予以了驳斥，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当“风庆轮”9月底回到上海后，“四人帮”指使在上海的亲信炮制了一份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材料，诬告李国堂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并把这份材料送到北京。
江青等人围绕“风庆轮”问题做文章的原意是借批“崇洋媚外”来批周恩来的。因为周恩来针对当时的情况积极主张从国外买一批船只。1963年，周恩来就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我国远洋运输船队建设。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又明确指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便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周恩来批准了个计划。曾担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顾明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恩来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
但是，当邓小平被毛泽东提议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进入实质操作期后，“风庆轮”事件就被江青等人作为射向周恩来及其为首的国务院、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重磅炮弹。
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风庆轮”事件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大事。从此也可看出，“四人帮”手里确实拿不出什么牌了，为了打倒周恩来、邓小平，实现他们的“组阁”梦，只能不顾一切地抓住这种小事大做文章。
他们把“风庆轮”事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批示将《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这份材料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而后又授意《文汇报》、《解放日报》在10月1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文章还说，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都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
10月13日，江青在刊载有《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写下了一大段批示：“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思想，不向他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同日，王洪文紧随江青之后，也批了一段话：“完全同意江青同志意见。我已在10月13日告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批判。”
张春桥批示：“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姚文元也写了一大段批语，说：“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江青一伙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挥舞“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棒，其目的是打向周恩来，更是打向周恩来住院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份材料在政治局传阅。周恩来、邓小平也圈阅了，只是在名字上画了个圈，未表示任何意见。
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意见。
江青一伙不肯罢休。他们的目的还没达到呢！
10月17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借所谓“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进行突然袭击和围攻，逼邓小平表态。
江青恶狠狠地说：“李国堂是国务院交通部的一个副处长，你们别看他官不大，来头可大呀。他有后台，我有证据，李国堂的后台就在国务院。”
一旁的邓小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江青又挑衅性地问邓小平：“小平同志，总理住院后，国务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你不讲话不行，你要向政治局讲清楚，国务院为什么要派李国堂到风庆轮上当政委？”
邓小平说：“我已经圈阅了。”
江青以命令的口吻说：“圈阅了算什么态度？你要表态。”
“那我还要调查！还要调查！”
“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
面对江青的咄咄逼人，忍无可忍的邓小平愤怒地站了起来：“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嘛！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不能强加于人嘛！这样政治局怎么合作？”
真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江青先是禁不住怔了一下。邓小平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这样顶撞江青，是江青没有料到的。接着，江青暴跳如雷，跳着脚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和谩骂。
张春桥、姚文元也一起加入对邓小平进行围攻。
邓小平愤然退场。
会后，江青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召集到钓鱼台密谋对策。江青说，她之所以发火是因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态。风庆轮虽不大，毕竟是中国造的，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
张春桥说：“我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江青提出要王洪文抢在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去见毛泽东之前，先到长沙去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等在京的主要领导人，乘专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按照在北京同江青等人商量好的口径，王洪文恶人先告状。他危言耸听地对毛泽东说：他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王洪文还说：周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往来，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表态。这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为风庆轮的事与江青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那一套。邓小平情绪那么大，与最近在参谋长人选和总政主任人选问题上有关。
王洪文还不忘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吹捧了一番。
毛泽东有着何等的政治智慧！他早已明白王洪文此番“冒着危险来”的来意。听完王洪文的话后，毛泽东严厉批评说：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性强，会打仗呢！
王洪文还想说几句，毛泽东扬了扬手，制止了王洪文，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呢。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彻底地碰壁了。非但没有半点收获，而且还让毛泽东觉察出了他们的“组阁”意图。
王洪文当即垂头丧气返回北京，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本来应该就此打住了，但他们还不甘心，又把希望寄托在陪同外宾前往长沙见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身上。他们知道王、唐二人在毛泽东面前说话较灵。
就在王洪文返回北京的当天晚上，江青等四人一起约见王海容、唐闻生。
江青说：“10月17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风庆轮问题，邓小平和我发生争吵，然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小平和总理、叶帅是搞在一起的。”
张春桥说：“邓小平跳出来不是偶然的，这次会议邓小平与江青同志争吵是‘二月逆流’的重演。国内收支和对外贸易中的逆差，都是国务院领导人崇洋媚外造成的。”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把这些情况都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病重住院，没有参加17日的政治局会议，但他从不同的渠道掌握到了那天的会议情形。周恩来非常清楚，江青一伙这次行动完全是冲着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意在阻止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4日，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显然是让邓小平接替自己的安排。这对急于篡夺国务院领导大权的江青一伙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们又怎能不狗急跳墙？眼下的对策是：一方面，只要邓小平坚持站住不倒下就是胜利，尽量避免与江青一伙发生正面冲突，不给他们作乱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在外地的毛泽东了解事情的真相。在这个时候，这种问题上，毛泽东的意见是最为关键的。
10月19日，周恩来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305医院谈话。
周恩来对她们说：风庆轮事件并不是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江青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小平同志已经忍了很久了。
此时，王海容、唐闻生对江青等人的做法也很反感。
10月20日，王、唐二人陪外宾飞长沙见毛泽东。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天来北京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江青、周恩来同她们的谈话，并表示了对江青等人的不满。
毛泽东听后批评了江青，说：风庆轮问题本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纪登奎已经在办，江青不应该那样做。
毛泽东还对王、唐二人说：回去告诉总理，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名单。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这样一来，毛泽东明确地把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这三个职务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这无疑给江青一伙的“组阁”梦以毁灭性的打击。
周恩来抱病飞长沙。两位老战友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作最后的敲定。毛泽东一锤定音，把重权交给了邓小平。
王海容、唐闻生从长沙带回来的指示给了周恩来莫大的欣慰。周恩来连续十几天在医院分别约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政治局委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信中说：“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还在信中汇报了自己的病情，说：“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然而，对利令智昏、权欲熏心的“四人帮”来说，四届人大被视为他们抢夺大权、安插党羽的天赐良机，岂能就此轻易放过？就在周恩来受命于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之际，江青也积极活动，到处插手“组阁”。
11月12日、19日，江青两次写信给毛泽东，一是提出要让谢静宜当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等要求；一是伸手给自己要官。均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写下了三个“不要”：“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利令智昏到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由于毛泽东当时对人大委员长的人选还在酝酿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的批评，对保证周恩来挫败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和使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周恩来抱病在医院分批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拟定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
12月14日，周恩来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写信给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建议在现有名单的基础上，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
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12月15日、16日，召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等参加。
12月16日，召集会议，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邓小平、李先念等参加。
12月18日，同邓小平谈话。同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12月20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参加的会议。
对于一个重病在身、经历过几次大手术、身体极度虚弱的古稀老人来说，周恩来凭自己的党性和意志，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在作最后的奋力一搏。
纪登奎回忆说：“总理在动了两次手术后身体很弱。从1974年10月下旬起，他在305医院分别找人谈话，征求意见，我去了7次。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12月20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又将原稿交回烧掉。总理为什么要做得如此严密？因为要不留任何痕迹，警惕‘四人帮’插手。”
12月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四届人大即将产生的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等。
会上，江青、张春桥等竭尽全力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
考虑到教育的重要性，周恩来坚持教育部不放。会后，他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文化部、体委可做些让步，教育部以周荣鑫出任部长为宜。
会后，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在第一名单方案中，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12月22日，周恩来再次召集部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21日所拟的两个方案名单。经过协商，又产生出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三个方案。
由此可见，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尽管有毛泽东的指示，但在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有悬而未决的分歧。
剩下的就是等待远在长沙的毛泽东的最后拍板敲定了。
北京12月的深夜，异常干冷。从塞外呼啸而至的西北风夹裹着沙土在北京上空肆虐飞舞。极度虚弱的周恩来躺在床上思虑重重，难以入眠。毛泽东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权交给了自己和王洪文，如果自己不能到长沙，那只有由王洪文一人去汇报了。然而，江青一伙还把最后的希望押在了由王洪文一人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这张牌上。多年的政治生涯使周恩来太知道政治舞台上的瞬息万变了。稍有疏忽，往往就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自己的生命安危是小事，共和国的权力交由谁来掌管是大事。
周恩来决定亲自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这时，周恩来再次便血，需要马上治疗，不宜出行奔波。周恩来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叶剑英、邓小平望着已经历了10余次大小手术的周恩来，心里很是难过。但他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周恩来才能担当此任。这除了周恩来是负责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原因外，更多的还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有周恩来那独特的细致、缜密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在毛泽东那里，谁能把问题讲准、讲透，谁就能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除了在心底里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和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小组来保证周恩来南行的绝对安全外，似乎也别无其他更好的选择。
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再三叮嘱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12月24日中午，在经过精心挑选的一个医疗小组的护送下，周恩来在西郊机场被搀扶上了一架空军的飞机。一位当年护送周恩来去长沙的机组人员汪云回忆说：
“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了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到达长沙。晚上，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
在周恩来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后，毛泽东说：“你们两位在这里，让小平在北京管事。”
“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周恩来回答说。
毛泽东还提议：“小平还要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从这天起，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3次谈话。
毛泽东再次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王洪文红着脸说：“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
周恩来在一个小本子上快速地记着。
毛泽东继续说：“说总理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都是不对的。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洪文，你也要写检查呢！”
王洪文赶紧点头：“我有错误。”
话题转到了邓小平身上。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并指了指王洪文说：“Poitics（政治）比他强，他没有邓小平强。”
王洪文像泄了气的皮球，事先在钓鱼台策划好的阴谋全都魂飞魄散。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明白是指邓小平，便顺着说：“人才难得。”毛泽东点了点头。
气氛对周恩来极为有利，他趁势向毛泽东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毛泽东点了点头：“可以。”
周恩来在小本子上快速地记着，眼中流溢出明显的喜悦。
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恩来啊，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就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去顶。”
毛泽东还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人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张春桥被提议兼总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在长沙逗留了5天。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81岁生日。周恩来第二天就要启程回北京了。
这天晚上，准确地说是27日凌晨，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恐怕是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生前的最后一次促膝长谈。
两位老战友就党和国家领导人人员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几个悬而未决的人事安排问题最终得到敲定。
大事已定，周恩来如释负重。27日晚上，轻松愉快地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整理出了毛泽东长沙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并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 25 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项名单。
接下来的进展完全如周恩来所愿。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筹备了五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周恩来仍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国防部长为叶剑英，国家计委主任为余秋里，国家建委主任为谷牧，教育部部长为周荣鑫，铁道部部长为万里，交通部部长为叶飞，财政部部长为张劲夫，石化部部长为康世恩。文化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分别是属于江青一伙的于会泳和刘湘屏。
这次会议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
至此，基本形成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政治格局，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这对以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又有着何等至关紧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