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高从诲、孙光宪、梁震（臣光曰113）
唐之后有五代十国，大体也是分南北。五代加一个北汉，在北方，余下的九国在南方。此时的南北约以淮河为界，并不是长江。后唐就横跨江南江北。荆南国尽管小，也是控制长江中游的水陆要冲。
荆南国又称南平国，开创者是高季兴，后梁开平元年（907），任荆南节度使。后唐同光二年（924），后唐庄宗封高季兴为南平王，史称荆南或南平，实际控制以荆州为中心的湖北江陵、公安一带地区。宋太祖建隆四年（963），第五主高继冲纳地归降，荆南国灭亡。一共历五主，前后凡五十七年。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12月，高季兴病死，其子高从诲继位。高从诲人称“高赖子”，意即耍无赖的人。这个雅号的取得，亦与荆南的地理位置有关。
荆南虽地狭国弱，但却是南北的交通要冲，其首府荆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刘备向东吴借荆州，有借无还，而关羽大意失之，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刘备为二弟报仇，执意出师伐吴，最后殒命白帝城，皆因荆州而起。
其时南汉、闽、楚皆向后梁称臣，而每年朝贡路线，均得假道荆南。高从诲便做起了“此路是我开”的买卖，扣留过往使者，劫其财物。而一旦对方遣使问责或派兵征讨，他又立马原物奉还，并深刻检讨，请求饶恕。高从诲还先后向后晋、辽、后汉及吴、楚、蜀、闽、南汉等政权称臣，只要肯给他“红包”——岁赐。邻国因此瞧不起他，就糊了这顶帽子。
新旧《五代史》，皆未有记载高从诲诸人有什么善举。但司马独具慧眼，他编《通鉴》的取材往往不拘泥正史，只要合情合理可信，传奇小说也不放过。他在《与范祖禹书》中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于是还真搜到高从诲的一些可信资料，使得这个人物形象越发丰满起来。这是司马光写史的独到之处，亦是《通鉴》的可贵之处。
《通鉴》载，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亲礼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梁震称呼高从诲为“郎君”，因为他是高季兴的老部下，又是布衣交，按当时习俗，门生故吏呼其主之子为郎君。可见梁震与高家之间的关系。
高从诲羡慕楚王马希范之奢靡，称他为“大丈夫”。孙光宪当面批评说：“彼乳臭子骄侈僭饧，取快一时，不为远虑，危亡无日，又足慕乎。”高从诲感悟，遂减损吃喝玩乐，腾出时间来读书，自是“省刑薄赋，境内以安”。
梁震见高从诲能独立了，固请退休，过起他的幸福晚年生活。隐居海岛之上，身披鹤氅，自称荆台隐士。闲时就看海看云，有事时，亦只骑牛入朝，日子过得相当自在。高从诲于是“悉以政事属孙光宪”。
司马光说（“臣光曰”113）：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有家者，若能做到如此，哪还会有亡国败家丧身之事呢。
就这短短几行字，却最见司马光理想中的君臣样子。孙光宪从高从诲的话里，听出他的侈心之萌芽，于是力谏，是防微杜渐也。高从诲因孙光宪之言，捐玩好而乐经史，思所以保境安民，是迁善也。而梁震翼赞高氏父子，能保其国，是功成也。有功而能身退，便是儒道修为的最高境界。
《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儒家用了来，作为做事的标准。司马光在他的评论里，多次褒扬这样的人格力量，比如张良的欲从赤松子游。即见司马光的赞赏，亦是其出自内心的晌慕。因为这样的人格修养，必然是谦让如吴太伯，连王位皆可让，那什么不可让呢？既然事事可让，朝堂焉有丛林之象？既然争斗不生，于己是功成身退，得了善终，于国家则是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了。
人臣有此修为，必然一是以国事为重，荣辱只要有益国家，个人的好吃好喝也就算了。因此才敢讲话，才敢当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之所以响誉士林，便是字里行间的天下苍生意识。就这一句话，很掬人心的。李斯要不贪恋权势，他会违心附逆么。他要不成全赵高，嬴秦或可一救。
而人主敢于接受意见，“闻过而喜”而不是闻马屁而喜，日日里的功夫不耗在声玩，自是欣荣向上，有一种朝气。帝舜给大禹的国家心法如是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明朝方孝孺说：“圣人之道，中而已矣，尧、舜、禹三圣人为万世法。”能听得进意见，便懂得修正心灵，不走极端。所以坏事，大多坏在极端上。汉武帝用力太过，疲了民，幸好晚年自省，勤力农桑，所以没出大乱子。《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能如是，开门自然见太平。
虽是理想了些，但也并不是不可实现的空想。从历史的经验看，但凡立国之初，君臣同舟共济，最能接近这个层面。守成之主，君臣若肯合力，亦能做到这个层次。
附：臣光曰113：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通鉴》卷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