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李广、程不识带兵之术（臣光曰24）后人多以悲剧看待李广，这缘于史迁的大手笔。他写《李广列传》，今日看来雄风犹在，他写卫霍就不值一钱了。史迁偏爱李广，亦缘于史迁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李广的孙子，说了一句公道话，被武帝下了蚕室。应该说史迁将情绪带到了《史记》里，所以扬李而抑卫霍。其实卫霍这舅甥两人，真是难得的军事天才，均以高妙的手法打得匈奴无还手之力。以故《通鉴》还二人以应有的地位。这且不说。《通鉴》卷十七写李广和程不识两人不同的带兵方法，很有意思。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任命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郡（山西省右玉县）。李广和程不识都以边郡太守的身份，出任部队指挥官，均颇负盛名。但他们带兵打战的方法却有极大的差异。
李广行军随意性很大，没有严格的队列和阵势，通常是逐水草而居。李广讨厌繁文缛节，幕府一切文书从简，好让士兵早点休息。晚上也不派兵站岗放哨，但也不是毫无防备，只是远远地布置了哨兵，所以也不曾受到攻击。而程不识军纪严整，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夜里打更，文书军吏处理公文簿册往往通宵达旦，军队因此得不到好好休息。于是士兵多乐从李广而以当程不识的兵为苦。
史迁很认可李广的这种“亲兵”作风，而司马光的评论——“臣光曰”第24篇，则将着眼点放在李广的军事才能上。带兵打战，军纪严明，令行禁止，这是为将必备的素质。《周易·师》：“师出以律，否臧凶。”意思是说，兵众出发要用法律、号令来约束，军纪不良必有凶险。司马光批李广带兵过于随意，以李广的才略，可以勉强做到这一点，但其他人不可以效法，因为很难做到。效法程不识，即使没有功劳，尤可立于不败之地。而效法李广，鲜有不覆亡的。
清初的王夫之则更进一层。王夫之把将领分为四种，带兵多的和带兵少数的，进攻型的和防守型的。“李广之简易，攻兵之将也。”就是说，李广作为突击队、先锋队、敢死队，率领小部队发动攻击，他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否则，如程不识，行阵有板有眼，自己还没发动进攻，就被敌人发现了行踪，也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突击效果。而象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将领，同时指挥几路大军，进行大规模作战，就不能仿效李广，而是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这方面，李广是望尘莫及的。实际上，李广几次陷入被动局面，虽然原因很多，但与他治军上的缺点却有很大的关系。
我非常同意王夫之的看法，应该说王船山的评论点出了李广所以沙场一生，而终不能封侯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依李广的能力，适合当特种兵，却不适合带兵打战。当年韩信说刘邦顶多带十万兵，而韩信说自己是多多益善。此便是良将的能力之所在。而李广几次带兵出战，不是迷途找不到预定的结集地点，就是全军覆没，比不得卫霍大兵团奇袭的战功赫赫。
李广自十五六岁从军，至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最后一战，前后征战凡半个世纪之久，可谓沙场老将。而李广一生，打过的唯一一场胜战，时在上郡太守任上。李广带领数百随从，擅自远离大本营，去追赶射伤中贵人（皇帝派来习战事的太监）的匈奴射雕手。虽然杀了三个匈奴人，生擒了一个，却险些被继后赶来的匈奴大兵团当肉包子。只是匈奴人生性多疑，李广的心理素质又过硬，与匈奴人僵持了一天一夜，才侥幸捡了一命回来。而此后，但凡与匈奴人接战，李广一败再败，汉武帝评他是“数奇”——运气实在糟，此老。我们举几个战例来看。
元光六年（前129），匈奴侵入上谷郡（河北怀来县），杀掠边民。骁骑将军李广与轻车将军公孙贺、骑将军公孙敖、车骑将军卫青，各领兵一万，四路出击。除公孙贺出云中郡没有遇到敌人、无功而返外，其他三路皆与敌人遭遇。
公孙敖出代郡（河北蔚县），即为匈奴人击溃，一万多部队损失七千多人，狠狈逃了回来。第一次带大部队作战的卫青，是四将中唯一没败反胜的将领。长途奔袭2000多里，越过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进抵鄂尔浑河沿岸的龙城，斩获匈奴七百多人，凯旋而归。卫青此后将骑兵发展成一支独立的作战兵种，并首开中国军事史上长距离奇袭敌人的先河。
而李广呢，最惨，一万多部队损失殆尽，连自己也当了俘虏，又是赖勇力抢了匈奴白马小将的马，才逃回来。最后出钱赎命，解职回家抱孩子去了。
二年后，李广出任右北平太守，在这期间，卫青发动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漠南战役，一举攻占战略要塞——河南地，从而彻底解除了匈奴人对长安的危胁。而李广此时在干什么呢，他在干唐诗人卢纶在《塞下曲》中所吟咏的事，“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林中”——他在深山射石头消磨时光。
元狩二年（前121），汉廷打了一场著名的河西战役（河西走廊），将匈奴打成严重的内伤。
战役的第一阶段，霍去病在没有策应的情况下，孤军深入二千多里，尽管损兵折将近7000多人，但杀死或捕获多名匈奴高级干部，斩首8000多级。战役的第二阶段，刘彻命张骞、李广率万余骑出右北平，进击左贤王部，以牵制其兵力，不使其向河西地区增援。担任主攻的霍去病也耍了一计，让公孙敖率部佯功，他带大军悄悄摸到敌人背后。可是这个公孙敖，一路攻击前进，走着走着，竟然走迷了路，未能如约与霍去病会合。在战略意图失算的情况下，霍去病却毅然发动攻击，将匈奴人打得溃不成军。匈奴30200人战死，单桓王、酋徐王以下2500人投降，俘获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63人，还有匈奴五王及王母、王子共59人，连单于的老婆（阏氏）也被生擒。而汉军仅损失3000多人。
而担任助功的李广与张骞，本来是假打，最后变成真打，且还打败，败得极惨。李广率部4000多人，作为先头部队打头阵，张骞率主力紧随其后。可是这个通西域的张大人，竟也迷了路。李广被匈奴人重兵包围，赖他过硬的单打独斗之本事，安全撤回来，可是4000多人，又没活几个下来。这回罪在张大人，李广无功也无过，算是平手。
李广参加的最后一战，时在公元前119年，汉匈决定性的漠北之战——指瀚海沙漠群的北部，也就是狭义的塞北之北，包括外蒙古跟贝加尔湖。此战虽取得预期战果，但汉廷也因为战马损失过多，从此不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此役，担任主攻的是霍去病，卫青做侧翼掩护。本来汉武帝不想让李广出征，奈不住他请求，拨卫青帐下使用，职位是前将军。在这件事情上，卫青是有私心的。将原本是前将军的李广调到右卫的位置上，而把前将军的位子让给了公孙敖，也是希望公孙敖能籍此立功再封侯——公元前129年那一战，公孙敖丢了侯位。李广力争不能，带着一肚子火气上路，结果又是迷路，没有按原计划到达指定的集结地点。但卫青就是卫青，在不利的情况下，依然打了胜战，并且一直打到现今内蒙古杭爱山南面的赵信城，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俘斩敌军1.9万余名。
而担任主攻的霍去病更是历害，率部一直打到狼居胥山（约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一说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斩杀匈奴北车旨王，俘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吏卒70443人，几乎全歼左贤王部。22岁的霍去病，还在狠居胥山举行了祭天仪式，在姑衍山举行了祭地仪式。才气逼人的李白，以“太白入月敌可摧”来辟喻霍去病的远距离作战行动，真是有根有据的奇思妙想。“封狼居胥”，后来成为建功立业的代名词。
李广又是迷路，依汉律不又得斩？不想被斩不又得出钱才能赎回老命。在战场上打拼了几十年，到头来又是一场空，于是愤而自杀。
我认为李广的最后结局，多少应归究于他个人的性情上：心胸原本就不够开阔。李广赋闲在家的二年，灞陵尉一次开罪于他。当李广起用为右北平太守时，也把灞陵尉捎去，至军杀之。而李广的过份自信与才能的不相匹配，也是造成他最终以悲剧性收场的重要原因。景帝时，典属国（掌管与少数民族往来的事务）公孙昆邪曾对景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李广是太过自负的缘故。
唐朝的王昌龄在《出塞》一诗中说：“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史家多认为是写李广。《史记》说“飞将军”是匈奴人畏惧李广而送给他的尊号。可我认为这应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李广压根没到过龙城，也不曾有“万里长征”式的作战行动。倒是果敢的卫青，在公元前129年，到过龙城，且单兵推进2000多里，很适合一个“飞”字。霍去病也称得上“飞”。王昌龄或在写卫霍吧。
附：臣光曰24：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通鉴》卷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