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贾捐之、诸葛丰诸人（臣光曰36、37）顺石显者生，逆石显者亡，这成了汉元帝一朝的大势。无关痛痒的贡禹活着，有关痛痒的萧望之死了，谁还敢跟他斗。于是满朝文武为依附石显，拉帮结派，互相拆台，搞得乌烟瘴气。石显也是非我不用，用必我人。稍正直之士，不依附石显，就别想在朝中立住脚。即使立住脚了，也不能长久，终究也要出局。
在这样的环境里，官场人物于是百态横生，比如贾捐之、杨兴与诸葛丰。
贾捐之和杨兴是好朋友。贾捐之这人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但提起他的曾祖父，那可是鼎鼎有名，贾谊其人是也。贾捐之不齿石显，数陈其所短，以故仕进不顺，汉元帝也很少召见他。而杨兴则以才干颇得进用。
贾捐之有学问，但朝廷不给他派差使，也是智多星吴用。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曲线救国。他找到郑兴说，京兆尹一职现在出缺，如果想办法让我见到皇上，一定能让你当上京兆尹。杨兴反过来吹捧贾捐之：君房（贾捐之字）文笔妙天下，若为尚书令，一定比五鹿充宗（时为尚书令，与石显一伙）强。贾捐之也不客气：京兆为郡国之首，尚书是百官之根本，如果我做尚书令，你当京兆尹，天下当大治。
贾捐之又指责起石显来。杨兴说，石显现在红得发紫，要想达到目的，一切得听我的安排。于是他们转而对石显大唱赞歌，大抬轿子，建议皇帝封石显为关内侯。然而石显之心智比元帝健全，不难识破贾、杨的馊主意。结果贾捐之杀头，杨兴剃了光头，发配去做苦力（城旦）。
司马光说（臣光曰37），君子以正当的路数与邪人斗，犹且不能奏效，何况以邪攻邪，能有好下场吗？
原贾捐之之心思，未尝想依附石显，不过是借此而掌握权力。要与石显斗，不说势均力敌，起码得有势力，于是才有“以邪攻邪”的下策。但杨兴就不同了，在审时度势之下，完全依附了石显，沦为马前卒。
永光元年（前43）夏天，发生了夏寒、日青无光等可怖的灾异奇事，石显及许、史等外戚都归罪于周堪、张猛用事。汉元帝拿不定主意，又想坦护周堪，就问杨兴。《通鉴》讲：杨兴“倾巧士”。一贯看人下菜、见风使舵，以为元帝不再信任周堪了，乘机进諂。“上于是疑之”。诸葛丰紧接着反水一击，周堪、张猛两人终于被贬。
诸葛亮的这个远祖诸葛丰，是一个先正直而后不正直的人。
琅琊诸葛丰，字少季，明经有学问，汉元帝提拔他为“司隶校尉”，专门监督权贵。诸葛丰开初不负所望，刺举不避权贵，有刚直特立的美名，由此得罪人不少。后来因在春秋两季系治罪犯，被大臣劾奏，降职为城门校尉。
诸葛丰为求自保，上书告发了光禄勋周堪和光禄大夫张猛。元帝很反感诸葛丰的做法，先是对周、张大唱赞歌，现在又反口一咬，“毁誉恣意，不顾前言”。遂将诸葛丰贬为庶人。同时也将周堪、张猛降级为县令。
司马光说（臣光曰36），诸葛丰反复无常，他之所以告发周、张，并不是真替朝廷着想（进善而去奸），却是想借机巴结石显以求仕进，算不得正直。而元帝作为领导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这才是致治的根本。如果诸葛丰所言属实，诸葛丰不当贬黜；如果诸葛丰有意陷害，那周、张又何罪之有？现在倒好，各打五十大板，还有是非吗？
元帝显然无是非。而是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气之于人世如阳光一样。无是非，便如植物的无光合作用。各打五十大板，显然是最弱智的和稀泥手段，想地只是苟安，得过且过。既然领导人都无是无非无对无错无善无恶了，那齐齐浑浑噩噩好了，谁还肯致力。
然而就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里，亦有人敢站出来，大声说话，高调申斥，只为了张扬正义。这真是奇了。比如薛广德，儒生，汉宣帝时为博士，参加过石渠阁会议。元帝时为御史大夫，以敢直谏有名于时。永光元年（前43），元帝行幸甘泉宫，并在那里举行祭天地的仪式。忙完正经的活后，元帝顺便留在这个著名的避暑胜地打猎消遣。薛广德上疏说，现在关东极困，人民流离，皇帝却有兴致打猎，这无疑是“日撞亡秦之钟”之举。元帝只得收拾行囊撤回来。同年冬，元帝出门祭祖，想乘船走水路。薛广德又堵在车驾前面，极力劝说陆路比水路安全。元帝不听。薛广德说：“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入庙矣。”
然细想之下，其实一点也不奇。中国古代饱读经书的士人，挟卷出仕之初，便抱定了这样的理念：为达到理想的政治境界，甚至可以豁出性命去。其间也有如杨兴、诸葛丰这样变节的人，但不乏薛广德这样“见危致命”的人。这便是“文官政治”的生命力所在。
注：古人认为，春夏两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连犯人都要卸去手扣脚镣，以应时气。如在此时提审犯人，便是逆天而行，诸葛丰因此获罪。
附：臣光曰36：诸葛丰之于堪、猛，前誉而后毁，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欲比周求进而已矣，斯亦郑朋、杨兴之流，乌在其为刚直哉。人君者，察美恶，辨是非，赏以劝善，罚以惩奸，所以为治也。使丰言得实，则丰不当黜；若其诬罔，则堪、猛何辜焉。今两责而俱弃之，则美恶、是非果安在哉。（《通鉴》卷28）臣光曰37：君子以正攻邪，犹惧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通鉴》卷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