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子思、孟子言义利（臣光曰4）
《通鉴》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史记·孟荀列传》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也就是说，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这且不去管他。
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孟子去见魏惠王，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的典故。南宋陈普据此写了一首诗，“道气凄凉七百年，招贤一举独非天。当场礼义难分别，回首空山重惘然。”孟子纵然聪智，对普遍信奉诈力的社会风气，也是无奈何。然孟子这句话（或者说儒家的义利辨）影响所及，应该说有些死读书的书生便把书读死，变得很腐儒，一点不通世务。进而口不言钱，称钱为“阿睹物”，仿佛一旦言钱，便沾污了他的冰雪情怀似的，这也是不可取的极端。
魏惠王一见风尘仆仆的孟子，当头直呼“老头（叟）”，很是不客气。接着说，“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言外之意，你若是带着亿万身家来我魏国投资，那么我们欢迎，且把你当婆婆供着。外商嘛，要招待有招待，要优惠有优惠。若你的强项只是一根烂舌头，那对不起了，只能把你当轮子——滚吧。
孟子并不因为魏惠王的无礼而扭头就走，而是以他的辨才，教训了魏惠王一下。他说：“大王何必张口闭口就要利益呢，有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王只顾为国库谋利，士大夫只顾为家族谋利，士民只顾为自己谋利，上下起劲地追名逐利，那么这个国家不就危险了吗？只有仁爱的人才不会抛弃亲人，忠义的人才不会背叛国君。”
魏惠王对这个无懈可击的事理，也只得点头称“善”。但他听进去了吗？商鞅一度在他的手下，很能捞“利”的一个人，可是最终跑到秦国去了。由此可知孟子的命运。
《通鉴》卷二同时记载了孟子和子思的对话。孟子请教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说：“先利之。”孟子当即表示反对：“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说：“讲仁义，就是为了让百姓得到利益。领导不仁，胡作非为，则百姓必然流离失所；领导不义，狐媚隐谋，则百姓也必然学样而尔虞我诈。这是大不利。所以《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才是利之大者。”
司马光“臣光曰”第3篇评论了这两则故事，虽只聊聊几十个字，可是他的义利观全在里面了。
司马光认为，子思和孟子的话，他们的思想内核是一致的，只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矣。孟子见魏惠王（魏国首都大梁，所以“臣光曰”又称梁王，《孟子》一书称为梁惠王），此子估计很不怎么滴。司马光说：“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算是没点名的批评他“不仁”。而他的儿子魏襄王，更不怎么滴，孟子给他的评价是“望之不似人君”。所以孟子对魏惠王只能言义，不能言利，否则被他抓了话头去，连你孟夫子都昌言利益了，他将更“利”得无忌禅。
而子思与孟子之间的对话，无疑是高端访问，都是聪明人，说话也就不必弯弯绕。从子思的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孟子在“谁行义”与“谁得利”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搞清楚。于是子思点拨了他一下。所谓“利”，就是说要让大伙得到实实在在的利好，这是所有国家政策的中心。而在上者行仁义，不乱来，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
由此可见，子思是典型的藏富于民的思想，司马光继承了这一思想。也就是说，“藏富于民”是儒家思想在经济上的最重要主张。管仲讲“衣食足知荣辱，仓廪足知礼仪”。他是主张富民的，孔子在《论语》多次表扬了管仲。可见子思的思想是由来有自。
纵观司马光的一生，他也在极力践行这个思想。他与王安石从好朋友变成对头人，起因就是对“利”的不同理解。司马光死命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最力的就是“青苗法”。
“青苗法”有点类似现在的银行信贷，或者更象小额贷款。政府给农民提供紧缺的生产资金，待收成的时候连本带利归还。王安石规定的利息是二层，这从当下的民间信贷来看，也算是蛮高的。可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往往达到四层的高利率。神宗要求“青苗法”按自愿的原则，不得摊派。但地方官为了政绩，为了完成任务，大多走摊派的路子。因此，高额的利息，往往弄得农户倾家荡产。
司马光非常反感王安石的敛财之举，把王安石以及条例司（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机构）诸人比作汉武帝时期的桑羊弘。司马光认为天下财货就那么多，王安石的“开源”方法无疑是在盘剥百姓。因此，他提出“节流”，政府缩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该省的就得省，从皇帝做起。但这个方案没有获得通过，于是司马光毅然离开朝廷，闲居洛阳，一心编写《通鉴》。
王安石“三不足畏”的精神，很见胆气，显见其变法到底的决心。但效果很糟，后人才将靖康之变的罪过溯源到他的头上。直到清末以至现在，王安石的路子才得到支持。但我本人不认可王石安的做法。单就“青苗法”来说，初衷很好，但结果更象高利贷商人的行为，所以不得人心。
司马光开初也支持变法，只是变法的路数不同罢了。熙宁三年（1070），他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得其职，委任而责成功，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此即司马光经济之理想，他要藏富于民，而王安石却是要将天下财力收归到政府手中。他们的最大分歧便在这里。
自然，司马光也不是腐儒，他也谈利，而且谈得很具体。司马温公晚年为相，经常过问官员的生活质量，工资拿来够不够开销（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怪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做官做到饭都吃不饱，他会为国效力嘛。“轻去就”这里应该理解为敢坚持原则而不惜丢官弃职。
而司马光本人对钱财却相当不看中。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驾崩，遗命赐群臣金珠，值百余万钱。司马光与同列上疏切谏，朝廷不许。司马光于是将所得的珠宝分为二份，一份捐给谏院，作为办公费用，一份送给亲戚，义不藏于家。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下葬，司马光奉命任山陵仪仗使，朝廷赐给他绢一百匹、钱二百贯，充当盘缠。过了二天，又赐给他箔金五十两，银三十两。司马光“三上章辞”，朝廷最终拿他没办法。
元丰元年（1086）九月初一日，68岁的司马光老病而死。其身后是床箦萧然，枕间唯有一卷书。好友吕公著因此写了一幅挽词：“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
注：见《乾·文言》，大意是说：有利，是事义的和谐。
见《周易·系辞下传》，大意是说：学者利於施用、安处其身，是为了增崇美德。
附：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通鉴》卷2）
